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视角（中）：德州冰冻与全球变暖

几天前，我和先生聊起德州的冰冻天气和由此造成的大停电。听到我们的对话，女儿立马急了，说：“那你们不相信全球变暖了？”

“那可不一定。你要想说服我，就回答我的问题。”我丈夫说。“首先，我们真的存在全球变暖吗？你看看德州多冷，积雪多厚。”

“科学家说这些都是全球变暖造成的！我可以找给你们看。”女儿说。

“好的。第二，如果全球确实变暖，那是二氧化碳还是人类活动造成的？第三，如果美国和欧洲停止排放二氧化碳，而中共却可以为所欲为，这管用吗？你知道，中国的排放量比美国和欧洲加起来还要多。”

“噢，那我可以写写全球变暖这个有趣话题了。”我插话道。

“不！你什么都可以写，就是不要写全球变暖！”我女儿嚷道。

“为什么？”

“因为这很愚蠢！”

“为什么愚蠢？那我就去研究一下。”

“科学家……联合国……NASA都承认全球变暖！如果你怀疑，就相当于说地球是平的！”

“好吧，我没说地球是平的，我会对全球变暖做一些研究。”我说。

“但你写的是关于社会主义的东西，那是政治。而全球变暖是科学！”

“好吧，如果这是一门科学，就该允许人们根据证据和数据进行辩论，对吧？你为什么这么沮丧？我只是好奇，想解答爸爸刚才提的问题。我想如果我写鲸鱼和海龟，查查它们哪个游得快，你也不会沮丧吧。”

这时，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研究一下，看看女儿为什么对这个话题这么紧张。

既然女儿提到了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我就先研究了一下NASA。他们公布了一段视频，显示1880至2020年间全球地表温度各种变化。看起来全球地表温度一直在上升，尤其是2005年以来。而北极的温度上升最显着。

2021年2月中旬强烈暴风雪侵袭美国，一向温暖的德州，都变成一片银白世界。图为2021年2月18日，德州基林，一辆货车困在布满积雪的高速公路上。 (Joe Raedle/Getty Images)

2021年2月中旬强烈暴风雪侵袭美国，一向温暖的德州，都变成一片银白世界。图为2021年2月15日，德州奥斯汀，道路上被积雪覆盖。 (Montinique Monroe/Getty Images) 但为什么处于阳光地带的德州会变得如此寒冷呢？据《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的报道，北冰洋变暖与北极海冰变薄，导致北半球低纬度大洲变冷。那是因为暖气削弱了挟持极地冷空气的循环“喷射气流”，因此寒流空气逃至低纬度地区。

虽然在媒体看来这是标准答案，但科学界仍然认为这只是一种假说，一直受到着名气候科学家的质疑。

约翰‧华莱士（John Wallace）、艾萨克‧赫尔德（Isaac Held）、戴维‧汤普森（David Thompson）、凯文‧特伦伯思（Kevin Trenberth）和约翰‧沃尔什（John Walsh）等科学家在2014年《科学》杂志上联名发表公开信：“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但同类观测分析和气候模型模拟尚未证实该假设，我们认为支撑该论断的理论论据并不令人信服。……

“巧合本身并不构成有力的因果论证。20世纪60年代初、70年代末（1977年尤其令人关注）和1983年的寒流爆发比今年冬天更严重地席卷了美国，而当时北冰洋的海冰比今天更厚、更广。”

拉塞尔‧布莱克波特（Russell Blackport）与詹姆斯‧A‧斯克林（James A. Screen）在2020年《自然》杂志上也联名发表公开信：“在过去大约6年时间里，大量模拟研究表明，北极变暖对中纬度地区影响很弱。模拟反应的幅度始终比观测结果可能暗示的要更弱，个中原因尚不确定，存在争议。”

显然，科学家们仍未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解释全球变暖大背景下，德克萨斯州的冬季极寒现象。这使气候灾难论者感觉很不爽。

全球变暖一直被认为是飓风、干旱、洪水、山火、热浪、疟疾和海平面上升等各种灾害的罪魁祸首。因此，冬天极端寒流也一定是全球变暖造成的，对吧？

正如总统乔‧拜登的国土安全顾问丽兹‧舍伍德-兰达尔（Liz Sherwood-Randall）2月18日对记者所言：“我们本周经历的极端天气事件……确实再次向我们证明，气候变化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就发生在当下，而我们仍未做好充分的准备。”

“飓风一直被描述为全球变暖危害影响的宣传范本。”美国气象学家克里斯托弗‧朗诗说。

在阅读《大纪元时报》的《共产主义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时，我找到了通往气候变化知识海洋的大门。

克里斯托弗‧朗诗（Christopher Landsea）是美国气象学家和飓风专家。他在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官方网站的个人网页上，刊登了一篇关于飓风与全球变暖关系的文章。

文章中，朗诗表示相信全球变暖已经发生，人类活动导致了气候变暖。然而，他的研究显示，“目前全球变暖对飓风的总体影响可以忽略不计，甚至在一个世纪以后影响可能仍然相当微小。”

全球变暖会同时提高海洋和空气温度。朗诗认为，更高的海洋温度有助于形成热带风暴或飓风，而更高的高空气温则会阻碍风暴的形成。其它因素——如空气湿度、雷暴和风等——可能比海洋温度效用更大。

朗诗预测，假如到2100年全球气温大幅上升2至3摄氏度（即4至6华氏度），飓风数量可能会减少25%，强度可能会略微增加（约3%），风暴潮可能会增加3%，每次飓风的降雨量可能会增加10%。

等一下！近年来，我们遭受的飓风不是越来越多，损失也越来越大吗? 有研究显示，飓风和热带风暴的数量从19世纪70年代的每年6至8次，增加至21世纪头10年的每年14至16次，而100年间海面温度增加了0.78摄氏度（即1.5华氏度）以上。

朗诗断言，飓风数量增加可以归功于探测和监测风暴的更先进技术。热带风暴和飓风形成于海洋之上，因而大部分或全部能量会在海洋上面消散。现在，研究人员使用飞机、卫星、雷达、浮标和自动气象站等用以飓风监测。由于几十年前许多这些技术尚未问世，因而不可能获得关于飓风实际数量的准确历史数据。

评估趋势的另一种方法是检查那些袭击过陆地的风暴和飓风。按照这个标准，1933年登陆的飓风比2005年多，数量长期上升趋势明显消失。

至于飓风造成损失程度加大，朗诗解释说，这是由于我们人均拥有财富更多、美国海岸线上人口猛增造成的。

从缅因州到德克萨斯州，沿海人口从1900年的1000万增加至2000年的近5000万。如果考虑到这些因素，或者，我们根据当今社会计算历史上飓风的损失，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的威力还不如1926年迈阿密大飓风，而1996至2005年间的飓风损失相当于1926至1935年间的损失。

“目前还没有任何地方发表过同行评议研究来反驳这一点。然而，这种归一化的损失记录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迹象，显示飓风气候变化可能与全球变暖无关。” 朗诗写道。

“已故的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在1974年着名的‘货物崇拜’演讲中，告诫科学家要客观讨论所有相关证据，甚至是那些不支持观点的证据。这就是科学和游说的区别。”

——纽约大学城市科学与进步中心主任、理论物理学家史蒂文‧E‧库宁

史蒂文‧E‧库宁（Steven E. Koonin）也是美国能源部前科学副部长。2017年11月他为《华尔街日报》撰文感叹，许多气候科学家为了支持本方观点，展示的数据脱离了完整的历史背景。然而，这种做法违反了“基本的科学规范”。

库宁认为，美国政府将于11月发布的《气候科学特别报告》中，关于海平面上升的描述值得商榷。

“该报告悲观地指出，虽然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全球海平面平均每年上升0.05英寸，但自1993年以来，海平面上升速度为大约两倍。但它没有提到，20世纪期间，这个速度曾多次以可比幅度波动。报告引用的相同研究论文显示，最近的速率与20世纪早期的峰值速率在统计学上没有显着差异，而当时人类对气候的影响要小得多。”库宁说。

这并不是报告中误导性遗漏的唯一例子。

“报告的执行摘要宣称，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热浪变得更加普遍，虽然承认20世纪30年代的尘暴是极端高温的高峰值。然而，深藏在报告中的一个数字却显示，今天的热浪并不比1900年更频繁。”他写道。

这份政府报告是由一个约30名科学家组成的团队撰写的。库宁揭露的此类假象也出现在美国政府和联合国的其它官方气候报告中。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一直宣称疟疾和其它虫媒疾病随着气候变暖而越来越广泛传播。然而，根据2011年《福布斯》的一篇文章，“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说，过去十年里，即使地球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十年’，全球疟疾死亡人数却下降了近40%。”

2011年《自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介绍了一项科学研究，发现“气温升高似乎可以降低致疟寄生虫的传染性，从而减缓其传播速度”。

至于干旱与全球变暖的关系，特拉华大学气候研究中心前主任戴维‧莱格茨（David Legates）2014年向参议院委员会作证时表示，“美国的干旱在寒冷时期更频繁、更强烈。”

普林斯顿大学前研究副校长、研究物理学家威廉‧哈伯（William Happer）向参议院小组委员会作证说，“尽管受到宣传鼓动误导，但二氧化碳不是‘碳污染’”，而是带来“农业增产”。他还指出，“各种主流气候模型预测出的变暖程度远远超过实际观测情况。”

目前气候研究人员几乎完全依靠计算机模型来进行研究，因为复杂的气候问题使其无法在实验室的受控条件下进行实验和验证。然而，气候模型远非完美。美国宇航局获奖的大气科学家乔安妮‧辛普森（Joanne Simpson）认为：“我们都知道，有关空气—表面系统的模型存在脆弱性。”

已故的普林斯顿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指出，虽然云层是影响气候的一个非常重要因素，但气候模型无法真实地模拟云层，因为它们“规模太小、种类太多样了”。他还说：“你可以从（这些模型）中学到很多东西，但你无法知晓10年后会发生什么。”

整个历史上地球经历了升温和降温的多个周期变化。据小端拓郎（Takuro Kobashi）和其他日本研究人员称，11270年前，北半球气温在几年内上升了约4摄氏度（即7华氏度）。大约8000年前，格陵兰岛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降温约3摄氏度（即5华氏度），随后又出现了持续约70年的升温。

中国科学家竺可桢指出，3000年前中国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约2摄氏度（即4华氏度）。当时大象在与阿肯色州小石城同一纬度的平原上游荡。一千年前，欧洲经历了300年的中世纪暖期，之后更是长达400年的寒冷期，史称“小冰期”，导致了大范围的粮食短缺和饥荒。

目前的气候变暖究竟主要是人类所为，还是属于自然气候波动，这仍然是是科学界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部分科学家认为，银河系宇宙射线通量或太阳活动在气候变化中发挥的作用比人为的二氧化碳排放更大。

此外，2001年11月《气候研究》杂志发表一篇题为“人类活动二氧化碳排放的气候效应模型：未知和未定”的研究论文指出，科学家发现温室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甲烷和一氧化二氮）的升温效应可以通过地层云等因素得到缓解。

“全球上空的地层云面积增加4%，就有可能抵消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翻倍所带来的估计升温。”作者写道。

2013年，德国气候科学家汉斯‧冯‧施多希（Hans von Storch）报告了一个现有气候模型无法解释的现象。

“最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实际上比我们担心的还要陡然上升。因此，根据大多数气候模型，在过去10年里，我们应该看到温度上升了约0.25摄氏度（即0.45华氏度）。但这并没有发生。事实上，过去15年的增幅仅为0.06摄氏度（即0.11华氏度）。”他写道。

198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成立，标志着全球变暖问题进入了政治领域。

每五年IPCC为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政策制定者发布一份权威报告。该公约旨在“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一个能防止人类对气候系统进行危险干扰的水平”。显然，这里的假设是，人类是制造“干扰气候系统”的罪魁祸首。

2017年3月，佐治亚理工学院气候科学家朱迪斯‧库里（Judith Curry）在向美国众议院作证时指出，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授权下，“气候界通过多次声称达成共识，过早地将人类造成气候变化的科学假说提升为统治理论。”

美国国家科学院第17任院长弗雷德里克‧塞茨（Frederick Seitz）1996年在《华尔街日报》上发文，批评新近发布的IPCC评估报告。他发现，最终报告并未包括任何表示气候变化中人类作用尚未确定的声明，尽管这些声明已出现在经参与该报告各科学家批准的最终同行评议版本里。

一份《福布斯报告》显示，除了塞茨提到的遗漏之外，该报告还“使用了选择性数据与篡改过的图表”。报告还提到，“有数万名科学家就IPCC不科学的做法提出了正式抗议。一些批评者包括前支持者。”

有了这样的做法，就有了“共识”：气候变化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极端天气事件将出现； 大量新增的损害将来临。

史蒂芬‧施耐德（Stephen Schneider）是“共识”观的倡导者，也是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的领衔作者。乔纳森‧谢尔（Jonathan Schell）在1989年《发现》杂志的一篇文章引用了他的话，谈到了传播“共识”观的策略。

“与大多数人一样，我们希望看到世界变得更美好，因此，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努力降低潜在灾难性气候变化的风险。为达此目标，我们需要得到广泛的支持，抓住公众的想像力。当然，这意味着获得大量的媒体报道。因此，我们必须营造出惊悚的情景，做出简化的戏剧性声明，且对可能存在的任何疑虑只字不提。”施耐德说。

当科学成为政治的奴仆时，那些坚守自己立场反对“共识”的科学家们尝到了令人心寒的取消文化。《共产主义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列举了不少例子。

2007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局长、物理学家迈克尔‧格里芬（Michael Griffin）在接受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采访时表示，气温升高对人类不一定是坏事。他随即遭到媒体和一些气候科学家的抨击，被迫在次周就该争议向NASA员工道歉。

2014年，时任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主任、瑞典气象学家伦纳特‧本特森（Lennart Bengtsson），因加入全球变暖政策基金会董事会而受到严厉批评，该基金会是一个促进全球变暖科学开放的智库。由于巨大的压力，他被迫在两周内从基金会辞职。

已故英国着名植物学家戴维‧贝拉米（David Bellamy）公开表示，他不相信“共识”观。结果在2004年，他失去了英国植物生命国际和皇家野生动物信托协会等组织的领导职务。英国广播公司也终止与他合作制作自然节目。他甚至在伦敦街头被活动家吐口水。

同样，荷兰气象学家亨德里克‧特奈克斯（Hendrik Tennekes）因发表了一篇批评气候模型准确性的文章，于1995年丧失了荷兰皇家气象研究所研究主任的职位。

类似例子不胜枚举。许多研究人员亦由于反对“共识”的立场而失去了资助。

在2015年的一次参议院听证会上，朱迪斯‧库里作证说：“气候科学家在气候辩论中发表关于不确定性或怀疑程度的言论，会被归类为否认者或‘贩卖怀疑的商人’，其动机被认为是出于意识形态，或者是接受化石燃料行业的资助。”

库里本人由于对“共识”观表达了担忧，被贴上了“气候异端分子”的标签。

现在，我开始理解女儿的恐惧了。气候变化“否认者”的标签，让人们想到了大屠杀否认者。

“你怎么敢不关心人类未来？你怎么敢不担心火势肆虐的焦土和恐怖的飓风？”此外，在社交或职场上被“取消”的风险也令人恐惧。

然而，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如此明显的政治与科学联盟究竟有什么内幕？

在2010年接受采访时，IPCC官员奥特马尔‧埃登霍费尔（Ottmar Edenhofer）发出了一些惊人的忏悔言论：“基本上，将气候政策与全球化关键主题分开讨论是个大错误。……必须明确表明，我们通过气候政策，事实上重新分配了世界财富。……人们必须走出幻觉，不再认为国际气候政策就是环境政策了。这几乎与环境政策无关了，与森林采伐或臭氧洞等问题无关了。”

听起来很熟悉？全球化，财富再分配，绿色新政，大重置。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气候变化。

这是一种新型社会主义。其实，这并不新鲜。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并不是什么新概念。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提出生态学概念的英国科学家阿瑟‧坦斯利(Arthur Tansley)和达尔文主义动物学家雷‧兰克斯特（Ray Lankester）都是费边社会主义者（Fabian socialists）。兰克斯特甚至与卡尔‧马克思是好友。马克思把资本家标榜为工人之敌，而坦斯利和兰克斯特则把资本主义立为自然之敌。

环保主义是共产党人继续对抗自由世界的便利店。

巴黎气候协定是气候变化宣传的结果。根据协定，到2025年，发达国家必须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承诺支付1000亿美元，以帮助他们“减少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这是一个高明的财富再分配策略。

此外，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12%的美国，应该在2025年前减排26%~28%，而排放量占比最高（23%）的中国，只需要“最迟于2030年实现碳排放达到峰值”。换言之，2030年之前，中共可以为所欲为，不设排放上限。

此项规定无疑将削弱自由世界的经济，而助长中共的势力。

碳中和（平衡二氧化碳的排放与清除）、碳信用（可交易的排放许可）、碳市场等概念正浮出水面，来势汹汹。发达国家的碳信用额度用完了，可以再向发展中国家购买。这些碳信用额度可以成为一种新型货币——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财富再分配!

2019年11月，彭博社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和副标题均令人不寒而栗：“气候改变了。科学家称，地球需要减少人口以应对气候危机。超过1.1万名专家签署紧急宣言，警告能源、食物和繁殖必须迅速作出改变。”

显然，气候变化理论驱动的社会运动正在改变世界。该理论建立在美化的假说和计算机模型之上，正在成为一种暴政，一种掠夺民众自由的方式。我要与女儿分享我的研究成果，也希望帮助读者诸君，深入认识这个理论。

本文是母亲视角的中部（上部在此）。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