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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种子】“四．二五”事件在台效应

2021年09月16日文化漫步

《金色种子》封面（博大出版社提供）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9月16日讯】【缘起】《金色种子——法轮大法在台湾的故事》这本书主要纪录了法轮功在台湾发展的脉络及一些感人的故事，而这些珍贵的历程也是一部活的历史。

1994年，一对台北夫妻在山东济南的奇妙缘起，上海医师的远渡来台，贵州老翁的花莲探亲，捎来了大法的种子，串起了旷世难遇的修炼机缘。

2016年2月编辑小组逐步展开台湾北、中、南各地的专访，历经录音档听打后再交互查询比对，历经三年，终能汇整集成册。比原来预期的还要艰难。

欣逢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大纪元推出《金色种子》一书全文连载，期望这本书的刊登，让法轮大法在台湾的发展足迹，能够更完整的留下一个历史见证。

（接前文）

意外的急促门铃声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暑热未至，近三十度的气温并不让人特别讨厌。午后，黄春梅与女儿在自家客厅里闲坐，她就像多数的妈妈一样“关心”着孩子的点点滴滴……不一会儿，就读五专的女儿笑着问：“昨天你们不是在台中学法交流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啊？”

黄春梅愣了一下。回想起在交流会中听着其他同修怎么在生活中悟到法理，提升自己心性的历程，不时的触动着她。尤其自一九九五年与丈夫一起修炼以来，夫妻间的争执总能在彼此“向内找”中消弭，但是因为自己对子女过分的牵挂，亲子间反倒容易有些小小的摩擦与冲突。昨天听到同修分享自身在亲子关系中如何由矛盾而和谐，颇为触动的她，觉得自己在亲子关系上也真该提高心性了。开始与女儿分享几个印象深刻的心得。

“嘀—嘀—嘀—”门铃对讲机突然响起，打断了谈话。“现在是谁会来啊？”女儿这样问着，黄春梅也一脸疑惑地起身，顺着餐桌穿过餐厅走到门边，拿起对讲机：“喂，请问找谁？”

“请问黄春梅女士在吗？”一个男声这样问着。

“我就是，请问您是哪位？”

“黄女士您好，我们是华视电视台的记者，想对大陆发生的法轮功事情做个采访……”

“记者！”黄春梅吃了一惊，她只是个普通的家庭主妇，突然来了媒体按铃说要采访，她的脑袋在那一瞬间似乎变成一片空白。

“怎么会有媒体找上门？采访大陆的事情？我也不太清楚啊，我要说什么？记者怎么会找我呀？他又怎么知道我住哪？”惊讶之馀，黄春梅紧接着冒出一连串的疑惑。

很快的她找回思绪：要采访法轮功的事情？我要说什么？这会不会是代表法轮功发言？这样合适吗？心细且沉稳的黄春梅决定要先找人讨论再说，于是她请记者稍待。

她第一个想到的是聂淑文。曾是上海辅导站站长的聂淑文听说这事也甚感讶异，她认为不宜受访，但为慎重起见，她将询问大陆学员的意见。

等待的过程似乎有点漫长，突然又是一阵“嘀—嘀—嘀—”的门铃声，黄春梅猜想是那个记者按的门铃。“可是聂大姐还没回电，还不知道要不要接受采访，我要跟他讲什么？”不知道该怎么回应的黄春梅就这样盯着对讲机，任由“嘀—嘀—嘀—”的声响划过那个下午的沉静，但是黄春梅的心里却一点也不平静。

一会儿，聂淑文来电说，大陆学员也建议不要受访，因为不久前他们接受中国媒体采访，但最后呈现的报导却扭曲了他们的谈话。另外，美国学员也接受当地媒体的采访，但因为报导内容主要采用了中共官方的说法，内容负面多于正面，对学员的采访只是形式上的“平衡”。“如果媒体不能客观深入的报导，我们还是不要接受采访比较好。”聂淑文说。

听着电话，黄春梅不经意地望向对讲机。有了这个回覆，黄春梅心里似乎也比较笃实一些，可以更好的整理自己的思绪。

她意识到，因为自己是家庭主妇之故，相较于其他需要上班、上课的人更方便联系，一些订书、印资料等等事宜也都是她帮大家处理的，所以渐渐的，她就成为主要的协调联系人之一。也因为联系上相对方便，所以后来许多时候对外都是留了她家的地址与电话。想到这，她恍然大悟为什么媒体记者会找到她家了。

“嘀—嘀—嘀—”门铃声又响起，黄春梅依旧不敢接起对讲机，她想应该还是那位记者吧。但忍不住好奇，她起身走到阳台往下望，正巧楼下一个男子也仰头向上望着。他们对视了那么一瞬间，黄春梅就快步走回屋里。

“记者一直不愿离开，这样不行啊。而且以后若还有其他记者再找上门该怎么办？总不能都这样不接对讲机啊，总得想想办法！”想了想，黄春梅连系了几位学员讲了这情况，大家都觉得这事的确需要讨论，最后决定傍晚到洪吉弘家里商讨对应之道。

学习面对媒体

叮嘱女儿简单弄点晚餐后，黄春梅回房换好衣服，准备出发前往松山洪吉弘家。

对着楼梯间的镜子，黄春梅微笑着轻轻说了句：“不好意思，现在不方便回答。”她看着自己的神情，似乎还算宁静祥和。这是刚刚电话里同修提醒她的：“看到记者，不要回应，要面带微笑，不要紧张。”

步出大门，记者已经离去，黄春梅松了一口气之馀，也不由得觉得好笑：我这么单纯又平凡的人，竟然还要面对媒体的“围堵”！

来到洪吉弘家，已有几位同修先到了，看到黄春梅进门，纷纷上前询问情况，黄春梅微微笑了笑跟大家报告说：没有，我下楼时记者已经离开了。因为还有其他学员还没抵达，所以大家还在等待的状态。有人在角落静静的读着《转法轮》，也有人在客厅走道旁边“冲灌”、“冲灌”的炼着动功。也有人开始发表自己的看法。黄春梅听见洪吉弘声音宏亮的说：“我们不出面讲，那谁帮我们讲？”

陆续的来了十几位同修，黄春梅跟大家简单说明今天发生的事情之后，大家各自表述想法。不少人觉得应该要受访。有人提出大陆学员对媒体不能公正报导的担忧，熟知媒体情况，任职于台视的学员认为台湾媒体环境不同，也赞成接受采访。还有人提出：“如果我们一概不接受采访，媒体就更觉得我们很神秘。可是他们新闻一定要做啊，也许就会捕风捉影，反而不好。”

“可是我们没有面对媒体的经验，不知道要跟媒体讲什么啊！”

洪吉弘不改豪迈本色地说：“不用想太多，我们就老实实实的讲，法轮功是什么。”

然而修炼怎么提高心性，这些事情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对不修炼的人很难说得清、讲得明。那怎么才能让外界明白？经过一阵讨论之后，初步有了一些共识：可以拍摄我们炼功的情况，讲炼功祛病健身与修心性，也可以带记者们看看我们的集体学法……

彷彿老天的安排，就在大家有了“走出去、面对媒体”的共识之后，此时，洪吉弘家中电视机里就播出了华视晚间新闻的画面，记者拍摄了黄春梅住家所在的五层公寓，然后镜头停留在四楼的阳台，旁白说道：“这就是法轮功在台湾的总部！”在场学员一片静默后，不约而同的相视而笑。因为大家知道要学法、要炼功，知道修炼重点在于提高心性……众人脑海里却没有“总部”的概念。因此，大家也更体认到面对媒体的必要与重要性了。

法轮功学炼者激增

达成共识后，有人安排受访的地点与形式，也有人负责沟通联系采访的媒体与内容，电视、报纸、杂志、电台的邀访纷涌而至。第一个前来采访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地点就在洪吉弘家。记者如实的报导，让大家更具信心。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黄春梅向中时记者展示网路下载的中国法轮功学员被打压情况。（博大出版社提供）

而以往每周日在中正纪念堂近百名学员的集体炼功，也成了媒体采访与摄影的地点，经媒体密集的报导，原本只是学员间口耳相传的功法，瞬间名气大增。

台北的法轮功学员固定周日早上在中正纪念堂集体炼功。（摄于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国家音乐厅旁广场。博大出版社提供）

台大经济系教授叶淑贞是当时热门的受访者之一。

叶淑贞从一位罹患多种严重病痛的患者，变得健康、精神饱满的传奇故事，在媒体的报导下，吸引了更多人来学炼法轮功。台中学员王珩描述：“都知道她身体很不好，炼功后变好了，大家就觉得法轮功真的很神。”

洪吉弘的妹妹洪月秀回忆：“台湾媒体虽然一开始都采用了中共央视的报导，但后来媒体慢慢接触到了台湾学员，学员详细介绍‘真、善、忍’的修炼准则，也演示了五套功法给媒体朋友看，最后他们了解了法轮功是个好功法。有些媒体还把李老师的小传登在了报纸上，吸引了很多有缘人来学炼法轮功。”

全台各地的九天学法炼功班也出现了蓬勃发展状况，每班参加人数从原本的一、二十人一下暴增为四、五十人，有些班甚至高达一百多人，突然涌现的学功热潮，让多数是在自家开办九天班的学员难以负荷。黄春梅家中原本容纳十多名学习者的客厅，一下挤入了四十多人，于是她只好收拾起桌椅，挪出空间多摆上几张坐垫。客厅挤满了，就再往餐厅及房间门口延伸。

而叶淑贞家中的九天学习班更是爆满，客厅里一下涌入一百多人。张清溪难忘当时的这一景象，他描述：“叶教授家拆了客厅与书房隔间后仍容不下，学功的人都挤到马路上，有些人根本挤不进去。”后来只好分为男女两梯次上课。

其实不仅是九天班爆满，从二十六日清晨起，全台的炼功点也都不约而同的出现学功潮。宜兰运动公园、台北大安森林公园、万华青年公园……都出现许多新脸孔，多则二、三十人，少则十多人。一名台北东湖公园的学员回忆，不仅有人前来学功，甚至出现围观人潮，让原本习惯宁静炼功的学员们挺不适应呢。

许多人都觉得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一九九八年是台湾学员们最幸福的一年：日益增多的炼功点，方便大家就近集体晨炼；自前往大陆参加交流与李洪志老师来台讲法之后，学员们更加认识学法的重要，集体“学法点”也陆续成立；一九九八年在台湾也正式出版了正体版《转法轮》。自这年起，对修炼形式的认识更成熟了，学员们普遍在实修中感到心性的提升，体会到修炼的美妙。

一九九九年大陆发生的“四．二五”事件，虽然打破了学员们平静的修炼生活，从单纯的自己修炼，被迫必须面对外界、面对媒体，但也因此让更多人认识了法轮功，对法轮功的弘传起到促进的作用，同时也锻炼了学员们面对社会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