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们这些从事国际关系和全球研究的人来说，一个最喜欢的猜谜游戏就是，回答西方大国应该如何应对中国这个问题。毫无疑问，这个曾经被称为“沉睡巨龙”的国家已经甦醒，并以其咄咄逼人的经济政策、令人担忧的间谍活动和反民主的意识形态撼动了国际秩序。
一些学者认为，经济一体化最好；另一些人则建议，加强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并加强网络作战能力。前总统川普（特朗普）试图通过有争议的针锋相对的贸易战来约束中共。但是，如果有一件事是中共最渴望的，那就是其合法性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而西方世界未能恰当地利用这一愿望。
2022年2月，中共将在北京举办冬季奥运会。像中共在2008年主办夏季奥运会一样，世界的目光将聚焦于这个制造分裂的全球超级大国。奥运会为美国和我们的西方盟友提供了难得的文化和商业杠杆的结合。我们应该利用这种优势来真正改变中共日益挑衅性的、失衡的、常常是不道德的行为。要做到这一点，西方盟国必须向中共政权提交一份建设性的要求清单，同时也要强化团结一致的决心，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就会进行抵制。
如果中共不满足这些要求，美国和我们的盟友应该阻止体育代表团参赛，让中共在世界上最伟大的舞台之一上难堪。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能会导致难以忍受的牺牲。但是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必须做到！
毫无疑问，为了完成这一计划，运动员们要作出巨大的牺牲。付出的汗水和资源都可能付诸东流，包括一生的奉献、财力和对各自运动的投入——这是任何政治家或高管阶层都无法弥补的。正是因为真正的投入，运动员们才应该领导这样一个大胆的行动。他们理应拥有这样的权利。运动员领导的抵制运动可能是改变中共行为的最佳机制，因为历史上其它方法都失败了。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尼古拉斯‧萨兰塔克斯（Nicholas Evan Sarantakes）在他的《扔掉火炬》（drop the Torch）一书中强调了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对1980年夏季奥运会的错误抵制。这一决定只在美国的盟友中引起骚动和蔑视，最终未能将苏联从阿富汗赶走。目前，拜登政府还没有表示要抵制2022年冬奥会。
与此同时，犹他州参议员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提出了一种“抵制的正确方式”，他建议有针对性的抵制，而不是用彻底的抵制来惩罚运动员，允许运动员参赛，同时限制非运动员出席，并以经济和外交禁运的形式开展非传统外交。
2021年6月23日，澳大利亚墨尔本，抗议者呼吁澳大利亚政府因中共的人权记录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William West/AFP via Getty Images)
对卡特来说，一场由政治家领导的抵制运动没有取得效果。至于拜登，尚未做出艰难的决定，也没有真正的谈判机会。而罗姆尼只提出了一个尚未成熟的策略。这三个例子都证明了在政府领导人辩论最佳解决方案时，所涉及的复杂性和妥协性。
1980年冬奥会冰球英雄迈克‧埃鲁齐昂（Mike Eruzione）并不建议任何形式的抵制。他认为，如果打败中国人，特别是在他们的地盘上，中共将颜面尽失，从而为谈判造出挽回面子的筹码。埃鲁齐昂认为，“冰上奇迹”排在美国体育史上伟大时刻的第一位，在艰难时期增强了美国的信心。
（译者注：“冰上奇迹”是指1980年纽约州普莱西德湖冬奥会，由大学生组成的美国冰球队，战胜了当时强大无比、在冰球界具有超级霸主地位的前苏联队的比赛。）
尽管罗姆尼和埃鲁齐昂采取不同的方式，但他们都建议美国运动员在北京代表我们的国家，或者至少拥有选择权。这一独特的共同点也是非常美国化的，因为我们的运动员在自由市场竞争。新涌现的运动员在没有中央政府或体育部门指导的情况下，选择自己的运动项目。
事实上，我们国家的核心价值观阻止政府禁止运动员比赛的权利，以及作为观众观看比赛的权利。想像一下，一位美国运动员无视禁令，选择代表中立国参赛。再想想那些坚定的美国粉丝，还在那里挥舞着我们的国旗。中国媒体一定会对这样的场景心花怒放，大肆宣扬美国人藐视自己的政府。
因此，让运动员遵循他们的集体良知。如果他们想竞争，就让他们去。如果他们不想，那就积极支持抵制行动，建立真正的联合阵线。无论是运动员、业馀选手还是职业选手，他们都必须通过民主投票共同决定。结果将决定我们国家，是否有能力向中共提出必须让运动员满足的要求。
我们希望运动员通过潜在抵制的必要杠杆来迫使中共采取行动。如果实现了，我们的政治家们就可以着手制定这些要求是什么。然后，我们的运动员将以自愿抵制的威胁提交给中共，作为一种惩罚性的威慑。
同意，我们就来；拒绝，我们就抵制。
最近，运动员的积极行动已经将权力的天平从球队老板和各种政府移开。这些抗议成功地赶走了球队老板、改变了全明星赛的比赛地点，并改变了队服的要求。如果全世界的运动员都摆出统一的姿态，发出不参加比赛的威胁，那么北京将别无选择，只能改变他们的行为，否则将在国际上陷入尴尬的境地。
而对于运动员来说，做正确的事也能得到回报。虽然（美国短跑名将）约翰‧卡洛斯（John Carlos）、（1968年奥运会200米冠军）托米‧史密斯（Tommie Smith）和（美国着名拳击运动员、拳王）穆罕默德‧阿里（Mohammed Ali ）因为他们的行动而遭受了个人和经济上的损失，但目前的例子表明这不再是常态。事实上，最近的运动员的行动已经扩大了个人品牌，并因此而增加了收入。
简而言之，我们应该让运动员们来做决定。如果这个选择提供了抵制的红线杠杆，我们就可以见证最大的游戏规则改变者——中共的退缩。
所以，对我们国家的伟大运动员们来说……正如耐克经典广告语，“想做就做！”（Just Do It！）
原文：To Boycott China or Not: Let the Athletes Decide刊登在英文《大纪元时报》。
作者简介：
克里斯‧芬顿（Chris Fenton）长期担任媒体高管，他也是一名美中问题专家，经常在国家战争学院（National War College）讲授“国家安全与体育”课程。他还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成员，以及美国亚洲研究所的理事。可在Twitter：@TheDragonFeeder关注他。
科里‧雷（Corey Ray）是美国海军上尉，也是国家战争学院的助理教授，教授“国家安全战略逻辑”课程。他创建了一门课程，将通过体育的独特视角进行的背景分析，与体育作为国家力量的非军事手段的应用相结合，以设计应对当代安全挑战的战略。可在Twitter：@CoreyW_Ray关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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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