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9月04日讯】
第二章 序
序曰：朕闻大德曰生，大宝曰位。辨其上下，树之君臣，所以抚育黎元、钧陶庶类，自非克明克哲、允武允文、皇天眷命、历数在躬，安可以滥握灵图叨临神器？是以翠妫荐唐尧之德，元圭锡夏禹之功；丹字呈祥，周开八百之祚；素灵表瑞，汉启重世之基。由此观之，帝王之业，非可以力争者矣。昔隋季板荡，海内分崩。先皇以神武之姿，当经纶之会，斩灵蛇而定王业，启金镜而握天枢；然由五岳含气，三光戢曜，豺狼尚梗，风尘未宁。朕以弱冠之年，怀慷慨之志，思靖大难以济苍生。躬擐甲胄，亲当矢石，夕对鱼鳞之阵，朝临鹤翼之围，敌无大而不摧，兵何坚而不碎，剪长鲸而清四海，扫挽枪而廓八纮；乘庆天湟，登晖璇极，袭重光之永业，继大宝之隆基。战战兢兢，若临深而御朽；日慎一日，思善始而令终。
汝以幼年，偏钟慈爱，义方多阙，庭训有乖，擢自维城之居，属以少阳之任，未辨君臣之礼节，不知稼穑之艰难，每思此为忧，未尝不废寝忘食。自轩昊以降，迄至周隋，以经天纬地之君，纂业承基之主，兴亡治乱，其道焕焉；所以披镜前踪，博览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云耳！
太宗为《帝范》写了篇序，点明主题，高屋建瓴，分别讲了三个问题。第一，天命；第二，太宗思“靖大难以济苍生”；第三，“近诫”太子。下面分别讨论之。
唐太宗撰《帝范》。（公有领域）
第一个问题：“帝王之业，非可以力争者矣”
李唐的江山分明是打下来的，为什么太宗却说帝王之业不可以力争呢？这是不是为绝天下人觊觎之心而故作高论呢？当然不是。太宗立论的基础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主题——天命思想。天命思想并非是什么神秘的东西，而是充溢人文精神，大略而言，其含义至少有三。一、 天选择有德行的人为君，替天牧民，这就是天命；但是天命并非一成不变，人君如果德行有亏，没干好，天命也就改换了。所谓“天道无常，有德者居之”，“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子》第十七章）。这也就是说“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二、天怎么判断人君干得好不好呢？民心体现天意。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上》）。“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尚书‧蔡仲之命》）。所以，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
三、人君干不好，会有“革命”。《易‧革‧彖辞》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孟子》有云：“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 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尚书》之《汤誓》、《仲虺之诰》、《汤诰》、《泰誓》、《牧誓》、《武成》诸篇均明确支持“汤武革命”。
当然，古人讲三纲五常，其中“君为臣纲”，这跟“汤武革命”有没有矛盾呢？后人多有分歧（如汉景帝时黄生与辕固生之御前争论，苏轼《武王论》中的“武王非圣人”说等等）。对此，据《唐会要》卷五十一记载，太宗持“逆取顺守”论，即“或许可以通过武力得天下，但守天下就不能不行仁政”，切中肯綮。（二年，上与侍臣论周秦修短。萧瑀对曰：纣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国无罪，始皇灭之；得天下虽同，失人心则异。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义；秦得天下，益尚诈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盖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顺也。瑀谢不及。）
笔者以为，孔子讲上古社会区分为“大同”与“小康”阶段。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自然行禅让；小康社会，“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汤武革命”也就难免；三代之后，春秋礼崩乐坏，历史进入新的帝制阶段，“汤武革命”更是成了改朝换代的期盼。固然，“汤武革命”自不及禅让，但亦时势使然，尤其正义性、必然性的一面，不宜非议。当然，有志于“大同”者（如孔子、中山先生等等）值得钦佩。
太宗《序》中首先强调天命，这既是对唐朝统治合法性的追溯，又是一种自信，更是一种责任（人君替天牧民，自当爱民若子，而天命并非一成不变，那么人君要想不被赶下台，要夕惕若厉，修身进德，政治清明）。
顺便说一下，以上所述的主要是天命思想，含有普世价值，绝非为独裁统治、暴政辩护。事实上，天命思想等等中国古代政治理念精华，完全可以进行现代转型，与近代共和制度相结合。中山先生之构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为中国开辟了一条新路。可惜！五四已降，“打到孔家店”，共产主义思想趁虚而入，最终窃国，传统中国至此终结。
明徐仲和《临阎立本画唐太宗纳谏图》，北京故宫南薰殿旧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公有领域）
第二个问题：太宗思“靖大难以济苍生”，战战兢兢，日慎一日
太宗固然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表”，更重要的则是其救世之心。18岁就劝父起兵，“慨然抚长剑，济世岂邀名”（《还陕述怀》）。与救世之心相配的，是太宗的文治武功。太宗军事才能独步天下，大唐江山大半是他打下的；更难得的是，太宗也能“马下治江山”，古今罕见。但在厚德、慈悲之心、命世之才外，太宗之配天命，更在其修身进德。皇帝是天子，掌生杀大权，系国之安危，并没有刚性的制度约束，很容易为所欲为，因此，皇帝的自身修养、自警、自省是第一重要的。太宗对此颇有自觉：“战战兢兢，若临深而御朽；日慎一日，思善始而令终”。这是成就贞观之治的首要因素。
太宗修身进德，表现在很多方面。这里只讲两点。首先，“正心”，以民为心。太宗曾对大臣们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贞观政要‧君道》）太宗爱民之心从下面这个事例可见一斑。贞观二年，旱、蝗并至，太宗诏曰：“若使年谷丰稔，天下乂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
其次，自诫。这里讲一下党仁弘案。“仁弘有才略，所至着声迹，上甚器之。然性贪，罢广州，为人所讼，赃百馀万，罪当死。上谓侍臣曰：‘吾昨见大理五奏诛仁弘，哀其白首就戮，方晡食，遂命撤案；然为之求生理，终不可得。今欲曲法就公等乞之。’十二月，壬午朔，上复召五品已上集太极殿前，谓曰：‘法者，人君所受于天，不可以私而失信。今朕私党仁弘而欲赦之，是乱其法，上负于天。欲席藁于南郊，日一进蔬食，以谢罪于天三日。’房玄龄等皆曰：‘生杀之柄，人主所得专也，何至自贬责如此！’上不许，群臣顿首固请于庭，自旦至日昃，上乃降手诏，自称：‘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乱法，二也；善善未赏，恶恶未诛，三也。以公等固谏，且依来请。’于是黜仁弘为庶人，徙钦州。”（《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唐纪十二）太宗因自己私心阿法而自罚，坦荡自诫之心，日月可表。
历史上都称赞太宗善于纳谏，从善如流，可为什么太宗能纳谏呢？关键是太宗能正心、自诫。而太宗为什么能呢？这又与其信奉天命思想密切相关。
人君往往被称为“圣人”、“圣上”，这可不是恭维或妄称，而是要人君“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也就是说，人君的责任是救护、教养百姓；百姓有罪，人君要负责任。
于是，“禹出见罪人，下车问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顺道，故使然焉，君王何为痛之至于此也？’禹曰：‘尧舜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心；今寡人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书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说苑‧君道》）禹见百姓犯罪而深感内疚，自责痛心。因此，“罪己诏”在中国源远流长（学者萧瀚在《唐太宗全集》中就找到了二十八份唐太宗的“罪己诏”，在“二十五史”中找到了二百六十份“罪己诏”，另外还有包括袁世凯撤消帝制的总统令在内的四份）。
当国家发生天灾人祸、政权危难之时，历朝历代的帝王都会沐浴斋戒，祭祀天地神灵，自省“罪己”，忏悔自己的过错和失误，有时会对全天下颁布“罪己诏”。（图／志清）
第三个问题：以历代治国要旨“近诫”太子
立太子是国之大事，也是太宗头疼的事情。长孙皇后母仪天下，有大功于贞观之治（可惜早逝于贞观十年），生有3子：长子李承干、四子李泰、九子李治。李承干先被立为太子，不成器、悖乱，废；李泰觊觎皇位，被斥；终立李治（以其仁厚，不至于兄弟相互残杀）。《帝范》就是写给李治（628－683年）的。李治即位为唐高宗，在位34年，前六年号永徽。《资治通鉴》称永徽之治有贞观遗风。可见高宗也非庸常之人。只因为父皇开创了贞观之治（627-649年），皇后武则天是中国唯一的女皇帝，皇孙李隆基创立了开元盛世，他的光彩被冲淡了许多。当然，《帝范》的价值也不是用高宗的政绩来衡量的，因为这里面牵涉到许多因素。不过，高宗也确实受益于父皇之教。
李治出生时已是贞观二年，“生于深宫之内，长于妇人之手”，所以太宗说他“未辨君臣之礼节，不知稼穑之艰难”。贞观十七年(643年)，李治成为储君，太宗为太子教育“未尝不废寝忘食”。
首先，时常把李治带在身边耳提面命、言传身教。“太宗每视朝，常令在侧，观决庶政，或令参议，太宗数称其善。”（《旧唐书‧高宗本纪》）贞观十八年，太宗谓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则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诲谕。见其临食将饭，谓曰：‘汝知饭乎？’对曰；‘不知。’曰：‘凡稼穑艰难，皆出人力，不夺其时，常有此饭。’见其乘马，又谓曰；‘汝知马乎？’对曰：‘不知’。曰：‘能代人劳苦者也，以时消息，不尽其力，则可以常有马也。’见其乘舟，又谓曰：‘汝知舟乎？’对曰：‘不知。’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见其休于曲木之下，又谓曰：‘汝知此树乎？’对曰：‘不知。’曰：‘此木虽曲，得绳则正，为人君虽无道，受谏则圣，此傅说（商王武丁的大臣，古代着名贤相）所言，可以自鉴。’”（《贞观政要》）
太宗教子心切，甚至“贞观十八年，高宗初立为皇太子，尚未尊贤重道，太宗又尝令太子居寝殿之侧，绝不往东宫”。（《贞观政要》）因大臣进谏，方止。
其次，令太子尊师。贞观六年，诏立“东宫三师”。“三师”即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的合称，负责辅导太子。贞观十七年，太宗谓司徒长孙无忌、司空房玄龄曰：“三师以德道人者也。若师体卑，太子无所取则。”于是诏令撰太子接三师仪注。太子出殿门迎，先拜三师，三师答拜，每门让三师。三师坐，太子乃坐。与三师书，前名惶恐，后名惶恐再拜。（《贞观政要》）
再次，撰《帝范》为皇室家训。柏杨先生说：“自从盘古开天辟地，李世民大帝是中国帝王中第一个被中国人真心称颂崇拜的人物，他没有让世人失望。成就了丰功伟业，造就了大唐盛世，给世界留下了一个永恒的背影。”《帝范》是太宗一生心血的结晶。这部着作“披镜前踪，博览史籍，聚其要言”，此前之未有，可见太宗用心之良苦。
父亲教育儿子，这是人性中最真切的部分。太宗之撰《帝范》，不仅道尽天下父母心，同时又是一份“王道”的宣言书，在历史上永放光辉。
附录：“序”大意
我听说天地的大德是生成万物，君主最宝贵的东西是权势和地位。分辨尊卑上下，确立君臣名分，是为了抚育百姓，教化庶民。如果不是聪明睿智、文武具备、受到天命眷顾和保佑的君主，那怎么能有符瑞出现而轻易登上王位呢？所以在唐尧盛世，有神龟从翠妫川中浮出，向唐尧献上《河图》，表彰他的圣德；大禹治水，涉历山川，上天赐他元圭，褒奖他的巍巍之功；周朝兴起时，有赤鸟口衔丹书飞到岐山，向文王宣喻天命，呈现祥瑞，开创周朝八百年的基业；汉高祖刘邦怒斩白蛇而起义兵，奠定了两汉二十四帝的国基。由此观之，自古帝王的基业本由天命，决非人力可以争夺而得。隋朝末年，炀帝违反天道，昏庸残暴，朝纲不整，天下大乱，四海之内分崩离析。先皇高祖以神武之姿，遇上这改朝换代的风云际会，效法刘邦，在太原起兵平乱，奠定了大唐王室的基业，重修清明政治，登上了君临天下的大位。高祖称帝时，神州大地妖氛未净，群雄割据，哀鸿遍野，天日暗淡，豺狼横行，烽烟四起，天下未宁。我年方十八岁，胸怀救国救民的慷慨大志，一心想平定大乱，救济苍生。每临大战，一定亲自披挂上阵，不避矢石相加，勇猛直前。朝朝夕夕面对敌军的险恶阵势，毫无畏惧。无论敌军声势如何浩大，无论群雄有多少坚甲利兵，我率军进攻，无城不破，无坚不摧。剪除长鲸，澄清四海，扫除馀孽，平定八方。大唐王朝繁荣昌盛，我作为高祖之子，受群臣拥戴登上王位，继承了大唐光耀日月的伟业。每日里，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驾朽车，没有一点疏忽懈怠之心。一天比一天谨慎，经常思考在治国安民时，如何能善始善终。
你身为太子，从幼年起，便受到父王和母后的钟爱，言行不合义理，往往背离我的训诫。我非常信任你，把你由藩王册立为太子，赋予你继承王位的重任。但你自幼生长在深宫，不懂君臣礼节，不知百姓生活的艰难。每想到这些，我深感忧虑，经常废寝忘食，心绪不宁。上起三皇五帝，下至北周、隋朝，有经天纬地之才，创业垂统的君主，他们的功业彪炳，有目共睹；历代兴亡，国家治乱，道理显然，无一不载入史册。为了让你更好的继承大唐基业，开创太平盛世，作一代明君，我追溯前代君王的盛绩，博览史书，将他们治国要旨汇聚成册，作为对你的训诫。@*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乐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