那些未在大学担任教职或不在高校工作的人或许很难理解学术界的从众行为。为何致力于公开辩论且工作受到有力保障的学术环境会变得如此自我设限并令人反感呢？为何那些教育界的重量级人物们害怕说出自己的想法，不敢反驳多数派的意见呢？
这样的案例一再出现，人们接二连三的因为违反左派的“觉悟”（woke）教条而受到惩罚，身边的同僚却没有人反对。（请参见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哈佛大学和俄克拉荷马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 Harvard, and University of Oklahoma”的例子。）（译者按，“觉悟”Woke一词源于1940年代，非裔美国人为种族而战使用的政治术语。到了2010末期被左翼激进分子利用于从事社会运动，最终演变成“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
教育界本是我们社会中致力于观点自由交流及保障言论免受政治压力的一个特区，却变成了美国最千人诺诺的地方。政治观点前所未有的单一、社会态度僵化。除了左派“觉悟”的革命者之外的每个人都很紧张，其中也包括我那些一生都投票给民主党、支持雇用和录取方面照顾某些族裔、推崇多样性、宽容、包容的同事们。
这一切的原因都和职业有关。成为教授的漫长且复杂的过程是其基础。
成为终身教授之路
这要从高中时代聪明学生竞争挤进名校说起。如果你未能进入知名的公立或私立大学，那你将没有机会获得进入知名研究所的资格。没有在名校取得博士学位，那你几乎没有机会到名校工作，尤其是在就业机会相对较少的科系，例如人文领域，每一个职缺都吸引着数百名申请者。如果你有幸获得了附带终身教职的职位，数年之后你将面临另外一个障碍：终身教职评审。那一天将决定你是否获得终身教职或者失去它。
你成功的关键是每一步都需要别人评价你。你进入研究所是因为招生委员会喜欢你的申请。你拿到博士的学位是因为你的论文委员会认同你的研究成果。你找到一份工作是因为面试你的招聘委员会对科系表示“赞成”。你能迈向终身教授职位是因为你的教学受到好评——是的，你的学生对你的评价也很重要——还因为你通过了专家评审才发表的期刊论文。如果你赢得了研究资助或者学会会员奖金，那是因为一个专家小组在仔细梳理所有申请之后看中了你。最终，你赢得了终身教职，那是因为投票给你的资深教授多于你的反对者。
换句话说，你的价值和未来掌握在他人的手中。的确，有一些教授的身价是他们给学校带来的经费数量来确定的，尤其是联邦研究资助对大学预算来说非常重要。但是大多数教授不是这样，他们的价值不取决于他们学生的收入，也不是因为他们替他们的学院招募到多少本科生。他们在学术界晋身，主要是通过给前辈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不是得罪他们。
一开始，他们就学会了精明、可靠。他们知道学者一般脸皮薄、记仇。因为教职评审投票和同行审议都是匿名的。任何人都可以在不用说明理由的情况下投你反对票。你真的愿意因为一个同事批评“黑命贵”被其他人闪避而冒险为他辩护并得罪他们吗？教职评审的票数可能非常接近，两到三张票就可能使结局逆转。
当有争议事件发生时，这些就是一个教授的精打细算。他们强烈意识到前辈的重要性，因为前辈们在他们的成功上扮演了关键角色。后果可能很严重，同僚的评价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种耳濡目染从青少年时代就开始了，并且将超越获得终身教职：他们的进一步研究还会受到审议，他们还希望能晋升为正教授。
谨慎与圆滑
经过多年的潜移默化，教授们已经培养出一种谨慎、圆滑的人格特质。他们学会了在发表意见前先思考别人会如何反应。他们远离有争议的话题和有争议的人。无法躲开时，他们谨慎地随波逐流，然后继续自己的工作。他们希望人们会严格的用智力成果去评判他们：教学是否井井有条？对学生是否认真负责？他们的研究是否有见地且严谨？但是他们担心个人评价也会参杂其中，他们不想冒风险冲撞他人。
这正是我们看到校园变得如此难以容忍不同意见的原因。人们不敢说出内心真正的想法。他们已完成的工作为他们获得了上级的好评并已经内化成这样一种普遍心态：“我需要你的认可。”他们多少带着一种自我约束的冷淡心态下在其专业领域过活。
要摆脱这种约束需要付出代价。高度认同主流意见的人们鄙视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惩罚异议者。比如，他们可能告诉学生避开他、不要邀请他参加聚会并反对他参与系里的各种委员会。他们可能无法损害他专业上的声誉，但可能在本校把他视为异类或顽固分子。在一个以同行评审为基础的行业，我们不能低估这种社交冷遇的力量。他的不同意见可能跟他的学术专业完全无关，但他的学术地位却可能因此受到影响。
解药
解药也很简单：需要更多的教授站出来反对这种不容忍。他们不必认同那些因异议受到惩罚的始作俑者，但必须站出来反对他或她受到的惩罚。当他们看到一个异议者仅仅因为他或她嘲笑“觉悟”左派的教条（这是目前最常见的“罪行”）而遭到投诉、联署或诽谤时，更多的教职人员应站出来反对。
这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困难，因为只需要几个人站出来反对，就可以改变整个局势。 一个人对垒一百个人和四个人对垒一百个人，情况有很大的不同。这三个人站起来大声说：“嘿，别这样攻击X教授，而是用你更出色的话语和理念来反驳他的”。这种影响力远远超越他们的人数。多数派无法再把那个异议者视为孤立的人物、不合群的人或不值得在学术上回应的人。
从众行为有两种运作方式。一是用恐吓的方式强迫所有人站队，二是孤立不顺从的人。多数派想把异议者打扮成离群并古怪的人，他言论的实质却被忽略并被扣上一顶大帽子（比如“他在课堂上发表性别歧视的言论”），并因此给他定性、必须驱逐他。异议者顿时成为众人焦点：他的人品不好，不适合这个团体。他们还故意造势，目的是让所有人看到这个过程并学到一个教训：“如果做跟他同样的事，说同样的话，你的下场会如此。”
但只要有几个人站出来，这种孤立策略就会失败。因为多数派知道，当这三个人要求以学术而非惩罚性的方式回应异议者时，他们不能对其实施同样的惩罚。因为这样做会引起更多原本沉默的人站出来反对，如此一来多数派就无法垄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了。我们也可以看到，多数派强推从众的作法是多么的脆弱。
这就是希望所在。胁迫的环境不会让人开心。没有人喜欢脑海里随时都有一个审查者提醒你“祸从口出”。当然，我们必须遵守学术规范和基本礼仪，但是当前从众的胁迫力度已经接近起诉思想犯罪了。教条的执行变得过于严苛，和人文精神背道而驰：人们已经受够了。因为上述原因，不满在学术界需要更长的时间才会反应到表面上来。但最终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大声地说“够了”！
目前还看不出来校园中的不容忍现象有减弱的迹象。那些针对所谓“异端”发起声讨的人仍然受到鼓励并信心满满。只有坚定反击才能使校园向更广泛的言论光谱重新开放。我们需要更多的教授站出来。更多的人这么做，其他人站起来会更轻松。
原文 Conformity in Academia, Explained 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作者简介：
马克·鲍尔莱因（Mark Bauerlein）是埃默里学院（Emory College）的英语教授。他的作品曾在《华尔街日报》、《标准周刊》、《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和《高等教育纪事》中发表。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