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透视】教科书里的“英雄事迹”与“地主恶霸”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7月03日讯】

（编者按：中共借百年党庆企图通过歪曲历史、掩盖真相再次操控媒体与舆论，吹捧其“伟、光、正”，搞全民洗脑。本系列文章通过不同角度回顾中共的百年暴行、谎言及反人类历史。）

中共建政后，所有学校被收归国有，政治教育法规化，授课必须用中共的统编教材。利用教科书给青少年洗脑、灌输党文化，是中共的教育方针。

教育部根据中共中央要求不断调整教材。以2017年的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新编的《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教材为例，不但又增加了不少“红色”内容，而且一些已经被删去的造假课文又被重新收录。

仅《语文》教材，新增版收录了宣传中共和中共党人的小学约40篇，初中30多篇。宣传的人物包括中共党魁、高官和中共在各历史时期树立的“英雄模范人物”。

教材须树立正面形象吹捧中共伟光正，同时还要有反面典型，如杜撰恶霸地主，丑化阶级敌人，以激起民众对“旧社会”的仇恨，对“新社会”的热爱，从而对中共感恩戴德。

为还原历史，我们选取了教科书中部分广为人知、影响巨大的人物和事件，让人们了解背后都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真相。

百年党庆，中共“讲好红色故事，承传红色基因”，这些“英雄模范”、“标杆旗帜”经再包装，又粉墨登场 。

中国人从教科书获知，李大钊是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列主义的，上中共早期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他被张作霖送上断绞刑架绞死的，被中共称为是为中共献身的头号英烈。

对洗脑纪录片《人民的选择》中“还原李大钊行刑现场”视频片段，有人留言表达了“敬仰”之情。如果人们得知李大钊是因叛国被绞死的，还会敬仰他吗？

中共对李大钊评价：“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在共产国际筹备和创建时期，在中国，没有哪一个人像李大钊那样，为建立同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联系如此积极努力。”“李大钊同共产国际使者维经斯基会见，标志着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建立。”

李大钊等中共党员，在1924年苏俄煽动外蒙古独立时，在国民党和举国上下指责苏俄之际，李大钊等在苏俄的授意下，赞成外蒙古独立，出卖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

1927年4月北洋政府派人突袭苏联大使馆，将躲在里面的李大钊等35人和苏联使馆工作人员16人逮捕。同时搜走七卡车文件档案，里面有大量的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各派别的指令。据此，李大钊与苏联勾结叛国，实施了颠覆政府活动，证据确凿，叛国罪成立。李大钊以“和苏俄里通外国”的罪名被北洋政府绞刑处决，时年38岁。他被推上绞刑架是罪有应得。

方志敏——因绑杀美国传教士夫妇而被国民党政府枪决。方志敏写的《清贫》一文，被收入小学课本，它让无数懵懂少年为之感动。但中共从来不敢告诉中国人，方志敏为什么被国民党政府抓捕并枪毙的真实原因。

1927年南昌暴动失败后，方志敏等逃到偏远山区继续从事暴动颠覆活动。1933年，他任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闽浙赣军区司令员等。1934年12月，方志敏绑架了美国传教士师达能夫妇，要求他们付巨额赎金2万元，师达能夫妇拒绝后遭枪杀。

杀死美国传教士夫妇的恶行引起了民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当年方志敏在与国民党交战中战败被俘。1935年8月方志敏被民国政府以谋杀师达能夫妇的罪名判处死刑枪决。

刘胡兰——不是英雄，而是暴力革命的牺牲品。她14岁成为中共预备党员，15岁被铡刀铡死。她的“英烈事迹”一直被写进小学语文课本半个多世纪。

日本投降后，1945年10月，刘胡兰背着父亲，去参加了中共地下党文水县委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回村后担任云周西村妇救会秘书，当时刚满13岁。1946年5月，刘胡兰调任到中共第五区当妇女干事，6月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时年14岁。

12月21日，中共区长陈德照带领刘胡兰和几个民兵秘密杀死了云周西村村长石佩怀。理由是石村长曾受命为国军准备粮草、钱款，递送情报。

此事惊动了山西省国民政府主席阎锡山的部队，随即派出副营长侯雨寅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七十二师第二一五团第一营第二连，于1947年1月8日包围了云周西村。12日，国军把全村人集中于村南的观音庙前，抓出了刘胡兰。刘胡兰被“自己人”前中共农会秘书石玺玉举报杀害村长的事。

刘胡兰犯有杀人罪，她宁为中共邪党赴死，也不思悔改。她不是什么女英雄，而是中共暴力革命的牺牲品。

毛泽东曾为刘胡兰两次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不过是为了欺骗诱惑更多无理智的人为共产党卖命而已。

张思德——是为中共烧制鸦片被砸死的。他的死重于泰山还是轻于鸿毛？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这篇演讲稿。该文编入小学语文教材多年，并要求学生全文背诵。

据大量史料披露，中共一直宣传的在南泥湾地区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其实只有少部分地种了粮食，大部分地区都种植了鸦片。据大陆学者张耀杰披露，他几年前曾亲到延安的南泥湾实地考察过，“据当地政府官员讲，南泥湾本来是延安地区唯一的原始森林，被王震的三五九旅用极其野蛮落后的方式砍伐烧荒后，种植了大片的鸦片，张思德就是在烧制烟土时被活埋在窑洞里面的。”

对此，中共内部文献《南泥湾调查》有记载。但中共把南泥湾种植的罂粟花香，唱成“花篮的花儿香”，把种鸦片唱成种庄稼养牛羊。于是，烧炼鸦片的张思德被说成是烧木炭而窑塌身亡。

为此，前苏联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特派员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尤问毛泽东，一旁的邓发替毛回答说：“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

一些学者还查到1945年中共冀鲁豫边区的文件，规定允许鸦片烟合法经营以及征收鸦片烟土税。国民党命令禁止种植和交易鸦片，中共则为了自身利益发文件倡导，不惜残害民众。可见，其嘴上的“为人民服务”不过是弥天大谎。

董存瑞——那个单手托着炸药包顶住桥型碉堡高呼，“为了新中国冲啊”的军人形象，就是战斗英雄董存瑞，被陆续写入了大陆小学课本、军史和党史。

然而，电影《董存瑞》导演郭维在2006年对记者说：没有人亲眼看见董存瑞托起炸药包的情景，是事后专家们推断的。也就是说，董存瑞“英勇就义”的这一幕，不过是艺术创作。

唯一目击者，董存瑞战友郅顺义先说，冲上去后找不着董存瑞了。几年后改口：“……最后他高呼一声，为了新中国冲啊！”但事实上，“为了新中国冲啊”这句话，是电影中为塑造主人公形象杜撰出来的，编剧赵寰也证明了这句话是他创作的。导演郭维直到晚年一直说，董存瑞炸碉堡没有目击证人，只能是个传说。

邱少云——死得很有争议。对于邱少云的牺牲过程、细节，多年来民众一直在向当局要真相，因为疑点太多，难以服众。

课本宣传邱少云“咬紧牙关，任凭烈火烧焦头发和皮肉，坚持30多分钟，直至壮烈牺牲”。从医学常识说，活人被燃烧弹击中燃烧，不可能像石头一样纹丝不动，超强意志力只是一种假说。如果被击中，忍不过30秒，就烧死了；假如邱少云没有即刻阵亡，还有几秒的生命体征，即便最浅度的昏迷，就已经无法控制意识了。官方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黄继光——根本没有“黄继光堵枪眼”这回事，但黄继光在“抗美援朝”中被授予“特级战斗英雄”这一最高荣誉称号。

1952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报导了朝鲜上甘岭战役黄继光用胸膛堵住枪眼的事迹，当即有人问，既然还有手雷，为什么不先用手雷？

一个月后，12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石峰、王玉章俩人重写的《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新文章对前版遭质疑的荒谬情节全部删除。故事改成了先扔手雷，再堵枪眼。但敌人的“三挺机关枪”变成了“七挺机关枪”。新华社在文后还加了编者按称：“此稿是经各方仔细核查最后判明的情节。”

这回有多人问，黄继光烈士的胸膛被7挺机枪打成啥样啦！他还能继续战斗吗？人身强过钢锭？

2000年中共纪念韩战50周年前后，官方找到一批黄继光战友出面回忆。半个世纪后冒出的目击证人们，咬定都看见黄继光堵枪眼了。但谎话自相矛盾，害得石、王文章“判明的情节”又被否定不少，于是不得不再做删改。第三版黄继光堵枪眼刊登在新华网。

前后N个版本“黄继光堵枪眼”基本事实出入很大，细节更是破绽百出，完全不能自圆其说。历史瞬间被删来改去，涂抹得不知所云。

蹊跷的是，黄继光于1952年上甘岭阵亡，这位特级战斗英雄的光辉事迹，居然没出现在四年后长影拍摄的《上甘岭》里。而其他英雄都被拍成电影，单单不拍黄继光这样的“钢铁之躯”？说明编纂得太离谱，连假戏都难做。

雷锋——名声最大，造假最厉害。在中共树立的所有英雄模范人物中，知名度最大的莫过于雷锋。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雷锋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为人民服务，天天做好事。而雷锋做的那些好事恰恰都是假的。那些搀扶大娘过马路、给贫下中农寄钱、“精心”保养汽车、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学毛选、关心小学生、给公社积肥等光彩夺目的照片，都不是新闻照片，而是正正经经认认真真搞出来的“剧照”。为雷锋摆拍的黑白、彩色照片有二百多张。

不光做好人好事的照片是补拍的，《雷锋日记》也是补写的。雷锋日记是解放军报的编辑记者们在一个月内奉命集体创作的成果。据说，《雷锋日记》当年发行量仅次于毛选。

全国人民学习雷锋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但在他的遗物中，人们发现了好些当年时髦的高级商品，如毛料裤、皮夹克、皮鞋……，还有一块价格不菲的瑞士手表，这在当时不是一般工薪阶层能买得起的。而这一切在当时是被看作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收到批判的。这些高档消费品和雷锋那双千针万线、补了又补的破袜子形成鲜明对比，哪个代表真实的雷锋？

焦裕禄——“什么焦裕禄精神？你一提我就烦！” 这是1999年兰考县委书记宗家邦冲记者喊的话，随后记者被赶出门去。

焦裕禄1962年12月他调到河南兰考任县委书记，1964年5月因肝癌去世，终年42岁。

1966年2月《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播报的新华社副社长穆青领衔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以下称大通讯)，全面介绍了焦裕禄的事迹，据说把全国人都被感动哭了，但开封地区和兰考县的干部却十分反感，说报导严重失实。地委宣传部长发怒：“焦裕禄来兰考才多长时间？干出啥成绩？兰考是啥典型？宣传出去，叫人家来看您的啥呀？看您的沙荒呀！看您的盐碱呀！看您两个人合穿一条裤子呀！”（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9月24日）

之前，任彦芳编写的素材稿《焦裕禄在兰考的475天》在地县干部中传阅，得到认可。任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总编室编辑，他回老家兰考体验生活时，据县委档案中焦裕禄亲自起草、批阅的全部文件，及县委工作日志和同事的回忆编写的。看过这个素材稿的人都知道，焦裕禄在兰考付出的最大精工作精力、用的最长时间、花费的最多心血、干的最多工作，是执行党中央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决议，即以阶级斗争为纲，抓农村的两条路线斗争。

而新华社的“大通讯”报导，把焦裕禄做过的事情丢掉没写，而写了他没有做过的事情，把县长张钦礼的一些事安装到焦裕禄身上，又添加了关心群众疾苦和活学活用毛着作的虚构故事。

穆青为什么不写焦裕禄做过的事？因为兰考县的“三害”并不只是“风沙、内涝、盐碱地”，更大的“三害”是焦裕禄坚决贯彻执行的“三面红旗”（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

穆青生前接受采访时曾回忆说，稿子改到第5遍，他拿给了时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吴觉得稿子的结尾“哭坟”一段写得太悲惨，“应该有一点昂扬的气概，尾巴不能耷拉下去，要翘起来。”第7稿改好，吴冷西通过了。这个昂扬的尾巴就是：“三年前焦裕禄倡导制定的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经过三年艰苦努力，已经变成了现实。”

但真实的情况是，焦裕禄到兰考走马上任时，见到的是一群群逃荒的乞丐。他离开兰考去开封治病时，送他的还是乞丐。

新华社是党中央喉舌，大喉舌报导的意图来自最高层。大通讯中的“焦裕禄”与真实的焦裕禄已相去甚远，故意造假的目的是“希望能在普遍的消极中，找到一个能够振奋人心的积极典型”。说白了，是要掩盖“三面红旗”造成的灾难，把丧事当喜事办。于是“焦裕禄精神”这个荒唐的政治神话出笼了。

王进喜——“工业学大庆”旗帜下的标杆人物。其“铁人”先进事迹造假。百集洗脑微纪录片百炼成钢第39集《英雄年代》又重点讲了他的故事。

造假之一：大庆油田第一口油井不是王进喜打的。据当年的石油工人回忆，当年王进喜调到大庆油田时，大庆油田已经打出了20口油井。但多家官网至今说“他率领1205钻井队艰苦创业，打出了大庆第一口油井”。

造假之二：用身体搅拌泥浆的不是王进喜。泥浆固井也只是当时开采油井的一道工序，并不是发生井喷时才采取的紧急措施。是大庆油田第一口油井采油队的两位技术人员（其中一位姓刘），出于对工作认真负责，不顾一切的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才有了大庆第一口油井。

王进喜为何成了先进典型？当年石油部长康世恩，在听取大庆油田建设汇报时，时任大庆油田第一口油井技术工作的老工程师向他如实地汇报了这一过程。康世恩对人工搅拌泥浆的事很感兴趣，说：“不错，应该树个典型。”但是他并不想把奋不顾身跳进泥浆池的技术人员——“知识分子臭老九”树为典型，而是转身对一同前来汇报工作的大庆油田负责人说：找个人选树个典型。

这位领导马上领会，推荐了他手下的王进喜。伴随着中共对大庆油田的高调宣传，王进喜紧跟其后，成为了工业战线上的标杆人物。

文革中，王进喜被批斗抄家。1970年4月，在北京医院被确诊为胃癌晚期，11月15日离世，终年47岁。原本朴实本份的一名工人，因为听党的话跟党走，卖力配合中共虚假宣传，结果早早把自己折腾死了。

教科书里，有关中共领袖高官们“丰功伟绩”、“感人事迹”“光辉形象”越来越多，以“伟大领袖”占的篇幅居首。

孩子们都读过《朱德的扁担》，几十年来放在小学教材里传颂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井冈山的艰苦奋斗”。

文章是时任北京军区政委朱良才1956年的征文作品，后被收进小学课本。到了1980年代，有另一位当事人、原红四军军需处长范树德指出朱良才文章有误，说那根扁担是朱德让他范处长买的一根毛竹，削成了两根扁担，一根给朱德，一根留自己用；扁担上的字也不是朱德写的，是他用毛笔写的，一端是“朱德扁担”，另一端是“不准乱拿”；挑粮重量，不是挑了“满满的一担米”（当时一担通常为100斤），实际上是40斤左右。

范树德的回忆公开后，让井冈山博物馆不得不重新复制这个文物。他们派人带着一根井冈山毛竹扁担，前往广西桂林请范树德在扁担上重新题写这八个字。范欣然题写后，扁担陈列出来，有人发现“不准乱拿”的“乱”字写成了简体，而井冈山时期还没有简化字，这等于自曝是假文物。博物馆不得不又派人去桂林登门，不幸的是范树德已经去世。现在井冈山博物馆展出的朱德的扁担，就是范树德书写的带有简化“乱”字的八个字。

更离谱的，莫过于文革中朱德被打倒后，1967年2月，同样一篇课文悄然换成了《林彪的扁担》。更改后的文章称当年是林彪而非朱德在南昌暴动失败后，带着剩馀部队上井冈山与毛会师的。1971年9月，林彪坠机而亡后，课文又被悄悄改回了《朱德的扁担》。

一根竹扁担，事情不大也不复杂，但围绕它发生的故事令人唏嘘。中共百年历史里充斥着这样大大小小的谎言。

中共小学语文课文用《一根灯芯》和《八角楼的灯光》来吹捧毛泽东在井冈山茅坪乡八角楼时的生活。

《一根灯芯》也出自朱良才将军之笔。如果说《朱德的扁担》把40斤变成100斤，是拔高吹捧，那么《一根灯芯》就是文学创作了。

《八角楼的灯光》则刻意表现毛的艰苦生活和光辉形象：“寒冬腊月的深夜”，“穿着单军衣，披着薄毯子，坐在竹椅上写文章”。

然而，历史果真如此吗？

1927年毛逃到了井冈山，在得到了井冈山“山大王”袁文才的帮助后，得以立足。毛那时已经与恩师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结婚，有三个儿子，却看上了年轻活泼的只有17岁的贺子珍，两人很快同居，1928年5月结婚。1927年10月至1929年2月，毛写那几篇文章时，正和贺在八角楼里过他们的蜜月。

毛逃到井冈山后，本可以把生活十分艰难的杨开慧和三个儿子接到井冈山避险，但却选择了自己寻欢作乐。

毛明知道妻儿生活在国统区，居然不顾他们的生死安危，两次攻打长沙。1930年在毛二次攻打长沙后，令何键极为恼怒，他逮捕了杨开慧和长子毛岸英。何键给出的条件是，只要杨公开宣布与毛脱离关系，就可以饶其不死。虽然怨恨着毛，但骨子里依然传统的杨开慧并没有背弃毛，而是选择了拒绝。毛在听到消息后反应漠然，没有来营救杨开慧。不久，杨开慧被处死。李锐曾谈到，在杨开慧的遗书中，称毛泽东是“生活流氓，政治流氓”，但被官方删掉。

后来，毛坐在担架上让人抬着过草地的情景令人瞠目结舌，它和八角楼的灯光反差也很大。而担架上的毛，正是毛泽东真实的一面。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一夜的工作》、《周总理的睡衣》、《十里长街送总理》《周总理，你在哪里》……这些歌颂周恩来的课文，孩子们从小读到大。课文里的周恩来，就是他们心目中敬爱的周总理。“人民的好总理”，“廉洁奉公，忍辱负重，勤政爱民，近乎完美的人” 。

文革以来，中共内斗，倒下一批又一批，让多数领导人的圣徒形象崩塌，毛泽东也走下了神坛，只剩周恩来还披着道德圣人的外衣，被称为“共产党最后一块道德招牌”。周恩来的课文增加，表明中共在努力塑造周恩来光辉形像

然而，随着真相的披露，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周恩来开始蔑视，认为他逢君之恶，助纣为虐，两面三刀，似忠实奸。

周恩来貌似温文尔雅，杀起人来毫不手软。1930年代顾顺章叛变，他灭门顾顺章一家11口，包括救过自己性命的黄埔军校学生斯励，全都用绳子活活勒死，就地深埋。

文革中批示遇罗克案：此人不杀，杀谁！胡耀邦助手阮铭在1994年发文提到：“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恩来的签名”。一代奸相，罪恶昭彰。

以道德面貌、谦谦君子的形像遮盖自己的真正目的行事，这是周的他保护的那些人，也是毛所要保护的，否则大义灭亲。周为了自保，为了避免惹怒毛，他可以“出卖任何人”，刘少奇、彭真、贺龙、孙维世、自己的弟弟周同宇、贴身警卫长成元功等等。

三年大饥荒期间，周恩来明知粮食不够吃，老百姓肚子饿、已经饿死了几千万人，但他却遵从毛的指令，为扩大中共势力，多次指示外贸部，称粮食、大豆、植物油等“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挤出来，以供出口”。

当各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周恩来决定要以粮食换黄金，充实国库，而且就在死人最严重的1960年开始的。

当年加拿大在中国大饥荒时期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向中国出售了大量的粮食，满载粮食的运粮船驶向中国途中，周恩来下令调转方向，开向阿尔巴尼亚，连中国国土都未踏上半步就送给了阿尔巴尼亚。

这是中国人心目中的那个总理吗？

在中共不计其数的谎言中，关于“长征”、“八年抗战”、“抗美援朝”这些历史性谎言，中共除了有人物的红色经典，还有战事的。“长征”中彰显北上抗日的“英雄诗篇”首推“飞夺泸定桥”，但有秘档披露，那是虚构的；中共号称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却拿不出像样的战役，就连《平型关大捷》、《狼牙山五壮士》这几个红色经典，也倍受质疑，三番五次被删删改改，从教科书里进进出出。“抗美援朝”中用电影、歌曲、绘画、雕塑等吹捧最多的是上甘岭战役，也被揭穿是自吹自擂的虚假宣传。

《飞夺泸定桥》是六年制小学语文第十册第13篇。文中对1935年5月29日红军长征途中为过大渡河夺取泸定桥的战斗记述得可谓惊心动魄。

但据中共密档记载：1935年红军5月29日到达泸定桥的时候，泸定桥并没有国民党军队把守。守桥的原国民党24军二旅部队已经都撤走了。6月2日红军全部从泸定桥过河。

周恩来的警卫员描述，周曾问过桥的指挥宫杨成武：“人有没有受损失？”当听说没有时，周又问：“一个都没有？”答覆是：“一个都没有。”

关于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拜把子”一事，红一师师长李聚奎生前曾写报告说：“他同刘伯承司令一直在一起活动，没有见到刘伯承司令与小叶丹结盟之举，要有的话，一定是我帮助筹划。没有此事。当时解放军总政治部回覆：那是文艺宣传，不是历史，也不必纠正。”

秘档还披露：红军到来之前，把守的国民党军撤离，是蒋介石下的命令。7月4日，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对苏联大使转达了蒋介石给斯大林的口信：“我已经让你的两支红军会合了，应把我的儿子放回吧！”

关于“飞夺泸定桥”，1982年，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布列津斯基对邓说，他去了泸定桥现场，感叹红军当年英勇高超的战斗力。邓却说：“嗯，在我们的宣传中那就是这样了。我们需要表达我们的部队的战斗精神。事实上，那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军事行动，没什么大不了的。另一边是使用老式步枪的军阀部队，而且人数也真的不那么多，但是我们觉得必须要将此戏剧化。”这段对话披露在当时的英文媒体上。

是凡中共编写的抗战史，毫无例外的都会津津乐道所谓“平型关大捷”。其实，平型关战役的主力根本不是八路军而是国军刘茂恩将军率领的第15军，整个平型关战役是由刘茂恩将军亲自指挥的。中共宣传的所谓“平型关大捷”其实是“蔡家峪伏击半徒手小股辎重日军得手的小战”，“平型关”及“大捷”不过是中共故意夸大事实的说法。

据亲自指挥平型关战役的刘茂恩将军的《平型关之役始末》回忆录记载：

“至于18集团军（八路军）则是协同参加左翼雁门关一带，所以在主战场正面没有见到他们的影子。在敌军第五师团（板垣征四郎）主力进攻平型关及团城口（在平型关西三十二里），情况紧急，早已跑开了，林彪部潜藏在关右山区杨镇。……以后林彪获知敌军辎重队400来人，多数徒手，少数步枪，在蔡家峪落后，乃以‘以大吓小’的手法乘机出袭，虚晃一下就逃之夭夭。中共为了掩饰他们随便逃走，后来竟夸大宣传什么‘平型关大捷’，以欺骗世人，从此便不听中央，到处游来游去，袭击国军，破坏抗战，证明我的顾虑是不错的。”

另据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于1942年12月18日，在太行区营级及县级以上干部会议上作的“关于华北根据地工作的报告”，也说：“平型关是一次完全的伏击战，是敌人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但是结果我们没有能俘获一个活日本兵，只缴到不上一百条的完整步枪。”

中共的“平型关大捷”宣传材料中故意夸大及无中生有的事情有：

一、将“蔡家峪”夸大成了“平型关”；

二、将“缴到不上100条的完整步枪”夸大了十倍变成了“步枪1000支”；

三、将“多数徒手，少数步枪”凭空生出“机枪20馀挺，火炮一门”；

四、将“敌军辎重队400来人，多数徒手，少数步枪”夸大十倍且变成了主力作战部队，变成了“敌板垣师团第21旅团主力约4000馀人，100馀辆汽车在前，200多辆大车在中间，少数骑兵殿后，联成一线，沿着公路向平型关前进。”

五、将“虚晃一下就逃之夭夭”夸大成了“中国军队取得的自抗战以来第一次大胜利”。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在抗战期间，参加大的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

2011年，国民党前国防部长、参谋总长郝柏村说：“中共抗战了没有？‘平型关’‘百团大战’是他们认为最了不起的贡献，如此而已，从整个抗战来说，不到百分之一！”

“狼牙山五壮士”七十年来，始终招致非议，近年被人公开发文指责“除了时间外，其他元素都有虚假成分”。如跳崖地点、带头跳崖六班班长的名字、六班的人数、跳崖的目的和方式等等，都有不同的版本。下面收录几点对官方造假的质疑。

一，官方称“狼牙山五壮士”跳崖地点是棋盘坨顶峰。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当地百姓提出是小莲花峰。2014年中共国务院颁布的文件就使用了小莲花峰。

二，官方称“狼牙山五壮士”的作战目的是为了掩护部队和群众撤退，阻击敌人到中午12时，所以故意将日伪军引向狼牙山棋盘陀峰顶的绝路。而有关档案明示，日伪军当日行动的主要目标就是占领棋盘坨，并在中午12时就已占领棋盘坨，可见日军不是被“引”到那里的。六班战士是“退路被敌截断”，无路可走，即被追杀。

据大陆媒体1985年报导，有人向龙王庄当年的老游击组长冉元同了解情况，冉元同称，那五人是因不知道狼牙山是条绝路就跑了上去，再想往回跑已无路可走，就与鬼子拼起了刺刀，边拼边退，只顾前不顾后，拼不过敌人不小心倒退摔下了悬崖而非故意跳下。

三，官方称“五壮士”都纵身一跳，跳下悬崖。但《羊城晚报》据知情人提供消息称，马宝玉、胡福才、胡德林是“跳”，而葛振林、宋学义是挨着崖壁“溜”、“滑”下去，所以幸免遇难。葛振林后来承认跳的地点不完全一样，牺牲的三人或许是跳悬崖，他俩是“溜、滚”下去的。

四，官方称“五壮士”相继跳崖时，狼牙山上响起了他们壮烈豪迈的口号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据冉元同说，当时并没有来得及喊什么口号。

2005年葛振林去世后，《狼牙山五壮士》课文从小学课本开始淡出。

2013年9月9日，财经网发表了洪振快先生的文章《小学课本“狼牙山五壮士”有多处不实》。不久，《炎黄春秋》杂志刊登了其相关文章。

2015年8月17日，“五壮士”幸存者的后人葛长生、宋福保分别在北京西城法院起诉洪振快侵犯名誉权、荣誉权。2016年一、二审法院都判裁洪振快败诉。

10月19日最高法将这两起案件公布为人民法院依法保护“狼牙山五壮士”等英雄人物人格权益典型案例。2018年12月19日，葛长生诉洪振快名誉权、荣誉权纠纷案被选入最高法院第19批指导性案例。最高法院称，此案推动了《英雄烈士保护法》立法。

可见，“狼牙山五壮士”已经被捧到神坛上不许人碰，不惜立法看护。这表明，中共非常需要”狼牙山五壮士”这样的“抗日英雄群体”形象为自己涂脂抹粉，以掩盖中共不抗日的丑恶历史。

电影《上甘岭》让中国人以为，抗美援朝有一场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上甘岭战役。可惜，让美军“闻风丧胆”的上甘岭战役是中共自吹自擂的又一个谎言。在美军的史料和美国人的回忆录里，找不到有关“上甘岭”的描述。

据大陆网易军事栏目2015年1月的一篇文章披露，2014年12月，中共国防大学教授乔良撰文称，在北韩停战协议签字几十年后，美国西点军校研究人员，试图用计算器仿真再现直接导致板门店停火协议的上甘岭战役，但却怎么也搞不明白。

事实真相是：在美军的战史中，关于上甘岭战役及“金化攻势”等名词完全没有，只在中国战史数据中出现，而且对于所谓“金化攻势”的目标、范围都模糊带过，所使用的兵力也语焉不详。中共所推崇的上甘岭战役，不过是“白马山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用书面语或可这样表述：战术性出击或反击中的大型高强度战斗。此外，在美军公开的档案里，能够和上甘岭战役的时间相对应的，仅仅是一次代号“摊牌作战（1952年10月14日-24日）”的记录。

对于这样一场美国档案都没有给出名称的战役，西点军校当然不可能将其列入教科书。近年来，中共重新注释了“上甘岭”战役，自说自话，自吹自擂，藉此煽动爱国情绪。

中共为在全国抢土地、杀地主，煽动消灭“剥削阶级”，用艺术手段捏造地主形象。一提起地主，人们想到的一定是周扒皮、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这四大“恶霸地主”都编进了教科书。

《半夜鸡叫》的故事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被编进了大陆小学语文课本，直至2010年前后才取消。

《半夜鸡叫》出自《高玉宝》自传。书出版后，作者高玉宝便于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作家。他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多次接见。

《高玉宝》出版前，前13章经郭永江大手笔改编，“半夜鸡叫”是改编后的第9章。关于这一章节的内容，按后来高玉宝的说法，根本没有“半夜鸡叫”这回事，完全是艺术创作。也就是说“半夜鸡叫”是郭永江帮高玉宝编造的，周扒皮是虚构的。

《半夜鸡叫》内容多处违背生活常识，属于胡编乱造。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一眼就能看出破绽。学鸡叫没有趴到鸡笼子旁边的，更不可打开鸡笼子去看。再说，黑天里把长工赶到地里干活，即使有人干，也干不了……这些细节明显是瞎编滥造的。

另外，地主为了自家田亩的收成，一般会善待长工。像周扒皮做“半夜鸡叫”这种既缺德又缺心眼的傻事，显然是凭空捏造出来的。

周扒皮虽然是虚构的人物，但也有原型。他的原型是作家高玉宝的同村农民周春富，而周春富的同村人对他的评语是：“不是恶人，不霸道。”正是因为高玉宝的这本书，周富春在第一次土改中被划为“富农”、“恶霸”后被打死。

1961年，故事片《红色娘子军》上映。官媒报，全国8亿人有6亿人观看。这是一部煽动仇恨和宣传红色暴力的电影。之后的芭蕾舞“红剧”在海外上演了三千多场。

“这个十八岁的女奴，一双黑亮、火辣辣的大眼睛里燃烧着刻骨的仇恨！”

这是电影剧本《红色娘子军》的开篇。在此剧本基础上改编的舞剧剧本变本加厉，“她昂首挺胸，双眼迸射着仇恨的烈火”，“她们紧握双拳，倾诉着满腔愤恨”，“心中燃起了强烈的阶级仇恨”，“军事操练在充满阶级仇恨的刺杀声中结束”，“苦大仇深”，“血海深仇”，“报仇雪恨”……舞剧的主人公大多是二十岁不到的花季少女，就这样被描写成了毫无人性的杀人机器。

《红色娘子军》的原型女子武装特务连。中共党史记载，1930年8月，中共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和娘子军特务连正式成立。女子特务连有一百馀人，连长为庞琼花。“娘子军”在成立了500多天后，19人死亡和部分人员失散。

这些红军女战士，大部分是不识字的农村妇女。她们接受完全军事化的武装训练后便投入战斗，个个“拿起枪来，和男子并肩作战”。琼崖红军杀人放火什么都干，女子特务连“女子不让须眉”，照样也什么都干。

荧幕舞台上的南霸天，据《海南窗口》报导，其原型是海南陵水县当地一个叫张鸿猷的地主，张鸿猷的亲孙子张国梅说，《娘子军》很多内容是虚构的，在他爷爷死后4年，红色娘子军才组建。当时，拍电影的人说他家房子气派，又是大地主，选在这里选在这里拍电影真实。

张鸿猷堂兄张鸿德的孙子张国强也表示，他是目前唯一健在见过张鸿猷的人，张鸿猷是个善人，他没有欺压百姓，家里也没家丁、枪枝、碉堡。

“娘子军”的指导员王时香回忆说，吴琼花并不是南霸天家的丫鬟，也没有南霸天这个人。陵水县史志办的一位工作人员称，张鸿猷没有血债，他家只是教师世家。

作为中共最早的红色经典《白毛女》，无论是电影、歌剧、舞剧、京剧，还是小人书、连环画，中国人从小看到大。恶霸地主黄世仁欺压杨白劳和喜儿父女的故事，让人流泪和愤怒，更让人对“万恶“的地主阶级痛恨不已。由前世界周刊和《中华读书报》等多家媒体披露出，它完全是由中共根据政治需要杜撰出来的。

《白毛女》的题材来源于晋察冀民间一个关于“白毛仙姑”的传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看到了这个剧本，决定由“鲁艺”创作演出一部以“白毛仙姑”为题材的舞台剧。但舞台剧的演出本，在周扬的授意下，主题已经不是民间传说中的行侠仗义，而是反映阶级斗争了，地主黄世仁是如何剥削欺压喜儿和杨白劳父女的。

试排后，周扬还是不满意。他提出：新歌剧《白毛女》要赋予新的主题，要体现出人民的反抗意识。

于是，新歌剧剧本确立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新主题。这十六个字极具煽动性，契合了当时民间充斥着含混不清的对“旧”的憎恨和对“新”的期盼。

1945年在中共七大召开前一天，《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举行了首场演出后。刘少奇派人来传达他的意见，说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于是，在以后的演出中，黄世仁、穆仁智就被当场枪毙了。

在中共塑造的四大“恶霸地主”中，唯一真实的人物是四川的刘文彩，其他三个都是中共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无中生有杜撰出的。

历史上的刘文彩与中共塑造出来的刘文彩完全不是一回事。真实的刘文彩在当地口碑很好，称他是大善人。刘文彩的罪证“水牢”、“收租院”也都是因阶级斗争的需要而编纂创作出来的。

当年在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中，有座“水牢”。冷月英在1951年的一次会议上称：“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刘伯华（刘文彩的亲侄儿）五斗租谷，刚生孩子3天，就被蒙上眼睛抛进了刘家水牢关了7天7夜。”

之后有一大批以水牢和冷月英为素材的文艺作品相继问世。后来水牢还写进了中小学教科书，成为了刘文彩抹不去的“罪恶”。

冷月英也开始到处声讨刘文彩的滔天罪行。”文革十年，冷月英全国巡讲，讲了一千多场，听众上百万。

但据1999年陕西师大出版的笑蜀先生《刘文彩真相》披露，从1981年开始，陈列馆派出专人采访了70多名知情者，翻阅了大量文史档案。经过一年多的奔波，水牢人证一个也没找到，物证同样不见踪影。庄园陈列馆向主管部门送呈的《关于“水牢”的报告》称：综合我们掌握的材料，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据的。

1988年，四川有关部门终于下达了“水牢恢复为鸦片烟库原状”的覆函。于是地下室的水抽干了，铁笼搬走了，地下室门口挂上一块“鸦片烟室”的木牌。

后有记者找到冷月英问她水牢的真相。冷月英没有正面回答，情急之下脱口而出：“你们追着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

1965年在以刘文彩故居改造的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里，由四川美术学院师生用泥巴塑造了一组49年前农民向地主刘文彩交租的群雕《收租院》。泥塑大大小小共114个，所塑人物如真人大小，形象逼真，且情节连贯，从小斗放贷、大斗收租，私设地牢、草菅人命，到喝人血、吃人奶……意图表现刘文彩当年“残酷剥削压榨农民的种种罪恶”。

为进一步表现地主刘文彩的残暴，馆内还用石膏做成数十台布景箱，名曰《百罪图》——“高租重押”、“吊打农民”，“割耳”、“强奸”、“杀人”等100种罪行，后制作了用木桩搭身，蜡制头像、手脚，穿真人衣服的模型。

“改造”后的庄园，令这个“阶级教育的大课堂”异常繁忙。庄园陈列馆每天接待几万人，夜晚用探照灯照明供人们连续参观，更有外宾慕名而至。

不久，部分复制的泥塑在北京中国美术院展出。中央电视台以此题材为蓝本，赴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拍摄了纪录片《收租院》，解说词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

此后，《收租院》漂洋过海，68年到阿尔巴尼亚展出，其复制品又先后送到越南、日本、加拿大等国展出。刘文彩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反派明星，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臭名昭着的恶霸地主代表。

真正的刘文彩不仅在镇上修街道，修铺面，收取微薄租金，提供给无房住的乡邻，而且还出资修建文采中学（安仁中学的前身）。学校建好后，他花重金聘请最好的老师，减免贫困生的学费，并绝不干涉学校的教学活动，刘家子孙也不得占有校产。

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2010年向海外媒体披露，在安仁民间方圆几十里，刘文彩是有口皆碑的大善人。当地的碑文称刘文彩慷慨好义，有燕赵豪侠风。刘文彩当年的长工谷能山儿子对刘小飞讲过当年父辈的事，他父亲说过：“你就是明天拉我去枪毙，我也说他（刘文彩）是个好人！”

中共把学校教育当作阶级斗争和专政的工具，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人格健全的个人或理性负责的公民，而是为了吹捧中共的“伟、光、正”，灌输中共的斗争意识形态和党文化，让人们“听党的话，跟党走”。为此中共不惜造假，或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或有一说十、无限拔高，或无中生有、凭空捏造，炮制了各种“高大全”的假英模，并以此给自己脸上贴金，并诱惑更多不明真相的青少年学习这些假英模，追随中共走邪路。

同时为了煽动对“阶级敌人”的仇恨，中共制造各种反面典型，手段与树立“英雄模范”人物类似，或栽赃抹黑，极尽丑化之能事，或无中生有，凭空捏造。这些编造的故事，从必须就学的小孩子下手，从幼小的心灵开始，再传播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而那些人成年后又会继续传给他们的下一代和其他人。

在官方的消息封锁和高压下，大多数中国人难以通过独立渠道了解历史真相，对他们的人格与思维都造成了巨大扭曲。这也是中共能通过一次次政治运动对民众施暴逞凶、能奴役残害中国人百年的重要原因。这是中华民族历史极其令人哀痛的一页。还原历史的真相，看清中共的各种谎言，是我们民族和国家走向新生的重要一步。

（作者玉清心是大纪元专栏作家，法学学士，当过8年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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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