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婷的《无依之地》出来后，我看了介绍，觉得这位华裔姑娘不简单，追踪被抛弃的社会群体——Mobile House（移动房）一族的生存状态并拍成影片。这部片子得奖后，我为移动房一族高兴，希冀忙于拯救各国难民的美国NGO也能伸出手来，帮助一下本国的无望漂泊者；等到赵婷在中国经历了从“ 华人的骄傲”到“辱华者”的舆论之变，突然发现这位电影艺术从业者的遭遇，竟然不经意间折射了中美两大国各自的社会病，美国之病在于这2000万移动房族的贫困者成了“房间里的大象”；中国之病乃在于虚骄的国家自信。
美国房间里的大象：2000万贫困者
赵婷这部《无依之地》影片，是以杰西卡·布鲁德（Jessica Bruder）那本《移动房一族：21世纪美国的飘移者》（Nomadland: Surviving Americ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为脚本拍摄，讲述一个60多岁的白人女子在经济大萧条中失去了一切，她作为一个居住在货车里的现代“游牧民”，开始了无尽期的漂泊生活。
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在本世纪初，由于国内媒体一知半解的介绍，误将Mobile House当作美国人一种乘车游遍天涯的浪漫生活。2008年9月，《都市周报》一篇《新游牧生活：国外“大篷车”一族的写意人生》就是这样介绍的。但是我知道，杰西卡·布鲁斯在书中描绘的人在美国有不少，只要注意就会知道他们的存在。新泽西州一个森林公园旁边，就住有上百户这样的Nomadland。杰西卡·布鲁德（Jessica Bruder）写道，“像血细胞一样通过国家的血管移动”，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2008年经济衰退后成为难民，像琳达一样开着各种类型的房车穿越土地在找工作。
这个群体有多大？一位叫做卞中佩的作者曾写过一篇文章，用非常翔实的资料阐述了移动房的历史与现实成因，并列出具体数据：1970年，移动房居住者为200多万；1980年达400多万；到了2000年，数目将近900万。目前居住在移动式房屋的美国民众已高达2000多万人（另一说是1800万人），全美移动房园区的数目逾3.8万个。
漂流天涯出于无奈
以下这组数据来自于Mobile Homeland，可以说明居住者的经济状况：
移动房家庭平均年收入2·84万美元，居民的第一大群体是Z世代，约占23％；第二大群体是婴儿潮一代，约占22％。其中，15％居民因残疾或丧失工作能力无法就业，16%的居民是家庭主妇。其中，只有低于5％的移动房居民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符合中国人开辆房车去旅游的想像。
Z世代刚进入社会，经济不宽裕在世界都是普遍现象，22%的老年人成为移动房一族，以1800-2000万估算，大约在400万上下。据布鲁德女士书中引用资料，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中，许多美国人游牧民族失去了住房，有的连住房带工作都失去了。 2010年，美国收回了105.05万套房产。布鲁德提醒我们，社会保障福利是微不足道的，特别是对女性而言。她还告诉我们，在撰写本文时，只有十几个美国县和一个大都市区，一个以最低工资全职工作的人可以以公平的市场租金买得起一居室公寓。
赵婷将这部小说改编为电影，通过视像形式冲击着美国早就严重左倾的电影市场，让这个被因不同原因而忽视的庞大社会群体出现在公众视野，她得这个金球奖名至实归。这个群体被忽视的原因在美国现在过于敏感，留待以后有机会再讨论。
海外华人对母国的复杂牵缠
赵婷本人在中国先热后冷的遭遇，则与中国人基于内心自卑而扭曲的国家自信有关，也与海外华人不想脱离母体的文化脐带这种生存状态有关。
扭曲的国家自信决定了中国的粉红们内心极度脆弱，情绪表达非常夸张。海外华人只要获得一点成就，国内无论是官方宣传还是粉红军团都会与有荣焉。不管那位华人是否有过在中国成长的经历，是否会说中文，对中国的认同感有多大，一厢情愿地将其当作心向祖国的“统战对象”。但一旦发现这位“统战对象”曾批评过中国的某种社会现象或中国政府，比如像赵婷，被中国网络侦探挖出了2013年美国一家电影杂志对她的采访。在采访中，赵婷曾批评中国是一个“到处都是谎言的地方”，还曾说过“归根到底，美国现在是我的国家。”赵婷不可避免地从“华人的骄傲”成为“辱华者”与“阴阳人”。受到这类待遇的不是她一个人，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网上搜索。
海外华人不想、也不能脱离文化母体生活，有澳大利亚独立智库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的一项调查为证。洛伊研究所3月初公布了一项对华裔澳洲人的调查：Chinese In Australia 显示，这项调查在中澳关系严重恶化的2020年之后展开，展示了华人移民在移居国地位的脆弱性，以及他们与母国之间牵缠纠结的心态。
许多澳洲华人告诉洛伊研究所，2020年之前，他们觉得澳洲社会越来越欢迎他们。但2020年之后，近半数受访华人担心中共对澳洲政治的影响。有近20%的澳洲华人说，他们在过去一年中受到过人身威胁或攻击，大多数人将这归咎于疫情流行造成的紧张局势或堪培拉和北京之间的敌意；约1/3的人说，他们曾遭受过言语虐待或歧视性待遇。
该调查的发起者之一卡萨姆（Natasha Kassam）说，调查显示了普通华裔澳洲人是如何遭受日益紧张的政治局势和憎恨的打击的。她说：“过去一年，澳洲围绕中国展开的广泛辩论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外国干预和经济胁迫方面，这确实似乎是让澳洲华人在其中受到冲击。”
调查还证实，澳洲华人主要从微信和中国媒体获取新闻：约84%的受访者在微信上看中文新闻；74%的人阅读中国大陆新闻，包括新华社等官方媒体的报道；只有约1/3的人认为，澳大利亚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是公正和平衡的。
最有意思的是这一组数据：受访者当中，有64%不在意民主，43%比以前更爱中国的政府体制（China's system of government）。这组数据显示了两个问题：在对中共政治体制和民主的态度上，不仅在华人与澳洲社会之间存在着巨大认知裂沟，在华人社区内部也如此。
海外华人因为不喜欢中国或者想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来到国外，然后在移民生活的烦劳与远距离看中国产生的美感夹击中，多处于澳大利亚华人这种状态。
最后对“赵婷问题”做个总结：赵婷这部《无依之地》本来只是想触及美国移动式房屋居民——在美国大地上流浪的“本土外乡人”的生存困境，却因获奖而触发了中国人对海外华人与母国那极其复杂的情意结，实非她本愿，但却是海外华人将长久经历的一种精神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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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自由亚洲/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