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上最大法难——中共毁灭佛教

在这四次的劫难中，短的历时8个月，最长的也不超过6年。而中共自篡政以来，持续地铲除所有有形的宗教物事和无形的信仰意识，至今未停，论范围论程度论手段论时间，都可说得上是空前绝后，使佛教在中国名存实亡。

中共灭佛的手段变化多端且与时俱进，有时蛮横凶残，有时极具欺骗性，只有了解中共的本质与其对宗教的真实意图，才能不被其看似矛盾的两面手法所迷惑。

共产党不变的宗教政策：最终消灭所有宗教

中共自称为无神论的政党，但从其《共产党宣言》中即明示，中共其实是一个信奉西来幽灵的邪教组织，自然仇视一切宗教信仰，必欲除之而后快。根据知情人士揭露，时任中共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的叶小文曾在1999年8、9月间的一次内部讲话中提及中共的宗教政策，宣称比实现共产主义这个目标更重要、更艰巨的任务是，共产党最终要在地球上消灭所有的宗教，消灭人对神的信仰。

为了达到消灭佛教的目标，中共深知只靠着过去毁寺焚经、逼僧还俗的做法，尚无法完成任务，还需使上西来幽灵所传授的邪招。列宁曾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作为马列子孙的中共自然将之奉为圭臬，用来对付国民党、驱逐合法政权、占领中国大陆，一用即灵且屡试不爽。

现在用这招来对付没有任何还手能力的佛教，其从内部瓦解将只是个时间问题。但如果以为中共把佛教灭掉就算完事了，这样也太低估中共的邪恶。保留佛教的表面形式，却毁灭其真正的内涵与精髓，而以中共的党文化代之，使现代佛教如同画皮一般，被中共穿上，用来迷惑世人。

统治初期：不服从者从严处理 从内部瓦解

比利时神父雷震远（Raymond J. de Jaegher）于1930年左右来到中国传教，在1949年离开大陆。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到自己亲眼目睹的经历：“我看见共产党所到之处，一定是没收佛教财产、杀戮和尚，或将他们驱逐出庙沦为乞丐，使人民失掉千百年来的精神安慰。”

中共夺权后并未住手，继续毁寺焚经、没收寺产、强迫僧尼参与劳动并学习马列思想，甚至逼其还俗结婚，例如在1951年三八妇女节前夕，湖南长沙妇联会就下令全省的女性出家人必须在几天内“决定结婚”。不服从中共指令的男僧人则在韩战时被送去前线当炮灰。

虚云老和尚是清末民初时期的一代高僧，从慈禧太后到孙中山、蒋中正先生都对他尊敬有加。但在中共治下，这位德高望重、与世无争的老和尚竟然在1951年的“镇反”中被当成“反革命分子”，军警闯入寺院，将这个当时已经112岁的老人毒打到头破血流、肋骨折断。次日他们见虚云未死，就继续毒打，然后关在方丈室内，断其饮食，任其自生自灭，寺内26名僧人则被抓到县城拘禁。老和尚瞑目不动，八日后才出定甦醒，毕生着作毁失殆尽。

佛源和尚为了替虚云洗刷罪名，到处托人将消息辗转送到中共高层，再从北京下令放人，才使风暴暂时停息。但到了1958年，119岁的虚云又被打成了“右派”，关入牛棚，老病体弱的大师最终因此离世。而当初为他奔走求情的佛源和尚也受到牵连，被投入监狱囚禁三年。另一位替虚云说公道话的定持和尚也同样被扣上右派的帽子，五次被囚，文革时被批斗后，送去山区拾粪。

中共一方面残暴打压持戒修行的出家人，另一方面却积极鼓励成立佛教组织。1952年为成立“中国佛教协会”（后面简称为“中协会”）而召开的发起人会议，中共派其统战部部长参加。

会中讨论协会的宗旨、任务和组织等议题，当下即有所谓的教徒提出要“信教自由、僧娶尼嫁、饮酒食肉，也都应当，谁也不能管”、“废除清规戒律”等等建议，理由是因为这些规定“害死许多青年男女”。此类荒谬的意见虽然因为与会的虚云大师反对而遭搁置，却难以阻止这股想要败坏僧尼修行的魔障，化明为暗的继续腐蚀着佛门弟子。

会后发布的《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书》载明，即将创建的协会要“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参加生产建设、贯彻政府政策。也就是说，1953年成立的中协会虽然冠着“佛教”之名，本质上却是一个世俗性的政治机构，接受无神论的中共一党专政所领导，是一个为中共政策奔走效劳的附属组织。

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宗教人士与政治和尚，可以为了配合不同时期的政策需要，编造出许多荒谬的说法，例如“宗教是真理，社会主义也是真理”、“此岸和彼岸并不矛盾”等等，甚至连“杀反革命是更大的慈悲”这样的不是人话都出来了。

中协会至今历经十届，前后七位会长大多由法师或长老担任，其中具有政治头衔的多达三人，分别是：第二、三届的喜饶嘉措、第四至六届的赵朴初、第九届的释学诚。现在还无法知道此三人是否有着某种特殊任务，不过蹊跷的是，后来佛教界发生一些事，这三人通通有份。

文革时期：不屑掩饰毁灭一切的意图、不分敌我一律打倒

首先出事的喜饶嘉措是藏族僧人，中共利用藏人普遍尊崇出家人的心理，先对他进行统战再由他去统战藏族同胞。他支持中共使用武力，为青海和西藏的赤化立下汗马功劳。在国内的利用价值消失后，中共安排喜饶嘉措接任中协会会长，让他多次率团出访海外进行统战，并伺机打压中华民国的“中国佛教会”（两岸的佛教组织名称相差一个“协”字）。中共为了表彰他的功劳，特别送他一口明朝的大钟，还专门为此修了一座钟楼。

为钟楼主持落成仪式的喜饶嘉措可说是风光无限，浑然不知，“送钟”，已经预示了他的终点即将到来。文革的狂潮来袭时，喜饶嘉措被安上各种罪名，挨了长达四年的批斗，直到最后在狱中被折磨至死。

赵朴初是中协会的发起人之一，文革时是该会的副会长，也和当时的会长喜饶嘉措一样遭到整肃。在一次批判大会中，有人质问赵朴初：“你是共产党员，为什么信佛教？”就这么一句无意间的问话，才使人们意识到，这位身兼宗教领袖、社会活动家和文学家的跨界名人，原来还是个潜伏在多个领域的地下党员。

中协会是受中共控制的官方机构，这二个会长又曾当过政府高官，或是中共同路人，在文革时依然被批挨斗，可想而知，无权无势的众多出家人受到何等的摧残。文革结束后，曾在1981年对僧尼人数进行过统计，当时包括蒙藏在内全中国的出家人只剩下约二万六千人。

在文革时，佛教人士饱受摧残、无数的佛教文物遭到严重破坏。从寺院到法器，也不管是皇家宝物或民间珍藏，红卫兵所过之处，无一幸免，不是自此从历史中消失，就是面目全非，或只剩断垣残壁。下面仅列举的只是浩劫中的沧海一粟。

“白马寺”作为中土最早建立的寺庙，文革时自然在劫难逃，千年的珍贵文物如贝叶经、十八罗汉像、玉马等等皆被毁坏。

北京颐和园万寿山顶有一千尊琉璃浮雕佛像，经“破四旧”后，竟然都五官不全，无一完好。山西代县天台寺建于北魏，至今已有一千六百馀年，虽地处偏远深山，千年古寺连同寺内积累的珍贵塑像和壁画等，仍难逃红卫兵魔掌。

改革开放后：用“人间佛教”去精神化 用“闷声发大财”去道德化

文革使得中共尽失民心，经济濒临崩溃。中共为了要解除统治和经济危机，不得已搁置意识形态斗争，改采务实路线，宣称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改革开放”政策。

在佛教方面，中共恢复了文革前对宗教的温和路线，亦即在配合官方政策的前提下，“有限度的”容许宗教存在。于是停摆了十年的佛教协会重新开始运作、各地被侵占的寺产和僧舍陆续归还、之前被逼还俗的僧尼现在获准返寺。

至于遭到破坏的佛教建筑，由于数量过于庞大，中共手头拮据，无法拿出足够的钱来整修重建以作为补偿，就先从具有观光性质的重点保护寺院开始修复工程。这些作为观光景点的标的，即使整建完成，也还不会交给僧人自行管理，理由不言自明。

中共表面上放松对佛教的管控，实质上仍然藉由操控中协会来控制一切。赵朴初这个被中共称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着名的社会活动家、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的佛教居士，在文革后担任中协会会长，主导对佛教的一连串改造，对中国佛教的走向造成重大的影响。

传统的佛教寺院千百年来各自独立发展，主要作为出家人修行弘法，并提供众生礼佛忏悔的场所；在经济上则依靠做法事、信徒的供养及耕作寺田等方式自食其力，并没有像西方的基督教以罗马教廷为首一样，发展出听命于某个大寺院的上下体系。

佛教传统在文革中被彻底破坏，文革后也没恢复，反倒是中协会成了全国寺院的最高指导机关，而各地的佛教协会则是当地寺院的领导单位。各寺院的管理委员会必须在当地佛教协会的领导下行事，有些寺院甚至由佛教协会直接管理。佛教协会可以任免各寺的住持方丈，寺内管委会的权力有时更凌驾于方丈之上。僧众无法自行管理寺院，意味着寺院的运作和运命操之在他人手中。

于是出现了寺院开始频繁举办活动的现象，除了平时为信众举行各种名目的仪式，如“延生普佛”（念经忏悔、祈福消灾等）、“往生普佛”（放焰口、超度亡灵等）、在各个佛教节日举办庙会外，也藉着寺庙落成、佛像开光、住持升座等名义举行法会。所有这些行为的目的，都能用一句话讲明白：“活动带来人潮、人潮带来钱潮”。

还有佛教协会和寺院化募集资，用来经营工商业，例如云南省佛教协会成立了“金轮公司”，除了依托各寺僧尼从事各种商业活动，也将寺院房产外租，或设立商店、餐馆、旅店等，此外也经营向泰国出口大理石和工艺品的贸易。

少林寺的商业化经营则是一个最有名的例子。一手打造少林寺商业王国的是现任方丈释永信，他同时也是有着政治头衔的中协会副会长。在还没当上方丈前，释永信是少林寺的“民主管理委员会”主任。

在方正法师圆寂12年后的1999年，释永信才因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立下大功，在国家宗教局和中协会的支持下接任方丈一职。在尚未成为方丈的12年内，他还是可以用管委会主任的名义，成立各种和少林寺有关的组织，例如少林寺武僧团、少林寺影视有限公司、少林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等等。

释永信多次带着武僧团到海外表演、与电视台合办功夫类的全球电视大赛；旗下的影视公司和书局则出版了大量与少林寺相关的电视剧、纪录片、书籍和音像等产品。多角的商业化经营加上本业的收入，少林寺堪称中国最富有的寺庙之一，也使释永信获得“少林CEO”、“经济和尚”、“政治和尚”的外号。

另一个改造佛教的做法，就是给予中协会权利，制定统一的规章制度，例如统一举办浴佛节等重大节日的法事活动、发布“汉传佛教寺庙管理试行办法”等，以藉口建立其所谓的“合乎当代社会进步要求的僧尼礼仪与权利义务”，来改变因为教派分宗不同而异其规章行事的传统。这等于在传统的佛教戒律外，另行一套制度，规定僧尼可以做什么、不许做什么，以规范为由，限缩出家人信仰自由的范围。

台湾的圣严法师在1988年访问大陆后，揭示了这个趋势：“今日大陆的僧尼，已与宗教师的观念不甚相应，因为他们没有弘法的机会，也没有领导信众修行佛法的场所。他们之中除了极少数从事文宣工作，多半是服务于旅游业、寺院管理、教会行政、经忏佛寺、种田做工等所谓生产事业，每月向领导干部领取定额工资。”

赵朴初还提出“人间佛教”的说法，主张要“实施人间净土的理想，发扬利乐有情的大乘佛教，继承与发扬禅宗‘佛法在人间，不离世间觉’的思想”。他要求佛教徒不应脱离世间、脱离社会，应该在现实世界上实现佛国净土。

“人间佛教”的提出，是与中共一直企图减少佛教徒的人数及消除佛教信仰有着密切的关连性。中共一方面藉此说服有心修佛的信众不要出家，因为留在五光十色的社会中，修佛的意志会慢慢涣散，从而使僧尼增加的速度减缓。

另一方面则用来鼓励僧尼积极参与世俗生活，这其实就是在中协会成立前，中共试图推行的“僧娶尼嫁、饮酒食肉”的隐藏进化版。当时这个计谋被虚云挡了下来，现在趁着文革后真修的和尚法师大都不在世、再无人能反对，这些邪说披上高尚迷人的言辞重出江湖，竟成为现代中国佛教的主流思想。

在一连串改造佛教的操作下，对寺院、僧众及广大信众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原本作为修行弘法的佛门净地，逐渐转变成经商逐利的工作场所；承载佛教精神内涵的僧尼被“去精神化”，举凡修行、弘法、证道等精神层面的行为，逐渐从出家人的日常中剥离；而前来寺院参拜的一般信众则被灌输了功利思想，以为烧香拜佛为的是消灾解难、祈福发财，浑然不知敬拜神佛要有正确心态，是不应抱着贪念和有求之心的。

如此看来，中共对佛教的改造，是真的如官方宣传所称的“复兴”，还是在无形中进一步破坏佛教？

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在迫害法轮功的历史背景下，提出“闷声发大财”的口号。他在1999年下令镇压法轮功，由于镇压行动受到多数人的反对、又缺乏有力的说辞，江急需各界表态，尤其需要佛教界和名僧出面支持镇压并诋毁法轮功。

此时作为中协会会长的赵朴初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迫害法轮功寻找依据、透过媒体进行攻击抹黑，并主导佛教界的批判行动。被赵提拔的释永信和释学诚则担任急先锋，积极配合中共迫害法轮功。二人卖力演出，获得江的赏赐，前者在镇压开始一个月内迅速接任少林寺住持，后者稍后接任中协会会长。赵在攻击法轮功的次年去世。

江为了推动并维持这个不得民心的镇压行动，除了动用庞大的国家资源外，更以“闷声发大财”为口号，纵容跟随中共作恶之人，藉由特权贪腐索贿，胡作非为却可以逍遥法外。为了钱、为了名利色气可以无所不为、无恶不作，道德急速下滑，流毒漫及整个社会，甚至连宗教界也无法幸免。

早在2006年，少林寺光是门票收入就突破一亿元；到了2008年，游客想在少林寺烧一柱香，甚至必须支付人民币6000元；而少林寺开设的海外分寺每年入帐达一千万英镑，根据资料，只有三分之一的收入归向寺方。至于演出和旗下公司的收入、分配状况，无法从公开资料查询。

少林CEO释永信因为跟着江泽民作恶而飞黄腾达，当上住持后势力如日中天。他被同门弟子举报，揭露他将寺产当家产，在海外最少有30亿美元存款；在美国、德国都有别墅；曾跟多个明星有染、包养一名北大女学生并与之育有一子，现在母子住在德国等等。释永信不否认自己是个“关心”并积极参与政治的和尚，藉江之势为所欲为，虽然不时传出揭发举报的消息，新闻往往随即被删除封杀，故至今逍遥法外。

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另一个帮凶释学诚，也同样因为涉及情色贪腐，在2018年被二名女弟子实名举报性侵多名女弟子。在多达95页的检举信中，详细揭露其人以简讯性骚、通过各种手段精神控制和性侵女性出家人，以及巨额金钱去向不明和其他违法事由。消息轰动社会、震惊中共高层，也因为中共要开始打压佛教，因此不到一个月，释学诚就被佛教协会免去住持职务，随即“被”请辞所有政治头衔。

中共在2017年以中国政府内12个部门的名义，联合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治理佛教道教商业化问题的若干意见》，表明要严厉管控佛教道教中现存的诸多弊端，例如宗教活动场所不得收取高价门票、严禁宗教人员和旅游业者等以任何名义诱导、胁迫游客和信教烧高香、抽签卜卦，炒作售卖“头香”、“头钟”；不得以“股份制”、“中外合资”、“租赁承包”、“分红提成”等方式对佛教道教活动场所进行商业运作并获取经济收益，禁止将佛教道教活动场所作为企业资产打包上市或进行资本运作；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投资修建或承包经营大型露天宗教造像，以及佛教道教活动场所内不得设立只对少数人开放的会所等等。

从该文件中洋洋洒洒罗列的“禁止”、“不得”的条目，以及宗教人士间不时传出的各种丑闻，即可了解，在中共的政策和治理下，中国的佛教已经被腐蚀到多么怵目惊心的地步。

中共对佛教的改造，打掉了佛教徒对提升灵性与精神境界的追求，改革开放让人一切向钱看，而江泽民的“闷声发大财”，更使人不断刷新道德底线，直到再无底线为止。

再度左转：对内以“宗教中国化”去宗教化 对外以佛教外交进行统战

上世纪80年代后，中共对宗教的容忍是以经济发展为前提的不得已，说白了就是任何能够拿来赚钱以挽救濒临破产的经济，中共都会加以利用。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宗教在经济上的利用价值消失了，温和宽容的伪装也就不再需要了。此时是否继续容许宗教存在，端视当权者的态度与政治上的需要。若中共开始觉得不易掌控，或政策因人因时发生变化，就会随时翻脸，原本放任甚至鼓励的行为，立即变为严加打击、毫不手软。

现任党魁上台后，凡事向左转、一路走到底的路线逐渐清晰。在宗教方面，中共再度以一个具有迷惑性的名词为包装——“宗教中国化”，推行其加速压制、直至逐渐消灭宗教的政策。简单的说就是宗教要听中共的话，要对僧人加强“爱国主义”的教育与训练、支持中共的统治和习近平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等等。

受中共控制的中协会快速配合，推出所谓的“五年计画”，表态要“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并且要求信徒都要跟着表态效忠；此外还加码要“向全球推广佛教”，鼓励中国佛教徒到世界各国去“讲好中国故事”，希望藉由卖力表忠来躲过即将到临的政治风暴。

国家宗教局举办一个研讨会，要求宗教人士学习某次政治会议的报告内容。这已经够荒谬了，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一些光头政客的加码演出，例如时任中协会副会长的印顺公开声称：“中共就是现世佛菩萨”、佛教徒要“爱国爱党”，才谈得上佛教信仰。他更吹捧“十九大报告就是中国当代的佛经”，提倡要佛教徒手抄“十九大报告”，并宣称自己已经抄了三遍，还要继续抄十遍。

只是佛教界的卑躬屈膝，甚至下跪求饶，也无法减缓中共加速左转的步伐。针对寺院等宗教场所，中共会以“违建”为理由，若不配合“中国化”改建为党的宣传场所，就面临被查封、强拆的命运。光在2019年4至5月间，就传出山东平度的路神庙中的牌匾，由原本的“佛国圣地”被改为“爱国圣地”；同市的四座寺庙则被强行关闭、河南郭店镇的妙相寺和山西朔州的善缘寺被查封、出家人被迫迁移或还俗等案例。

对于在建筑上已经配合要求的寺院，中共会进一步要求寺院的内部设置和仪式也需符合“中国化”，以示“爱国”情怀。因此原本陈列佛经的地方，现在要改放习思想和毛语录；原本安放佛像的位置，现在要悬挂党魁的画像；原本念经礼佛做法事，现在要举行升旗典礼、学习“十九大报告”等等。

带有新时代特色的寺庙，除了具备上述的元素外，建筑外挂着令人无语的奇葩标语，如“持续深入学习十九大精神共同努力建设美丽和谐新寺院”、“践行人间佛教坚持中国特色，与党同心同行弘扬正法教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终身坚守入党誓词”、“践行人间佛教思想积极走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道路”等等；而寺庙内的僧人集体宣誓入党、唱红歌、学习思想、列队军操……。所有这些魔幻表现，正确的说不是“佛教中国化”，而是佛教“中共化”，加上文革的2.0版。

对于矗立在户外的大型佛教造像，中共利用卫星进行监测。不论造像位于何方，只要能被人们看见，就以“非宗教场所不许有造像”为由，一律勒令拆除。已知被强拆的佛像有河北的一尊弥勒像、内蒙古的一尊释迦牟尼像等。有些佛教造像则被迫改建以避免被拆除，例如山东一尊菩萨像变身为孔子、辽宁一尊菩萨像幻化成嫦娥、福建的菩萨隐身在假山内，而代替四川一尊菩萨像出现的，是一把大茶壶。

中共在2020年还出台了一份通知文件，严格禁止在殡葬场所设立宗教厅、举行念经超度等宗教仪式或提供宗教用品等等。“宗教中国化”已经从“宗教的去宗教化”，进一步扩大成“全民的去宗教化”。

根据在美国的中国佛教研究者王达伟和日本学者足羽与志子的研究显示，中共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开始利用佛教作为外交手段的一种工具，例如让宗教人士鼓吹海外华人到中国投资、为中共站台，说中共已经放弃左倾路线等等。“六四”后中共受全球围堵制裁，便利用宗教人士到海外进行宗教交流活动，为中共的暴行搽脂抹粉，或为其政策摇旗呐喊等，只不过当时的规模都没有现在的庞大且多样化。

为了用佛教进行统战，中共开始将大量资源投入相关的统战，在佛教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中建立双边的友好协会、联合举办宗教仪式、建立中国佛教和寺庙的分支机构、向外国寺庙提供资金等等，来提高中国僧人在当地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拉拢当地的宗教及文化界人士，建立统战所需的人际关系。

针对地缘政治有冲突的国家则有另外的计谋，例如中国的南海佛学院于2017年开始向印度招生，目的是在世界范围抢夺佛教的话语权。对于以基督教为主体的美国，则设法拉拢在美国的佛教组织、知名的宗教及文化人士、外国文化部门负责人等等。

中共之前在海外拼命设立“孔子学院”，作为大外宣的洗脑统战工具，因为已被各国认清其真面目，纷纷抵制要求撤校而失败，中共便利用佛教来代替孔子学院，以期继续迷惑外国政府、组织与人民。

中共病毒（新冠肺炎）爆发以来，中共对内加强压制佛教，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清除未经中共审批、或由外国出版的佛教书籍；继续拆毁户外的大型佛教造像。对外却利用中共控制的中协会，表面上和外国的佛教组织合作，举行佛教仪式为人祈福，实际是想藉此扩大中共在国际上的“锐实力”。

结语：希望与无望同在

佛经中有二个关于末世的预言，一个令人感到无望，另一个却又带来希望。

在《大般涅槃经》、《摩诃摩耶经》、《佛说法灭尽经》等佛经中都记载了释迦牟尼佛的预言，大意是当未来释迦牟尼的法将要灭尽时，会有群魔转世为人、毁寺杀僧；它们也会成为出家人和居士，以佛门弟子的身分败坏佛所立下的戒律，毁乱佛法。

以此对照中共七十多年来的灭佛手段，可以清楚得知，佛陀的预言正应验在此时此地。知道自己身处末劫、被魔鬼统治的世界时，人们难免感到无望甚至绝望。不过佛经中记载的另一个预言——转轮圣王（Cakra-vartin）的出现，却能给人们带来希望。

根据《中阿含经》、《法华文句》、《华严经》等佛经的记载，在释迦牟尼涅槃后三千年左右，人间会出现一种花叫“优昙花”。优昙花是天上的仙花，在人间三千年才出现一次，预示着如来下世、转轮圣王出现在世间。

转轮圣王生于人间，在家为圣王，出家则得正觉成佛，是十方世界里法力与神通最大的如来、法界中的万王之王。转轮圣王一出世就会“天下太平”，他带领众生在家修炼，不出家而成佛。他将以“慈悲”与“智慧”治理世界及全宇宙，开创转轮圣朝。相信任何人只要心存善念、善待他人，无论信奉何种宗教，就有机会蒙受转轮圣王的恩泽。

佛经记载的前一个预言已经应验，而后一个预言中的优昙花，也已经在世界各地绽放。希望的种子如同莲子一般，正在这十恶毒世里悄然发芽。追寻转轮圣王，将是结束这场佛教的最大法难、迎向美好未来的最佳选择。

（转自新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