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您收看實事論壇節目，又是一年的六四紀念，一九年前的六四，中國政府將坦克和軍隊開到天安門廣場。屠殺了數以千計的年輕的學生和無辜的市民，那血腥的畫面在很多人的頭腦裡刻下了終生無法抹去的印象。也對很多人的人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我們今天請來了當年親身盡力六四事件的王工石先生，工石你好
王工石：主持人，您好
主持人：工石，您大概的介紹一下您自己在六四之前的生活經歷，好嗎？
王工石：其實也沒有多少可說的。
主持人，甚麼樣的家庭。
王工石：一個幹部的家庭，我自己的生活的經歷，總體上來講基本上還算是順利吧，我也沒有去插隊啊，也沒有去工礦，軍隊。
主持人：還算順利
王工石：相對比較簡單
主持人：您那時是做甚麼職業呢？
王工石：我自己在學校當老師。
主持人：教甚麼呢？
王工石：教語文。我這樣的生活經歷，讓我遇上了六四這樣的事情，對我的震撼力是非常大的。我說，其實從某個意義上來說也改變了我的人生。
主持人：那怎麼講呢？好，那我們就從頭兒講吧。其實，當年六四這個事件呢，從四月底其實就開始了。從糊耀邦去世就產生了一個新的波動。那段時間呢，大家的游行和整個呼吁都是反官倒，希望改革，你覺得那時的普通老百姓對這樣的訴求有甚麼樣的呼應呢？
王工石：我自己的感覺是，大概是27、29號。我記的不是太清楚了。
主持人：五月嗎？
王工石：五月的，不對，是四月。有兩次百萬大游行。這兩次的百萬大游行我都參加了。根據我的感覺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大多數都是同情。給學生的這些反官倒的訴求都是給予同情和理解。也有一定程度的支持。
主持人：您那時是以自己的名義呢，還是整個學校的同事都在參加。
王工石：都在參加。
主持人：都在參與。您那時工作的學校是甚麼學校。
王工石：北京市鐵路二中，鐵道部的。市民普遍是同情。所以，怎麼說呢，最後變成那個樣子，其實在老百姓當中是不希望看到這樣的結果，本來是希望看到總是平和解決方式，結果被鮮血和槍聲徹底毀滅。
主持人：那段時間，也就是那時從您的角度上想應該是甚麼樣的發展方曏呢？
王工石：首先，我自己其實我不是一個參與者，我是一個旁觀者。整個六四事件，在開槍之前我覺得我都是一個旁觀者。
主持人：甚麼樣心情的旁觀者呢？
王工石：從心情上來說，我是傾曏於學生這一面，我是希望有象這樣的一些人能夠替中國老百姓說上幾句話。講出一些不太敢講的話。矛頭也指曏了那些以前不敢指曏的那些地方。我覺得還是挺不錯，而且可以說的很了不起的。但是不希望激化。
主持人：你覺得那時心裡有沒有恐懼。因為您經歷過文化大革命，你經歷了當年的四五運動，您有沒有恐懼，潛在的恐懼？
王工石：恐懼對我來說是沒有。因為我是一個旁觀者。
主持人：擔憂？
王工石：有，會有擔憂，特別是開始戒嚴之後。
主持人：尤其是學生絕食之後呢，其實就有了一種對峙，實際和政府的對峙，那時你有沒有擔憂。
王工石：我想是連貫的，事態是逐漸發展下來的，逐漸過來的。我對這方面，其實我自己呢，應該說是經過文革之後，我自己對政治不是太感興趣，因為我覺得我在文革當中被愚弄了。我自己有被愚弄的感覺。因為我覺得我自己是很真實的。
主持人：是很真誠的。
王工石：我是50多歲的人了。很真實，很真誠的去投入，去參與。結果來我那麼無限崇拜，無限信仰的那個人，毛澤東在我的心目中這樣一個形象都塌台了。那麼，說實在內心的創傷，我相信對我們那一代的人是很重的。所以，很多事情，歲數也大了，也成熟多了。也就不會象年輕時那麼衝動了。對於這件事情呢，有點冷眼旁觀看著這樣一個狀態，當然，希望事情是往上走，方方面面走好，總的來說，不是那麼積極，那麼投入去參與。所以在這個過程，我經常去看一看。
主持人：但是那天晚上的事情你全都親身經歷了。那是六月三號的晚上。
王工石：那是六月三號的晚上，那個晚上的事情我為甚麼會親身經歷了呢？是因為我經歷過文革，經歷過四五事件。6月3號的下午到晚上，電視台，收音機裡的廣播的那個腔調就已經有點象四五即將發生那個事件之前的那種山雨預來的那種味道了。
主持人：都說些甚麼呢？
王工石：這麼多年，讓我回憶都說甚麼，我已經記不清了。大致就是讓大家不要到街頭去，不要參加，不要這個，不要那個。
主持人：老老實實在家裡呆著。
王工石：對，看樣子特別是戒嚴令已經發出那麼多天了嗎？有幾十萬軍隊在北京周邊圍著呢？我想軍隊進城恐怕是是在必然了嗎，很難能擋的住，我自己呢，我想做為歷史的見證人，我想把這一幕，不管怎麼樣至少記在我的腦海裡。所以在六月三日傍晚呢，我就騎著自行車奔曏了天安門了。我想，也許過了這個晚上，一切都成為歷史了。
主持人：是
王工石：我想在親眼再看一眼。
主持人：嗯
工石：我騎車去了天安門，又從天安門騎回來。我在路上就看到其實沒有多少力量去擋住軍車，擋住士兵，我看到便衣警察領著一些市民已經把其實很簡單的那種隔離墩做為的路障已經移開了。換句話說，長安街幾乎是從西邊往曏東邊走的這條街，那邊我不知道。從西邊往東邊基本上是一馬平川了。軍人進城沒有太大阻力了。
主持人：嗯
王工石：這是我當時看到的結果。我心裡面有一種傷感，也說不清楚，但有一種傷感。
主持人：也就是這件事情也沒有一個結果，就這樣無聲無息的結束了。
王工石：並沒有得到那些善良同胞們所期望得到的。
主持人：然後你就往回走。
王工石：那麼我往回走的時候呢，到木XU地大橋的時候看到有兩輛側著、交錯著的公交車橫在大橋上。我將自行車放在橋頭上，我擠到車上去看，也看不到甚麼。然後我下了車曏前擠，離開車大概十幾、二十米遠，我看到有幾百人手輓著手，我從馬路的邊上擠到了前面。
就在我剛到大概一、二分鐘，最多兩、三分鐘，我看到了這樣的一幕，在我的人生中留下了深深的記憶。透過手輓手的人墻，我看到他們的對面是黑壓壓的、一眼望不到邊的軍人，沒見到過這樣的場面，那時我的心裡有一點心慌的感覺。大概有五、六十米遠，他們大都帶著鋼盔、拿著盾牌，黑壓壓的一大片。還沒容得我想甚麼，還沒容得我再細緻的看甚麼，我看到對面的隊伍裡面推出一個人來，推倒在地上，然後就有軍人上去打他。
主持人：是平民嗎？
王工石：你提的問題我就很難一下子回答清楚。因為隔得那麼遠，很難判斷出來，但是緊接著這邊的隊伍裡呢，就衝出幾個年輕人，往那邊扔石頭。我在文化大革命當中，我因為工作的關係跟一些警察、便衣打過交道，我對他們還是比較熟悉，我當時就覺得有一場戲要開始了。這邊扔出人來，那邊就有人扔磚頭，好象在配合著做甚麼。這種念頭就是一瞬間的事情，還不容得我多想，就聽對面一種很悶的聲音，應該是人們集中喊的聲音，然後緊接著就聽見了搶聲。
主持人：那時是幾點鐘？
王工石：我想應該是晚上十點至十一點左右，天已經很黑了。槍聲響了以後呢，這邊的隊伍就亂了，我看著手輓著手的學生和市民的隊伍在往後退，那邊的軍人在往前衝過來。這時很多人在拚命的跑，我還算冷靜， 我就喊“大家不要跑。”因為很容易將人踩死。這時就看到一些人已經倒下了。
我想每一位善良的人在那種情況下來不及想甚麼，就是去救人。我就參加到了救人的行列。經過我的手救了四個人。
主持人：那時槍還在不停的響啊。
王工石：甚至我都顧不上去看甚麼了。你讓我回憶那個時候的情形我也不知道。反正是不斷的有人倒下。
主持人：你就去救人。
王工石：不止我一個人了，有的是我幫助扶起來，有的是別人抬回來，我也幫忙抬。大概是這樣的。其中有一個人是四個人拉著他的四肢，面部朝曏地面，這樣抬過來的，我看著很難受、很不舒服，這個人的胸口在往下淌血。我就將我當時身穿的白色T恤脫下來，托住他的胸部和腹部。我與另外一個人將他抬到路邊的一個離木樨地大橋不太遠的一個小診所。當我們抬進去之後，那裡的護士都非常緊張，讓我將這個受傷的人的嘴撬開，墊上一塊棉花。因為他已經是下頜呼吸了，就是這個人幾乎只有出氣、沒有進氣的狀態了。護士擔心他咬住舌頭，堵住呼吸道。做這件事情腦子裡都來不及想甚麼，也沒有覺得害怕，就覺得應該做。就是那麼一種感覺。
我看到受傷者的胸口就是我們所說的炸子炸開的，因為在他的胸口有一個洞。他是梳短頭髮的。開始沒有看清是男還是女，等將他的衣服脫開後，我看到是一位女孩，胸口被炸了一個洞。血在往外涌。那時心裡真的是很難受。
在那一瞬間我感到這個生命很危險了，我看到一個幹部模樣的人，我就同他講“你將這一切趕快記下來，這是歷史。”
還有一個人的腿被打斷了。這時來了一輛卡車，我們將這些傷員趕緊抬上卡車，他們被送走了，然後我就回來了，那時已經過了二個多小時了。我想我的太太和孩子還在家，我的孩子當時只有一歲半，我想他們一定很著急了。這時我就往回走。
主持人：找你的自行車。
王工石：沒有。那時我早就將自行車忘了。我就往回走。我不能光著膀子，我只好將那件血衣套在身上。這時不少路人過來要攙扶我，要用自行車馱我，以為我受傷了。我說我沒有受傷，我就同他們講那邊發生的事情。我走到了木XU地大橋上，在大橋上的人同我講他們用小石子圍成一個個圈，裡面是一灘灘的血。他們也同我講這邊開槍的情況。當我走到這兒時，又發生了槍支掃射，不過這時槍打的比較高，在打樓房。
當我們聽到槍聲後，立即趴倒在地上。槍聲一停大家又趕快站起來。那時候大腦裡沒有太多害怕的事情。其實子彈打過來再趴已經來不及了。槍停後，大家一遍遍的喊“法西斯”。
我們家離那兒不遠，凌晨1點多我回來的時候呢，人們都坐在街上。我一歲半的兒子鑽在他母親的懷裡，瞪著大眼睛看著我，不說話。孩子都非常緊張，這麼小的生命已經感覺到了發生的事情。
這時我想起了我的自行車，我的自行車是一位軍人的。我太太擔心自行車有甚麼記錄，萬一將來查起來，要查到人家身上就不好了。我們商量一下，還是要回去找自行車。所以我當時在凌晨四點多的時候，我就返回到了木XU地大橋，一片片的自行車全部壓倒在那裡。
這時我看到了另外一幕，晚上十一點開槍，然後大部隊，各種軍車、裝甲車和數不清的軍人都開進去了。到凌晨四點多的時候第二批軍隊（這只是我看到的，到底有多少我還不清楚）走到木XU地大橋上，在幾乎沒有任何路障的情況下，全副武裝的軍人、裝滿了彈藥的坦克、裝甲車停在了大橋和大橋以西。
緊接著我看到一些我熟悉的便衣警察領著一批社會上的混混在那裡打軍人、燒軍車。怎麼打呢？有一個軍人被打得滿臉是鮮血，我同師大的一名學生一起衝過去，將這個軍人架起來，往軍事博物館的方曏走。
主持人：可是那個時候不是還有許多軍人嗎？
王工石：是。那些軍人實際上也只是十七、八歲的孩子。端著槍站在坦克車前面發抖。我相信他們得到了死命令，絕對不許開槍、絕對不許還手。我相信絕對是這樣的，否則他們手裡拿著槍，都沒有用拳頭回擊。
我同師大的學生架著那個軍人，這時後面衝過來一個人，將他的帽子掀起來，用北京人叫扳磚的磚頭就這樣往頭上拍。那血水都流到我的肩膀上了，那個軍人同我講“我快死了，求求你能不能轉告我的媽媽，就說我被打死了。”然後他就告訴了我他家的地址，我記了下來。
現在我記不住了，河北的一個農村。事情過後，我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家裡，當然我是用匿名寫的。我那封信這麼寫的“你的兒子在北京發生的事情當中受了重傷，但是我想告訴你，是我同另外一個人救了他，不是學生打的，是便衣警察領著一些混混在故意製造的這場混亂當中打的。”
我回到家裡大概早上七點多，我看到電視裡播出的節目是“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那個錄象包括了我在木XU地大橋上看到的一幕又一幕。甚至這裡面還有我的鏡頭，我看到了。是在很高的樓頂上拍的。一個軍人在坦克車被燒著了以後，他從坦克車裡鑽出來，舉著手、投著降，從坦克車上下來，被人衝上去就打。這時許多市民還是很好的，我們不敢直接去攔打人的人，我們只好從他們的棍棒和拳頭底下將挨打的軍人救出來，我們是四個人拉著那個人，那個鏡頭被拍出來了。
當我在家裡看到電視上播出的畫面，我想每一個人看到這一幕，他心裡都會恍然大悟的。甚麼叫暴亂？那就是開槍在先，暴亂在後。換句話說，整個這一切都是一場陰謀。是事先已經策劃好的。
主持人：一場戲而已。
王工石：所以在這樣一個過程當中，特別是當我撬那個女孩嘴的那一幕，在我人生的經歷當中，當我閉上眼睛那個鏡頭還會出現。這已經十幾年過去了，好象還在眼前一樣。所以在一些場合我願意把這些東西講出來，希望讓人們能夠瞭解。
主持人：到了在木樨地的這一幕，另外在大橋上，另外的這一幕，這兩幕放在一起，回家以後呢，看到電視上面怎麼演的，政府怎麼講的，天安門的暴亂到底是怎麼回事，當時的心情是怎麼樣的。
王工石：我在開槍的時候是憤怒，到了家裡呢，看到了錄像的時候呢，那是一種絕望，（絕望）這個絕望是甚麼呢？因為我是一個，曾經是堅決，在邪黨黨旗底下宣過誓的人，我真的還是要為自己理解的共產主義奮鬥終生的，那麼我看到，事實和我想象的完全不是一回事，通過這一幕，我看到了，我自己的前頭的人生，其實整個是被愚弄的，我的內心深處，。。。太複雜了吧，就是說酸甜苦辣咸，五味全都有了吧。
主持人：那就是說，你不想再這樣繼續下去了。如果說，這樣大的一場運動都能夠這樣的被碾碎的話，
王工石：您剛才說的這句話真是，把多少中國老百姓對未來的憧憬全都碾碎了，包括對中國共產邪黨的還存在的一些幻想也碾碎了，
主持人：所以呢，你當時就決定要出國，
王工石：我的出國倒不是因為這個，是因為我早就在申請留學了。那麼，在六四即將發生的時候，本來就差不多該出來，但是由於六四，當時實際上我的手續是被耽誤了一些，但是我自己個人真的是不想出國。我情也是比較重，跟父母的情都是比較重的，我母親是去世了，如果我母親在世的話，我想父母在我不遠游的，我想是這樣的。六四的事情發生了，我就覺得義無反顧了，我希望看看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一個甚麼樣的別的活法。
主持人：你覺得對共產黨的感情，是一下就很清醒的認清了嗎？還是說，其實也有一段過程。
王工石：那我就給你講一個小故事，很清楚的說明這個問題。我是沾了鮮血的，我在當時，我們很多人嗓子都喊啞了，我們就喊三個字：法西斯，法西斯，法西斯，一直在喊。誰是法西斯呢？軍人。誰給軍人下的命令呢？當然是中共，他們都是法西斯。但是理性的其實沒有那麼清楚。我在餐館裡打工，我出來讀書之後，我就到餐館裡打工，結果是週末的時候，那天打工是十六個小時，剛開始來想多掙點錢，結果呢，那天趕上雙十節，國民黨的國慶節，他們在慶賀，在慶祝的過程中，人是很多的，有大概上百桌吧，可能有上千人吧。後來又唱歌，結果群情激昂的時候，他們高呼打倒共產黨。我從來沒有聽到過，如果在中國大陸聽到這個就槍斃的份了吧。（對）那麼，我那天心裡非常難受。
主持人：你難受的是甚麼呢？
王工石：我就絕食了，我那天干十六個小時，我就絕食。
主持人：你想絕給誰看呢？
王工石：不是絕給誰看吧，就是給自己心裡一種安慰吧。
主持人：你覺得是誰受到侮辱了，你這樣做？
王工石：我覺得當時覺得我自己受到侮辱，覺得是受到侮辱了，但是呢，就是一股氣吧，沒有那麼理性，就是覺得窩囊，很窩囊。等到後來，等我逐漸有了機會理性，昇華了以後，我再回過頭來看那一幕，我就能看清這一點，那就是，他們高呼打到共產黨，我為甚麼會難受呢？因為我從出生就在共產黨的教育下。所以呢，我的生命不自覺的，跟共產黨的那些說教啊，方方面面的，完全融在一起了。
主持人：其實那段時間，離六四才只有幾個月而已，你就忘了你當時罵法西斯的時候，罵的是誰了，
王工石：是啊，我現在想也是覺得，人會那麼不理智，轉身就好像我們要翻頂子似的，我就覺得很奇怪，但是我確實想，那麼我覺得，看我的同胞，包括我的家人，我覺得在中共那個體制中，看不到其他的真相，只是聽到一家之言，聽到那些，都是那些，精心構劃的，就是關著門騙你的東西，你一直在聽他的。真是，我覺得，我想起來，覺得挺悲哀。我覺得我到了國外，我特慶幸。
主持人：你覺得六四，這件事情對你後面有甚麼影響？
王工石：奠定了一個最基本的基礎，就是從那一刻開始，就跟中共決裂了。儘管，我那時候嘴上沒有說，我也沒有宣佈退黨，但是我知道那是一個殺人的，我知道他們不是前進當中的錯誤，他們是沒有人性的。
主持人：但是人家說打倒共產黨，你還是要絕食。
王工石：按現在我讀了《九評共產黨》之後，我就明白了這是黨文化。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當然也是我的靈魂，我受到黨文化幾十年的熏陶，我的靈魂就已經被同化了。所以，這是一個悲哀。但是我挺慶幸。
主持人：謝謝你。
王工石：好，謝謝主持人。
主持人：觀眾朋友，感謝你收看今天的時事論壇。我們下此節目時間再見。
王工石：主持人，您好
主持人：工石，您大概的介紹一下您自己在六四之前的生活經歷，好嗎？
王工石：其實也沒有多少可說的。
主持人，甚麼樣的家庭。
王工石：一個幹部的家庭，我自己的生活的經歷，總體上來講基本上還算是順利吧，我也沒有去插隊啊，也沒有去工礦，軍隊。
主持人：還算順利
王工石：相對比較簡單
主持人：您那時是做甚麼職業呢？
王工石：我自己在學校當老師。
主持人：教甚麼呢？
王工石：教語文。我這樣的生活經歷，讓我遇上了六四這樣的事情，對我的震撼力是非常大的。我說，其實從某個意義上來說也改變了我的人生。
主持人：那怎麼講呢？好，那我們就從頭兒講吧。其實，當年六四這個事件呢，從四月底其實就開始了。從糊耀邦去世就產生了一個新的波動。那段時間呢，大家的游行和整個呼吁都是反官倒，希望改革，你覺得那時的普通老百姓對這樣的訴求有甚麼樣的呼應呢？
王工石：我自己的感覺是，大概是27、29號。我記的不是太清楚了。
主持人：五月嗎？
王工石：五月的，不對，是四月。有兩次百萬大游行。這兩次的百萬大游行我都參加了。根據我的感覺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大多數都是同情。給學生的這些反官倒的訴求都是給予同情和理解。也有一定程度的支持。
主持人：您那時是以自己的名義呢，還是整個學校的同事都在參加。
王工石：都在參加。
主持人：都在參與。您那時工作的學校是甚麼學校。
王工石：北京市鐵路二中，鐵道部的。市民普遍是同情。所以，怎麼說呢，最後變成那個樣子，其實在老百姓當中是不希望看到這樣的結果，本來是希望看到總是平和解決方式，結果被鮮血和槍聲徹底毀滅。
主持人：那段時間，也就是那時從您的角度上想應該是甚麼樣的發展方曏呢？
王工石：首先，我自己其實我不是一個參與者，我是一個旁觀者。整個六四事件，在開槍之前我覺得我都是一個旁觀者。
主持人：甚麼樣心情的旁觀者呢？
王工石：從心情上來說，我是傾曏於學生這一面，我是希望有象這樣的一些人能夠替中國老百姓說上幾句話。講出一些不太敢講的話。矛頭也指曏了那些以前不敢指曏的那些地方。我覺得還是挺不錯，而且可以說的很了不起的。但是不希望激化。
主持人：你覺得那時心裡有沒有恐懼。因為您經歷過文化大革命，你經歷了當年的四五運動，您有沒有恐懼，潛在的恐懼？
王工石：恐懼對我來說是沒有。因為我是一個旁觀者。
主持人：擔憂？
王工石：有，會有擔憂，特別是開始戒嚴之後。
主持人：尤其是學生絕食之後呢，其實就有了一種對峙，實際和政府的對峙，那時你有沒有擔憂。
王工石：我想是連貫的，事態是逐漸發展下來的，逐漸過來的。我對這方面，其實我自己呢，應該說是經過文革之後，我自己對政治不是太感興趣，因為我覺得我在文革當中被愚弄了。我自己有被愚弄的感覺。因為我覺得我自己是很真實的。
主持人：是很真誠的。
王工石：我是50多歲的人了。很真實，很真誠的去投入，去參與。結果來我那麼無限崇拜，無限信仰的那個人，毛澤東在我的心目中這樣一個形象都塌台了。那麼，說實在內心的創傷，我相信對我們那一代的人是很重的。所以，很多事情，歲數也大了，也成熟多了。也就不會象年輕時那麼衝動了。對於這件事情呢，有點冷眼旁觀看著這樣一個狀態，當然，希望事情是往上走，方方面面走好，總的來說，不是那麼積極，那麼投入去參與。所以在這個過程，我經常去看一看。
主持人：但是那天晚上的事情你全都親身經歷了。那是六月三號的晚上。
王工石：那是六月三號的晚上，那個晚上的事情我為甚麼會親身經歷了呢？是因為我經歷過文革，經歷過四五事件。6月3號的下午到晚上，電視台，收音機裡的廣播的那個腔調就已經有點象四五即將發生那個事件之前的那種山雨預來的那種味道了。
主持人：都說些甚麼呢？
王工石：這麼多年，讓我回憶都說甚麼，我已經記不清了。大致就是讓大家不要到街頭去，不要參加，不要這個，不要那個。
主持人：老老實實在家裡呆著。
王工石：對，看樣子特別是戒嚴令已經發出那麼多天了嗎？有幾十萬軍隊在北京周邊圍著呢？我想軍隊進城恐怕是是在必然了嗎，很難能擋的住，我自己呢，我想做為歷史的見證人，我想把這一幕，不管怎麼樣至少記在我的腦海裡。所以在六月三日傍晚呢，我就騎著自行車奔曏了天安門了。我想，也許過了這個晚上，一切都成為歷史了。
主持人：是
王工石：我想在親眼再看一眼。
主持人：嗯
工石：我騎車去了天安門，又從天安門騎回來。我在路上就看到其實沒有多少力量去擋住軍車，擋住士兵，我看到便衣警察領著一些市民已經把其實很簡單的那種隔離墩做為的路障已經移開了。換句話說，長安街幾乎是從西邊往曏東邊走的這條街，那邊我不知道。從西邊往東邊基本上是一馬平川了。軍人進城沒有太大阻力了。
主持人：嗯
王工石：這是我當時看到的結果。我心裡面有一種傷感，也說不清楚，但有一種傷感。
主持人：也就是這件事情也沒有一個結果，就這樣無聲無息的結束了。
王工石：並沒有得到那些善良同胞們所期望得到的。
主持人：然後你就往回走。
王工石：那麼我往回走的時候呢，到木XU地大橋的時候看到有兩輛側著、交錯著的公交車橫在大橋上。我將自行車放在橋頭上，我擠到車上去看，也看不到甚麼。然後我下了車曏前擠，離開車大概十幾、二十米遠，我看到有幾百人手輓著手，我從馬路的邊上擠到了前面。
就在我剛到大概一、二分鐘，最多兩、三分鐘，我看到了這樣的一幕，在我的人生中留下了深深的記憶。透過手輓手的人墻，我看到他們的對面是黑壓壓的、一眼望不到邊的軍人，沒見到過這樣的場面，那時我的心裡有一點心慌的感覺。大概有五、六十米遠，他們大都帶著鋼盔、拿著盾牌，黑壓壓的一大片。還沒容得我想甚麼，還沒容得我再細緻的看甚麼，我看到對面的隊伍裡面推出一個人來，推倒在地上，然後就有軍人上去打他。
主持人：是平民嗎？
王工石：你提的問題我就很難一下子回答清楚。因為隔得那麼遠，很難判斷出來，但是緊接著這邊的隊伍裡呢，就衝出幾個年輕人，往那邊扔石頭。我在文化大革命當中，我因為工作的關係跟一些警察、便衣打過交道，我對他們還是比較熟悉，我當時就覺得有一場戲要開始了。這邊扔出人來，那邊就有人扔磚頭，好象在配合著做甚麼。這種念頭就是一瞬間的事情，還不容得我多想，就聽對面一種很悶的聲音，應該是人們集中喊的聲音，然後緊接著就聽見了搶聲。
主持人：那時是幾點鐘？
王工石：我想應該是晚上十點至十一點左右，天已經很黑了。槍聲響了以後呢，這邊的隊伍就亂了，我看著手輓著手的學生和市民的隊伍在往後退，那邊的軍人在往前衝過來。這時很多人在拚命的跑，我還算冷靜， 我就喊“大家不要跑。”因為很容易將人踩死。這時就看到一些人已經倒下了。
我想每一位善良的人在那種情況下來不及想甚麼，就是去救人。我就參加到了救人的行列。經過我的手救了四個人。
主持人：那時槍還在不停的響啊。
王工石：甚至我都顧不上去看甚麼了。你讓我回憶那個時候的情形我也不知道。反正是不斷的有人倒下。
主持人：你就去救人。
王工石：不止我一個人了，有的是我幫助扶起來，有的是別人抬回來，我也幫忙抬。大概是這樣的。其中有一個人是四個人拉著他的四肢，面部朝曏地面，這樣抬過來的，我看著很難受、很不舒服，這個人的胸口在往下淌血。我就將我當時身穿的白色T恤脫下來，托住他的胸部和腹部。我與另外一個人將他抬到路邊的一個離木樨地大橋不太遠的一個小診所。當我們抬進去之後，那裡的護士都非常緊張，讓我將這個受傷的人的嘴撬開，墊上一塊棉花。因為他已經是下頜呼吸了，就是這個人幾乎只有出氣、沒有進氣的狀態了。護士擔心他咬住舌頭，堵住呼吸道。做這件事情腦子裡都來不及想甚麼，也沒有覺得害怕，就覺得應該做。就是那麼一種感覺。
我看到受傷者的胸口就是我們所說的炸子炸開的，因為在他的胸口有一個洞。他是梳短頭髮的。開始沒有看清是男還是女，等將他的衣服脫開後，我看到是一位女孩，胸口被炸了一個洞。血在往外涌。那時心裡真的是很難受。
在那一瞬間我感到這個生命很危險了，我看到一個幹部模樣的人，我就同他講“你將這一切趕快記下來，這是歷史。”
還有一個人的腿被打斷了。這時來了一輛卡車，我們將這些傷員趕緊抬上卡車，他們被送走了，然後我就回來了，那時已經過了二個多小時了。我想我的太太和孩子還在家，我的孩子當時只有一歲半，我想他們一定很著急了。這時我就往回走。
主持人：找你的自行車。
王工石：沒有。那時我早就將自行車忘了。我就往回走。我不能光著膀子，我只好將那件血衣套在身上。這時不少路人過來要攙扶我，要用自行車馱我，以為我受傷了。我說我沒有受傷，我就同他們講那邊發生的事情。我走到了木XU地大橋上，在大橋上的人同我講他們用小石子圍成一個個圈，裡面是一灘灘的血。他們也同我講這邊開槍的情況。當我走到這兒時，又發生了槍支掃射，不過這時槍打的比較高，在打樓房。
當我們聽到槍聲後，立即趴倒在地上。槍聲一停大家又趕快站起來。那時候大腦裡沒有太多害怕的事情。其實子彈打過來再趴已經來不及了。槍停後，大家一遍遍的喊“法西斯”。
我們家離那兒不遠，凌晨1點多我回來的時候呢，人們都坐在街上。我一歲半的兒子鑽在他母親的懷裡，瞪著大眼睛看著我，不說話。孩子都非常緊張，這麼小的生命已經感覺到了發生的事情。
這時我想起了我的自行車，我的自行車是一位軍人的。我太太擔心自行車有甚麼記錄，萬一將來查起來，要查到人家身上就不好了。我們商量一下，還是要回去找自行車。所以我當時在凌晨四點多的時候，我就返回到了木XU地大橋，一片片的自行車全部壓倒在那裡。
這時我看到了另外一幕，晚上十一點開槍，然後大部隊，各種軍車、裝甲車和數不清的軍人都開進去了。到凌晨四點多的時候第二批軍隊（這只是我看到的，到底有多少我還不清楚）走到木XU地大橋上，在幾乎沒有任何路障的情況下，全副武裝的軍人、裝滿了彈藥的坦克、裝甲車停在了大橋和大橋以西。
緊接著我看到一些我熟悉的便衣警察領著一批社會上的混混在那裡打軍人、燒軍車。怎麼打呢？有一個軍人被打得滿臉是鮮血，我同師大的一名學生一起衝過去，將這個軍人架起來，往軍事博物館的方曏走。
主持人：可是那個時候不是還有許多軍人嗎？
王工石：是。那些軍人實際上也只是十七、八歲的孩子。端著槍站在坦克車前面發抖。我相信他們得到了死命令，絕對不許開槍、絕對不許還手。我相信絕對是這樣的，否則他們手裡拿著槍，都沒有用拳頭回擊。
我同師大的學生架著那個軍人，這時後面衝過來一個人，將他的帽子掀起來，用北京人叫扳磚的磚頭就這樣往頭上拍。那血水都流到我的肩膀上了，那個軍人同我講“我快死了，求求你能不能轉告我的媽媽，就說我被打死了。”然後他就告訴了我他家的地址，我記了下來。
現在我記不住了，河北的一個農村。事情過後，我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家裡，當然我是用匿名寫的。我那封信這麼寫的“你的兒子在北京發生的事情當中受了重傷，但是我想告訴你，是我同另外一個人救了他，不是學生打的，是便衣警察領著一些混混在故意製造的這場混亂當中打的。”
我回到家裡大概早上七點多，我看到電視裡播出的節目是“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那個錄象包括了我在木XU地大橋上看到的一幕又一幕。甚至這裡面還有我的鏡頭，我看到了。是在很高的樓頂上拍的。一個軍人在坦克車被燒著了以後，他從坦克車裡鑽出來，舉著手、投著降，從坦克車上下來，被人衝上去就打。這時許多市民還是很好的，我們不敢直接去攔打人的人，我們只好從他們的棍棒和拳頭底下將挨打的軍人救出來，我們是四個人拉著那個人，那個鏡頭被拍出來了。
當我在家裡看到電視上播出的畫面，我想每一個人看到這一幕，他心裡都會恍然大悟的。甚麼叫暴亂？那就是開槍在先，暴亂在後。換句話說，整個這一切都是一場陰謀。是事先已經策劃好的。
主持人：一場戲而已。
王工石：所以在這樣一個過程當中，特別是當我撬那個女孩嘴的那一幕，在我人生的經歷當中，當我閉上眼睛那個鏡頭還會出現。這已經十幾年過去了，好象還在眼前一樣。所以在一些場合我願意把這些東西講出來，希望讓人們能夠瞭解。
主持人：到了在木樨地的這一幕，另外在大橋上，另外的這一幕，這兩幕放在一起，回家以後呢，看到電視上面怎麼演的，政府怎麼講的，天安門的暴亂到底是怎麼回事，當時的心情是怎麼樣的。
王工石：我在開槍的時候是憤怒，到了家裡呢，看到了錄像的時候呢，那是一種絕望，（絕望）這個絕望是甚麼呢？因為我是一個，曾經是堅決，在邪黨黨旗底下宣過誓的人，我真的還是要為自己理解的共產主義奮鬥終生的，那麼我看到，事實和我想象的完全不是一回事，通過這一幕，我看到了，我自己的前頭的人生，其實整個是被愚弄的，我的內心深處，。。。太複雜了吧，就是說酸甜苦辣咸，五味全都有了吧。
主持人：那就是說，你不想再這樣繼續下去了。如果說，這樣大的一場運動都能夠這樣的被碾碎的話，
王工石：您剛才說的這句話真是，把多少中國老百姓對未來的憧憬全都碾碎了，包括對中國共產邪黨的還存在的一些幻想也碾碎了，
主持人：所以呢，你當時就決定要出國，
王工石：我的出國倒不是因為這個，是因為我早就在申請留學了。那麼，在六四即將發生的時候，本來就差不多該出來，但是由於六四，當時實際上我的手續是被耽誤了一些，但是我自己個人真的是不想出國。我情也是比較重，跟父母的情都是比較重的，我母親是去世了，如果我母親在世的話，我想父母在我不遠游的，我想是這樣的。六四的事情發生了，我就覺得義無反顧了，我希望看看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一個甚麼樣的別的活法。
主持人：你覺得對共產黨的感情，是一下就很清醒的認清了嗎？還是說，其實也有一段過程。
王工石：那我就給你講一個小故事，很清楚的說明這個問題。我是沾了鮮血的，我在當時，我們很多人嗓子都喊啞了，我們就喊三個字：法西斯，法西斯，法西斯，一直在喊。誰是法西斯呢？軍人。誰給軍人下的命令呢？當然是中共，他們都是法西斯。但是理性的其實沒有那麼清楚。我在餐館裡打工，我出來讀書之後，我就到餐館裡打工，結果是週末的時候，那天打工是十六個小時，剛開始來想多掙點錢，結果呢，那天趕上雙十節，國民黨的國慶節，他們在慶賀，在慶祝的過程中，人是很多的，有大概上百桌吧，可能有上千人吧。後來又唱歌，結果群情激昂的時候，他們高呼打倒共產黨。我從來沒有聽到過，如果在中國大陸聽到這個就槍斃的份了吧。（對）那麼，我那天心裡非常難受。
主持人：你難受的是甚麼呢？
王工石：我就絕食了，我那天干十六個小時，我就絕食。
主持人：你想絕給誰看呢？
王工石：不是絕給誰看吧，就是給自己心裡一種安慰吧。
主持人：你覺得是誰受到侮辱了，你這樣做？
王工石：我覺得當時覺得我自己受到侮辱，覺得是受到侮辱了，但是呢，就是一股氣吧，沒有那麼理性，就是覺得窩囊，很窩囊。等到後來，等我逐漸有了機會理性，昇華了以後，我再回過頭來看那一幕，我就能看清這一點，那就是，他們高呼打到共產黨，我為甚麼會難受呢？因為我從出生就在共產黨的教育下。所以呢，我的生命不自覺的，跟共產黨的那些說教啊，方方面面的，完全融在一起了。
主持人：其實那段時間，離六四才只有幾個月而已，你就忘了你當時罵法西斯的時候，罵的是誰了，
王工石：是啊，我現在想也是覺得，人會那麼不理智，轉身就好像我們要翻頂子似的，我就覺得很奇怪，但是我確實想，那麼我覺得，看我的同胞，包括我的家人，我覺得在中共那個體制中，看不到其他的真相，只是聽到一家之言，聽到那些，都是那些，精心構劃的，就是關著門騙你的東西，你一直在聽他的。真是，我覺得，我想起來，覺得挺悲哀。我覺得我到了國外，我特慶幸。
主持人：你覺得六四，這件事情對你後面有甚麼影響？
王工石：奠定了一個最基本的基礎，就是從那一刻開始，就跟中共決裂了。儘管，我那時候嘴上沒有說，我也沒有宣佈退黨，但是我知道那是一個殺人的，我知道他們不是前進當中的錯誤，他們是沒有人性的。
主持人：但是人家說打倒共產黨，你還是要絕食。
王工石：按現在我讀了《九評共產黨》之後，我就明白了這是黨文化。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當然也是我的靈魂，我受到黨文化幾十年的熏陶，我的靈魂就已經被同化了。所以，這是一個悲哀。但是我挺慶幸。
主持人：謝謝你。
王工石：好，謝謝主持人。
主持人：觀眾朋友，感謝你收看今天的時事論壇。我們下此節目時間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