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10日訊】在一個接一個上級任命的大學校長空降各個大學的時候，突然之間，教育部出台選校長的新措施，拿出兩個教育部直屬的大學，東北師大和西南財大，全球遴選校長。在沉悶的教育界，算是製造了一點不大不小的新聞。
當然，全球遴選大學校長，在理論上比行政任命似乎好看得多。因為後者實際上上等於把大學當成了行政單位，校長等於行政官員，當然也沒法不這樣等於一下，我們的校長都是有行政級別的，有的副部級，有的廳級。一旦做了某些名牌大學的校長書記，就等於是副部長了，做飛機，不僅可以做頭等艙，而且有權優先飛。
但是，這樣的全球遴選，放在有校董會的國外公立和私立大學，也許是有價值的。這樣的大學，即便是教授治校，但校長的優劣，還是能給學校帶來很多的好處。一個籌款能力超強的校長，可以給學校弄來很多資金。一個善於協調的各方面關係的校長，可以妥善處理學校各部門與教授的關係，給大學帶來一個良好的治學環境。但是，這樣的遴選，放在中國，卻讓人不敢樂觀。當然，中國的大學，校長還是有些權力的，在一個整體上人治色彩非常中的國家，一校之長，能力優劣，品質好壞，對學校肯定有影響。但是，我們的大學，整體結構是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黨委書記在行政級別上跟校長平級，而且理論上領導責任更大。所以，迄今為止，各個大學書記說了算的大學還是佔多數，只有少數大學，由於特殊的個人原因，才是校長說了算。
全球遴選校長，在理論上是可以選出一個海外的校長的。但是，在這樣一個結構中，漫說一個洋人的校長，就是海外華人，有綠卡的中國學者，都相當尷尬。按規矩，校長是例行的黨委副書記，在黨委居第二把交椅的位置。一個不是黨員的校長，參不參加黨委會？如果參加，怎麼安置？如果不參加，對於學校的大政方針，將如何跟黨委協調？更何況，一個大學，不僅有行政部門，還跟各級政府一樣，擁有黨務機構，一個不是黨員的校長，將怎樣領導這些機構工作？如果黨務歸黨務，校務歸校務，現在的大學結構，能這樣分開嗎？
所以，所謂的全球遴選，鑑於這樣的結構困境，唯一的解決之道，就是名為全球遴選，實際上還只能在國內選一個黨員校長。這樣的遴選，選到最後，跟行政任命也就沒有多少分別了。因為現在的行政任命，也得至少在程序上，也得經過協商，民意測驗，也類似有點「選」的意思。
所以，這樣的遴選，在實際上，只是一場選校長的秀。即使這樣的秀，也只有形式上的意義。我們知道，現在的大學改革，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境地。行政化和官僚化的大學，已經讓我們的大學教學質量急劇下降，學術腐敗橫行，人人頭痛。越來越多的家長和學生，選擇昂貴的用腳投票，出國就讀。這些年中國大學的擴張，形成了極具諷刺意味的效果，沒有讓中國大學成長起來，變成世界一流，反倒是刺激了國外大學的產業化成長。
無論中國還是外國，大學要想辦得好，大學自治，教授治校和學術自由三者都是必不可少的前提。都說，大學校長應該是教育家，但即使真的有了教育家做校長，也只能在這個前提下才能起作用。眼下，中國的蔡元培、蔣夢麟、梅貽琦和張伯苓的事業，已經廣為人們稱道了。但是，這幾位優秀的大學校長，之所以成氣候，都是因為當時的中國大學，具有這三個前提條件。清華的梅貽琦是學界口碑最佳的校長，但當年的清華，連教授聘任，給多少薪水這樣的事，都是由教授委員會討論決定的。對於學校的大政方針，梅貽琦自嘲說，他僅僅是一個京劇裡的王帽子，看起來尊貴，其實沒有什麼權力。
大學校長遴選，的確是一項全球大學的通則，但把這樣的一個制度平白嫁接到我們現在的體制上，說不好聽的，有點像讓兩個不同的物種交配，肯定不會生出任何結果的。中國現在真正需要的，是踏實的改革，回歸大學的本原，從大學自治開始做起。一個自治的大學，有了有實權的校董會的大學，才可以實行遴選校長制度，否則，即使遴選了，也無非一場非驢非馬的選秀表演。
文章來源：《網易》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當然，全球遴選大學校長，在理論上比行政任命似乎好看得多。因為後者實際上上等於把大學當成了行政單位，校長等於行政官員，當然也沒法不這樣等於一下，我們的校長都是有行政級別的，有的副部級，有的廳級。一旦做了某些名牌大學的校長書記，就等於是副部長了，做飛機，不僅可以做頭等艙，而且有權優先飛。
但是，這樣的全球遴選，放在有校董會的國外公立和私立大學，也許是有價值的。這樣的大學，即便是教授治校，但校長的優劣，還是能給學校帶來很多的好處。一個籌款能力超強的校長，可以給學校弄來很多資金。一個善於協調的各方面關係的校長，可以妥善處理學校各部門與教授的關係，給大學帶來一個良好的治學環境。但是，這樣的遴選，放在中國，卻讓人不敢樂觀。當然，中國的大學，校長還是有些權力的，在一個整體上人治色彩非常中的國家，一校之長，能力優劣，品質好壞，對學校肯定有影響。但是，我們的大學，整體結構是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黨委書記在行政級別上跟校長平級，而且理論上領導責任更大。所以，迄今為止，各個大學書記說了算的大學還是佔多數，只有少數大學，由於特殊的個人原因，才是校長說了算。
全球遴選校長，在理論上是可以選出一個海外的校長的。但是，在這樣一個結構中，漫說一個洋人的校長，就是海外華人，有綠卡的中國學者，都相當尷尬。按規矩，校長是例行的黨委副書記，在黨委居第二把交椅的位置。一個不是黨員的校長，參不參加黨委會？如果參加，怎麼安置？如果不參加，對於學校的大政方針，將如何跟黨委協調？更何況，一個大學，不僅有行政部門，還跟各級政府一樣，擁有黨務機構，一個不是黨員的校長，將怎樣領導這些機構工作？如果黨務歸黨務，校務歸校務，現在的大學結構，能這樣分開嗎？
所以，所謂的全球遴選，鑑於這樣的結構困境，唯一的解決之道，就是名為全球遴選，實際上還只能在國內選一個黨員校長。這樣的遴選，選到最後，跟行政任命也就沒有多少分別了。因為現在的行政任命，也得至少在程序上，也得經過協商，民意測驗，也類似有點「選」的意思。
所以，這樣的遴選，在實際上，只是一場選校長的秀。即使這樣的秀，也只有形式上的意義。我們知道，現在的大學改革，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境地。行政化和官僚化的大學，已經讓我們的大學教學質量急劇下降，學術腐敗橫行，人人頭痛。越來越多的家長和學生，選擇昂貴的用腳投票，出國就讀。這些年中國大學的擴張，形成了極具諷刺意味的效果，沒有讓中國大學成長起來，變成世界一流，反倒是刺激了國外大學的產業化成長。
無論中國還是外國，大學要想辦得好，大學自治，教授治校和學術自由三者都是必不可少的前提。都說，大學校長應該是教育家，但即使真的有了教育家做校長，也只能在這個前提下才能起作用。眼下，中國的蔡元培、蔣夢麟、梅貽琦和張伯苓的事業，已經廣為人們稱道了。但是，這幾位優秀的大學校長，之所以成氣候，都是因為當時的中國大學，具有這三個前提條件。清華的梅貽琦是學界口碑最佳的校長，但當年的清華，連教授聘任，給多少薪水這樣的事，都是由教授委員會討論決定的。對於學校的大政方針，梅貽琦自嘲說，他僅僅是一個京劇裡的王帽子，看起來尊貴，其實沒有什麼權力。
大學校長遴選，的確是一項全球大學的通則，但把這樣的一個制度平白嫁接到我們現在的體制上，說不好聽的，有點像讓兩個不同的物種交配，肯定不會生出任何結果的。中國現在真正需要的，是踏實的改革，回歸大學的本原，從大學自治開始做起。一個自治的大學，有了有實權的校董會的大學，才可以實行遴選校長制度，否則，即使遴選了，也無非一場非驢非馬的選秀表演。
文章來源：《網易》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