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到1991年是陈云派完全掌控经济政策的年代，又是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意气风发”地“反和平演变”的年代，而邓小平只能在家生闷气。但是，得势的陈云和失势的邓小平都没有料到，正是陈云派的“意气风发”，把陈云派送入了困境；而陈云派在经济上“走麦城”，却为邓小平南巡铺平了道路。邓小平南巡的主要打击目标就是江泽民；在邓小平的直接威胁下，江泽民被迫转舵，中国的政治气氛为此一变。
一、邓小平和陈云的政治天平如何摆动？
邓小平和陈云之间，两人既有高度的共同点，也有截然相反的政策目标。所谓的高度共同点就是，双方都强力捍卫中共的统治，为此会不择手段，比如“六四镇压”问题上各自的立场完全一致；所谓的政策目标相反，主要是在经济改革方面立场相对。由于这两个派系领袖的这种政治特点，所以他们不致于为了争夺权力而闹翻盘；但是，只有一有机会，双方还是会表示相反的看法和主张，并采取有利于自己这派的行动。经济局势或政治局势的变化经常出乎这两派的预料。比如，邓小平没有料到，他的“价格闯关”决策会闯下大祸，因此，当自己这派处于易于被对方攻击的位置时，邓小平会蛰伏下来，等待有利于自己的时机，同时听任陈云派“大展宏图”。如此则一派“意气风发”之时，另一派不会大吵大闹，而是悄悄等待对方“走麦城”的那一天。
这种政治天平的上下摆动，建立在两派彼此完全不同的经济信念基础上。邓小平认为，经济改革还是必须的，只要不动摇共产党的统治就行；陈云则相反，他认定，共产党国家的经济只有用计划经济体制才能管好，所以他不愿意看到计划经济体制被邓小平的改革削弱，而且坚信计划经济之下不会出现经济困境。
最重要的一点是，在邓小平和陈云的争斗当中，谁也不打算消灭对方，毕竟他们还是维护这个政权的战友，彼此争斗的“铡刀”最后往往落到对方的主将身上。比如，陈云对赵紫阳始终恨之入骨；而“六四”以后江泽民批判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政策，邓小平对江泽民也同样恨之入骨。然而，邓小平自己憋在家里生闷气，两年里没有动作，他在等什么？邓小平在等陈云派“走麦城”。
二、陈云治下的经济困境令陈云失势
“六四”以后，陈云派从“价格闯关”开始，夺得了经济政策决策权，旨在清算经济改革的“治理整顿”方针一直持续到邓小平南巡的时候。按照计划经济官僚们的设想，赵紫阳的那套削弱计划经济制度的做法被扭转之后，中国经济在陈云派的掌控下会稳定发展。他们认为，经济不能“过热”，所以主要的经济措施就是收紧经济活动。然而，“六四”后不过两年，陈云主导下的中国经济迅速陷入困境。1990年开始，在姚依林执行的“治理整顿”经济方针之下，政府对银行信贷全面紧缩，令企业的流动资金紧张，同时严格控制国营企业的投资，再加上“六四”后外资减少，经济形势更加恶化，消费疲软、工商库存倍增、制造业衰退、就业困难。1990年全部国营工业的销售收入超过1万多亿，但盈利企业的利润只有388亿，同时亏损企业的亏损额达到349亿，两者相抵，几乎整个工业的利润率为零，大部分企业都处于亏损的边缘。在这种局面下，就出现了全国经济“啃”国有银行的状况。
当时的金融业由四大国有银行把持，由于财政赤字占用了一大笔银行资金，而亏损的国营企业又不归还贷款，使银行20％以上的贷款都成为坏帐。到1991年末，四大银行的坏帐已累积到4,300多亿元。银行出现了巨额坏帐，其坏帐准备金却几乎为零，而四大银行的自有资本只有1,500多亿元，无法垫补坏帐损失。这种状态下，银行的最大风险是，一旦出现挤提存款，金融系统就可能垮下来，因为四大银行已经事实上严重地资不抵债了。
当时政府用了各种办法，就是无法把经济从严重的经济萧条中拉出来。这种困境充分证明，陈云的苏联版计划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只会把局面越弄越糟，而陈云那套苏联式经验对走出经济困境毫无用处。更准确地讲，当时中国的经济困境，恰恰就是陈云派奉为圭臬的计划经济制度的产物。号称中共社会主义经济“最能干”的当家人陈云因此陷入了“走麦城”的困境。政治上紧跟陈云派的江泽民也随之陷入了困境。江泽民没料到，虽然政治上似乎陈云派地位稳固，但经济上陈云的经济方针却破坏了经济，让陈云派开始失势。这种局面给邓小平提供了反击陈云派的机会，而前台的江泽民便成了邓小平的打击目标。
三、邓小平南巡的一明一暗两个任务
现在中共提到邓小平的南巡，都是正面吹捧他如何“高瞻远瞩”，却不谈他在陈云的压力下生两年“闷气”的经历（详见我2月4日在《大纪元》的文章，《1989-1991，“六四”后邓小平如何受气——邓小平南巡背景之二》）。实际上，邓小平抓住陈云“走麦城”的机会，通过南巡，对中南海里的江泽民放话，要全面逆转陈云派过去两年反改革的经济方针。邓小平并不只是喊话而已，这是明的一面；他还有换掉江泽民的具体计划，这个计划就是长期被中共掩盖的、邓小平南巡的主要目的，即召集军方和政法系统的秘密珠海会议，部署夺权换人。1992年南巡途中，邓小平于1月18日抵达武昌站，在车上会见了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和省长郭树言，当时邓小平直接点了江泽民的名，要求关广富和郭树言给“中央”带话，“谁反对13大路线谁就下台”。江泽民次日便收到了湖北省委通过中办机要交通局传来的绝密件，获悉此话。随即江泽民又知道了邓小平的深圳讲话。但是，江泽民在2月20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邓小平讲话之后，当决定用中央文件向下传达时，江泽民以“容易引起党内干部思想不稳”为藉口，删去了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大量内容。
在中共的官媒上，关于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内容，是深圳市委派人记录整理并上报的。当时深圳市的官员只知道，邓小平离开深圳后，坐船渡过珠江，去了珠海；但他们不知道邓小平去珠海干什么。事实上，邓小平在珠海要秘密会见的就是准备替换江泽民的乔石，这比在深圳的讲话更重要。
邓小平1992年1月19日上午到深圳，他1月23日离开深圳去珠海前，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以邓小平的“讲话很重要，香港有报纸对讲话乱猜测”为由，希望深圳报纸做正面报道，被邓小平驳回；广东省委书记谢非也再三请示，海外已在传闻，是否可以正式发个消息？邓小平仍然不同意。邓小平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他谋划中的秘密珠海会议还未开始，他的换马计划尚未部署好。
四、秘密珠海会议：军系和政法头目对邓小平效忠
中共出版的有关邓小平南巡的书中没提到这次秘密的珠海会议，官方的《邓小平年谱》中也没有相关纪录。但哈佛大学傅高义（Ezra Vogel）的《邓小平时代》一书披露了珠海秘密会议的部分内容。邓小平的南巡是以家庭度假的名义离开北京的，江泽民等人并不知道邓小平要到哪里去。当时在珠海有一个内部公开的会议正在进行，那就是负责政法的乔石从1月20日到1月24日在珠海主持召开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但邓小平并不打算在那个会上露面。实际上，1月23日这天，在珠海有两个会议。一个是半公开的，全国政法系统都派人参加，中南海里的江泽民当然知道；另一个秘密会议是乔石事先与邓小平秘密约好的，邓与陪同他南巡的军方实际控制人杨尚昆一起，加上从北京赶到珠海的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军委秘书长兼总政主任杨白冰，而代表政法系统参加秘密会议的就是乔石。
中共外宣官媒《多维新闻》今年1月26日发表的文章《江泽民的应对与抉择》，引用傅高义书中的内容披露，邓小平南巡期间曾在珠海召开秘密会议。这次秘密的珠海会议表面上与军事规划有关，由政治局常委乔石主持，“由于乔石分管国内治安，开这样的会似乎顺理成章”；然而，当时邓小平心目中用来替换江泽民的正是乔石，所以这个秘密会议真正的中心话题就是换马江泽民，即傅高义所说的，“可能和中国领导层的人事安排有关”。在珠海会议上，邓小平把他在武汉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次：“谁不改革，谁就下台……我们的领导（笔者注：这是指江泽民）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们没做任何有用的事。”
很显然，这次会议不是参会的少数高层各自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而已，而是商讨如果江泽民不倒向邓小平，那把他换掉之时以及之后如何稳定政局。《多维新闻》2018年3月26日的文章《江泽民亲述：邓小平曾想用乔石替换我》，也谈过同一件事。此文引用傅高义的话说，1992年2月3日（农历除夕），邓小平离开珠海5天后，江泽民打破了以往不给邓小平打电话拜年的习惯，特地借拜年向邓小平“请安”；傅高义提到，江泽民“后来承认，这次通话并非随意而为”。此后江泽民便倒向了邓小平，背离了陈云派。
邓小平离开广东以后到了上海，当时陈云也在上海，但两个人都不想见面。知道大势已去的陈云懂得，这种时候最好是默认邓小平的精心谋划，甚至言不由衷地表示有限的支持。
五、江泽民“考试”过关
江泽民的转舵历经数月，在此期间，邓小平一直不见江泽民，而是在观察江泽民“拿着”邓小平出的“试卷”，“考试”能不能过关。1992年2月24日《人民日报》奉命发表了一篇社论《改革的胆子再大一点》，这是中央报纸第一次正式亮牌转舵。3月9日到10日江泽民在北京主持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支持邓小平的南巡讲话。3月11日新华社发表了这次政治局会议的长篇新闻，等于以政治局的名义向全民通报了江泽民的转舵。
当时北京也有一些不懂高层政治的人在议论，邓小平不过是个普通党员，他说的这些算数吗？也有人说，邓小平背着中央到外地讲这些中央没有讨论过的重大问题，是不合适的。其实，在中共的高层政治当中，邓小平当时不仅仍然有强大的势力，更重要的是，他捏着江泽民等中南海高层个人安全的命脉。这指的是，江泽民“六四”后虽然接任了军委主席，但那只是个虚衔，他无法控制军队，军权在杨尚昆手里；而邓小平虽然不再担任军委主席，但80年代初期他已经把中央办公厅的警卫局交给了亲信杨德中掌管，江泽民接任军委主席后仍然不能插手警卫局事务。
邓小平退休后仍然掌控警卫局，为什么就能掌握江泽民的命脉？2005年1月12日，曾任中共一把手的华国锋对访问他的长沙市委秘书长蒋新祺讲过：“我们的警卫制度是统一领导，警卫员只负责首长安全，其馀都要听警卫局的。当首长的指示与警卫局指示相矛盾时，必须无条件执行警卫局的命令。首长外出，警卫员要每天向警卫局报告首长的安全及行踪。”这段话的意思很清楚，中央警卫局派出的高层随卫不仅向警卫局报告首长行踪，而且无条件地执行警卫局下达的任何命令；如果警卫局的命令是把枪指向警卫人员负责保护的首长，这个首长只能束手就擒。当时江泽民既然掌控不了警卫局，他这个名义上的一把手就只能被警卫局掌控。
正是通过这种警卫制度和邓小平个人对警卫局的掌控，邓小平能迫使江泽民转舵；而江泽民自己对能否获得邓小平的原谅，其实在1992年10月的中共14大之前都忐忑不安。当时江泽民的心态通过这样一件小事可见一斑。1992年5月他到玉泉山看望14大报告起草班子，但大家都发现江泽民的情绪不高，面色不好，他还对起草者说，“报告一定要写好，不管14大谁来作这个报告”。如果这个报告要由别人来作，那他就下台了。那些对政治十分敏感的“笔杆子”们感到，江泽民对自己的地位缺乏信心。
江泽民为了过关邓的“考试”，1992年6月9日特地到中央党校省部级学员进修班讲话，说明贯彻邓小平南巡讲话需要做些什么，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3天后江泽民终于获准去看望邓小平，邓小平表示，他对江泽民的讲话表示满意，这让江泽民如释重负，算是考试过关了。
我写了三篇关于邓小平南巡背景的文章，下次将是最后一篇，分析邓小平路线的成败以及习近平如何部分推翻了邓小平的路线。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