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14日訊】財新傳媒10月10日舉辦「公權力與民營企業家財產權利保護」研討會，著名律師陳有西指出，財產與人身安全的不確定性，使很多民營企業家紛紛移民海外。
該論點可以得到另一份研究報告的佐證。今年4月，招商銀行聯合貝恩資本發佈了《2011私人財富報告》，個人資產超過一億元人民幣超高淨值企業主中，27%已經移民，47%正在考慮移民，個人資產超過一千萬元人民幣的高淨值人群中，近60%的人士已經完成投資移民或有相關考慮。
移民潮洶湧的三大主要理由分別是，方便子女教育佔58%的比例，保障財富安全佔比43%，為未來養老做準備為32%，其他分別為方便海外投資業務發展(佔比16%)、便於國外旅遊(7%)、可以多生子女與稅率較低(各佔6%)。倒推回去，說明中國的高淨值人士不滿意國內教育環境、擔心財產不安全、擔心未來無法養老———中國移民潮反映了中國三大制度性折價。
教育折價是僵化教育體制的必然結果。如果說基礎教育國內尚存在參與國際競爭的希望，在高等教育領域滿盤盡墨，中國高校成為行政體制、關係尋租的頑固堡壘———行政意志凌駕於教育規律之上，教授讓位於校長、院長、處長、系主任、教研室主任，院士評選、國家項目遴選成為關係圈與公關能力的較量。中國一流的研究人員如國際知名的生物學家北大饒毅在院士評選第一輪就被刷下，中國發現治療抗瘧藥物青蒿素的代表性人物屠呦呦，日前被美國授予僅次於諾貝爾獎的拉斯克獎，同樣因人際糾紛與院士絕緣。
希望發揮子女天性、希望在未來競爭中獲取一席之地的家長們，最好的辦法是將子女送到歐美等國進行深造，工作數年後被光榮引進回國。我們需要能結合東西方文化之長的精英，悲哀的是，目前的教育土壤無法培育出這樣的精英，只能通過中國粗加工、國外深造而後引進的方式，製造符合現代管理理念、符合市場要義的人才。
財產不安全是中國富裕階層頭頂揮之不去的陰影，是中國產權體制匱乏在現實生活中的經典投射。中國的富裕階層或者無法洗刷轉型時期的原罪，同時被歷史上革財富之命的心理暗示所震懾，擔心中國無法形成現代的產權體制，紛紛出國。
不僅企業主，包括官員在內的隱性高淨值人群，以制度漏洞作為尋租來源的體制內人士，一旦獲得財富，同樣感受到制度折價對財富的損耗，中國官場特有的配偶攜子女移民、一人當官的「裸官現象」蔚為大觀。以至於政府不得不專門出台相關政策加以規範。2010年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了關於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和關於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加強管理的暫行規定。連既得利益者、連尋租者都不相信制度的保障力量，借助於移民實現財富保全，財產制度弊端盡現於此。
一個個案例讓財富擁有者惶惶不可終日。山西驅逐炒煤團，一些企業家以「參與黑社會」為名，旗下財產被公安機關非法沒收，河南老闆楊金德遭遇刑訊逼供。甚至委內瑞拉等國採用黃金礦業國有化，都讓中國企業主兔死狐悲。官員自殺成風，10月6日下午，紹興市計生委主任葉錦茹因「抑鬱」跳樓自殺，據不完全統計，2009年有13名官員非正常死亡，其中大部分是自殺。2010年官員自殺事件更是不斷，公開報導的起碼有8起以上。缺乏獨立而公正的法律必然讓所有人缺乏安全感，普通人可以「躲貓貓」而死，官員也可以「抑鬱」而亡。
養老折價舉世皆同，在基本養老體制不發達國家，普通人養老憂患更甚於高淨值人群。對於高淨值人群而言，在發達國家養老可以保持體面生活，可以享受清潔的水與空氣，可以少吃含化工品的食物。這是所謂的自然環境溢價。
國外有教育溢價、物權制度溢價與環境溢價，中國則對應有三大折價，折價越多，國人移民的心情也就越迫切。中國存在工作機會溢價，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移民以國外身份在國內搵錢，坐擁工作機會與制度保障雙重紅利。擁有龐大的市場，無數的工作機會，卻無法形成完善的保障體制，公平的發展機會，無法形成智慧、文化與財富的傳承，是一個民族的悲哀，獨立的法律與公平的市場從未能內化為基本制度。
從上世紀60年代關閉國門到國門初開，中國曾有三撥移民潮。上世紀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有兩撥移民潮，現在處於第三撥高峰期。
第一撥移民潮是人身不安全與饑荒倒逼的結果，人們陷於運動的恐懼中無法自拔，可以視為對既往體制的拒絕；第二撥移民潮是對西方高等教育、工作機會追逐的結果；第三撥移民潮是在認可國內工作機會的前提下，追逐財富安全、體面生活的結果。當然，移民國外未必有尊嚴，卻有思想、遷徙等各方面的自由。
移民並不可怕，我國台灣地區發展時同樣經歷過移民潮，當台灣富裕後很多人回鄉奮鬥，印度、韓國移民潮不在中國之下，對社會發展沒有造成根本損傷。留學、到國外無需恐懼，讓人恐懼的是絕大多數人的集體移民傾向，是精英階層的集體大逃亡，是裸官現象的蔓延，是背後所折射出的財富與制度的巨大裂痕。
每個理智、熱情的人，都會為國家、為文化感到驕傲，都會為後代的生存環境改善而奮鬥，當越來越多的人甚至超過半數的高收入者只能在他國身份保護下捍衛自身的安全感時，只能說明，基本制度缺失已經動搖了學術自由、財富公平、物權獨立的根基。
文章來源：《南方都市報-評論週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該論點可以得到另一份研究報告的佐證。今年4月，招商銀行聯合貝恩資本發佈了《2011私人財富報告》，個人資產超過一億元人民幣超高淨值企業主中，27%已經移民，47%正在考慮移民，個人資產超過一千萬元人民幣的高淨值人群中，近60%的人士已經完成投資移民或有相關考慮。
移民潮洶湧的三大主要理由分別是，方便子女教育佔58%的比例，保障財富安全佔比43%，為未來養老做準備為32%，其他分別為方便海外投資業務發展(佔比16%)、便於國外旅遊(7%)、可以多生子女與稅率較低(各佔6%)。倒推回去，說明中國的高淨值人士不滿意國內教育環境、擔心財產不安全、擔心未來無法養老———中國移民潮反映了中國三大制度性折價。
教育折價是僵化教育體制的必然結果。如果說基礎教育國內尚存在參與國際競爭的希望，在高等教育領域滿盤盡墨，中國高校成為行政體制、關係尋租的頑固堡壘———行政意志凌駕於教育規律之上，教授讓位於校長、院長、處長、系主任、教研室主任，院士評選、國家項目遴選成為關係圈與公關能力的較量。中國一流的研究人員如國際知名的生物學家北大饒毅在院士評選第一輪就被刷下，中國發現治療抗瘧藥物青蒿素的代表性人物屠呦呦，日前被美國授予僅次於諾貝爾獎的拉斯克獎，同樣因人際糾紛與院士絕緣。
希望發揮子女天性、希望在未來競爭中獲取一席之地的家長們，最好的辦法是將子女送到歐美等國進行深造，工作數年後被光榮引進回國。我們需要能結合東西方文化之長的精英，悲哀的是，目前的教育土壤無法培育出這樣的精英，只能通過中國粗加工、國外深造而後引進的方式，製造符合現代管理理念、符合市場要義的人才。
財產不安全是中國富裕階層頭頂揮之不去的陰影，是中國產權體制匱乏在現實生活中的經典投射。中國的富裕階層或者無法洗刷轉型時期的原罪，同時被歷史上革財富之命的心理暗示所震懾，擔心中國無法形成現代的產權體制，紛紛出國。
不僅企業主，包括官員在內的隱性高淨值人群，以制度漏洞作為尋租來源的體制內人士，一旦獲得財富，同樣感受到制度折價對財富的損耗，中國官場特有的配偶攜子女移民、一人當官的「裸官現象」蔚為大觀。以至於政府不得不專門出台相關政策加以規範。2010年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了關於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和關於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加強管理的暫行規定。連既得利益者、連尋租者都不相信制度的保障力量，借助於移民實現財富保全，財產制度弊端盡現於此。
一個個案例讓財富擁有者惶惶不可終日。山西驅逐炒煤團，一些企業家以「參與黑社會」為名，旗下財產被公安機關非法沒收，河南老闆楊金德遭遇刑訊逼供。甚至委內瑞拉等國採用黃金礦業國有化，都讓中國企業主兔死狐悲。官員自殺成風，10月6日下午，紹興市計生委主任葉錦茹因「抑鬱」跳樓自殺，據不完全統計，2009年有13名官員非正常死亡，其中大部分是自殺。2010年官員自殺事件更是不斷，公開報導的起碼有8起以上。缺乏獨立而公正的法律必然讓所有人缺乏安全感，普通人可以「躲貓貓」而死，官員也可以「抑鬱」而亡。
養老折價舉世皆同，在基本養老體制不發達國家，普通人養老憂患更甚於高淨值人群。對於高淨值人群而言，在發達國家養老可以保持體面生活，可以享受清潔的水與空氣，可以少吃含化工品的食物。這是所謂的自然環境溢價。
國外有教育溢價、物權制度溢價與環境溢價，中國則對應有三大折價，折價越多，國人移民的心情也就越迫切。中國存在工作機會溢價，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移民以國外身份在國內搵錢，坐擁工作機會與制度保障雙重紅利。擁有龐大的市場，無數的工作機會，卻無法形成完善的保障體制，公平的發展機會，無法形成智慧、文化與財富的傳承，是一個民族的悲哀，獨立的法律與公平的市場從未能內化為基本制度。
從上世紀60年代關閉國門到國門初開，中國曾有三撥移民潮。上世紀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有兩撥移民潮，現在處於第三撥高峰期。
第一撥移民潮是人身不安全與饑荒倒逼的結果，人們陷於運動的恐懼中無法自拔，可以視為對既往體制的拒絕；第二撥移民潮是對西方高等教育、工作機會追逐的結果；第三撥移民潮是在認可國內工作機會的前提下，追逐財富安全、體面生活的結果。當然，移民國外未必有尊嚴，卻有思想、遷徙等各方面的自由。
移民並不可怕，我國台灣地區發展時同樣經歷過移民潮，當台灣富裕後很多人回鄉奮鬥，印度、韓國移民潮不在中國之下，對社會發展沒有造成根本損傷。留學、到國外無需恐懼，讓人恐懼的是絕大多數人的集體移民傾向，是精英階層的集體大逃亡，是裸官現象的蔓延，是背後所折射出的財富與制度的巨大裂痕。
每個理智、熱情的人，都會為國家、為文化感到驕傲，都會為後代的生存環境改善而奮鬥，當越來越多的人甚至超過半數的高收入者只能在他國身份保護下捍衛自身的安全感時，只能說明，基本制度缺失已經動搖了學術自由、財富公平、物權獨立的根基。
文章來源：《南方都市報-評論週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