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者，一種歷史上曾經聲名狼藉的幽靈，突然浮出水面，成了當下的新聞熱點。武漢晚報的報導稱，湖北大學數計學院某班出台新班規，要求學生實行「盯人」戰術，每名學生暗中監視另一名同學，並在所謂「天使信條」上寫下對被監視對象的意見。這些披著「天使外衣」的告密者，以「關愛同學」的名義復活，蔚成校園文化的詭異風氣。
與這種「天使心腸」相比，發生於華東政法大學的楊師群案，給人了留下了更為深刻的印象。這所我曾經應邀前往演講的學校，湧現出兩名傑出的學生告密者，她們將自己的「古代漢語」老師告到市教委和公安局，理由是在課堂上「批評文化」和「批評政府」。課堂上的自由爭論本來無可厚非，反駁老師的觀點，也是教學民主的一部分，但令我驚訝的卻是告密者的心機——一方面向教委告密，企圖端掉老師的飯碗，另一方面向公安告密，要把老師送進監獄。正是基於這種「雙管齊下」周密手法，她們從網民那裡榮獲了「極品告密者」的稱號。
在中世紀的教會獨裁時代，告密者曾經把大批無辜者送進異端裁判所，令她們以女巫的名義被活活燒死。這種告密傳統此後在東德達到輝煌的高度。喬治奧威爾的反面烏托邦小說《1984》，就是這種現實的寓言體鏡像。但所有那些西方史蹟，跟本土廠衛制度相比，卻只能黯然失色。朱元璋是中國的告密者教父，率先設立錦衣衛以監視官民，此後，歷代皇帝又設東廠監視錦衣衛，再設西廠監視錦衣衛和東廠，復設內行廠監視錦衣衛和東西廠，甚至利用江湖流氓建構更為龐大的眼線和告密網絡。這種複雜的四重監視體系，培訓了龐大的告密者隊伍，成為專制王朝的最大幫手。
清代不僅承襲了這一傳統，而且在特務政治方面變本加厲，形成以告密文化為特徵的「核心價值」。雍正四年，江西鄉試主考查嗣庭引用《詩經》中「維民所止」為考題，遭小人告密為「雍正去頭」，結果戮屍梟眾，滿門抄斬。揚州舉人徐述夔日下曬書，風吹書頁，信手援筆題詩：「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被人告密，遂被斬首棄市，整個家族均遭株連；畢生為御詩潤色的沈德潛，因《詠黑牡丹》一詩中有「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之句，被告密者捅給乾隆，慘遭死後剖棺戮屍之禍。杭州人卓長齡所著《憶鳴詩集》，書名「鳴」與「明」諧音，被告密者指為憶念明朝，圖謀不軌，乾隆大怒，親令開棺戮屍，連孫子都被斬首。本朝馬屁作家誇為「盛世明君」的乾隆，秉承雍正的遺志，在眾多告密者的支持下，親自製造了130多件冤案，把文字獄推向華夏流氓社會的巔峰。
在我的個人生命記憶裡，告密者曾是一種規模盛大的文化形態，朋友、同事、親戚和親人之間互相檢舉，羅織罪名，儼然一場經久不息的互虐式狂歡，而他們的每一種指控，都會成為政治迫害的重大依據。在1958年，至少有30萬敢於批評的中國人，被告密者檢舉揭發，在階級鬥爭中淪為「右派」，在嚴酷打擊中死去活來。而在 1960年代，更多中國人因告密者的揭發而遭到政治迫害，由此建起歷史上最遼闊的冤獄。
教師是那種最先面對告密者的群體。在大規模災難降臨之際，他們率先遭到造反學生的迫害，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或「反動學術權威」的教師，難以計數。據官方數據統計，僅1967年8~9兩月的北京，就有1772人被造反學生打死，其中絕大部分是教師。北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們，那些曾經高唱《讓我們蕩起雙槳》的浪漫少女、面帶紅暈的「祖國花朵」、滿臉稚氣的「革命小將」，以政治正確的名義，檢舉揭發女副校長卞仲耘的諸多罪行，繼而將其活活打死；與此同時，北京女三中校長沙萍，也被自己的女學生打死，就此開啟了暴力的酷烈大門。這場從告密開始的運動，最終升溫到令人髮指的地步，據廣西《武宣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件》記載，該縣武宣中學，甚至出現食人盛宴——眾學生在校園內揭發批鬥完自己的老師之後，將他們剖腹肢解，就地架設爐灶，烹煮至熟，然後分而啖之。
「告密+迫害+吞噬」的複合型狂歡，書寫著最黑暗的民族記憶。1977年以後，新政府推動大規模平反運動，勉力修復歷史冤獄，令告密者成為一種民族羞恥，教師重新召回了個人的尊嚴，但告密者的幽靈仍在徘徊，並於改革開放30年之後捲土重來，再現了這幕令人吃驚的醜聞。眾所周知，批評是幫助政府改進工作和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方式，也是憲法賦予的基本權利。容忍和聽取不同意見，乃是衡量政治清明的基本標尺，而在以「和諧」為政治目標的社會中營造鬥爭氣氛，置敢說真話的教師於被告密的恐懼之中，這不僅是以司法教育為使命的高等學府的恥辱，更是社會正義和民主進程的敵人。
在英語中，告密者常被稱之為「RAT」，含有「討厭鬼」、「可恥的人」和「下流女人」（美俚）的語義，但我不想在此過多苛責這樣的學生。她們不過是某種教育制度的犧牲品而已，只要予以適度的引導和矯正，還有恢復心靈健康的希望。但告密文化賴以生長的土壤，卻是我們要加以嚴重警惕的事物。如果我們今天不起身阻止這種鬧劇，那麼它就會發育成更可怕的災禍，並降臨在我們每個人的頭上。歷史最容易重演的，正是它最醜惡的部分。
──轉自朱大可博客
與這種「天使心腸」相比，發生於華東政法大學的楊師群案，給人了留下了更為深刻的印象。這所我曾經應邀前往演講的學校，湧現出兩名傑出的學生告密者，她們將自己的「古代漢語」老師告到市教委和公安局，理由是在課堂上「批評文化」和「批評政府」。課堂上的自由爭論本來無可厚非，反駁老師的觀點，也是教學民主的一部分，但令我驚訝的卻是告密者的心機——一方面向教委告密，企圖端掉老師的飯碗，另一方面向公安告密，要把老師送進監獄。正是基於這種「雙管齊下」周密手法，她們從網民那裡榮獲了「極品告密者」的稱號。
在中世紀的教會獨裁時代，告密者曾經把大批無辜者送進異端裁判所，令她們以女巫的名義被活活燒死。這種告密傳統此後在東德達到輝煌的高度。喬治奧威爾的反面烏托邦小說《1984》，就是這種現實的寓言體鏡像。但所有那些西方史蹟，跟本土廠衛制度相比，卻只能黯然失色。朱元璋是中國的告密者教父，率先設立錦衣衛以監視官民，此後，歷代皇帝又設東廠監視錦衣衛，再設西廠監視錦衣衛和東廠，復設內行廠監視錦衣衛和東西廠，甚至利用江湖流氓建構更為龐大的眼線和告密網絡。這種複雜的四重監視體系，培訓了龐大的告密者隊伍，成為專制王朝的最大幫手。
清代不僅承襲了這一傳統，而且在特務政治方面變本加厲，形成以告密文化為特徵的「核心價值」。雍正四年，江西鄉試主考查嗣庭引用《詩經》中「維民所止」為考題，遭小人告密為「雍正去頭」，結果戮屍梟眾，滿門抄斬。揚州舉人徐述夔日下曬書，風吹書頁，信手援筆題詩：「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被人告密，遂被斬首棄市，整個家族均遭株連；畢生為御詩潤色的沈德潛，因《詠黑牡丹》一詩中有「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之句，被告密者捅給乾隆，慘遭死後剖棺戮屍之禍。杭州人卓長齡所著《憶鳴詩集》，書名「鳴」與「明」諧音，被告密者指為憶念明朝，圖謀不軌，乾隆大怒，親令開棺戮屍，連孫子都被斬首。本朝馬屁作家誇為「盛世明君」的乾隆，秉承雍正的遺志，在眾多告密者的支持下，親自製造了130多件冤案，把文字獄推向華夏流氓社會的巔峰。
在我的個人生命記憶裡，告密者曾是一種規模盛大的文化形態，朋友、同事、親戚和親人之間互相檢舉，羅織罪名，儼然一場經久不息的互虐式狂歡，而他們的每一種指控，都會成為政治迫害的重大依據。在1958年，至少有30萬敢於批評的中國人，被告密者檢舉揭發，在階級鬥爭中淪為「右派」，在嚴酷打擊中死去活來。而在 1960年代，更多中國人因告密者的揭發而遭到政治迫害，由此建起歷史上最遼闊的冤獄。
教師是那種最先面對告密者的群體。在大規模災難降臨之際，他們率先遭到造反學生的迫害，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或「反動學術權威」的教師，難以計數。據官方數據統計，僅1967年8~9兩月的北京，就有1772人被造反學生打死，其中絕大部分是教師。北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們，那些曾經高唱《讓我們蕩起雙槳》的浪漫少女、面帶紅暈的「祖國花朵」、滿臉稚氣的「革命小將」，以政治正確的名義，檢舉揭發女副校長卞仲耘的諸多罪行，繼而將其活活打死；與此同時，北京女三中校長沙萍，也被自己的女學生打死，就此開啟了暴力的酷烈大門。這場從告密開始的運動，最終升溫到令人髮指的地步，據廣西《武宣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件》記載，該縣武宣中學，甚至出現食人盛宴——眾學生在校園內揭發批鬥完自己的老師之後，將他們剖腹肢解，就地架設爐灶，烹煮至熟，然後分而啖之。
「告密+迫害+吞噬」的複合型狂歡，書寫著最黑暗的民族記憶。1977年以後，新政府推動大規模平反運動，勉力修復歷史冤獄，令告密者成為一種民族羞恥，教師重新召回了個人的尊嚴，但告密者的幽靈仍在徘徊，並於改革開放30年之後捲土重來，再現了這幕令人吃驚的醜聞。眾所周知，批評是幫助政府改進工作和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方式，也是憲法賦予的基本權利。容忍和聽取不同意見，乃是衡量政治清明的基本標尺，而在以「和諧」為政治目標的社會中營造鬥爭氣氛，置敢說真話的教師於被告密的恐懼之中，這不僅是以司法教育為使命的高等學府的恥辱，更是社會正義和民主進程的敵人。
在英語中，告密者常被稱之為「RAT」，含有「討厭鬼」、「可恥的人」和「下流女人」（美俚）的語義，但我不想在此過多苛責這樣的學生。她們不過是某種教育制度的犧牲品而已，只要予以適度的引導和矯正，還有恢復心靈健康的希望。但告密文化賴以生長的土壤，卻是我們要加以嚴重警惕的事物。如果我們今天不起身阻止這種鬧劇，那麼它就會發育成更可怕的災禍，並降臨在我們每個人的頭上。歷史最容易重演的，正是它最醜惡的部分。
──轉自朱大可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