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7月6日訊】當道德訴求喪失了制度保障的時候，壞人、好人或者制度優劣，遂成為緊隨道德律而生「制度律」之大問題。
中國兒童在觀看書籍和電影時常常一問，他是好人、還是壞人？……這個思索是集體意識自不待言；而其深刻的緣故來自中國人的道德至上論和制度枉顧論，也是實話。當我們談論古代周禮，周易的時候，這個道德元本主義或者已經開始；但是其實他們的開始，源於孔孟的某種觀念以陳道統。於是，這樣的觀念或許與西方人的某種道德基建法本和文化根植法律——如周知之西賽羅主義——這樣的觀念，殊途同歸；這個道德早於時間上的法律之說，也是法律建基的根本之地。
也就是說，如果這個國家和封建裡，沒有原先的道德先驗論，那麼，人類解釋法律的任意性就會無限擴大和膨脹，乃至出現人類任意解釋和歪曲法條與信條之現象。這種現象，就是後來人之反對教權先驗論的各種版本，從伏爾泰到尼采，從列寧到毛。於是，道德制高點的建立，成為人類秉承教權意識的人權超然的根本（「國民議會在上帝面前並在他的庇護之下確認並宣布下述的人與公民的權利」）。雖然，其間也有哲學家訴諸人權之人本定義和宗教定義分野之爭論；更何況，甚至康德也有「人是目的」——而道德律，又來自「星空」之二律背反。我們接下來的分析卻要稍稍轉換一個角度，因為，當一種情形掩蓋著另一中情形的時候，事務的觀察角度卻有以下一類變調。這個變調就成為，當道德訴求喪失了制度保障的時候，壞人、好人或者制度優劣，成為緊隨道德律而生「制度律」之大問題。
我們在其他地方援引過這樣的看法——「邊沁的書《政府片論》作序的哲人蒙塔谷的名言，他說，一個民族的天才，可以創造一種天才的政治制度，而這種制度，未必可創造政治天才。」老邊的這個說法執意要來一個中國解釋，就是，中國民族是不是一種天才的製造過某種制度律者類；抑或，他們只是糾纏在歷史好人、壞人區隔中，以一種潛意識，潛規則和無國則狀態，以跟進毛澤東的新人改造使命，以期完成「社會主義新人」的出爐和相對於歷史人物好、壞說的「另起爐灶」？這是一個比較嚴重的課題；雖然，此課題遍布所有社會主義制度和政權；甚至，來得更早、更糟；他們是俄羅斯民悴主義文本中「新人類」的繼續——也是1984一列美麗新世界中之被改造被和諧者。但是，這類新人，經過百年蒸煮，基本上就像雷鋒一樣腐爛不堪，無可救要了。
因為，徒然用暴力改造的新人，比起舊人，舊國，舊社會，不知道要壞到幾百倍，幾千倍。故此，邊沁和蒙塔古之所謂，究竟是制度使然，還是道德使然，我們只好從撇開好制度而跟從壞制度的人物變遷裡，得到十分顯然的證明。雷鋒一詞，就是壞制度造就假好人的明證；反之，好制度，是不是就可以保障人們撇開制度，而達到純然的道德純粹呢？當然不是。
很多好制度，含中國的政治、政制制度——含封駁制，君相治衡制等等，是不是可以造就「社會主義」王莽式的新人呢？（很多人把王莽的托古改革和其「社會主義萌芽」稱之為「新」（朝）制度——含外國佬和中國知識人……）我們看到，有兩種基本的制度在造就某些又好又壞（或者不好不壞者）。此類例子實在繁多，不宜一一；唯劉秀和王莽為例說之，又是誰好，誰壞呢？中國傳統類文本、口傳，都詬罵王莽，說他弒君篡位，人神得誅；可是，劉秀的德政，就真的是制度和道德之典範嗎？他們一劉，一新之朝代更替，就真的可以算出好、壞之定格而不受後世之爭議嗎？累及西漢東漢，隋唐至宋，甚至到了明清，誰是朝代的好人，誰是壞人呢？劉、王之爭，也怕是各執一詞，不好有偏吧？
如果說《討武瞾檄》裡面，道德文本鏗鏘有力，咄咄逼人，那麼，武媚娘就要被罵到臭水溝裡面去了？但是，此檄，除去文學上的偉大之外，歷史上，究竟是武對？還是徐對？難道不是一筆糊塗帳嗎？問題何在？無論是民間傳說之劉秀明主，還是武主聖明，都是一種歷史偏詞——但是，你說他們就是地主階級虛偽殘暴，階級鬥爭如何如何，難道不是毛主義那一種胡說八道嗎？所以，天才的政治制度，尚且不可以製造天才（這是局部說法——天才的政治制度，製造了很多天才），那麼，民族的天才，可以製造天才的政治制度——這話說得有理；因為，要義是，即便不是天才的民主制度，也可以製造非民主的政制——這就是我們所謂威權主義或者專制主義裡面，留待文化經濟政治空間的，那種中、西制度。這種制度，基本上於歷史，創造了文明。他有別於希臘的兩萬人之雅典民主；又嚴格區隔了後來的、幾億人被和諧的極權主義，視為中間中庸制度，也未嘗不可。
所以，考證這類不是極權主義，不是民主自由之制度，何以成為人類文明的根基和載體，乃為重要立論、立本之所謂；固然，這不是本文宗議；我們還是要回來爭議各種制度中好人、壞人之所謂，乃及他們的文化特點和制度染習。我們知道，孔孟所謂和老莊所謂，本是一體幾面；即便是在疲於奔命中的孔子，他的人格和風習，也並不是要建設一種後人所謂的社會主義新人改造——他只是提出了類似宗教之耶穌摩西教律的各種旨意，以便使得大祭祀制度式微以來之古治/制，有所信仰之依存和皈依；絕對不是要使得制度和人性，產生毛主義式的人人改造，以成為完人新人道德人之運動。我們可以詬病孔子一類人的一千種缺點和虛偽——就像西方哲史中，從爭議三位一體之尼西亞會議以來，詬病耶穌，保羅者，不絕於屢，甚至到了尼采，還宣稱所有這些「偽幣製造者」（尼采痛罵聖保羅語）業已死了……耶穌和摩西的道德形象，受到法國革命者富歇一類和俄國革命者列寧一類的道德痛罵，已經是累見不獻。
於是，耶穌和孔子究竟是不是好人——這個問題，就出現在歷史和今天的文本中—— 而我們的回答，還是回到最前；好人？還是壞人——這「不是」一個問題。因為什麼？因為制度，文化和宗教之設置和定位，實在不是後驗而是先驗產物。這個定格的內涵是，我們不能追究宗教意義的定律和人物以凡間之道德和是非。試問，如果你說孔子之仁，就是假仁假義，這是對？還是錯？毛主義就會說，是錯；因為毛要代聖；而我們卻說，一旦孔子之仁義說出世，就業已完成這個亞宗教文本，和他本人產生某種疏離——就像摩西說，不可以殺人，一樣。毛主義列寧主義說，可以以階級名譽殺人，因為地主和資本家是壞人，要被殺掉——他們說的對嗎？也對；因為，如果，地主資本家剝奪和殺了人……——但是，這樣一來，摩西：不可以殺人，這個信條，就被：「可以殺人」，這個信條改變了。這才是信條屠戮之關鍵。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捋順了常識和教義的關係。所以，好制度之所以維護一種人性，就是周知之，它可以約束，制衡和批評政權和政權中人。壞制度所以也能產生一點好人，如胡耀邦和趙紫陽，等等，但是，他們的總體，是維護惡人統治，並宣揚群眾要做好人，要做雷鋒……這是一種根本區別。換言之，制度約轄中人，如民主制度中約轄之美國總統，我們知道，他們是不是好人，是至關重要的，因為他們要認可約束制衡——但是，是側重他們是好人，還是壞人，抑或，是側重製度，西方人，自由中人，當然知道，他們要側重製度。而中國人側重一半制度，就常常壞事，因為，君相治衡可以代之一司禮監批紅——建武，雖然聖明如傳說，可是，他之罷相，開了洪武廢相之始，一切之治衡隨之崩塌——但是，建武也好，洪武也罷，他們並未詬病孔孟——雖然前至西漢，後至唐宋，孔，老之學，互相交叉，東西教禪，互有滲透，呈現一種政治宗教的裡外兩面——就像西方的現代和後現代——就像西方的人文主義和宗教極權主義之間的治衡。
所以，我們可以個案研究某某人物的是非曲直和對錯功敗，但是，我們不可以因人廢言，因言非教，因教非治/制；如果我們像是幼童一樣說，他是好人？還是壞人？……一切，豈不是又回到毛澤東時代了嗎？——回到了什麼李玉和和鬼子鳩山的好、壞之分裡去了嗎？為什麼我們還要犯這類低級見識之誤呢？民主，不是好東西，但是，不民主，更糟。邱吉爾這段話還有一個意思——（據我們傳導），民主中人，不是好東西，但是，專制、集權中人更壞。最後，孔孟究竟是不是好人呢？我們以上導之，就會做出回答。更嚴格講，對於一個軸心立基之人的區區小節，不足以推倒之，說，「孔子死了」——就像尼采說，上帝死了——但是，就是這個尼采馬上接下來說，「但是，上帝是殺不死的！」這就是我們的、不是結論的結論：孔子，不會死！（看看吳宓的錚錚名句，（文革時期）你們可以殺死我，但是，孔子，不能批！）（見其日記）。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中國兒童在觀看書籍和電影時常常一問，他是好人、還是壞人？……這個思索是集體意識自不待言；而其深刻的緣故來自中國人的道德至上論和制度枉顧論，也是實話。當我們談論古代周禮，周易的時候，這個道德元本主義或者已經開始；但是其實他們的開始，源於孔孟的某種觀念以陳道統。於是，這樣的觀念或許與西方人的某種道德基建法本和文化根植法律——如周知之西賽羅主義——這樣的觀念，殊途同歸；這個道德早於時間上的法律之說，也是法律建基的根本之地。
也就是說，如果這個國家和封建裡，沒有原先的道德先驗論，那麼，人類解釋法律的任意性就會無限擴大和膨脹，乃至出現人類任意解釋和歪曲法條與信條之現象。這種現象，就是後來人之反對教權先驗論的各種版本，從伏爾泰到尼采，從列寧到毛。於是，道德制高點的建立，成為人類秉承教權意識的人權超然的根本（「國民議會在上帝面前並在他的庇護之下確認並宣布下述的人與公民的權利」）。雖然，其間也有哲學家訴諸人權之人本定義和宗教定義分野之爭論；更何況，甚至康德也有「人是目的」——而道德律，又來自「星空」之二律背反。我們接下來的分析卻要稍稍轉換一個角度，因為，當一種情形掩蓋著另一中情形的時候，事務的觀察角度卻有以下一類變調。這個變調就成為，當道德訴求喪失了制度保障的時候，壞人、好人或者制度優劣，成為緊隨道德律而生「制度律」之大問題。
我們在其他地方援引過這樣的看法——「邊沁的書《政府片論》作序的哲人蒙塔谷的名言，他說，一個民族的天才，可以創造一種天才的政治制度，而這種制度，未必可創造政治天才。」老邊的這個說法執意要來一個中國解釋，就是，中國民族是不是一種天才的製造過某種制度律者類；抑或，他們只是糾纏在歷史好人、壞人區隔中，以一種潛意識，潛規則和無國則狀態，以跟進毛澤東的新人改造使命，以期完成「社會主義新人」的出爐和相對於歷史人物好、壞說的「另起爐灶」？這是一個比較嚴重的課題；雖然，此課題遍布所有社會主義制度和政權；甚至，來得更早、更糟；他們是俄羅斯民悴主義文本中「新人類」的繼續——也是1984一列美麗新世界中之被改造被和諧者。但是，這類新人，經過百年蒸煮，基本上就像雷鋒一樣腐爛不堪，無可救要了。
因為，徒然用暴力改造的新人，比起舊人，舊國，舊社會，不知道要壞到幾百倍，幾千倍。故此，邊沁和蒙塔古之所謂，究竟是制度使然，還是道德使然，我們只好從撇開好制度而跟從壞制度的人物變遷裡，得到十分顯然的證明。雷鋒一詞，就是壞制度造就假好人的明證；反之，好制度，是不是就可以保障人們撇開制度，而達到純然的道德純粹呢？當然不是。
很多好制度，含中國的政治、政制制度——含封駁制，君相治衡制等等，是不是可以造就「社會主義」王莽式的新人呢？（很多人把王莽的托古改革和其「社會主義萌芽」稱之為「新」（朝）制度——含外國佬和中國知識人……）我們看到，有兩種基本的制度在造就某些又好又壞（或者不好不壞者）。此類例子實在繁多，不宜一一；唯劉秀和王莽為例說之，又是誰好，誰壞呢？中國傳統類文本、口傳，都詬罵王莽，說他弒君篡位，人神得誅；可是，劉秀的德政，就真的是制度和道德之典範嗎？他們一劉，一新之朝代更替，就真的可以算出好、壞之定格而不受後世之爭議嗎？累及西漢東漢，隋唐至宋，甚至到了明清，誰是朝代的好人，誰是壞人呢？劉、王之爭，也怕是各執一詞，不好有偏吧？
如果說《討武瞾檄》裡面，道德文本鏗鏘有力，咄咄逼人，那麼，武媚娘就要被罵到臭水溝裡面去了？但是，此檄，除去文學上的偉大之外，歷史上，究竟是武對？還是徐對？難道不是一筆糊塗帳嗎？問題何在？無論是民間傳說之劉秀明主，還是武主聖明，都是一種歷史偏詞——但是，你說他們就是地主階級虛偽殘暴，階級鬥爭如何如何，難道不是毛主義那一種胡說八道嗎？所以，天才的政治制度，尚且不可以製造天才（這是局部說法——天才的政治制度，製造了很多天才），那麼，民族的天才，可以製造天才的政治制度——這話說得有理；因為，要義是，即便不是天才的民主制度，也可以製造非民主的政制——這就是我們所謂威權主義或者專制主義裡面，留待文化經濟政治空間的，那種中、西制度。這種制度，基本上於歷史，創造了文明。他有別於希臘的兩萬人之雅典民主；又嚴格區隔了後來的、幾億人被和諧的極權主義，視為中間中庸制度，也未嘗不可。
所以，考證這類不是極權主義，不是民主自由之制度，何以成為人類文明的根基和載體，乃為重要立論、立本之所謂；固然，這不是本文宗議；我們還是要回來爭議各種制度中好人、壞人之所謂，乃及他們的文化特點和制度染習。我們知道，孔孟所謂和老莊所謂，本是一體幾面；即便是在疲於奔命中的孔子，他的人格和風習，也並不是要建設一種後人所謂的社會主義新人改造——他只是提出了類似宗教之耶穌摩西教律的各種旨意，以便使得大祭祀制度式微以來之古治/制，有所信仰之依存和皈依；絕對不是要使得制度和人性，產生毛主義式的人人改造，以成為完人新人道德人之運動。我們可以詬病孔子一類人的一千種缺點和虛偽——就像西方哲史中，從爭議三位一體之尼西亞會議以來，詬病耶穌，保羅者，不絕於屢，甚至到了尼采，還宣稱所有這些「偽幣製造者」（尼采痛罵聖保羅語）業已死了……耶穌和摩西的道德形象，受到法國革命者富歇一類和俄國革命者列寧一類的道德痛罵，已經是累見不獻。
於是，耶穌和孔子究竟是不是好人——這個問題，就出現在歷史和今天的文本中—— 而我們的回答，還是回到最前；好人？還是壞人——這「不是」一個問題。因為什麼？因為制度，文化和宗教之設置和定位，實在不是後驗而是先驗產物。這個定格的內涵是，我們不能追究宗教意義的定律和人物以凡間之道德和是非。試問，如果你說孔子之仁，就是假仁假義，這是對？還是錯？毛主義就會說，是錯；因為毛要代聖；而我們卻說，一旦孔子之仁義說出世，就業已完成這個亞宗教文本，和他本人產生某種疏離——就像摩西說，不可以殺人，一樣。毛主義列寧主義說，可以以階級名譽殺人，因為地主和資本家是壞人，要被殺掉——他們說的對嗎？也對；因為，如果，地主資本家剝奪和殺了人……——但是，這樣一來，摩西：不可以殺人，這個信條，就被：「可以殺人」，這個信條改變了。這才是信條屠戮之關鍵。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捋順了常識和教義的關係。所以，好制度之所以維護一種人性，就是周知之，它可以約束，制衡和批評政權和政權中人。壞制度所以也能產生一點好人，如胡耀邦和趙紫陽，等等，但是，他們的總體，是維護惡人統治，並宣揚群眾要做好人，要做雷鋒……這是一種根本區別。換言之，制度約轄中人，如民主制度中約轄之美國總統，我們知道，他們是不是好人，是至關重要的，因為他們要認可約束制衡——但是，是側重他們是好人，還是壞人，抑或，是側重製度，西方人，自由中人，當然知道，他們要側重製度。而中國人側重一半制度，就常常壞事，因為，君相治衡可以代之一司禮監批紅——建武，雖然聖明如傳說，可是，他之罷相，開了洪武廢相之始，一切之治衡隨之崩塌——但是，建武也好，洪武也罷，他們並未詬病孔孟——雖然前至西漢，後至唐宋，孔，老之學，互相交叉，東西教禪，互有滲透，呈現一種政治宗教的裡外兩面——就像西方的現代和後現代——就像西方的人文主義和宗教極權主義之間的治衡。
所以，我們可以個案研究某某人物的是非曲直和對錯功敗，但是，我們不可以因人廢言，因言非教，因教非治/制；如果我們像是幼童一樣說，他是好人？還是壞人？……一切，豈不是又回到毛澤東時代了嗎？——回到了什麼李玉和和鬼子鳩山的好、壞之分裡去了嗎？為什麼我們還要犯這類低級見識之誤呢？民主，不是好東西，但是，不民主，更糟。邱吉爾這段話還有一個意思——（據我們傳導），民主中人，不是好東西，但是，專制、集權中人更壞。最後，孔孟究竟是不是好人呢？我們以上導之，就會做出回答。更嚴格講，對於一個軸心立基之人的區區小節，不足以推倒之，說，「孔子死了」——就像尼采說，上帝死了——但是，就是這個尼采馬上接下來說，「但是，上帝是殺不死的！」這就是我們的、不是結論的結論：孔子，不會死！（看看吳宓的錚錚名句，（文革時期）你們可以殺死我，但是，孔子，不能批！）（見其日記）。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