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江县放出荒谬绝顶的“大卫星”后，环江的粮食似乎已堆积成山，无仓可放了。不过，1959年初，县里向上级汇报和向外公布的数字是：1958年全年粮食总产量3.3亿斤；而实际的产量却只有1.05亿斤（就是这个数据，也还含有水份）。
环江粮食“丰收”了，向国家多交征购粮是理所当然的，上级给环江下达了0.71亿斤征购粮任务，是上年（1957年）实际完成任务的4.8倍。这当然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
不能完成征购任务，怎么办？县里便强迫基层干部和农民上交粮食，说是“瞒产私分”。柳州地委在环江县水源公社召开现场会，组织了全地区3340个社队干部和社员代表前来参观。他们预先策划和布置了瞒产私分的假现场，证明群众有粮不交，向参观现场会的队干和群众施加压力。这次会议逼出达2.4296亿斤的所谓“后手粮”（即黑粮和瞒产粮）。结果，各社队仅留的一点口粮和农民家中的存粮都被当作“后手粮”上交外运了。但是，催交征购粮仍没有放松和停止。到1959年春，农民的口粮都无法保证，粮食出现全面紧张，断粮的农户越来越多，四五月间饥荒出现，死人日益增多。幸亏这时上级给环江批了100万斤统销粮，才使环江人民勉强渡过了1959年上半年的饥荒。
1959年8月庐山会议召开后，全国掀起了反“右倾”和保卫“三面红旗”运动，一场高产浮夸、高指标分配征购任务的狂风吹到环江县，伴随而来的“反瞒产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环江县委书记洪华自告奋勇，争当先锋。
1959年，上级分配给环江县的粮食总产量指标是9.6亿斤，比1958年的3.3亿斤又翻了两番，分配下来的征购任务是贸易粮0.71亿斤（折合原粮便是1亿斤），而当年环江县实际产粮仅为0.828亿斤，将全部粮食上缴也交不出这1亿斤粮食，群众无粮可交。
实在没办法，只得将原来分配的9.6亿斤总产量调整为2.4亿斤总产量上报。按上报的2.4亿斤产量，环江县1959年分得征购任务0.385亿斤贸易粮。洪华为了夺红旗，在当年10月20日地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报喜完成了0.388亿斤。环江县倒是又扛回了一面红旗，但实际入库数仅有0.1881亿斤。
虚报的数字，要用实物去兑现，各公社都无法用实物去完成分配的任务，当权者以高压手段强迫农民交出粮食。
县里开展反“右倾”、反瞒产的政治斗争：召开大会，发动各公社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后手粮”（即反瞒产）运动。在会议上，由各大队选一个报产量报得多的小队为标兵，要其他小队向他看齐，达不到的便是瞒产私分，就要挨斗受批。他们还要报得多的小队干部去批斗报得少的小队干部。不愿多报的、报不出瞒产私分的人，就要拿去“小劳改”，不给饭吃。
在洪华亲自蹲点的城关公社陈双大队的逼粮会上，连斗带伤加上挨饿，竟死去13人。洪华还说：“这些人是社会主义的逃兵，死去几个不要紧。 ”
逼得走投无路，也有人在会上当众指责洪华放卫星是好大喜功、出风头、吹牛皮。这些人都遭到残酷的迫害，有的甚至被迫害至死。
为了完成上交征购粮任务，环江县委按自治区的布置，将各集体小仓库里的粮食作为征购粮一起并入国家仓库，这样总算完成了征购任务0.3156亿斤。
县里既将群众的口粮，猪、牛牲畜的饲料粮全部并入国家仓库，又实行饿死人也不给开仓的政策，谁若擅自开仓，轻的开除党籍、公职，重的挨批挨斗，甚至被整死。
城关公社塘兰大队党支书崖日坚，不忍让群众活活饿死，开仓库拨了部分粮食给断炊的群众救急。洪华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指着崖的鼻子大骂：“有你崖日坚，就没有我洪华；有我洪华，就没有你崖日坚。”于是这位土改的积极分子、多次的劳动模范、合作化的带头人、公社党委委员、大队支部书记，就被当场宣布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并被罚站到散会。此后又被拉去县里和村里，召开大大小小的斗争会，轮流斗争后还不给饭吃。在一次斗争后，这位身强力壮的三十多岁农村好干部走不到两里路，活活地饿死在回家的路上。
饥饿难以忍受，一些不甘心等在家中饿死的人纷纷外逃，到贵州、金城江等地讨饭。县委即下令追捕，集中关押进行“教育”。在关押之中，连闷带挤，死去44人。在追捕过程中，水源公社书记韩祖文曾按照洪华指示宣布：“外逃人员经动员还不回来的，就打死算了。”
饥荒愈演愈烈。社员家中无炊烟，几个公社的公共食堂都长期停火，最长的达130多天，最短的也有1个月以上。因饥饿造成了各种疾病，浮肿、肝炎、干瘦、妇女子宫脱垂等病人不断增多。
据调查，1959年5月至6月间，环江县的明伦公社病倒1600多人，其中重病1004人，浮肿486人，死亡146人。
在1959年至1960年间，环江县究竟死了多少人，没有统计出一个准确数字。据知情者估算，1954年人口普查时，环江县的人口为15.7万人。当时实行奖励多生育政策，是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到1959年，环江县人口已增长到17万多人；而到1962年，全县统计发布票人数（当时发布票是一人一份的，这个数据比较接近实际人口）是12万人。粗算下来，这段时间人口减少了4万多，占当时人口的四分之一。
另据当时调查者不完全的统计，1959年至1960年，城关公社的陈双大队，付点公社的中山大队，驯乐公社的康宁大队等大队的死亡率分别为26％、46.57％、45.5％；水源公社的龙树屯、驯乐公社训林大队岩口屯两个自然村的村民则死光了。据对水源公社所死的1706人的情况调查，其中饿死的有1500多人，斗争吊打至重伤而死的82人，当场斗死15人，开枪打死5人，全家死绝的有9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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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