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1年7月建党之日起，颠覆中国合法政权——中华民国，就是中共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到1949年4月，占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成为中共的重中之重。在此过程中，被称为中共六大美女间谍之一的陈修良起了重要作用。
然而，从1949年4月24日中共占领南京之日起，陈修良就一直处于被中共打压的境地，到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后，陈修良的丈夫沙文汉被打倒，成为中共党内的最大“右派分子”，她本人则被戴上“极右派”的高帽，挨整22年。
中共南京地下党负责人
陈修良，浙江宁波人。1922年，考入宁波女子师范读书，后进入浙江省立女子中学，在学校中接触了一些中共的刊物，倾向革命；曾经担任过中共早期妇女运动领导人向警予的秘书；1927年加入中共后，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在上海等地从事地下活动。1937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她的丈夫沙文汉任江苏省委代理书记，她担任江苏省妇女委员会书记。
1945年抗战结束。中华民国政府从“陪都”重庆返回首都南京。在八年抗战中“一分抗日，二分应付，十分发展，十二分宣传”的中共，开始下山“摘桃子”，国共内战爆发。1946年4月，中共向南京地下党派去了一名美女书记陈修良，由她牵头负责整个南京城的“反政府”工作。陈修良成为中共有史以来第一位女市委书记。
陈修良上任后，在第一次市委会议上，根据中共制定的所谓白区工作“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进行了分工布置。她负责全面工作，并领导情报和策反系统。
陈修良先后在驻防南京的国民党陆海空和警察部队，保密局、国防部、美军顾问团、联勤总部、青年部等部门发展或安插了40多名中共地下党员，获得了国民党军队封锁长江时的通讯口令，南京军统特务的名单及其活动情况，军统布置潜伏在南京的秘密电台及其密码，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拟定的《京沪、沪杭沿线军事布置图》、《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况》和《江宁要塞弹药储运及数量表》等重要情报。
此外，她还从国民党军令部弄出了《1948年国民党后备军力量》、首都警察厅的《南京城防工事地图》以及有关警察部队的兵力和装备的重要情报，国民党军队从芜湖到安庆之间的江防部署图，浦口沿江地带国民党前线司令部的位置、干部名单、炮兵阵地、人员编制、武器装备等。
策反国民党高级军官
1948年9月，陈修良接到新任务，积极进行策反工作。她的第一个策反对象是国民党空军轰炸机八大队飞行员俞渤。俞渤于1948年12月16日在南京大校场军用机场驾驶一架B—24轰炸机投奔中共，在石家庄降落。
她的第二个策反对象是国民党最先进的巡洋舰“重庆号”。1949年2月 25日凌晨5时45分，在舰长邓兆祥指挥下，“重庆号”驶出长江口航道，向北驶向共军控制的山东烟台港。3月2日晚，蒋介石命令空军副司令王叔铭炸沉“重庆”舰。3月20日，重庆号沉没。
她策反的第三个对象是有着“御林军”之称的首都警卫师97师中将师长王宴清。在策反之前，王宴清还有些犹豫，他提出要和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见面。陈修良单独赴约，在谈了十几分钟后，王宴清认定此人就是中共南京地下党的最高领导人，被她的美妙言辞打动，下定了投奔中共的决心。
此外，她还策反了江宁要塞、南京大校场机场塔台、431电台等地方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投共、倒戈事件。
由于陈修良在南京城内做了大量接应准备工作，中共军队在南京城外围顺利占领一个又一个战略要地，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不得不下令南京守军全面向杭州等东南方向撤退。从1949年4月22日起，南京事实上成了一座没有国民党军队驻守的空城。
1949年4月24日中午，中共第35军先头部队渡过长江，几乎是兵不血刃占领南京。
南京地下党全部被整肃
就在中共军队即将打过长江之际，毛泽东对“地下党”制定了“新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南京城被拿下后，中共中央立即电令重新组建南京市委，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任市委书记，宋任穷为副书记，陈修良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长。不久，中共南下干部与中共南京地下党的干部，在思想观念、工作作风、知识能力、地位待遇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严重冲突，后者遭到严重打击。
1949年9月17日，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在南京国民大会堂召开南京市支部书记及排以上党员干部大会（也称4000人大会）。邓在会上作了《论忠诚与老实》的报告，吹响了全面整肃南京地下党的号角。
邓小平讲，“南京会师不好”，主要原因是原南京市委在淮海战役后，组织大发展，致使大量“反革命分子混进党内来”。报告还借用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的话说：南京党内存在着三种人：“一条心”的（与党一心一意）；“两条心”的（混进党内的破坏者，即反革命）；“半条心”的（包庇反革命的，组织上入党，思想上没有入党的），把责任指向原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
一位原中共地下党员，当了公安局邮政科科长。另一个南下干部不服气，千方百计找茬儿。有一次，两人吵架，科长一发火，把枪在桌子上一拍。于是，就有南下干部说，地下党员要“枪毙共产党员”。此事反映到南京市委，这位科长立即被当成反革命抓起来了。陈修良调查后认为，这是误会，不是反革命，应该批评教育。在4000人大会上，邓小平以此为例，说：“一个公安局的科长，要枪毙一位共产党员，还不是反革命吗？”结果，这位科长被整得生不如死，最后自杀身亡。
邓小平在报告中，还将中共根据地和军队的党说成是“大儿子”、中共地下党说成是“小儿子”，要求从南京开始，所有长江以南城市新成立的领导班子，都必须以前者为主，后者必须拥护和服从，否则就是对党“不忠诚”、“不老实”。
南京对地下党的整顿开始不久，陈修良到北京出席亚洲妇女代表大会，接着又作为中共党政代表团派赴苏学习“老大哥”的治国经验。半年后的1950年6月，当她回国时，看到南京整党运动报告，感到触目惊心，很多跟她一起出生入死的地下党员都受到整肃。在此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南京地下党近2000名党员，几乎全部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陈修良挨整22年
陈修良在南京呆不下去了，不得不请求调到上海，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1954年，陈修良的丈夫沙文汉出任浙江省长，陈修良也调往杭州，任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和代理部长。
1955年4月3日，毛泽东抓捕了中共地下党的一个重量级人物潘汉年。1955年5月20日，中共浙江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省委书记江华宣布：“毛主席指示要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特别要注意‘一切’两字。”还称：“上海有三千三百个特务参加了公安局工作，事实上占领了公安局，扬帆（上海市公安局长）已经被捕了，还有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是内奸，秘密投敌，也已经被捕。”“我们浙江也有第二个潘汉年，大家要提高警惕。”接着就动用公安手段，对过去长期从事中共地下党工作的沙文汉、陈修良夫妇进行监视等。
在1956年7月浙江省党代会上，陈修良代表宣传口在大会上发言，对省委的工作报告和下届候选人，包括省委书记的工作作风提出了批评。沙文汉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党政分开”、不搞“以党代政”和要求“党内民主”的发言。到了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后，陈修良成为浙江省第一批被点名批判的对象，沙文汉则成为中共党内级别最高的“右派”，浙江省打出了一个以沙文汉为首的“沙、杨、彭、孙反党集团”，沙文汉被撤销一切职务。同年12月，浙江省党代会做出决议，开除沙、杨、彭、孙四个“右派”的党籍。1964年1月，沙文汉含恨病逝。
1958年2月25日，陈修良被以“反党”、“反苏”双重罪名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连降六级，被下放到嘉兴农村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受到残酷折磨，批判斗争，打吊捆绑，游街示众，剃阴阴头，坐喷气式飞机，整得死去活来，差点死于非命。
陈修良鸣冤叫屈20年
从1979年正式平反到1998年去世的20年间，陈修良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为丈夫沙文汉的平反奔走呼吁，一是为南京地下党受整肃的人鸣冤叫屈。
结语
陈修良冤吗？很冤。1949年前，她为中共出生入死22年，为中共夺取政权立下汗马功劳。但是，1949年后，她却被当成反党的“坏人”，挨整22年，她的丈夫被整死，自己也差点被整死。
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共不择手段颠覆中国合法政权——中华民国，根本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历史的大倒退。
1949年之后中共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是反中华，反人民，反共和的。中共的老祖宗是西方的马克思，而不是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中共信奉的马克思的斗争哲学与中华传统文化完全背道而驰；中共是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最大的破坏者。中共根本不是中国人民代表，而是极少数权贵家族利益的代表。中共的专制、独裁、杀人、害人、祸国、殃民，超越了古今中外所有最邪恶的政权，与分权制衡的共和政体根本不是一回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七个字，就是一个大骗局。
那么，当初，陈修良作为中共不择手段颠覆中华民国的重要成员之一，到底是干好事还是干坏事？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