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13日訊】 筆者轉載了信力建先生的博文「軍人更應該愛好和平」，其實這文章也是他在在廣州和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先生喝早茶時，與他交換了許多方面的意見和看法，席間胡德平先生談到前幾天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中日建交40週年大型獻禮紀錄片發佈會，胡德平先生和陳賡之子陳知建先生都認為，軍人應該更加愛好和平。對此，信力建先生深表贊同，將此則新聞連同他們的發言一併輯錄而成一篇博文。
陳賡之子陳知建先生在紀念中日建交40週年獻禮片《暖流》的發布會說，中日文化交流之初就是從暖流為先導，中日關係的一切從暖流開始。他說，從人性的角度來說，從來沒有軍人會熱愛戰爭，我們軍人不怕戰爭，但軍人最痛恨戰爭。
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先生講話實錄中，更是回顧了他自己兒時的記憶，說那時作為國際主義者的許多日本朋友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人數可能上萬，或做醫務工作，或做軍事技術工作，或做教學工作，有不少人直接就是連排戰士，其足跡從白山黑水直抵南國海島。他們的子女均作為解放軍子女，進到各地部隊的子弟學校。
他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我國湧動起一股改革開放的大潮。在大平正芳任日本首相期間，一筆500億日元的貸款得到落實。當谷牧（注時中共任國務院副總理）與日方代表簽約，並有電視直播，谷牧的母親，拿著拐棍敲著地板罵道：「漢奸！漢奸！」。
他說，從那時起，到2009年的統計為止，我國總共獲得日本2248億人民幣的開發貸款和各種形式的無償援助。其用途主要用於中國的基礎建設，其貸款額度大，週期長，利息低，不附加條件，同時日本也進入了中國市場。
他說，胡耀邦同志1983年訪日時，他還陪同父親全程參觀了新日鐵。1984年我黨決心舉行一次新形勢下的中日青年大聯歡，王震同志任中日青年大聯歡籌委會主任，李先念同志批示的經費是800萬元。空軍司令員張廷發同志代表軍委，借給聯歡活動九架大型飛機接送日本朋友，軍隊各大總部還騰出多家飯店配合此次活動。時任團中央第一書記、全國青聯主席的胡錦濤同志，當時是中日青年大聯歡籌委會的祕書長。他對中方接待人員詳細講解了大聯歡的重大意義要從三個方面提高覺悟：「從國際角度出發」，「從國內建設角度看」，「從青年工作角度出發」。
他說，中國現在的國內生產總值，已居世界第二，又是世界最大的債權國；但國究竟和鄰國如何相處，在國際上應扮演一個什麼角色，如何看待戰爭和平問題，仍然是擺在我國人民面前的一個嚴肅問題。……
胡德平先生的擔憂不是沒有道理的。
筆者很讚賞陳知建先生「軍人不怕戰爭，但軍人最痛恨戰爭」的認知。更對胡德平先生的憂慮表示欽佩。也許，他已經看到了當前中國大陸的一個窘境：軍人可能更愛和平，但文人——筆者所指的文人是那些已經被意識形態馴化得已經沒有正常思維的文人——卻更愛忽悠，對國民尤其是青年人的忽悠，用「宣傳」的形式將國民忽悠成只為立場而無分是非的白痴，導致中國大陸成為憤青、憤老和五毛黨橫行肆虐的「戰場」，世界文明幾乎很難進入這片「特殊國情」的領地，幾乎毫無自由與和平理念的容身之地。教育部部長賙濟曾誇耀：「今後十幾年，我們15歲的初中畢業生人數保持在1700-1900萬之間。」不能想像，這其中每年會有多少人會成為憤青、五毛的新鮮血液，中國的自由與和平力量堪憂！
在這裡，可以列舉太多的實例。比如近年來，中國報紙和雜誌被迫商業化，黨報《環球時報》為爭取讀者，以侵略性的編輯風格，辛辣的語調，大量碰觸敏感議題，但骨子裡還是以宣傳權貴專政為定位，將中國的社會輿論加以塑造和扭曲，引來國際社會的不滿批評。
最近，美國《外交政策》期刊發表拉爾森的評論文章「中國的福斯新聞」就是一個代表。作者以美國福斯新聞（被認為經常立場偏頗，引喻失當）諷刺《環球時報》，認為《環球時報》骨子裡還是以「宣傳」定位，而且立場偏頗，引喻失當。對一位西方人而言，《環球時報》一些社論語氣磨刀霍霍，十分偏激。拉爾森指出，《環球時報》將中國的社會輿論塑造和扭曲到什麼程度？中國著名網絡作家安替表示：「坦白說，我認為它的立場是賺錢。民族主義是《環球時報》在市場的定位。」拉爾森認為，《環球時報》在報導中國時經常帶著罹患幽閉恐怖症的世界觀。今年10月有頭條新聞標題為「攻擊中共成華盛頓時尚」、「參議院的投票危及中共」、和「印度和越南簽訂合約以挑釁中共」，就是很好的例子。
中國媒體專家金玉米指出，《環球時報》具侵略性的編輯風格，是兩種趨勢交互作用的結果，這兩者包括將「愛國教育」引進學校，以及當局限制或撤銷贊助，因此中國報紙必須藉由訂閱和廣告賺錢。在過去10年來，中國報紙和雜誌被迫商業化，因而採取不同的方法爭取讀者──有些轉向揭發名人醜聞。金玉米說：「但《環球時報》採行不同的策略，它以更具民族主義和狹隘愛國主義的語氣進行報導。中國的民族主義並不是什麼新玩意兒，但他們以更現代的方法對其進行包裝。」拉爾森說，目前《環球時報》並不以新聞著稱，而是以讓人「熱血沸騰」的社論知名。其常見的主題是批評西方的誠信問題，特別是指控美國「虛偽」，並攻擊美國的價值觀。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該報於7月28日以社論抨擊《外交政策》發表的2011年失敗國家指數說：「（該指數）以12種不同的指標將177個國家排名。不令人意外地，大多數排名在前面的國家都是飽受內戰、貧窮和天災之苦的非洲國家。但我們有必要問：什麼和誰使這些國家失敗？」
以發行量來說，《環球時報》是中國第三大報，其每日發行量為240萬份，即使這些數據是灌水而來（中國的統計資料很難確認），但也很驚人，因為相較之下，《華盛頓郵報》的平均每日發行量只有55萬821份。至於《環球時報》為何發行量這麼多？該報一名王姓編輯認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讀。他指出：「自由主義者說，因為《環球時報》提倡並銷售民族主義。其他人則說，因為《環球時報》非常辛辣，而他們敢碰觸敏感議題。」
但《環球時報》表面毫無禁忌的傾向，可能是為贏取讀者的最有力作為。當然，《環球時報》的崛起可能也是讀者的選擇有限的關係。正如一名《北京青年報》前記者所言：「人們為什麼要看《環球時報》？因為選擇很少。中國沒有真正的新聞。我們的選擇有限。」
以下是《外交政策》文章中列舉的兩個《環球時報》磨刀霍霍的例子——
標題﹕「不要將和平視為理所當然」（2011年10月25日）。「如果這些國家不想改變對待中共的方式，他們將準備聽到大砲的聲音，我們需要為此做好準備，因為它可能是海上糾紛得到解決的唯一途徑。」（背景：社論認為，越南和菲律賓等國正在利用中共的「溫和的外交姿態」，威脅有爭議的中國南海。）
標題﹕「美國對南海軍事衝突沒有興趣」（2011年10月30日）。「中國堅持和平，但美國和其他國家卻以此威脅，當其他國家一次又一次挑戰我們的底線時，我們應該停止堅持和平。」（背景：社論作者署名是中國能源基金委員會分析家龍濤，內容是評論美國與越南和菲律賓在南海進行軍事演習。）
從《環球時報》，筆者不禁想起德國納粹政權的宣傳部長戈培爾。他無限忠誠於希特勒，不惜動用國家可以動用的一切手段宣傳納粹黨的方針政策，特別是灌輸最高領袖的思想。他不僅控制一切媒體，指示什麼新聞可以報導，什麼不可以報導，而且對出版和其他文化領域也進行全方位的控制，每本書的出版和每部電影的發行都要預先報送宣傳部審查。他絕不允許黨和國家的宣傳工作有任何紕漏。在戈培爾看來，「大眾傳播媒介只能是黨的工具，它的任務是向民眾解釋黨的政策和措施，並用黨的思想理論改造人民。」「宣傳是一個組織的先鋒，宣傳永遠只是達到目的的手段。」「即使一個簡單的謊言，一旦你開始說了，就要說到底。」「謊言重複千遍就是真理。」「報紙的任務就是把統治者的意志傳遞給被統治者，使他們視地獄為天堂。」「人民大多數比我們想像的要朦昧得多，所以宣傳的本質就是堅持簡單和重複。」……。秉承著這樣的「宣傳」指導思想，在戈培爾「卓有成效」地領導下，當時的德國人所知曉的天下事都出自一個口徑，一個論調，全國的輿論高度統一，全國人民看到的書籍和電影也都千篇一律。領袖的語錄無所不在，對領袖的讚頌無所不在。
儘管強大的宣傳機器暫時將德國人封閉在一個與世隔絕的世界裡，德國人只能愚昧地盲從黨和領袖的指引，但靠謊言支撐的邪惡不可能獲得終極的成功，徹底滅亡是必然的歸宿。希特勒和納粹黨最終走向了失敗的命運，而戈培爾的滅亡也是徹底的。
1945年4月29日，戈培爾親手毒死了自己的5個天真爛漫的孩子，最大的12歲，最小的才5歲。然後，他與太太飲彈自殺。但在戈培爾死後4年多，在古老文明的中國，崇尚暴力、鼓吹造反的毛澤東奪取了政權。在其統治期間，為了掩蓋其一系列暴行，官方向人民灌輸馬列毛一整套蠱惑人心的理論，動用一切手段控制媒體、出版業以及所有文化領域，媒體開始將人民玩弄於鼓掌之間。1980年代初改革開放以後，雖然有短暫的時間放開了媒體、輿論、出版業等，讓西方民主自由的思想一度點燃了中國人的希望，但1989年後官方再度加強了對輿論的控制和宣傳，直至今日。其實，「宣傳」一詞從戈培爾開始，名聲就不好。中宣部老部長陸定一概括為：「中宣部主要工作就是研究今年批判這個人，明年批判那個人。」從批判文藝界的「胡風反革命集團」，到批判自然科學界的生物學的摩爾根、化學的共振論、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等等，都有「宣傳」的粗大黑手的介入。只有短暫時期曾任宣傳部長的朱厚澤被譽為最好的部長，他留下了「寬容、寬厚、寬鬆」的人性的名言，也因此被趕下了台。到了21世紀，文革發動已過去45年了，「宣傳」仍舊以思想沙皇的身份，打壓言論自由。老百姓無從知道真相，失去了知情權、參與權。「宣傳」的權利太大了，超越了憲法和黨章，企圖壟斷思想與輿論，打壓一切不聽指揮、堅持正義、真理和良心的媒體與新聞工作者。權為民所授，什麼時候人民給予「宣傳」如此大權？最高權力機關——人大沒有授予「宣傳」壟斷思想意識形態的大權；政府內設有新聞出版署，應由國務院領導，而不歸「宣傳」管轄；黨代會、黨章也沒有授予「宣傳」打壓言論自由的權力。
作為黨的一個職能「宣傳」，理應做好的分內之事，就是黨要管黨，要教育和管好共產黨幹部思想這件頭等大事，應正名為「黨內教育」，而不要眼睛向外：要教育防止黨內官員「自由資產階級化」，制止黨內官員自由地腐化墮落成極端自私自利的權貴資產階級分子，成為貪污腐敗的刑事犯。中紀委處長李永發撰文在《炎黃春秋》2011.08期上公佈了一個地委書記的內心自白，這位高級黨官羅萌國原任廣東茂名市委書記，被檢察機關刑拘後，公然揚言：「我要是真進去了，茂名官場就沒有一個好人了。不腐敗不是官，像我這樣級別的，誰不能供出來百十來個人？我是腐敗分子，我的上任不是嗎？我敢肯定，我的下任絕對還是。不就是腐敗分子提拔腐敗分子，腐敗分子反腐敗嗎？！」好一個「腐敗分子反腐敗」、「上任、下任絕對是腐敗分子」的結論！對於從早到晚反覆宣傳「三個代表」的「宣傳」，這個貪官自白真是個尖銳的諷刺。人們也知道，江西省副省長胡長清，這位貪污犯被槍斃之前，他擁有「三個代表典型」之類的崇高稱號；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克傑，在貪污事發被判死刑之前，在中央電視台「東方之子」節目中講他的成長史，他的「三個代表」學習心得，都是講的津津有味的。至於上海市委書記、政治局委員陳良宇在判刑入獄前的「三個代表」、「四項基本原則」的長篇報告，更是講得頂呱呱。從中人們看到，全國上下成系統的「宣傳」，恰恰沒有對這些官員進行最基本的「宣傳」教育：貪污腐敗絕不是「三個代表」題中應有之義，貪污絕不代表先進文化，也不代表先進生產力，更不代表廣大人民的利益。
還有一個值得重視的現象，現在「宣傳」方式實際上為黨培養造就了一批表演絕佳的政治兩面派，思想上雙重人格的兩面人。在機關、在會上、在文章中，這些雙重靈魂的高官表面上是宣傳「三個代表」的好手、正人君子、優秀黨員、第一書記；但骨子裡在家中行賄者面前、在情婦石榴裙下、在「權、利、名、色」面前是「自由資產階級化」的貪官、淫棍，思想品質、道德極為低下的人類渣滓。這樣的滿口仁義道德、真正男盜女娼的靈魂上的兩面派，正是兩面派方式「宣傳」教育下的必然產物。因為「宣傳」本身就是兩面派；歪曲事實、顛倒黑白：大躍進、人民公社化、文革幾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大浩劫是「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光輝任務；中國明明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現實，偏偏說成是「特色社會主義」，頭上長角的梅花鹿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馬」。這種自欺欺人的兩面派的「宣傳」教育必然培養出一茬又一茬可持續發展的黨內兩面派，出現腐敗高發態勢下與時俱進的具有雙重人格的特權階層。
「宣傳」通過一個大手段，產生一個大功效，達到一個大目的。大手段就是「控制」，控制媒體、控制輿論；大功效就是「洗腦」，包括給媒體洗腦，也給民眾洗腦；大目的就是達到一黨專政的目的。不過，令「宣傳」頭疼的是，如今超越時空的網絡控制起來要比傳統媒體難得多。除了通過與外界的交往，中國眾多的網民還憑藉各種網絡途徑瞭解了真實的外部世界。而媒體記者的良知在「宣傳」的打壓下，也並未徹底消失。比如，在當年谷歌被迫撤離中國大陸後，《重慶晚報》罔顧禁令，發表了紀念谷歌的文章；《南方週末》甚至以開天窗的方式，在報紙上刊登廣告標語「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大人物，但是每個人都可以在這裡讀懂中國」，來抗議「宣傳」強制刪除奧巴馬的專訪內容。隨著「宣傳」媒體公信力的下降，隨著民眾對「宣傳」惡行、本質的認識，「宣傳」的使命也即將完結。
這種預言不是無的放矢，也有無數例子可以證明。最近的是，2011年12月10日，南方週末主辦的「2011中國夢踐行者致敬盛典」在廣州大劇院舉行，白岩松、陳道明、姚晨等8位嘉賓獲獎。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為白岩松頒獎時稱，感謝白岩松在東方時空講常識、講道義。而白岩松則回應，「作為一個1989年夏天畢業的大學生，我們與胡德平先生的家庭始終有一種不是血緣關係的血緣關係。」現場掌聲雷動。
據《南方都市報》報導：南方週末主辦了「中國夢踐行者」評選活動。2011年袁隆平、白岩松、姚晨等被授獎盃。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感謝白岩松敢說真話，作為頒獎嘉賓為白岩松頒獎時稱：「感謝白岩松在東方時空講常識、講道義。」白岩松接過獎盃後說：「作為一個1989年夏天畢業的大學生，我們與胡德平先生的家庭始終有一種不是血緣關係的血緣關係。」現場則掌聲雷動。
著名演員陳道明頒獎時說：「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當別人都在遊行的時候，我在散步。」「作為一個演員，戲子，我們沒有太多機會表達自己的意識形態，表達對社會的看法……現在，我不願意了。人活一輩子，不能只是取悅別人。」
作為當天唯一的女演員，姚晨表示，她希望自己做一個普通的公民，自由自在地過日子，能做夢、敢做夢，做個生動的人。在被主辦方問及「什麼是你的中國夢」時，姚晨說：「我也在問自己我的中國夢是什麼。如果用一句話我想應該是——我愛我的中國，希望我的中國也愛我。我不知道一個國家應該怎麼去愛，但我知道一個國家能夠是什麼狀態，我想的是八個字：安居樂業、老有所依。」
「中國夢踐行者」是指那些體現了中國新魅力的人，「中國夢」系列活動不僅僅是給做出成就的「中國夢踐行者」授杯，更重要的在於傳播「敢於做夢」的精神，激勵中國人做更多更大的「中國夢」。身為央視名嘴的白岩松有一段名言在網絡上流傳：在大多數國家，都是講真話比較容易，實事求是，既不需要勇氣，也不需要犧牲。而講假話需要很大勇氣，因為你騙人要承擔後果，搞不好就身敗名裂。可我們正好相反，講假話很容易，張口就來，臉不紅心不跳。而講真話需要極大勇氣，甚至需要冒坐牢的風險。這種真假顛倒的實質是是非顛倒了。……
筆者期待的是，在中國，不僅是軍人會更愛和平，尤其是更為廣泛的民眾更愛和平，愛自由、民主、人權、法治，而「宣傳」則回到應有的本來位置，不再是忽悠沙皇。
文章來源：《大中華思想門戶》有刪節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陳賡之子陳知建先生在紀念中日建交40週年獻禮片《暖流》的發布會說，中日文化交流之初就是從暖流為先導，中日關係的一切從暖流開始。他說，從人性的角度來說，從來沒有軍人會熱愛戰爭，我們軍人不怕戰爭，但軍人最痛恨戰爭。
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先生講話實錄中，更是回顧了他自己兒時的記憶，說那時作為國際主義者的許多日本朋友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人數可能上萬，或做醫務工作，或做軍事技術工作，或做教學工作，有不少人直接就是連排戰士，其足跡從白山黑水直抵南國海島。他們的子女均作為解放軍子女，進到各地部隊的子弟學校。
他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我國湧動起一股改革開放的大潮。在大平正芳任日本首相期間，一筆500億日元的貸款得到落實。當谷牧（注時中共任國務院副總理）與日方代表簽約，並有電視直播，谷牧的母親，拿著拐棍敲著地板罵道：「漢奸！漢奸！」。
他說，從那時起，到2009年的統計為止，我國總共獲得日本2248億人民幣的開發貸款和各種形式的無償援助。其用途主要用於中國的基礎建設，其貸款額度大，週期長，利息低，不附加條件，同時日本也進入了中國市場。
他說，胡耀邦同志1983年訪日時，他還陪同父親全程參觀了新日鐵。1984年我黨決心舉行一次新形勢下的中日青年大聯歡，王震同志任中日青年大聯歡籌委會主任，李先念同志批示的經費是800萬元。空軍司令員張廷發同志代表軍委，借給聯歡活動九架大型飛機接送日本朋友，軍隊各大總部還騰出多家飯店配合此次活動。時任團中央第一書記、全國青聯主席的胡錦濤同志，當時是中日青年大聯歡籌委會的祕書長。他對中方接待人員詳細講解了大聯歡的重大意義要從三個方面提高覺悟：「從國際角度出發」，「從國內建設角度看」，「從青年工作角度出發」。
他說，中國現在的國內生產總值，已居世界第二，又是世界最大的債權國；但國究竟和鄰國如何相處，在國際上應扮演一個什麼角色，如何看待戰爭和平問題，仍然是擺在我國人民面前的一個嚴肅問題。……
胡德平先生的擔憂不是沒有道理的。
筆者很讚賞陳知建先生「軍人不怕戰爭，但軍人最痛恨戰爭」的認知。更對胡德平先生的憂慮表示欽佩。也許，他已經看到了當前中國大陸的一個窘境：軍人可能更愛和平，但文人——筆者所指的文人是那些已經被意識形態馴化得已經沒有正常思維的文人——卻更愛忽悠，對國民尤其是青年人的忽悠，用「宣傳」的形式將國民忽悠成只為立場而無分是非的白痴，導致中國大陸成為憤青、憤老和五毛黨橫行肆虐的「戰場」，世界文明幾乎很難進入這片「特殊國情」的領地，幾乎毫無自由與和平理念的容身之地。教育部部長賙濟曾誇耀：「今後十幾年，我們15歲的初中畢業生人數保持在1700-1900萬之間。」不能想像，這其中每年會有多少人會成為憤青、五毛的新鮮血液，中國的自由與和平力量堪憂！
在這裡，可以列舉太多的實例。比如近年來，中國報紙和雜誌被迫商業化，黨報《環球時報》為爭取讀者，以侵略性的編輯風格，辛辣的語調，大量碰觸敏感議題，但骨子裡還是以宣傳權貴專政為定位，將中國的社會輿論加以塑造和扭曲，引來國際社會的不滿批評。
最近，美國《外交政策》期刊發表拉爾森的評論文章「中國的福斯新聞」就是一個代表。作者以美國福斯新聞（被認為經常立場偏頗，引喻失當）諷刺《環球時報》，認為《環球時報》骨子裡還是以「宣傳」定位，而且立場偏頗，引喻失當。對一位西方人而言，《環球時報》一些社論語氣磨刀霍霍，十分偏激。拉爾森指出，《環球時報》將中國的社會輿論塑造和扭曲到什麼程度？中國著名網絡作家安替表示：「坦白說，我認為它的立場是賺錢。民族主義是《環球時報》在市場的定位。」拉爾森認為，《環球時報》在報導中國時經常帶著罹患幽閉恐怖症的世界觀。今年10月有頭條新聞標題為「攻擊中共成華盛頓時尚」、「參議院的投票危及中共」、和「印度和越南簽訂合約以挑釁中共」，就是很好的例子。
中國媒體專家金玉米指出，《環球時報》具侵略性的編輯風格，是兩種趨勢交互作用的結果，這兩者包括將「愛國教育」引進學校，以及當局限制或撤銷贊助，因此中國報紙必須藉由訂閱和廣告賺錢。在過去10年來，中國報紙和雜誌被迫商業化，因而採取不同的方法爭取讀者──有些轉向揭發名人醜聞。金玉米說：「但《環球時報》採行不同的策略，它以更具民族主義和狹隘愛國主義的語氣進行報導。中國的民族主義並不是什麼新玩意兒，但他們以更現代的方法對其進行包裝。」拉爾森說，目前《環球時報》並不以新聞著稱，而是以讓人「熱血沸騰」的社論知名。其常見的主題是批評西方的誠信問題，特別是指控美國「虛偽」，並攻擊美國的價值觀。一個典型的例子是該報於7月28日以社論抨擊《外交政策》發表的2011年失敗國家指數說：「（該指數）以12種不同的指標將177個國家排名。不令人意外地，大多數排名在前面的國家都是飽受內戰、貧窮和天災之苦的非洲國家。但我們有必要問：什麼和誰使這些國家失敗？」
以發行量來說，《環球時報》是中國第三大報，其每日發行量為240萬份，即使這些數據是灌水而來（中國的統計資料很難確認），但也很驚人，因為相較之下，《華盛頓郵報》的平均每日發行量只有55萬821份。至於《環球時報》為何發行量這麼多？該報一名王姓編輯認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讀。他指出：「自由主義者說，因為《環球時報》提倡並銷售民族主義。其他人則說，因為《環球時報》非常辛辣，而他們敢碰觸敏感議題。」
但《環球時報》表面毫無禁忌的傾向，可能是為贏取讀者的最有力作為。當然，《環球時報》的崛起可能也是讀者的選擇有限的關係。正如一名《北京青年報》前記者所言：「人們為什麼要看《環球時報》？因為選擇很少。中國沒有真正的新聞。我們的選擇有限。」
以下是《外交政策》文章中列舉的兩個《環球時報》磨刀霍霍的例子——
標題﹕「不要將和平視為理所當然」（2011年10月25日）。「如果這些國家不想改變對待中共的方式，他們將準備聽到大砲的聲音，我們需要為此做好準備，因為它可能是海上糾紛得到解決的唯一途徑。」（背景：社論認為，越南和菲律賓等國正在利用中共的「溫和的外交姿態」，威脅有爭議的中國南海。）
標題﹕「美國對南海軍事衝突沒有興趣」（2011年10月30日）。「中國堅持和平，但美國和其他國家卻以此威脅，當其他國家一次又一次挑戰我們的底線時，我們應該停止堅持和平。」（背景：社論作者署名是中國能源基金委員會分析家龍濤，內容是評論美國與越南和菲律賓在南海進行軍事演習。）
從《環球時報》，筆者不禁想起德國納粹政權的宣傳部長戈培爾。他無限忠誠於希特勒，不惜動用國家可以動用的一切手段宣傳納粹黨的方針政策，特別是灌輸最高領袖的思想。他不僅控制一切媒體，指示什麼新聞可以報導，什麼不可以報導，而且對出版和其他文化領域也進行全方位的控制，每本書的出版和每部電影的發行都要預先報送宣傳部審查。他絕不允許黨和國家的宣傳工作有任何紕漏。在戈培爾看來，「大眾傳播媒介只能是黨的工具，它的任務是向民眾解釋黨的政策和措施，並用黨的思想理論改造人民。」「宣傳是一個組織的先鋒，宣傳永遠只是達到目的的手段。」「即使一個簡單的謊言，一旦你開始說了，就要說到底。」「謊言重複千遍就是真理。」「報紙的任務就是把統治者的意志傳遞給被統治者，使他們視地獄為天堂。」「人民大多數比我們想像的要朦昧得多，所以宣傳的本質就是堅持簡單和重複。」……。秉承著這樣的「宣傳」指導思想，在戈培爾「卓有成效」地領導下，當時的德國人所知曉的天下事都出自一個口徑，一個論調，全國的輿論高度統一，全國人民看到的書籍和電影也都千篇一律。領袖的語錄無所不在，對領袖的讚頌無所不在。
儘管強大的宣傳機器暫時將德國人封閉在一個與世隔絕的世界裡，德國人只能愚昧地盲從黨和領袖的指引，但靠謊言支撐的邪惡不可能獲得終極的成功，徹底滅亡是必然的歸宿。希特勒和納粹黨最終走向了失敗的命運，而戈培爾的滅亡也是徹底的。
1945年4月29日，戈培爾親手毒死了自己的5個天真爛漫的孩子，最大的12歲，最小的才5歲。然後，他與太太飲彈自殺。但在戈培爾死後4年多，在古老文明的中國，崇尚暴力、鼓吹造反的毛澤東奪取了政權。在其統治期間，為了掩蓋其一系列暴行，官方向人民灌輸馬列毛一整套蠱惑人心的理論，動用一切手段控制媒體、出版業以及所有文化領域，媒體開始將人民玩弄於鼓掌之間。1980年代初改革開放以後，雖然有短暫的時間放開了媒體、輿論、出版業等，讓西方民主自由的思想一度點燃了中國人的希望，但1989年後官方再度加強了對輿論的控制和宣傳，直至今日。其實，「宣傳」一詞從戈培爾開始，名聲就不好。中宣部老部長陸定一概括為：「中宣部主要工作就是研究今年批判這個人，明年批判那個人。」從批判文藝界的「胡風反革命集團」，到批判自然科學界的生物學的摩爾根、化學的共振論、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等等，都有「宣傳」的粗大黑手的介入。只有短暫時期曾任宣傳部長的朱厚澤被譽為最好的部長，他留下了「寬容、寬厚、寬鬆」的人性的名言，也因此被趕下了台。到了21世紀，文革發動已過去45年了，「宣傳」仍舊以思想沙皇的身份，打壓言論自由。老百姓無從知道真相，失去了知情權、參與權。「宣傳」的權利太大了，超越了憲法和黨章，企圖壟斷思想與輿論，打壓一切不聽指揮、堅持正義、真理和良心的媒體與新聞工作者。權為民所授，什麼時候人民給予「宣傳」如此大權？最高權力機關——人大沒有授予「宣傳」壟斷思想意識形態的大權；政府內設有新聞出版署，應由國務院領導，而不歸「宣傳」管轄；黨代會、黨章也沒有授予「宣傳」打壓言論自由的權力。
作為黨的一個職能「宣傳」，理應做好的分內之事，就是黨要管黨，要教育和管好共產黨幹部思想這件頭等大事，應正名為「黨內教育」，而不要眼睛向外：要教育防止黨內官員「自由資產階級化」，制止黨內官員自由地腐化墮落成極端自私自利的權貴資產階級分子，成為貪污腐敗的刑事犯。中紀委處長李永發撰文在《炎黃春秋》2011.08期上公佈了一個地委書記的內心自白，這位高級黨官羅萌國原任廣東茂名市委書記，被檢察機關刑拘後，公然揚言：「我要是真進去了，茂名官場就沒有一個好人了。不腐敗不是官，像我這樣級別的，誰不能供出來百十來個人？我是腐敗分子，我的上任不是嗎？我敢肯定，我的下任絕對還是。不就是腐敗分子提拔腐敗分子，腐敗分子反腐敗嗎？！」好一個「腐敗分子反腐敗」、「上任、下任絕對是腐敗分子」的結論！對於從早到晚反覆宣傳「三個代表」的「宣傳」，這個貪官自白真是個尖銳的諷刺。人們也知道，江西省副省長胡長清，這位貪污犯被槍斃之前，他擁有「三個代表典型」之類的崇高稱號；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克傑，在貪污事發被判死刑之前，在中央電視台「東方之子」節目中講他的成長史，他的「三個代表」學習心得，都是講的津津有味的。至於上海市委書記、政治局委員陳良宇在判刑入獄前的「三個代表」、「四項基本原則」的長篇報告，更是講得頂呱呱。從中人們看到，全國上下成系統的「宣傳」，恰恰沒有對這些官員進行最基本的「宣傳」教育：貪污腐敗絕不是「三個代表」題中應有之義，貪污絕不代表先進文化，也不代表先進生產力，更不代表廣大人民的利益。
還有一個值得重視的現象，現在「宣傳」方式實際上為黨培養造就了一批表演絕佳的政治兩面派，思想上雙重人格的兩面人。在機關、在會上、在文章中，這些雙重靈魂的高官表面上是宣傳「三個代表」的好手、正人君子、優秀黨員、第一書記；但骨子裡在家中行賄者面前、在情婦石榴裙下、在「權、利、名、色」面前是「自由資產階級化」的貪官、淫棍，思想品質、道德極為低下的人類渣滓。這樣的滿口仁義道德、真正男盜女娼的靈魂上的兩面派，正是兩面派方式「宣傳」教育下的必然產物。因為「宣傳」本身就是兩面派；歪曲事實、顛倒黑白：大躍進、人民公社化、文革幾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大浩劫是「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光輝任務；中國明明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現實，偏偏說成是「特色社會主義」，頭上長角的梅花鹿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馬」。這種自欺欺人的兩面派的「宣傳」教育必然培養出一茬又一茬可持續發展的黨內兩面派，出現腐敗高發態勢下與時俱進的具有雙重人格的特權階層。
「宣傳」通過一個大手段，產生一個大功效，達到一個大目的。大手段就是「控制」，控制媒體、控制輿論；大功效就是「洗腦」，包括給媒體洗腦，也給民眾洗腦；大目的就是達到一黨專政的目的。不過，令「宣傳」頭疼的是，如今超越時空的網絡控制起來要比傳統媒體難得多。除了通過與外界的交往，中國眾多的網民還憑藉各種網絡途徑瞭解了真實的外部世界。而媒體記者的良知在「宣傳」的打壓下，也並未徹底消失。比如，在當年谷歌被迫撤離中國大陸後，《重慶晚報》罔顧禁令，發表了紀念谷歌的文章；《南方週末》甚至以開天窗的方式，在報紙上刊登廣告標語「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成為大人物，但是每個人都可以在這裡讀懂中國」，來抗議「宣傳」強制刪除奧巴馬的專訪內容。隨著「宣傳」媒體公信力的下降，隨著民眾對「宣傳」惡行、本質的認識，「宣傳」的使命也即將完結。
這種預言不是無的放矢，也有無數例子可以證明。最近的是，2011年12月10日，南方週末主辦的「2011中國夢踐行者致敬盛典」在廣州大劇院舉行，白岩松、陳道明、姚晨等8位嘉賓獲獎。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為白岩松頒獎時稱，感謝白岩松在東方時空講常識、講道義。而白岩松則回應，「作為一個1989年夏天畢業的大學生，我們與胡德平先生的家庭始終有一種不是血緣關係的血緣關係。」現場掌聲雷動。
據《南方都市報》報導：南方週末主辦了「中國夢踐行者」評選活動。2011年袁隆平、白岩松、姚晨等被授獎盃。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感謝白岩松敢說真話，作為頒獎嘉賓為白岩松頒獎時稱：「感謝白岩松在東方時空講常識、講道義。」白岩松接過獎盃後說：「作為一個1989年夏天畢業的大學生，我們與胡德平先生的家庭始終有一種不是血緣關係的血緣關係。」現場則掌聲雷動。
著名演員陳道明頒獎時說：「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當別人都在遊行的時候，我在散步。」「作為一個演員，戲子，我們沒有太多機會表達自己的意識形態，表達對社會的看法……現在，我不願意了。人活一輩子，不能只是取悅別人。」
作為當天唯一的女演員，姚晨表示，她希望自己做一個普通的公民，自由自在地過日子，能做夢、敢做夢，做個生動的人。在被主辦方問及「什麼是你的中國夢」時，姚晨說：「我也在問自己我的中國夢是什麼。如果用一句話我想應該是——我愛我的中國，希望我的中國也愛我。我不知道一個國家應該怎麼去愛，但我知道一個國家能夠是什麼狀態，我想的是八個字：安居樂業、老有所依。」
「中國夢踐行者」是指那些體現了中國新魅力的人，「中國夢」系列活動不僅僅是給做出成就的「中國夢踐行者」授杯，更重要的在於傳播「敢於做夢」的精神，激勵中國人做更多更大的「中國夢」。身為央視名嘴的白岩松有一段名言在網絡上流傳：在大多數國家，都是講真話比較容易，實事求是，既不需要勇氣，也不需要犧牲。而講假話需要很大勇氣，因為你騙人要承擔後果，搞不好就身敗名裂。可我們正好相反，講假話很容易，張口就來，臉不紅心不跳。而講真話需要極大勇氣，甚至需要冒坐牢的風險。這種真假顛倒的實質是是非顛倒了。……
筆者期待的是，在中國，不僅是軍人會更愛和平，尤其是更為廣泛的民眾更愛和平，愛自由、民主、人權、法治，而「宣傳」則回到應有的本來位置，不再是忽悠沙皇。
文章來源：《大中華思想門戶》有刪節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