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7月01日讯】
（编者按：中共借百年党庆企图通过歪曲历史、掩盖真相再次操控媒体与舆论，吹捧其“伟、光、正”，搞全民洗脑。本系列文章通过不同角度回顾中共的百年暴行、谎言及反人类历史。）今年是中共成立100年。中共经常高举“爱国主义”旗号，利用“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的幌子，批判“台独”、“藏独”、“疆独”、“港独”，这个“反华”，那个“卖国”。其实，中共根本不爱中国，中共曾大张旗鼓地在中华民国境内搞“共独”，中共是当代中国、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卖国党。
武装保卫苏联
中共是在苏联共产党操控下于1921年7月建立的。苏共向中国“输出革命”的目的，从国际上说，就是保卫苏联；从中国国内来说，就是颠覆中国合法政权——中华民国，建立一个唯苏联马首是瞻的国家。
从1921年开始，作为苏共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长期围绕苏共的指挥棒转，以维护苏共的利益为最高行为标准，成为苏共在中国的代理人。
1929年5月27日，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地方政府查明，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是苏联共产党指挥中共叛乱的据点，张下令逮捕了正在这里开会的39名中共党员，并根据1919年7月25日、1920年9月27日苏俄政府公开发表的“废除沙俄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沙俄夺取的中国一切领土”、“将沙俄夺取的中国一切东西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的两次对华宣言，宣布接管中国境内由苏联掌控的“中东铁路管理权”。
但是，苏联共产党不仅不承认自己以前的两次对华宣言，而且在1929年7月宣布与中华民国断绝外交关系，并藉机发动入侵中国的战争，动用海军、陆军、空军、骑兵、炮兵等，向中国的东北军发动进攻，强行夺回对中东铁路的控制权，还趁机强占了中国的黑瞎子岛。
苏军侵华战争打响后，1929年9月26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在发给中共的命令中指出：“谁忠诚地、真正地、坚定地、毫无保留地武装起来保卫苏联，谁才是革命者，才是国际主义者”。
中共不仅不谴责苏联共产党背信弃义，入侵中国，反而积极响应斯大林的号召，一再发表通告，抨击国民党“向苏联进攻”，呼吁中共党员“拥护工人阶级的祖国苏联”。
1929年11月，中共领导人李立三在中共江苏省“二大”上宣布：“中央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即将是全国的武装暴动。”之后，遍及中国城乡各地的新一轮武装暴动接连发生。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之后，中共多次响应苏共号召，掀起“武装保卫苏联”的浪潮。
建立“国中之国”
1931年11月7日，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入侵中国东北三省、国难当头之际，中共在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下，选择在苏联的“国庆日”，在中华民国境内的江西瑞金，仿照苏联模式，成立“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当天，中共发布的“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对外宣言”指出，其目标是“不但打倒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而且打倒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统治”，“它正式宣布它是世界上唯一的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的最好的朋友与同盟者”。
当天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十四条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
也就是说，中共率先搞起“共独”之后，还要煽动中华民国境内的所有“弱小民族”都起来“搞独立”。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谁“搞独立”，中共支持谁。
对中华民国而言，中共成立这个“国中之国”，套用今天中共的话说，是犯了“分裂国家罪”、“危害国家安全罪”、“颠覆国家政权罪”。中华民国政府对这个非法政权发动了五次围剿。1934年10月，中共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从江西撤退，开始所谓“长征”。
2007年6月1日，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中苏关系史纲》写道：“这个在莫斯科指导下创立起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虽然让俄国人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最终却还是没有能够抵抗住国民党的军事围剿。”
勾结侵华日军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充分利用日军侵华、中华民国军队受到重创之机，与日军勾结，使中共军队得到大规模扩展，为日后颠覆中华民国创造条件。
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彼得在《延安日记》中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来电完全清楚地证实：中共领导人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持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共产党领导人为什么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
东京福祉大学教授远藤誉，根据日本外务省的解密档案与日本间谍的回忆录，写了一本书《毛泽东勾结日军的真相——来自日谍的回忆与档案》，书中揭露了中共派遣高级情报人员潘汉年等，主动联系日本在上海的间谍机构“岩井公馆”，向日军提供国军情报，并设法与日军达成“华北停战”以期联手抗蒋的黑幕。
1955年，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被毛泽东下令逮捕。1962年，潘汉年案被移送到最高法院审判。负责办理此案的法官丁汾、彭树华，在查阅全部案卷后，提出八点质疑。当他们向时任最高法院院长谢觉哉汇报时，谢说：“潘汉年案是很复杂的，涉及中央许多重大机密，直接领导潘汉年的是周总理和康生，许多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的。”
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罗青长在《潘汉年冤案的历史背景》中写道，当周恩来得知潘汉年1939年到1948年和中央来往的电报都在时，周指示罗青长等人把这些材料搜集起来，按年、月、日排列。“根据档案材料，当时潘汉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内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档案中都有记载。”
感谢日本侵华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生命和财产损失，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经济损失高达6500亿美元。
1949年中共颠覆中华民国后，毛泽东会见日本来访者时，多次反覆感谢日本侵华。比如，1964年7月10日，毛接见日本社会党人佐佐木时，佐佐木说：“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非常抱歉。”毛说：“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
毛感谢日本侵华还体现在不要日本一分钱的战争赔偿。
根据国际法规定，战败国的赔偿对像是参战国。二战结束后，亚洲各参战国获得日本战争赔款如下：缅甸1.4亿美元，菲律宾5.5亿美元，印度尼西亚2.23亿美元，柬埔寨15亿日元，老挝10亿日元；越南要了两次战争赔偿：未统一前，南越要了3900万美元，统一后又要了85亿日元；未参战的国家马来西亚要了2500万新元，韩国要了3亿美元；中立国瑞士要了11亿日元，西班牙要了20亿日元，瑞典要了5亿日元，丹麦要了7亿日元。
1953年到1977年，日本和二十多个国家签署与战争责任有关的54项协议，共赔偿约5,000亿日元。中国是日本侵略战争最大的受害国，中共却一分钱不要！
出卖领土最多
1949年10月1日，中共不择手段颠覆中华民国以来，在涉及中国与周边国家领土争端上，是出卖中国领土最多的党。
在中共独裁者毛泽东当政的时代，中共在处理与朝鲜、巴基斯坦、尼泊尔、缅甸等国边界问题上，都存在卖国问题。
1962年10月12日，中共与朝鲜签订边界条约时，将原本属于中国的长白山天池的54.5%，图门江江源地区1200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无条件送给朝鲜。
1962年10月20日，中印因领土争端爆发边界战争，中共军队突破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迅速推进到中印传统边界线。但是，到11月21日，中共突然单方面宣布全线停火，主动后撤至麦克马洪线以北20公里。印军很快返回，获得比战前更多的地盘（共计9.21万平方公里）。这场战争，中共大胜而失地，令全世界目瞪口呆！
1999年12月9日，中共独裁者江泽民跟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北京签订《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完全承认腐败无能的晚清政府与沙俄签订的一系列等不平等条约，将先由沙俄侵占的中国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无条件送给俄罗斯，其中包括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等。
2002年，江泽民决定跟俄罗斯“大体平分”中国的黑瞎子岛；将黑瞎子岛的一半（约164平方公里）无条件送给俄罗斯。
对于沙俄侵占的中国西北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江泽民在跟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签订边界协定时，也慷慨得很。比如，中塔有争议领土面积2万8000平方公里，中国仅得3.5%。
此外，浸透了中国军人鲜血的云南老山、者阴山和广西法卡山的一部分，南海诸岛中最大的岛屿——白龙尾岛，也被江泽民无条件送给越南。
上面提到的这么多中国领土被中共出卖给外国，有一个中共的党小组、党支部、党总支、党组、党委、党媒公开发表过任何反对意见吗？答案是：没有。
中共卖国的原因
2004年11月，大纪元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对中共的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表象与本质等，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的剖析后发现，中共是一个反天、反地、反人类、反神佛的邪党。
为了达到目的，中共可以不择手段，没有任何道德和法律底线，随时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同样的领土问题，在中共话语体系里，可以有完全相反的答案，且中共认为，这两个答案都对。
比如，中共一会儿对英国人说，香港的“主权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到1997年，“中共国”建立48周年时，中共必须收回，否则，“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一转脸，中共又对俄国人说，黑瞎子岛的主权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到2002年，“中共国”建立53周年时，中共不必收回。不过，不收回也没关系，中共可以继续当政。
中共唯一在乎的是手中的权力。在中共看来，只要有利于维护中共的权力，它什么都可以做。当它觉得对手强硬，它会退让；当它觉得对手软弱，它会显示强硬；有时对手并不强大，它会装出慷慨大方的样子；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对象，它有时表现出“卖国”，有时表现出“爱国”。
对于没有底线的中共来说，“爱国”或者“卖国”都是手段。时机和条件一变，它说翻脸就翻脸，立即摆出一幅“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架式。
（作者王友群是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的撰稿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法学博士。2015年来到海外，为大纪元、新唐人等媒体撰写时政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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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