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剩的文學巨匠之一、東正教堡壘、「俄羅斯良心」和「政治恐龍」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棄世而去，留給世人一個形跡可疑的背影。
作為作家，索氏最值得炫耀的不是諾貝爾文學獎，而是他的兩度被清除：1969年11月，他被蘇聯作家協會開除會籍，1974年2月，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以「叛國者」的罪名剝奪其蘇聯國籍並驅逐出境。索氏先是喪失了官方「作家」的稱號，繼而又喪失偉大祖國的國籍。這種身份的雙重剝奪，正是這個人的最高桂冠。他是作協體制外最偉大的作家，同時又是沒有國籍的偉大公民。在20世紀，還沒有任何作家獲得過如此奇特的榮耀。
1970年代中期，當我還是一個中學生的時候，就偷窺了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越過「內部資料」的柵欄，他的反面烏托邦敘事令我感到震驚。一位從未聽說過的陌生作家，正在用畸零的手指，痛擊著中國人昏睡的靈魂，讓我們聞到了濃烈的叛徒氣味。
正如卡夫卡《地洞》裡的鼴鼠，索氏躲藏在專制的黑夜裡，以敏感的觸鬚，率先感應著某種巨大的威脅，喊出民族苦難的真相。他擅長用最細小的字形寫作，而後把這種螞蟻天書捲起來塞進小瓶，以孩童的方式隱藏和傳遞。這看起來像是一種古怪的遊戲，他不僅要敘寫故事，還要發展出一種中世紀異教徒的生存異能，以便其作品能夠在超越被捕和失蹤的命運，在塵世間繼續流傳。這種蘇聯版的貓鼠遊戲，為鐵幕國家的思想傳播學，提供了卓越的樣板。
我們看到，小說就是索爾仁尼琴自身黑牢經驗的語言總匯。因在一封私信裡批評蘇聯領導人斯大林，這位青年軍官在前線被捕，頭戴所謂「反蘇」罪名，在勞改營裡度過長達8年的苦難歲月。鐵窗是他全部文學書寫的起點。他從此獲得了反抗性敘事的動能。
從處女作《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到名著《癌病房》（Cancer Ward）和《古拉格群島》（The Gulag Archipelago），索爾仁尼琴堅定地揭露專制政治對人性的戕害。直到死亡降臨，他打開的嘴再也沒有閉上。在豪華的雅爾塔療養院裡，到處擠滿了表情諂媚的歌德派作家，他們像蒼蠅一樣讚美著自己所寄生的體制。而像索氏那樣甘冒生命危險的作家，只有幾十位之多，包括帕斯捷爾納克在內。他們是支撐民族文學的堅實基石。他們的良知和勇氣，托舉起了整個俄羅斯文學。而在擁有全球最大數量作家的中國，這樣的作家，據說一個都沒有。
正是基於一種政治抗爭的立場，他被視為國家的危險叛徒。1971年，索氏在公共場所被人注射蓖麻毒素，差一點喪命，但這其實只是一個小小的警告而已。三年後，他被克裡姆林宮逐出國境，移居美國的偏遠村莊。但出乎人們意料的是，他並未高聲讚美收留他的白宮，而是開始痛斥西方消費時代的道德淪喪，呼籲以基督的價值重建社會倫理。這種左右開弓的先知立場，令他在東西兩個方向都失去了支持者，成為憤世嫉俗和不合時宜的批評家。
究竟是什麼在支撐著這個人的獨立信念，而不被各種政治勢力所收購？索爾仁尼琴在自傳裡宣稱，被捕就是他開始懺悔並獲得神啟的時刻。他在囚室裡聽到了上帝的聲音。癌病房境遇還提供了另一次更重大的契機。在流放地哈薩克斯坦，做完手術的後半夜，他和另一位基督徒囚犯，展開了觸電式的對話。越過無邊的黑暗，病友向他低聲說出福音，閃電般擊中了內在的黑暗。他從此獲得了畢生戰勝恐懼的勇氣。
索氏的終極關懷，與托爾斯泰和陀斯妥也夫斯基如出一轍。他們的三位一體，勾勒出俄羅斯文學的近現代輪廓。這是東正教文學的巨大光芒。在某種意義上，索氏就是兩位先賢的翻版——不僅敘寫反抗黑暗和尋找光明的先知話語，而且還擅長文學敘事（儘管索氏的文學成就遠不如他的前輩，甚至不如同時代的納博科夫）。他是孤獨的民族祭司，怒氣衝天地審判著這個問題輩出的世界。
傲慢的流亡者1994年從美國歸來，開始向普京大帝致敬。這是一個富於戲劇性的激變。他把俄羅斯的衰落，歸咎於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錯誤，同時盛讚克林姆林宮的現任主人，能夠令俄羅斯重修強國地位。索爾仁尼琴甚至為「獨裁者」普京辯解說，西方民主處於嚴重的危機狀態，而俄羅斯不應對此草率模仿。索氏就這樣背棄了恪守一生的民主信念，成為捍衛威權的政治神父。普京對此大喜過望，親自到索氏府上造訪，授予他聯邦國家勳章，還把先知衰老而憤怒的容貌，張貼到全國的大街小巷。這是一場古怪的聯袂演出，塑造著一對互相取暖的國家英雄。從索氏到普京，俄羅斯艱難輪迴了100年，並沒有走出彼得大帝的陰影。
但在自己的故鄉，國家主義先知遇到了比專制更陰險的敵人——它從不囚禁作家，而只是冷藏他們。在索氏批判市場之後，市場對他實施了反審判。富裕起來的「新俄羅斯人」主宰了這個自我更新的國家。索氏著作的銷售量急劇下滑，他的短篇小說集《崩解的俄羅斯》只賣出區區5000本，甚至不到一個平庸的暢銷書作家的百分之一。人們在書店裡已經很難聞到他所散發的氣息。老先知在各地行走，發表憤世嫉俗的演說，偶爾也閃現於電視屏幕上，猶如一件沾滿塵土的古董。在全球娛樂時代，先知早已喪失了「逗你玩」的功能。而這正是思想和文學的最大悲劇。2008年，他和反抗文學一起中風，死與人類狂歡的午夜。
──轉自朱大可博客
作為作家，索氏最值得炫耀的不是諾貝爾文學獎，而是他的兩度被清除：1969年11月，他被蘇聯作家協會開除會籍，1974年2月，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以「叛國者」的罪名剝奪其蘇聯國籍並驅逐出境。索氏先是喪失了官方「作家」的稱號，繼而又喪失偉大祖國的國籍。這種身份的雙重剝奪，正是這個人的最高桂冠。他是作協體制外最偉大的作家，同時又是沒有國籍的偉大公民。在20世紀，還沒有任何作家獲得過如此奇特的榮耀。
1970年代中期，當我還是一個中學生的時候，就偷窺了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越過「內部資料」的柵欄，他的反面烏托邦敘事令我感到震驚。一位從未聽說過的陌生作家，正在用畸零的手指，痛擊著中國人昏睡的靈魂，讓我們聞到了濃烈的叛徒氣味。
正如卡夫卡《地洞》裡的鼴鼠，索氏躲藏在專制的黑夜裡，以敏感的觸鬚，率先感應著某種巨大的威脅，喊出民族苦難的真相。他擅長用最細小的字形寫作，而後把這種螞蟻天書捲起來塞進小瓶，以孩童的方式隱藏和傳遞。這看起來像是一種古怪的遊戲，他不僅要敘寫故事，還要發展出一種中世紀異教徒的生存異能，以便其作品能夠在超越被捕和失蹤的命運，在塵世間繼續流傳。這種蘇聯版的貓鼠遊戲，為鐵幕國家的思想傳播學，提供了卓越的樣板。
我們看到，小說就是索爾仁尼琴自身黑牢經驗的語言總匯。因在一封私信裡批評蘇聯領導人斯大林，這位青年軍官在前線被捕，頭戴所謂「反蘇」罪名，在勞改營裡度過長達8年的苦難歲月。鐵窗是他全部文學書寫的起點。他從此獲得了反抗性敘事的動能。
從處女作《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到名著《癌病房》（Cancer Ward）和《古拉格群島》（The Gulag Archipelago），索爾仁尼琴堅定地揭露專制政治對人性的戕害。直到死亡降臨，他打開的嘴再也沒有閉上。在豪華的雅爾塔療養院裡，到處擠滿了表情諂媚的歌德派作家，他們像蒼蠅一樣讚美著自己所寄生的體制。而像索氏那樣甘冒生命危險的作家，只有幾十位之多，包括帕斯捷爾納克在內。他們是支撐民族文學的堅實基石。他們的良知和勇氣，托舉起了整個俄羅斯文學。而在擁有全球最大數量作家的中國，這樣的作家，據說一個都沒有。
正是基於一種政治抗爭的立場，他被視為國家的危險叛徒。1971年，索氏在公共場所被人注射蓖麻毒素，差一點喪命，但這其實只是一個小小的警告而已。三年後，他被克裡姆林宮逐出國境，移居美國的偏遠村莊。但出乎人們意料的是，他並未高聲讚美收留他的白宮，而是開始痛斥西方消費時代的道德淪喪，呼籲以基督的價值重建社會倫理。這種左右開弓的先知立場，令他在東西兩個方向都失去了支持者，成為憤世嫉俗和不合時宜的批評家。
究竟是什麼在支撐著這個人的獨立信念，而不被各種政治勢力所收購？索爾仁尼琴在自傳裡宣稱，被捕就是他開始懺悔並獲得神啟的時刻。他在囚室裡聽到了上帝的聲音。癌病房境遇還提供了另一次更重大的契機。在流放地哈薩克斯坦，做完手術的後半夜，他和另一位基督徒囚犯，展開了觸電式的對話。越過無邊的黑暗，病友向他低聲說出福音，閃電般擊中了內在的黑暗。他從此獲得了畢生戰勝恐懼的勇氣。
索氏的終極關懷，與托爾斯泰和陀斯妥也夫斯基如出一轍。他們的三位一體，勾勒出俄羅斯文學的近現代輪廓。這是東正教文學的巨大光芒。在某種意義上，索氏就是兩位先賢的翻版——不僅敘寫反抗黑暗和尋找光明的先知話語，而且還擅長文學敘事（儘管索氏的文學成就遠不如他的前輩，甚至不如同時代的納博科夫）。他是孤獨的民族祭司，怒氣衝天地審判著這個問題輩出的世界。
傲慢的流亡者1994年從美國歸來，開始向普京大帝致敬。這是一個富於戲劇性的激變。他把俄羅斯的衰落，歸咎於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錯誤，同時盛讚克林姆林宮的現任主人，能夠令俄羅斯重修強國地位。索爾仁尼琴甚至為「獨裁者」普京辯解說，西方民主處於嚴重的危機狀態，而俄羅斯不應對此草率模仿。索氏就這樣背棄了恪守一生的民主信念，成為捍衛威權的政治神父。普京對此大喜過望，親自到索氏府上造訪，授予他聯邦國家勳章，還把先知衰老而憤怒的容貌，張貼到全國的大街小巷。這是一場古怪的聯袂演出，塑造著一對互相取暖的國家英雄。從索氏到普京，俄羅斯艱難輪迴了100年，並沒有走出彼得大帝的陰影。
但在自己的故鄉，國家主義先知遇到了比專制更陰險的敵人——它從不囚禁作家，而只是冷藏他們。在索氏批判市場之後，市場對他實施了反審判。富裕起來的「新俄羅斯人」主宰了這個自我更新的國家。索氏著作的銷售量急劇下滑，他的短篇小說集《崩解的俄羅斯》只賣出區區5000本，甚至不到一個平庸的暢銷書作家的百分之一。人們在書店裡已經很難聞到他所散發的氣息。老先知在各地行走，發表憤世嫉俗的演說，偶爾也閃現於電視屏幕上，猶如一件沾滿塵土的古董。在全球娛樂時代，先知早已喪失了「逗你玩」的功能。而這正是思想和文學的最大悲劇。2008年，他和反抗文學一起中風，死與人類狂歡的午夜。
──轉自朱大可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