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匡，1935年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51年，倪匡16岁时，为了追寻共产党宣传的乌托邦理想，即空想社会主义，辍学离家，只身从上海去苏州，在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受训三个月后，成为中共的一名公安干警。
1952年～1953年间，他参加过江苏省南部地区的“土改”斗地主、抓“反革命”。斗地主判死刑的时候，领导叫倪匡写公示布告。倪匡问判处死刑的理由？领导说写“地主”，他说“地主不构成死刑理由”。领导说，“让你写你就写，啰嗦什么！”
1955年，倪匡报名去了内蒙呼伦贝尔盟，志愿开辟劳改农场，即内蒙第四劳改管理大队，现在是内蒙保安沼监狱。他负责监管里面的犯人。
在组建劳改农场期间，他争取到多次出差机会，进到大兴安岭林区深处采购基建木材，到东北的大中城市采购物资。在深入接触中国社会各阶层中，他看到了很多社会的阴暗面，这与官方宣传的乌托邦理想社会相差甚远，尤其中共内部的种种特权令人厌恶。
更讨厌的是那种对人思想的管控。在劳改大队，要求劳改犯必须向他们汇报思想。而他们作为体制内管理人员，也要向上面领导汇报思想，大事小事都得汇报，一旦招惹领导不满意了，就被扣上政治帽子上纲上线，开会批判，让人作检讨，没完没了。不容许你有不同意见，有个人隐私，更没有你自己选择的自由空间。这让酷爱自由的倪匡越发感到不满和失望，所以他经常跟上级争辩。这也为他日后被打成反革命埋下了伏笔。
整肃他的机会很快就来了。那年发生了一个小事故，倪匡饲养的小狼狗咬伤了书记的手，因此遭多次批斗。多次写检查认错也过不了关，非逼他认罪是蓄意谋害书记方可罢休。倪匡被迫承认自己有“潜在的反革命思想”。
1956年冬天，因风雪太大，冰天雪地，运煤车开不过来，没有煤烧，农场里很多人都冻死了。他拆了一座摇摇欲坠的木桥运回来烧柴取暖，才熬过了那断了煤的三四天。他说，“我想河水已经冻到底了，要化冻至少也要到6月，那时我砍一些树再搭好就是了。我以为我在挽救同志生命，结果被扣上了破坏交通的罪名”，而那是现行反革命罪。
为彻查他的“反革命”背景，农场成立了一个专案组。他被禁闭在一个透风的小屋里，里面只有一个炕，“每天晚上，狼就围着小房子，嗷嗷地叫，狼叫声真是可怕……”
总队部政治处的一位蒙古族朋友，有天悄悄跑来告诉倪匡：“情况不对劲，看来你有危险了！听说要组织一个法庭审判你。”倪匡不以为然，说：“不就拆了一座小木桥吗？到夏天再重新铺上去。”那朋友说，依我看，事情不那么简单，会很麻烦。一旦成立特别法庭，那不是死刑，也是二十年徒刑！
倪匡惊呆了，不知如何是好，慌忙问：“那怎么办？”那朋友说：“你赶快逃跑！远离这里。”
此时，倪匡苦苦追寻的乌托邦梦想彻底破灭了。于是他听从朋友的忠告，连夜骑马往北方逃去。原本想逃到外蒙古避难，结果那匹马把他驼到了火车站。
他来不及细想了，和那匹老马道别后，跳上一列载货的火车。货车停站了，他又混上客车，客车停了，他又扒上货车。就这样瞎摸乱闯，他来到了黑龙江泰来县车站。
候车室墙上的一幅辽宁省地图，让他想起了在鞍钢当工程师的哥哥。他就跟着一帮盲流，见火车就上。查票了，被赶下火车，就在车站睡觉，有火车了，再上。一路往南。他终于来到鞍山钢铁厂找到了哥哥。
在哥哥倪亦方家也不便久留，他从大连坐船回到上海，躲到了舅公家里。上海的亲戚听说他回来了都很害怕，一个叛逃的公安人员，一旦被捕，而亲友又没举报，那个个都犯有包庇、窝藏罪。他倪匡必定会株连九族。
这会儿，倪匡更清楚自己的处境了，他在大陆没有立锥之地了。要想活命必须逃离，他决定逃亡至香港。1951年倪匡父母带着弟妹于已移居香港，而那时他正沉浸在“乌托邦理想”的梦幻里。
焦躁不安中，倪匡从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称能帮忙去香港定居，实际就是“偷渡”。倪匡找到那家蛇头，谈妥偷渡到香港的价码。倪匡回家筹措这笔钱，亲友都巴不他这个大麻烦赶快离开，所以钱很快凑足了。
倪匡知道前面的路生死未卜，生死各半，但至少有一半能活下来的机会。他接到启程通知，听从安排坐火车去了广州，三天后偷渡去了澳门。在澳门逗留了几天后，他与十几人被塞进运菜的一艘货轮的底层暗舱里，驶去香港。他们堆挤在一个狭小空间里，到了公海没人巡逻时，才能上甲板透透气。终于，他们在香港九龙一个码头偷偷上了岸。他偷渡到了香港。
倪匡记得很清楚，1957年7月的一个雨天，他被带去政府机构办身分证，填表、拍照片，他成了英国管辖下的香港公民。他逃港成功了，那时，他22岁。
多年后，倪匡说：“如果不从内地来到香港，非但没有机会写作，连继续活下去的机会都没有。‘反右’我肯定过不了关，‘文革’也挨不过。幸亏来了香港……”
初到香港，倪匡没有学历，又不会讲广东话，只能去做体力活，什么杂工都做，但他非常开心，因为他可以吃饱叉烧饭，而且自由自在。
做了三个月的苦工后，倪匡便投身文坛。他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活埋》，讲述了土改时一个地主婆抱着自己的孙子被活埋的故事，其中有“土埋过胸口时，奶奶拍着孙子说，一会就好了，不闷了”之类的情节语言，令读者欲哭无泪，悲愤至极。
这个从大陆逃出来的“公安干警”，在香港如鱼得水，如日中天。他曾为古龙做过枪手，曾在金庸出国期间代写《天龙八部》连载的数回共四万多字。他创作的韦斯利系列小说风靡全球。他成为了香港四大才子之一。而他始终难忘当年蒙古草原的一切，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呼伦池的微波》，就是以蒙古草原为背景的。
倪匡日后的写作生涯，得益于他年轻时在中国大陆的经历和传统教育。他说：小时候家里很穷，兄弟姐妹众多，没有什么娱乐，最大的乐趣就是看书，中国的几本着名小说，他在十二岁前已读过，那时最喜欢的书是《孟子》，升上中学后就爱看翻译小说。读书让他头脑里有不少库存。但几十年后，倪匡发现，他的写作天赋是与生俱来的，2005年封笔后他坦言：“我的写作配额用完了，江郎才尽了，现在连一百字散文都写不出来了。”
1958年开始，倪匡以岳川笔名写武侠小说。1960年代末，倪匡转而从事剧本创作。十多年间，他写的电影剧本超过四百部，其中拍出三百套电影，代表作如张彻导演的《独臂刀》。他称自己三四天可以写好一套剧本，同时还在写七八篇连载小说。在高峰期时曾一天写下二万字。文坛鬼才的美称，倪匡可当之无愧。
海外华人世界流传着倪匡的许多逸闻趣事。比如，倪匡不懂驾驶，但当他迷上研究汽车时，曾把一部汽车化整为零，再化零为整，装嵌回原状。
又如，他帮金庸写连载《天龙八部》中的章节，因为他不喜欢故事中的阿紫，就故意把她弄瞎了，害得金庸费了好大劲才让阿紫的双眼复明。
才华横溢的倪匡，不修边幅，笑容可掬，他摇把羽毛扇，嬉笑怒骂。多年来，他反共的政治立场始终不变，也从不掩饰。他针砭时弊，刀刀见骨，令中共如芒在背。
倪匡离开大陆50年时，《亚洲周刊》曾为他策划返回大陆的回乡之行，被倪匡拒绝了。他说过，共产党不死光，他不会回来的。他说所谓共产党进步了，犹如说食人部落开始改穿西装用刀叉吃人肉了。
倪匡说自己是爱国的，爱到极致，但“爱国必须反共、反共才是爱国”，这是倪匡脍炙人口的金句之一。他是“四大才子”中的一条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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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