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外，毛泽东与蒋介石争天下，曾杀人无数。不仅如此，在党内的权力斗争中，他对自己的“同志”也同样毫无留情，许多与他争权或敢于挑战他的人都成了他的“刀下鬼”。其中最着名的例子之一就是“消灭AB团”和“富田事变”。
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尽管毛已开始在中共党内斩露头角，但此时在江西进行军事割据的他仍必须接受来自上海的中共中央的领导，即使在他控制下的江西苏区，他的个人权威也还未彻底巩固。
当时的江西苏区和红军内部，有着大量的江西本土干部，他们与以毛为代表的身居上层领导的外省人存在一定矛盾。1929年下半年开始，毛与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分歧因各种原因趋于尖锐化，毛在江西苏区刚刚建立的权威因此遭到了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的挑战。专横的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违抗自己权威与意志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于是，为了维护自己在根据地已经取得的权力，为了做江西苏区的列宁，他巧借“消灭AB团”的名义，发动了一轮对党内政敌的血腥清洗。
历史上确有过一个叫“AB团”的反共组织。那是1926年11月8日，蒋介石率中路北伐军攻克江西省会南昌后，发现江西的国民党省党部、市党部，完全被共产党藉国共合作的名义控制住，当即指示国民党中央驻南昌的特派员段锡朋组织起一个反共组织，以图从共产党手中夺回省、市党部的控制权，这个组织就叫“AB团”。但早在1927年4月2日以后，这个“AB团”就自行解散，根本不存在了。
为了制造整肃政敌的理由，以毛为首的总前委把赣西南中共党组织的不同意见称为“极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并把不同意见说成是‘取消路线’，是‘取消派与AB团结果上一致的反革命”。1930年5月，赣西南地区展开了“红色五月运动”，破获了所谓的“AB团组织”。不久，运动很快扩展到江西省行委。
1930年10月14日，毛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到要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并在随后召开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联席会议上强调要改造党的组织，要严厉的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在这种气氛下，江西苏区实行了“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到处都在大抓特抓“AB团”。到1930年底，“富田事变”发生之前，仅红一方面军中便已经清查出了4,400多名“AB团”分子，占军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其中绝大多数人在审讯结束后即被处决，很多人都是“苦打成招”。
1930年12月，原江西红军独立第2、4团和东固根据地的创建人李文林被定为“AB团”首要人物，遭到逮捕。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任命李韶九和古柏为特派员，带领一连人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帮助江西省行委和当地的红20军进行肃反。二人大兴冤狱，在江西省行委和红20军中“清查”出了许多“AB团分子”，并处决了几十个“AB团总团长”。李韶九和古柏的行为引起了众怒，红20军官兵跟着147团政委刘敌包围了军部，并扣留了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被关押的一百多人，此后又活捉了李韶九，古柏和省苏维埃主席曾山则趁夜色跑掉了。随后，红20军又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正是因为这句口号，事变的参与者们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仍不得翻身。这就是“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后，毛主持召开了总前委的紧急会议，会议决议仍把“富田事变”的领导人称为“AB团”。1931年初，项英到了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局代理书记，党内地位在毛之上。项英对清查“AB团”的运动采取了降温的态度，主张慎重办案。但是，不久，王明掌握了中央大权，开始清算李立三，李立三委派的中央局书记项英也在打击之列。因此，在“富田事变”问题上，王明站在了毛一边，将“富田事变”当做反革命事件。随后，中共中央把处理精神传达到了每个根据地，终于促成了各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和大屠杀。此时，重掌中央苏区大权的毛，再次委派李韶九到赣西南领导肃反工作，并负责对“富田事变”参与者的处理。整个红一方面军中的清查“AB团”运动也出现了新的高潮，一场大规模的屠杀开始了。红20军的指战员们他们被分批拖出去，用大刀、梭标、木棒处决（为了节省子弹，这是红军中通行的行刑办法）。
根据统计，这场肃反运动在短短二三年间处决了7万多被定为“AB团”的红军、2万多所谓“改组派”、6200多所谓“社会民主党”。毛的秘书李锐曾在“王实味冤案始末”序言中说，从‘富田事变”打击“AB团”开始，有10万共产党人死于自己人手上，而红军1934年开始长征时也不过只有30万人。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