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美中地缘政治主导权斗争中的最新前沿：未来战略商品控制权的斗争——数据。
这场战斗的最新牺牲品是中国的优步——滴滴。它拥有3.77亿年度活跃用户和1300万年度活跃司机。滴滴的股票在纽约公开交易后，首次公开募股达44亿美元。但是紧接着，它的痛苦就来了。仅仅两周后，中共当局就派遣国家安全官员和警察进入滴滴的办公室。
官方消息称，当局担心滴滴用户与该公司共享的数据，包括在中国与其真实姓名和身分识别相关的手机号码，没有得到充分保护，尤其是防止来自外国投资者的窥探。中共对一系列在美国开展业务的中国企业的打击，已使中国科技股在全球摇摇欲坠。
北京声称，它只是想保护滴滴用户的隐私和安全。这个声明显然是假的。
真正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担心美国人可能正在利用中国数据做北京用美国数据所做的事情，即用它来推进他们在信息资讯领域的目标。
2018年10月24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行的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公共安全与安保展览会上，参观者被人工智能安全摄像头用面部识别技术拍摄。 (Nicolas Asfouri/AFP via Getty Images)
中共出于战略目标不择手段地收集公共数据正是川普（特朗普）政府禁止流行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抖音”的原因（我曾在本专栏中大声疾呼过这个行动）。这也是为什么川普政府一定要赢得与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在5G未来的史诗般的战役的原因。只不过，这一次是中共当局，而不是美国政府，对他人可能收集和分析自己手中的数据感到不安。
我们可以把中共的不安当作是对美国的一种恭维，一种美国配不上的恭维。我们的政府，包括本届拜登政府，在意识到数据已成为全球主导地位的新战略商品方面，仍然远远落后于中共。数据为我们的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工具，以及我们的全球市场和金融体系提供动力。它决定了我们的医疗保健系统和医疗进步的有效性，包括控制COVID。它将控制我们未来的运输系统，包括无人驾驶汽车，并将决定我们的政府如何决策，以及我们如何保卫自己。
简言之，19世纪国力取决于煤炭和钢铁，20世纪靠的是石油和化石燃料，而在21世纪，国力在于数据的获取和控制。
数据决定国家命运的原因很简单：人工智能。它可以收集所有看似随机和不相干的数据，并总结出模式和关系，为进一步的情报分析提供原料。开放数据的激增，从天气预报和社交媒体到政府和经济统计数据，加上由于云访问和专用硬件的改进，机器学习的快速增长，意味着通过模式识别和预测建模（人工智能最卓有成就的两个领域）将随机数据转化为有意义的信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
其结果就是一个综合连贯的图景。人们可以据此制定战略和运营计划，而且会带来一个看不见的优势——对竞争对手的了解可能比他们自己还多。
在中国，这种能力就更令人恐惧。众所周知，中共利用人工智能进行社会和政治工程，甚至在事件发生之前，就能知道谁是党的服从者，谁是异见者，从而做出奖赏或惩罚。中共还学会了将其社会信用体系出口到把安全与异议视为威胁的独裁国家。
有了5G，数据流就会变成洪水。这些先进的无线服务将从每平方英里超过300万台互联设备中瞬间传输数据，包括智能手机、汽车、照片和电子邮件。相比之下，4G每平方英里移动的数据为1万台。难怪中共希望华为在全球率先建立5G，也难怪美国及其明智的盟友希望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给予中共收集和挖掘所有数据的许可，将赋予他们在世纪剩馀时间里的战略优势。加上量子计算作为中国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加速器的可能性，中共政权将获得决定性的收益，这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人类来说都将是一个大转型。
我在哈德逊研究所（the Hudson Institute）的同事帕特里克·克罗宁（Patrick Cronin）就中国争取全面信息优势发表的一份全新的报告指出：“在我们先进的数字时代，数据照亮了通往经济霸主地位的道路……和信息力量。美国及其盟国必须制定战略，赢得数据战争，并保持信息自由流动作为自由的标志，而不是极权主义统治的基石。”
作者简介：
阿瑟·赫尔曼（Arthur Herman）是哈德逊研究所（the Hudson 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和量子联盟倡议（the Quantum Alliance Initiative）的主任。他还是普利策奖入围者，着有九本书，包括《自由锻造：美国企业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Freedom’s Forge: How American Business Produced Victory in World War II， 2012年出版）；《1917年：列宁、威尔逊和新世界混乱的诞生》（1917: Lenin, Wilson, and the Birth of the New World Disorder，2017年出版）;《纽约时报》畅销书《苏格兰人如何发明现代世界》（How the Scots Invented the Modern World，2001年出版）。他也是《量子计算：如何应对国家安全风险》（Quantum Computing: How to Address the National Security Risk）一书的合着者。
原文“Didi, China, and the Data War”刊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