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蕴是北京人，文革时她家住在东四十条十三号大院。
她在《文革岁月》中回忆说，院里加她家只有三户人家。房东三代女性，寡婆婆、寡儿媳带一个未婚的女青年，好像她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平时很少见她回家。房东住北房，两边两个小耳房，一边还供着灶王爷。西房住着老两口，先生是国民党将领傅作义部下，北京沦陷时投共的军官，姓康，级别不低，据说还是右派。老伴也有文化，干净利落的女干部形象，无儿无女。
在子蕴的印象里，他们这个院子很讲究，北房前廊后厦五大间很气派，院里有枣树、海棠树，中间是特大的大鱼缸。鱼缸周围是夹竹桃、石榴树、盆景等。她家的三间东房宽敞又明亮，隔断都是玻璃的，很漂亮。院子南向是一个大影壁，绕过影壁是临街的院门。偌大一个院子加起来日常生活的才七个人。西房的老两口总是看书、看报、写东西，偶尔在院里坐也拿着书报、杂志，对子蕴和她弟弟非常亲切。
文革爆发后，院子里的平静生活一下被打破了。
子蕴回忆说，“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家，见到大门口停着大卡车，上边站着穿军装戴红袖章的红卫兵。进门一看院子里乱七八糟，原来康爷爷家被单位红卫兵抄家了，且把老两口五花大绑押上了卡车，据说是遣返回原籍，罪名是‘历史反革命’。第二天一早我还没回过神儿来，一户工人家庭就搬进了西屋，他家夫妻俩带四个小孩子。更可怕的事还在后头，没几天的工夫我家院里来了许多不知哪个学校的中学生红卫兵，他们把房东的家抄了个底儿掉，开始时让婆媳二人跪在地上，院中间堆满了山一样的抄出来的东西，晚上开始烧，院子里火光冲天。弟弟胆大坐在房顶上看，我非常害怕，睡不着，找出一本《烈火中永生》的书趴在桌上抄。不料西房顶上也有红卫兵，看到我整夜抄写东西，第二天一早就涌进来问我出身，参加了什么组织，并且把我抄的东西拿过去翻看，看到是革命诗抄就没说什么。现在想想我们双方都很幼稚：我在这种情况下抄写《烈火中永生》究竟站在谁的立场上？而红卫兵不问动机只要看是革命的书就不再追究。实际情况是我非常害怕，找这本书给自己壮胆，什么也没想。红卫兵拿鞭子指着墙上的画，从我喜欢的画报上剪下来的画，说我是资产阶级孝子贤孙。正闹得不可开交，街道居委会主任来了，她几句话就把他们劝离了我家。”
后来，红卫兵在房东的屋顶搜出了房东老太太的先生穿军装（不知是军阀的还是国民党军队的）的老照片、军刀等，形势突然严峻了，说是婆媳俩想变天，他们解下皮带开始拼命抽打她们，那个女红卫兵边抽打边歇斯底里地哭，那情景实在太恐怖了。房东老太太先时还大声地说：“打得好，打得好！”渐渐就气弱了。过了几天，婆媳俩双双被打死了。
“也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家的大院面目全非，满目疮痍，死的死，走的走，偌大一个院子，只有西房新搬进来的一家和母亲带着我和弟弟。我受了这场惊吓，从此不吃饭不出门，连走路都腿软，得了一场大病。”子蕴说。
西房的新邻居温婶白天常到房内叫她出来到院里坐坐，但她拒不出门，这样的状态持续了近月余，母亲急得带她去看中医。中医大夫说子蕴受了惊吓，惊恐郁结在心，建议她换换环境。
这之后不久，她们就搬家了。“搬离了这个让我至今写起来悲愤恐惧不已的‘十三号凶宅’”！时隔多年，子蕴感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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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