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9日訊】自從1989年以來，每年的11月9日，全世界都在紀念柏林牆的倒塌，除過中國在搞消防宣傳。2009年11月9日適逢20周年，柏林牆倒塌紀念活動的主題形式是一個巨大的多米諾骨牌裝置——延綿5公裡的多米諾柏林牆，這讓人不禁聯想起1989年嘩啦啦似大廈傾的共產主義專制集團。
在共產主義將要到來的1949年到1961年，大約有250萬東德人冒著被東德軍隊射殺的危險逃入西柏林，約佔當時東德總人口的八分之一。1961年6月15日，德國統一社會黨總書記烏布利希還說：「沒有人企圖建立一座牆」；但兩個月之後，即8月12日，烏布利希就宣布了建柏林牆的決定，「為了社會主義，我們必須這樣做。」
1961年8月13日凌晨，就在鐵絲網建成的柏林牆即將封閉的最後一瞬間，一個參與圍牆行動的東德士兵突然躍過鐵絲網，投奔西德一方。這一瞬間被美國《國家地理》雜誌社攝影記者彼德•列賓定格，這張流傳極廣的照片成為20世紀人類政治歷史的重要見證之一。這名士兵的名字叫康拉德•舒曼，在「舒曼的一躍」之後，他遷往巴伐利亞小鎮鈞茨伯格，30年間他承受了極大的壓力和痛苦。他說，當他知道柏林牆倒塌之後才真正感覺到解脫和自由。這個幸運而又不幸的舒曼最終仍被痛苦淹沒。
在一個奴役年代，柏林牆只能阻斷來往，卻阻不了人心的嚮往，於是翻牆奔向自由成為東德人前赴後繼的悲劇，有1200人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看似銅牆鐵壁的舊制度，早已被各人自由的意志擊成千瘡百孔。面對這個法西斯政府建立的「反法西斯防衛牆」，人們採用跳樓、挖地道、游泳、自製潛水艇、熱氣球等方式翻越柏林圍牆，共有5043人成功地逃入西柏林，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亡，260人受傷。1963年6月25日，美國總統肯尼迪在西德市政廳的柏林牆前發表著名的演說：「世界上的圍牆都是防止外面的人闖進來的，只有一種圍牆是防止裡面的人出去的，那是什麼？那就是監獄的圍牆！……自由有許多困難，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們從未建造一堵牆把我們的人民關在裡面，不准他們離開我們。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
1989年11月9日，數以萬計的市民走上街頭，將這個象徵著共產主義極權專制的柏林牆推倒。柏林牆的倒塌被日裔美國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稱為「歷史的終結」；福山指出，「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為方向的人類普遍史」。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堅持認為，正是戈爾巴喬夫拆除了柏林牆。對民主德國來說，「名義上是民主，實質上是專制；名義上是共產主義，實際上是法西斯主義；名義上是為人民服務，實質上是為自己服務；名義上是『反法西斯防衛牆』。實質上是反民主自由隔離牆」。
正如奧巴馬所說：柏林牆的倒塌是對暴政的譴責。隨著柏林牆的轟然倒塌，人們突然揭開了東德專制統治下種種不堪入目的內幕。東德祕密警察系統嚴密監視和控制人民的思想言論，建立了龐大的系統的監視告密制度。人們互相監視，互相揭發，所謂有問題的人的一言一行就這樣被監控起來。在祕密警察的檔案裡，人們發現了妻子告密丈夫，兒子告密父母，同事互相告密，廣受尊敬的藝術家文學家原來長期向祕密警察告密。東德的專制政府用德國人一貫的認真精細嚴密作風來實施這一控制人民的警察系統。他們記錄下那些受懷疑的人們的言論、日記、電話交談、個人愛好、家庭關係等等一切細節。他們甚至首創了保存人們的氣味的技術，祕密地不為人知地用專門材料收集各人的氣味，密封保存。這樣的氣味可以有效保存二十多年。到必要的時候，就可以用現成的氣味讓警犬捕捉任何他們想找的人。這樣的一個專制獨裁系統又一次讓人們驚得目瞪口呆。
在所有的共產主義專制語境中，只有「人民」或「群眾」，而沒有「公民」和獨立的「人」。作家克裡思•馬修斯在《硬球》中評價前東德時說過一句話：「那是一種美化抽象的民眾、卻對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無動於衷、肆意羞辱的體制。」影響了當代波蘭歷史的知識分子米奇尼克曾說：「極權統治的實質就是消除一切自發的政治生活，把社會中的人分裂成一個個原子，其目的在於使每個人只能孤立地面對整個制度，從而使人感到形單影隻，而且往往茫然若失，敢怒不敢言。」為什麼沒有人挺身而出捍衛個人的自由和權利？為什麼民眾面對暴政束手無策？一個從納粹集中營劫後餘生的德國神父如是說：「當他們來抓工會組織者的時候，我沒有站出來反對，我想我反正不是工會的人。當他們來抓猶太人的時候，我沒有站出來反對，我想我反正不是猶太人。當他們來抓天主教徒的時候，我沒有站出來反對，我想我反正不是天主教徒。後來，當他們來抓我的時候，已經沒有人能站出來為我說話了。」
「現在，它居然倒掉了，則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為何如？」如果說雷峰塔是女人的詛咒，那麼柏林牆就是人類的詛咒。22年前，專制的共產主義陣營隨著柏林牆的倒塌土崩瓦解，正像一場巨大的政治多米諾骨牌接連倒塌，全世界自由的人和嚮往自由的人都為之欣喜。只是在中國，坦克和軍人成為這場正義大潮之中的中流砥柱，使紅色中國成為搖搖欲墜的共產主義磚制大廈碩果僅存的獨木。22年前，東德以奧運金牌大國聞名；22年後，統一的德國成為富裕文明的人類理想國。22年前，東歐的共產主義集團作鳥獸散，從此淡出中國官方的媚體；22年來，他們陸續融入歐洲大家庭，成為人類最民主的一個族群，而他們的經濟水平同樣使中國難以望其項背，東歐各國人均GDP是中國的數倍。
在2008年《經濟學人》雜誌推出的世界各國民主程度排名中，捷克排名19；中國排在第136，好在還不是孫山，後面有緬甸利比亞和朝鮮；在卡扎菲處死、昂山素季自由之後，中國只能與地獄般的朝鮮沆瀣一氣相濡以沫了。22年後的今天，中國成為世界上唯一堅持中國特色柏林牆路線的國家。中國的柏林牆隨著民眾日益增長的怒火，還在以維穩主義的暴力方式不斷地加固加高。
在柏林牆時代，紅色中國被封閉在一個更大更高更森嚴的「柏林牆」內。1964年，瑞士記者斯塔奇在《大牆之內的國土》中說，中國除了那道著名的長城之外，還有層層疊疊的無數道無形的牆，將中國緊密地包裹起來，與外界徹底地隔離開來，那些無形的牆委婉地說就是所謂的「竹簾」，但這種「竹簾」比鐵幕更嚴密。從簽證、旅行社到陪同你的翻譯、會見你的官員與群眾代表，所有這些手段與人，實際上的作用都不是讓你看到什麼，而且是想方設法讓你看不到什麼，或者說，設法只讓你看到他們希望你看到的東西。任何西方人只要一進入中國，就進入了一種真空，所見所聞的一切，都是為你導演好的。
毫無疑問，戶籍隔離制度是中國最古老的柏林牆。戶籍制度由秦始皇首創，毛萬歲發揚光大，把中國人分為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這一偉大創舉，在全球化的今天依然被中國官方奉為圭皋。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這兩種不同的中國人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醫療等等各方面所受到的公民待遇判若雲泥。不僅人權待遇差之千裡，甚至在同樣的事故中，兩種人的生命價值也「同命不同價」。在每一個開學季節，每一個中國孩子都被按戶口分為城市人和非城市人。前者可免費進入最好的學校接受最好的教育，後者則連其最簡陋的學校亦被拆毀。對很多非北京戶口的孩子來說，就是考出更高的分數已無法進入北京大學。在安徽，15079名考生才能有一個考上北大；而在北京，每287個學生中就有一個人能考上北大。在這種柏林牆之下，北京人的精子比安徽人的精子所獲得的公共教育資源要高出50多倍。持續的社會資源畸形分配，使北大農村學生的比例從上世紀50年代的70%降至如今的1%。被隔離在權力底層的中國農民已經徹底喪失了社會上升的正義管道。
對國家主義的既得利益群體來說，體制內外隔離制度是當下中國最偉大的柏林牆，並因此衍生出富於中國特色的「維穩主義」。體制的特點就是壟斷暴利低效無能傲慢冷酷，與艱難生存的體制外民間截然相反。封閉化世襲化的體制控制了這個國家的一切權力和財富，食利自肥，對體制外民眾刻意去公民化和愚化，將其視為「不明真相」的群眾、「普通老百姓」等等傻瓜一族，以嚴酷的暴力予以防範和迫害，層層壁壘，步步設防。國家福利制度的陽光只限於體制內，體制外民眾只能向市場自行解決，國家還要乘機敲詐勒索，教育、住房、醫療等等莫不如此。
柏林牆是一種人為的政治隔離制度，基於一種深刻的分裂和不信任，甚至是仇視。人視我為草芥，我視人如仇寇。孫立平教授曾經指出，1990年代後，中國社會進一步走向斷裂，中國社會是一個斷裂的社會。實際上這種斷裂就是一種分裂，因為制度和體制導致的分裂。貧富落差只是表象，公平和正義的缺失使中國陷入一種不能自拔的深層分裂，而這種制度柏林牆就是其根源。它一方面堵死了底層民眾向上流動的路徑，另一方面保護少數人繼續壟斷享有這種養豬體制的天生幸福。一方為刀俎，一方為魚肉。不可混淆。
《左傳》曰：「人之有牆，以蔽惡也」。《墨子•七患》中說：「城者，所以自守也。」牆是人類最反自然的發明。一個法國旅行家看到中國長城後說：「這是一項由長不大的孩子在專制君主的驅使下完成的工程。」卡夫卡曾經寫過一篇關於中國的小說《萬裡長城建造時》，他將長城看作帝國的隱喻，「最為含混不清的機構莫過於帝國本身了。」修築長城並不是防禦匈奴，而是使帝國這個龐然怪物展現出它荒誕驚人的神祕和力量。人們可以從金字塔了解埃及帝國，從角斗場了解羅馬帝國，從萬裡長城了解中華帝國，瘋狂的建築往往象徵著帝國內部高度組織化的權力結構。從長城開始，中國成為世界上一個最熱衷於牆的國度，牆外套牆，牆裡有牆，層層疊疊，籬樊重重。在這個國家當下，每個不幸出生在牆外的人都在想盡辦法鑽過這個柏林牆；每個出生在牆裡、高高在上的「上帝選民」都為高高的柏林牆而感到安全和驕傲。對無數生活在中國的人來說，體制就是中國的柏林牆。
所謂「柏林牆定律」，就是專制必然失敗，民主必然勝利，這是不可改變的歷史規律。民主者昌，專制者亡。做惡者總是以為他可以永遠做惡，正如魯迅先生在《論雷峰塔的倒掉》中所說：「莫非他造塔的時候，竟沒有想到塔是終究要倒的麼？」從奇奧塞斯庫到卡扎菲，歷史總是對柏林牆定律的一次次重複；柏林牆沒有倒的時候，沒有人相信它會倒塌。只有是柏林牆，它必然要臭名昭彰地倒掉。但只要柏林牆還在，就會有無數惡棍以柏林牆的名義作惡，他們甚至永遠也不相信自己會被正義和歷史清算。1991年9月，統一後的柏林法庭上，舉世矚目的柏林圍牆守衛案將要開庭宣判。這次接受審判的是4個年輕人都20多歲，他們曾經是柏林牆的東德守衛。
兩年前一個冬夜裡，剛滿20歲的克利斯和一個好朋友，名叫高定，一起偷偷攀爬柏林牆企圖逃向自由。幾聲槍聲響，一顆子彈由克利斯前胸穿入，高定的腳踝被另一顆子彈擊中。克利斯很快就斷了氣。他不知道，他是這堵牆下最後一個遇難者。那個射殺他的東德衛兵，叫英格•亨裡奇。當然他也絕沒想到，短短9個月之後，圍牆被柏林人推到，而自己最終會站在法庭上因為殺人罪而接受審判。
柏林法庭最終的判決是：判處開槍射殺克利斯的衛兵英格•亨裡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釋。他的律師辯稱，他們僅僅是執行命令的人，根本沒有選擇的權利，罪不在己。法官當庭指出：「東德的法律要你殺人，可是你明明知道這些唾棄暴政而逃亡的人是無辜的，明知他無辜而殺他，就是有罪。作為警察，不執行上級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準是無罪的。作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此時此刻，你有把槍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權，這是你應主動承擔的良心義務。」
此前的二戰中，盟軍對德國黨衛隊成員一律就地處決，而不用上報；理由是黨衛隊員不是軍人，沒有戰俘待遇。戰爭結束後，曾有人提出黨衛隊等同軍人的疑問。時任紐倫堡軍事法庭首席審判長那瓦倫斯淡淡地說：「軍人不會對內開槍，不會屠殺國民，不會忠於某個政黨或個人。所以，他們是匪徒，不是軍人。」
陳光誠，一個生活在黑暗中的中國公民，讓一個將權力延伸到村莊和街道的體制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可見中國柏林牆之恐懼和脆弱。據說在船要沉之前，老鼠總會最先逃命；在天文數字的維穩暴力下，無遠弗屆的官吏們（裸官）和精英們紛紛攜黑金出逃或送妻女移民。鐵道部運輸局局長張曙光為其國外的妻女在瑞士銀行存款28億美金，而它只能算是中國這艘破船上小老鼠。作為柏林牆在地球上的最後一塊殘垣斷壁，中國註定也逃脫不了「柏林牆定律」；因為人心向善，人類世界不會永遠容許一個不正義的利益集團繼續做惡；否則，那將是人類的恥辱。
在這個世界上，良知是最高的準則，不允許任何人用任何借口來踐踏良知。無論什麼時候，人的權利永遠高於政治的權力，政府只是民眾豢養的一條狗，人類不可能永遠甘心用自己的血汗飼養一條瘋狗。人類數千年文明史證明，自然法永遠高於國家法，這就如同天永遠高於地，是不言而喻的。香港末代總督彭定康在他的新書中寫道：「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在外人看來或許有很多是奧妙難解的，再加上多年封閉和極權體制使之變得更為神祕，但我實在難以相信，難道這種不透明度就可以讓中國在自己的盟友內或世界上稱孤道寡嗎？」
文章來源：《天涯社區》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在共產主義將要到來的1949年到1961年，大約有250萬東德人冒著被東德軍隊射殺的危險逃入西柏林，約佔當時東德總人口的八分之一。1961年6月15日，德國統一社會黨總書記烏布利希還說：「沒有人企圖建立一座牆」；但兩個月之後，即8月12日，烏布利希就宣布了建柏林牆的決定，「為了社會主義，我們必須這樣做。」
1961年8月13日凌晨，就在鐵絲網建成的柏林牆即將封閉的最後一瞬間，一個參與圍牆行動的東德士兵突然躍過鐵絲網，投奔西德一方。這一瞬間被美國《國家地理》雜誌社攝影記者彼德•列賓定格，這張流傳極廣的照片成為20世紀人類政治歷史的重要見證之一。這名士兵的名字叫康拉德•舒曼，在「舒曼的一躍」之後，他遷往巴伐利亞小鎮鈞茨伯格，30年間他承受了極大的壓力和痛苦。他說，當他知道柏林牆倒塌之後才真正感覺到解脫和自由。這個幸運而又不幸的舒曼最終仍被痛苦淹沒。
在一個奴役年代，柏林牆只能阻斷來往，卻阻不了人心的嚮往，於是翻牆奔向自由成為東德人前赴後繼的悲劇，有1200人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看似銅牆鐵壁的舊制度，早已被各人自由的意志擊成千瘡百孔。面對這個法西斯政府建立的「反法西斯防衛牆」，人們採用跳樓、挖地道、游泳、自製潛水艇、熱氣球等方式翻越柏林圍牆，共有5043人成功地逃入西柏林，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亡，260人受傷。1963年6月25日，美國總統肯尼迪在西德市政廳的柏林牆前發表著名的演說：「世界上的圍牆都是防止外面的人闖進來的，只有一種圍牆是防止裡面的人出去的，那是什麼？那就是監獄的圍牆！……自由有許多困難，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們從未建造一堵牆把我們的人民關在裡面，不准他們離開我們。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
1989年11月9日，數以萬計的市民走上街頭，將這個象徵著共產主義極權專制的柏林牆推倒。柏林牆的倒塌被日裔美國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稱為「歷史的終結」；福山指出，「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為方向的人類普遍史」。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堅持認為，正是戈爾巴喬夫拆除了柏林牆。對民主德國來說，「名義上是民主，實質上是專制；名義上是共產主義，實際上是法西斯主義；名義上是為人民服務，實質上是為自己服務；名義上是『反法西斯防衛牆』。實質上是反民主自由隔離牆」。
正如奧巴馬所說：柏林牆的倒塌是對暴政的譴責。隨著柏林牆的轟然倒塌，人們突然揭開了東德專制統治下種種不堪入目的內幕。東德祕密警察系統嚴密監視和控制人民的思想言論，建立了龐大的系統的監視告密制度。人們互相監視，互相揭發，所謂有問題的人的一言一行就這樣被監控起來。在祕密警察的檔案裡，人們發現了妻子告密丈夫，兒子告密父母，同事互相告密，廣受尊敬的藝術家文學家原來長期向祕密警察告密。東德的專制政府用德國人一貫的認真精細嚴密作風來實施這一控制人民的警察系統。他們記錄下那些受懷疑的人們的言論、日記、電話交談、個人愛好、家庭關係等等一切細節。他們甚至首創了保存人們的氣味的技術，祕密地不為人知地用專門材料收集各人的氣味，密封保存。這樣的氣味可以有效保存二十多年。到必要的時候，就可以用現成的氣味讓警犬捕捉任何他們想找的人。這樣的一個專制獨裁系統又一次讓人們驚得目瞪口呆。
在所有的共產主義專制語境中，只有「人民」或「群眾」，而沒有「公民」和獨立的「人」。作家克裡思•馬修斯在《硬球》中評價前東德時說過一句話：「那是一種美化抽象的民眾、卻對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無動於衷、肆意羞辱的體制。」影響了當代波蘭歷史的知識分子米奇尼克曾說：「極權統治的實質就是消除一切自發的政治生活，把社會中的人分裂成一個個原子，其目的在於使每個人只能孤立地面對整個制度，從而使人感到形單影隻，而且往往茫然若失，敢怒不敢言。」為什麼沒有人挺身而出捍衛個人的自由和權利？為什麼民眾面對暴政束手無策？一個從納粹集中營劫後餘生的德國神父如是說：「當他們來抓工會組織者的時候，我沒有站出來反對，我想我反正不是工會的人。當他們來抓猶太人的時候，我沒有站出來反對，我想我反正不是猶太人。當他們來抓天主教徒的時候，我沒有站出來反對，我想我反正不是天主教徒。後來，當他們來抓我的時候，已經沒有人能站出來為我說話了。」
「現在，它居然倒掉了，則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為何如？」如果說雷峰塔是女人的詛咒，那麼柏林牆就是人類的詛咒。22年前，專制的共產主義陣營隨著柏林牆的倒塌土崩瓦解，正像一場巨大的政治多米諾骨牌接連倒塌，全世界自由的人和嚮往自由的人都為之欣喜。只是在中國，坦克和軍人成為這場正義大潮之中的中流砥柱，使紅色中國成為搖搖欲墜的共產主義磚制大廈碩果僅存的獨木。22年前，東德以奧運金牌大國聞名；22年後，統一的德國成為富裕文明的人類理想國。22年前，東歐的共產主義集團作鳥獸散，從此淡出中國官方的媚體；22年來，他們陸續融入歐洲大家庭，成為人類最民主的一個族群，而他們的經濟水平同樣使中國難以望其項背，東歐各國人均GDP是中國的數倍。
在2008年《經濟學人》雜誌推出的世界各國民主程度排名中，捷克排名19；中國排在第136，好在還不是孫山，後面有緬甸利比亞和朝鮮；在卡扎菲處死、昂山素季自由之後，中國只能與地獄般的朝鮮沆瀣一氣相濡以沫了。22年後的今天，中國成為世界上唯一堅持中國特色柏林牆路線的國家。中國的柏林牆隨著民眾日益增長的怒火，還在以維穩主義的暴力方式不斷地加固加高。
在柏林牆時代，紅色中國被封閉在一個更大更高更森嚴的「柏林牆」內。1964年，瑞士記者斯塔奇在《大牆之內的國土》中說，中國除了那道著名的長城之外，還有層層疊疊的無數道無形的牆，將中國緊密地包裹起來，與外界徹底地隔離開來，那些無形的牆委婉地說就是所謂的「竹簾」，但這種「竹簾」比鐵幕更嚴密。從簽證、旅行社到陪同你的翻譯、會見你的官員與群眾代表，所有這些手段與人，實際上的作用都不是讓你看到什麼，而且是想方設法讓你看不到什麼，或者說，設法只讓你看到他們希望你看到的東西。任何西方人只要一進入中國，就進入了一種真空，所見所聞的一切，都是為你導演好的。
毫無疑問，戶籍隔離制度是中國最古老的柏林牆。戶籍制度由秦始皇首創，毛萬歲發揚光大，把中國人分為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這一偉大創舉，在全球化的今天依然被中國官方奉為圭皋。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這兩種不同的中國人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醫療等等各方面所受到的公民待遇判若雲泥。不僅人權待遇差之千裡，甚至在同樣的事故中，兩種人的生命價值也「同命不同價」。在每一個開學季節，每一個中國孩子都被按戶口分為城市人和非城市人。前者可免費進入最好的學校接受最好的教育，後者則連其最簡陋的學校亦被拆毀。對很多非北京戶口的孩子來說，就是考出更高的分數已無法進入北京大學。在安徽，15079名考生才能有一個考上北大；而在北京，每287個學生中就有一個人能考上北大。在這種柏林牆之下，北京人的精子比安徽人的精子所獲得的公共教育資源要高出50多倍。持續的社會資源畸形分配，使北大農村學生的比例從上世紀50年代的70%降至如今的1%。被隔離在權力底層的中國農民已經徹底喪失了社會上升的正義管道。
對國家主義的既得利益群體來說，體制內外隔離制度是當下中國最偉大的柏林牆，並因此衍生出富於中國特色的「維穩主義」。體制的特點就是壟斷暴利低效無能傲慢冷酷，與艱難生存的體制外民間截然相反。封閉化世襲化的體制控制了這個國家的一切權力和財富，食利自肥，對體制外民眾刻意去公民化和愚化，將其視為「不明真相」的群眾、「普通老百姓」等等傻瓜一族，以嚴酷的暴力予以防範和迫害，層層壁壘，步步設防。國家福利制度的陽光只限於體制內，體制外民眾只能向市場自行解決，國家還要乘機敲詐勒索，教育、住房、醫療等等莫不如此。
柏林牆是一種人為的政治隔離制度，基於一種深刻的分裂和不信任，甚至是仇視。人視我為草芥，我視人如仇寇。孫立平教授曾經指出，1990年代後，中國社會進一步走向斷裂，中國社會是一個斷裂的社會。實際上這種斷裂就是一種分裂，因為制度和體制導致的分裂。貧富落差只是表象，公平和正義的缺失使中國陷入一種不能自拔的深層分裂，而這種制度柏林牆就是其根源。它一方面堵死了底層民眾向上流動的路徑，另一方面保護少數人繼續壟斷享有這種養豬體制的天生幸福。一方為刀俎，一方為魚肉。不可混淆。
《左傳》曰：「人之有牆，以蔽惡也」。《墨子•七患》中說：「城者，所以自守也。」牆是人類最反自然的發明。一個法國旅行家看到中國長城後說：「這是一項由長不大的孩子在專制君主的驅使下完成的工程。」卡夫卡曾經寫過一篇關於中國的小說《萬裡長城建造時》，他將長城看作帝國的隱喻，「最為含混不清的機構莫過於帝國本身了。」修築長城並不是防禦匈奴，而是使帝國這個龐然怪物展現出它荒誕驚人的神祕和力量。人們可以從金字塔了解埃及帝國，從角斗場了解羅馬帝國，從萬裡長城了解中華帝國，瘋狂的建築往往象徵著帝國內部高度組織化的權力結構。從長城開始，中國成為世界上一個最熱衷於牆的國度，牆外套牆，牆裡有牆，層層疊疊，籬樊重重。在這個國家當下，每個不幸出生在牆外的人都在想盡辦法鑽過這個柏林牆；每個出生在牆裡、高高在上的「上帝選民」都為高高的柏林牆而感到安全和驕傲。對無數生活在中國的人來說，體制就是中國的柏林牆。
所謂「柏林牆定律」，就是專制必然失敗，民主必然勝利，這是不可改變的歷史規律。民主者昌，專制者亡。做惡者總是以為他可以永遠做惡，正如魯迅先生在《論雷峰塔的倒掉》中所說：「莫非他造塔的時候，竟沒有想到塔是終究要倒的麼？」從奇奧塞斯庫到卡扎菲，歷史總是對柏林牆定律的一次次重複；柏林牆沒有倒的時候，沒有人相信它會倒塌。只有是柏林牆，它必然要臭名昭彰地倒掉。但只要柏林牆還在，就會有無數惡棍以柏林牆的名義作惡，他們甚至永遠也不相信自己會被正義和歷史清算。1991年9月，統一後的柏林法庭上，舉世矚目的柏林圍牆守衛案將要開庭宣判。這次接受審判的是4個年輕人都20多歲，他們曾經是柏林牆的東德守衛。
兩年前一個冬夜裡，剛滿20歲的克利斯和一個好朋友，名叫高定，一起偷偷攀爬柏林牆企圖逃向自由。幾聲槍聲響，一顆子彈由克利斯前胸穿入，高定的腳踝被另一顆子彈擊中。克利斯很快就斷了氣。他不知道，他是這堵牆下最後一個遇難者。那個射殺他的東德衛兵，叫英格•亨裡奇。當然他也絕沒想到，短短9個月之後，圍牆被柏林人推到，而自己最終會站在法庭上因為殺人罪而接受審判。
柏林法庭最終的判決是：判處開槍射殺克利斯的衛兵英格•亨裡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釋。他的律師辯稱，他們僅僅是執行命令的人，根本沒有選擇的權利，罪不在己。法官當庭指出：「東德的法律要你殺人，可是你明明知道這些唾棄暴政而逃亡的人是無辜的，明知他無辜而殺他，就是有罪。作為警察，不執行上級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準是無罪的。作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此時此刻，你有把槍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權，這是你應主動承擔的良心義務。」
此前的二戰中，盟軍對德國黨衛隊成員一律就地處決，而不用上報；理由是黨衛隊員不是軍人，沒有戰俘待遇。戰爭結束後，曾有人提出黨衛隊等同軍人的疑問。時任紐倫堡軍事法庭首席審判長那瓦倫斯淡淡地說：「軍人不會對內開槍，不會屠殺國民，不會忠於某個政黨或個人。所以，他們是匪徒，不是軍人。」
陳光誠，一個生活在黑暗中的中國公民，讓一個將權力延伸到村莊和街道的體制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可見中國柏林牆之恐懼和脆弱。據說在船要沉之前，老鼠總會最先逃命；在天文數字的維穩暴力下，無遠弗屆的官吏們（裸官）和精英們紛紛攜黑金出逃或送妻女移民。鐵道部運輸局局長張曙光為其國外的妻女在瑞士銀行存款28億美金，而它只能算是中國這艘破船上小老鼠。作為柏林牆在地球上的最後一塊殘垣斷壁，中國註定也逃脫不了「柏林牆定律」；因為人心向善，人類世界不會永遠容許一個不正義的利益集團繼續做惡；否則，那將是人類的恥辱。
在這個世界上，良知是最高的準則，不允許任何人用任何借口來踐踏良知。無論什麼時候，人的權利永遠高於政治的權力，政府只是民眾豢養的一條狗，人類不可能永遠甘心用自己的血汗飼養一條瘋狗。人類數千年文明史證明，自然法永遠高於國家法，這就如同天永遠高於地，是不言而喻的。香港末代總督彭定康在他的新書中寫道：「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在外人看來或許有很多是奧妙難解的，再加上多年封閉和極權體制使之變得更為神祕，但我實在難以相信，難道這種不透明度就可以讓中國在自己的盟友內或世界上稱孤道寡嗎？」
文章來源：《天涯社區》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