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取政权后，中共依然坚持马列的阶级斗争理论，不断发动政治运动整人，不但剥夺了人的权利，践踏了人的价值，而且直接导致了数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给大陆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文革”结束后不久，人们痛定思痛，开始对十年浩劫和中共建国以来的历史进行全面反思：中国的毛病出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这种惨剧会在“社会主义国家”一再发生？怎样才能防止这种灾难重演？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是否要用实践来检验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认识？这种反思导致人们对中共以往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理论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和否定，人、人的价值、人的权利——成为越来越多人关注与探讨的对象，西方人道主义、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随之日渐扩展深入，形成了八十年代中国特有的精神氛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思想敏锐的思想家、理论家相继发表了一批探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
1979年第1期的《外国哲学史集刊》发表《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写的《关于‘异化’的概念》。1980 年 6 月，王若水应邀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讲演。听众中有人提问题，问到异化是什么意思，王作了较详细的回答，又联系到现实的例子作说明，说社会主义也有异化现象。王指出社会主义的异化的三种形式：意识形态的，如个人迷信；政治的，如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经济的，如盲目建设、片面追求高速度和发展重工业，还有环境污染等等。王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危险并不是什么“修正主义”，而是党的异化。他说，“二十多年来我们一直认为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 … 但是我们的的确确应该考虑一下：主要危险究竟来自何方？可能我们的主要危险还是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老爷。 … 本来是受压迫的党，变成了执政的党，党的地位起了变化，就可能有脱离群众、脱离人民的危险，可能异化。本来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工具，人民的公仆，但后来脱离人民，变成贵族老爷，不是工人阶级啦！ 成了于工人阶级对立的异己势力。”王把母亲和儿子的比喻用于人民和党的关系，他说：“是人民给了领导以权力 … 但这个权力一旦给出去以后，就有这种危险：可能有一部分人把这个权力不为人民服务，而为自己服务，结果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老爷，转过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好比母亲辛辛苦苦生了个儿子，指望他长大后养老，结果成了逆子。”这篇谈话后来登在《新闻战线》 1980 年第 8 期上。
1980 年 8 月 15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哲学家汝信的文章《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文章认为，“人道主义就是主张要把人当作人来看待 , 人本身就是人的最高目的 , 人的价值也就在于他自身。”
1983 年 1 月 17 日，《文汇报》“争鸣”版上发表了王若水的《为人道主义辩护》。
从 1980 到 1982 年的三年间，有关“人”的问题的讨论发表了 400 多篇，包括探讨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异化、人性等等。一股人道主义热掀起来了。
当人道主义的讨论已经快要冷却下来的时候， 1983 年 1 月17 日，《文汇报》发表了王若水的《为人道主义辩护》，给这个问题重新升温。文章的小标题是“人道主义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吗 ? ”“从费尔巴哈到马克思”、“从青年马克思到老年马克思”、“社会主义需要人道主义”。作者认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对中国的现实意义包括：“它意味着坚决抛弃十年内乱期间的‘全面专政’和残酷斗争；抛弃把一个人神化而把人民贬低的个人崇拜；坚持在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在当时探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一系列文章中，最着名的还是中宣部顾问周扬在1983 年 3 月 7 日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发表的讲话。这篇讲话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在大会上宣读时，台下鸦雀无声，大家聚精会神地倾听。结束时，听众报以一片热烈的掌声。这是这次会上最受欢迎的报告。
1983 年10月，中共召开了十二届二中全会。邓小平在闭会前的讲话中提出两个问题，一是整党，二是“清污”。 在谈到“清污”时，邓说：“理论界文艺界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现象。”“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
邓认为，“人道主义和异化论是目前思想界比较突出的问题”，“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和道德问题，当然是可以和需要研究讨论的。但是人道主义有各式各样，我们应当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 （在革命年代我们叫革命人道主义） ，批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资产阶级常常标榜他们如何讲人道主义，以攻击社会主义是反人道主义。我没有想到，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也抽象地宣传起人道主义、人的价值等来了”。
邓小平还批评说：“（ 有些同志）说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都存在异化，认为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社会主体自身的活动，不断产生异己的力量。他们还用克服这种所谓异化的观点来解释改革 …… 这实际上只会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没有希望。”
全会闭会不久，《红旗》杂志就在第 20 期发表评论，称“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坚决地把清除精神污染的庄严任务担当起来”。
接着，10 月 19 日《人民日报》新闻中首次出现“精神污染”字样， 22 日又出现在头版头条的大标题中，23 日则出现在社论中。24 日《人民日报》头版报导了两条有关“清除精神污染”的重要消息。 25 日又报导了王震在两个会议上传达邓小平指示，“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同日的头版还报导了中国文联召开的会议谈到要“勇于清除精神污染”。26 日，报纸头条继续报导党外人士座谈会的有关发言。以后，媒体上关于“清除精神污染”的消息和评论越来越多。 11 月 1 、2 、3 三天，广播了十个省的领导人的有关讲话；仅 11月2日的新闻节目，就发了六条省委领导人讲话和三条其他有关消息。当时，由于“精神污染”一词使用过于频繁，以至《人民日报》排字房的这四个铅字都不够用了。
与此同时，全国宣传文教单位接到指示，要清理本单位从 1981 年以来发表过的文章和出版的书刊，还要检查工作人员在各种讨论会上的讲话。问题严重的单位，上级可以派出工作组，对其领导班子加以整顿。后来扩大到各系统、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检查自己的思想问题和精神污染的情况。每个党员都要检查自己近几年的言行。某省的社会科学单位党委觉得要清理的文章太多了，决定凡是论文题目中带“人”的先检查。有人开玩笑说：现在是“谈人色变”。
“清除精神污染”是十年动乱后中共正式开展的第一场“大批判运动”。从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可以看出，这场运动的重点是要批判“抽象地宣传起人道主义、人的价值等”观点，并据此“批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异化论”，被选中的批判“靶子”则是当时理论界的两个开明人物——周扬和王若水。现在看来，他们当年在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上所宣扬的观点，仍未真正跳出中共的思想框框，并没有彻底否定中共的制度与理论，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改良中共的统治，不过尽管如此，在当时显然是已经有点离经叛道了，属于所谓“思想解放过了头”，因而不能为中共大佬们所容忍，必欲除之而后快，而“精神污染”就是大佬们为了剿灭这些观点给它们制造的一顶莫须有的“政治帽子”。其实，真正污染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决不是肯定人的价值，宣扬人道主义，要求重新认识中共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解放思潮，而恰恰是中共长期以来否定人的价值，煽动阶级仇恨，宣扬暴力革命，给大陆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灾难的阶级斗争理论。前者非但不是“精神污染”，而且是一次清除中共制造的真正的“精神污染”的精神大扫除，正是它为日后国人进一步摆脱中共的精神枷锁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同样，后者也决非是“清除精神污染”，而是打着“清除精神污染”的幌子的一次真正的“精神污染”。
正因为“清污运动”不得人心，结果在中共党内开明派代表时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扼制下，只搞了二十七天，就不得不匆匆收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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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