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24日訊】
一
文化大革命開始的1966年，我剛剛六歲，上小學一年級。由於特殊的生活環境和家庭環境，我好像懂事也就早一點，記憶也格外清晰。從那時起，我就開始目睹批鬥、毆打、遊街、抄家、武鬥、燒書、自殺、背叛、檢討、檢舉揭發、劃清界線、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還有看熱鬧等等，凡是人間可以想像出的醜惡行為和嘴臉，以及最悲慘最殘忍的場景我都目睹了。
不要說朋友之間反目成仇，就是夫妻、父子、母女之間，告發揭露的也經常出現。人們都沒安全感，都提高警惕，都將別人看做是敵人，人們互相之間懷疑、猜測、敵意，總之時時提防著。雖然是生活在人間，可是那心態比在豺狼虎豹中還要可怕。我想那就是詩人說的荒原。後來讀卡夫卡的小說《地洞》，我特別能感受到那種對外部世界的懷疑和恐怖。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戴眼鏡的挺斯文的大人們，不論男女，尤其是女人，突然都變得聲嘶力竭，面目猙獰，咬牙切齒，張牙舞爪，打起人來十分兇狠。他們可都是有文化的人，有的女人看上去挺溫柔挺和藹的，怎麼一下就變得兇狠、猙獰、殘忍、聲嘶力竭、打人罵人、禽獸不如了呢?後來才知道他們叫知識分子。
我就親眼目睹有人由於不堪忍受非人的折磨從高高的煙囪上跳下來，當場死亡;有人被打的血肉模糊，奄奄一息，最後上吊自殺;有的本來是斗別人打別人的，耀武揚威，不可一世，可是因為自己的一句話或一個小小的失誤轉眼之間就成為被斗被打的對象，最後飲恨死去……
我目睹最多的還是打老師。她們被高年級學生捆綁著，或者是戴上紙糊的高帽子，遊街批鬥，而後是彎腰低頭向偉大領袖畫像認罪。必須站夠一定的時間，然後就是毆打和辱罵。當時我們太小，還沒有資格直接參與批鬥和毆打，只能跟在後面幫個人場，因此心中感到十分遺憾。我們都迫不及待地希望早日參與到打人批鬥人的行列中去。因為那是崇高的，偉大的，莊嚴的，後來知道那也是狂熱的，醜惡的，病態的。
我記得非常清楚，有一個學期開學的第一天，學校給我們每人發了一本薄薄的小冊子，黃色皮面，紅色大字：《偉大領袖毛主席論教育革命》。當時我們都認識「毛主席」三個字，其餘的都不認識了，尤其是「教育革命」幾個字，什麼意思都不知道，也不會讀不會寫。老師聲嘶力竭地對我們一群懵懵懂懂的小學生說：「回去抄在本子上。」就放學了。從此很長時間沒有上學，於是我們就在家裡抄這本小冊子。
過不多久，大院裡就開始了燒書。也是那些平時看上去挺斯文的、戴眼鏡的或者沒戴眼鏡的知識分子們，把抄家抄出來的書，還有資料室裡的書，成捆的書，成麻袋的書，新的舊的書，都堆積在院子裡，澆上汽油，然後就是火光衝天，濃煙滾滾。他們一邊燒書一邊喊口號，群情激昂，場面熱烈，我們都興奮地圍著火堆，載歌載舞，成堆成堆的書在烈火濃煙中都化為灰燼。那情景絕對難以想像我們有悠久的文明史，是歷史悠久的禮儀之邦，燒書的居然都是有文化的知識分子。
我母親不知道從哪裡揀回一本中草藥書，圖文並貌，破舊不堪，前後封皮都沒有了。母親由於體弱多病，經常翻看。我被那上面的圖畫吸引，也經常翻看。每一樣植物旁邊都有文字說明，包括名稱，性熱性涼，味甘味平或者是味苦，功能，主治什麼病，如何配伍等等。現在回想起來，這就是我的啟蒙讀物。母親每回從醫院取回中藥，都將藥包打開，一樣一樣地辨認，一邊對照一邊念叨;當歸，黃芪，乾草，白朮，芍藥……我站在旁邊聽著看著，慢慢地也認識了一些中草藥。後來我對中醫的愛好，大概就源自那本中藥書。
學校有一位女老師，大概三十多歲，人長得挺漂亮，穿戴也很整齊，現在我也沒弄清楚為什麼她被批鬥的次數最多，被打的次數也最多，而且被打得也最慘。有一次很多高年級的學生圍著她批鬥毆打，我們很多低年級的小學生圍在周圍，尋找機會打她。混亂中我終於找到一個機會，從背後打了她一下，不過那一下很不過癮，確切地說，我打的那一下是打在她的衣服上，軟沓沓的沒使上勁。但我仍然很興奮，因為我打的是一個反革命分子，是一個壞蛋。
雖然我還不懂反革命是什麼，但我知道她肯定是壞人，應該打，否則怎麼那麼多人打她呢?不但打她，還要踏上一萬隻腳，讓她永世不得翻身。後來她自殺了，聽說她自殺的時候穿上最好的衣服，用墨汁描了眉毛，用最便宜的雪花膏搽了臉，因為沒有眉筆，也沒有脂粉。那些東西都被當作資產階級的腐朽沒落的生活方式毀掉了。她還把自己的兩條腿用細繩子捆起來，以免破壞了自己的儀容。
很多年過去了，我總是想起那個女老師。我覺得她是一個了不起的女人，她要保持自己的尊嚴，寧願死去，也不願苟活著，在臨死的時候，還想到把美麗留在人間。我總是回想我打她的那一下，對此我耿耿於懷。那時，幸虧我的年齡還太小，如果我再大一點，我也會是打人的兇手之一，或者相反是被打的人之一。那就不僅僅是幫個人場的問題了，無論打人還是被人打，都將是十分悲慘的，也將是一生的陰影。那麼，我能不能將避免犯錯誤的可能僅僅寄託在年齡小這一點上呢?這是十分危險的。太危險了。
七十年代中期，那部很著名的電影，描寫一個小孩子如何報仇雪恨的，最後有一個鏡頭，是個十來歲的小孩子舉起砍刀，怒目而視，狠狠地砍向仇人。那時我就對這部電影很反感，說不清是什麼原因，就是不喜歡。後來慢慢地明白為什麼不喜歡了;我們受的就是這樣的教育：教我們仇恨，教我們兇殘，教我們敵意，教我們殺人……。十歲的小孩子，就拿起砍刀殺人，而且理直氣壯，義正嚴詞，大義凜然。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十幾歲二十幾歲的人打人、殺人、折磨人，還有什麼奇怪的呢?指責他們的人難道不該受到指責嗎?
二
我看到的所有描寫「文革」的文章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文革時歌頌文革的，無論歌曲、電影、戲劇、大批判文章，無不激昂熱烈，慷慨凜然。七十年代中期，那首著名的歌頌文革的歌曲：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就是好哇，就是好哇，就是好。
…………
當時這首歌響徹大江南北。那時我正上高中，記得我們班在全校的歌詠比賽中，唱的就是這首歌，還得了第一名。
另一類是文革結束後，控訴文革的文章。這類文章主要是訴苦，從「傷痕文學」首發其端，多少年綿延不絕，好像一夜之間所有的人都成了文革的受害者，都有一肚子的苦水要傾洩。無論是打人的還是被打的，都有一肚子的冤屈要傾訴。害人的只是幾個身穿黃軍裝，戴著紅衛兵袖章的人。他們大都形象模糊不清，身份不明，是概念化臉譜化的形象。在影視作品裡，他們都一閃而過，使人感到不倫不類。這類文章，最後都要把責任推給「四人幫」，是那幾個狗男女把全國人民變得如此的醜陋，禽獸不如;是他們把知識分子變成敵人，並置之死地而後快;是他們禍國殃民，使那麼多的人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是他們把國家的經濟搞到崩潰的邊緣……
對於我們這個年齡以上的人來說，這兩類文章恐怕都寫過，而且都寫得主題鮮明，文通字順，條理清楚，邏輯嚴密，甚至慷慨激昂，熱淚盈眶。比如我就唱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在那時寫的作文裡真心誠意地歌頌過「文革」，讚美過「文革」，雖然是盲目的，但是確實是虔誠的。突然有一天，我們又走上街頭，起勁地振臂高呼「打倒四人幫，打倒狗頭軍事張……」，於是又開始寫「四人幫罪大惡極……」「文化大革命把我國的經濟搞到即將崩潰的邊緣……」
解放後的歷次政治運動，知識分子們哪個不是虔誠地檢討自己、深挖自己思想深處的資產階級流毒?哪個不是痛心疾首，甚至痛哭流涕地發誓要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哪個不是狠狠地批鬥自己的同類，揭發自己的同類?誰沒有虔誠地表達自己對偉大領袖的效忠?他們都在進行人身的自殘和自虐，是將自己妖魔化，將自己非人化，同時也將自己的同類妖魔化。也正是這些知識分子批判打倒自己的同類時，最內行，最積極，也最乾淨徹底。
文革結束後，我們說的最多的一句給文革下的結論就是;文化大革命將我國的經濟搞到「即將崩潰的邊緣」。但是對我國思想文化造成的災難、民族倫理道德的崩潰、價值標準的顛倒、人們的心靈和精神上的創傷與扭曲，卻避而不談，或者輕描淡寫，一筆帶過。特別是，除了巴金老人以外，我幾乎沒有看到有人寫文章反省自責，追問自己的過失，追問自己的責任，追問自己的靈魂。文章無一例外，都是別人的錯，我們都是受害者。而且在文章中有意無意地暗示;他們當時就看出文革的荒唐和反動，是有先見之明的。只不過當時都那樣，不一片紅色恐怖，我們又有什麼辦法……主要是「四人幫」禍國殃民，與我們有什麼關係?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那麼清白，我們多麼無辜呀。
這樣的表現還能擔當起民族文化的傳承者的重任嗎?還能稱得上是民族的良心嗎?還能是社會的醫生嗎?
三
在我生活的那個大院裡，有一位權高位重的人。論輩分我們要叫他一聲叔叔。他小小的個子，長得圓圓胖胖。在他的下級的揭發下，抄他的家時，從毛澤東選集裡抄出了他與老上級的通信，裡面有反動言論。於是，大家都認為他是狡猾的老狐狸。遊街的時候，給他頭戴紙糊的高帽子，帽子上用毛筆歪歪扭扭地寫上他的名字，再打上一個大大的叉，讓他走在隊伍的最前面，他一手拿簸箕，一手拿笤帚，走一步，用笤帚敲一下簸箕，再高喊一聲：我是老狐狸——。再用笤帚敲一下簸箕，喊一聲：我是老狐狸——。那樣子十分滑稽可笑。我們跟在隊伍後面看熱鬧，簡直是大快人心。
我想文革結束以後，無論是他，還是批鬥他的人都會加入到控訴文革的行列裡來，加入到訴苦的行列裡來。而且爭先恐後，聲淚俱下，苦大仇深，義憤填膺。那情景肯定是十分感人的。
我們是一個愛訴苦的民族，這是魯迅先生說過的。與以往不幸的歷史一樣，文革又給我們民族提供了訴苦的材料和機會。關於文革，人們寫了那麼多文章訴苦，但是，人們不是在反省歷史，提出問題，尋找答案，解決問題，避免災難再次發生。我看到的這些文章，無論是主流話語，還是個人的傾訴，恰恰相反，都是力圖防止問題的提出，也就是防止追究責任，迴避反省歷史責任，更談不上怎樣避免歷史重演。這類文章除了訴苦，表示自己是受害者以外，就是簡單地把問題掩蓋起來，裝出一臉的茫然和無辜狀;總之，我們都是受害者。
面對歷史，只要訴苦就夠了，也只有訴苦就行了。
文革時有一句流行大江南北的話，叫做「靈魂深處鬧革命」。我們這個民族，唯一缺少的就是靈魂了。因為我們是唯物主義者，不相信有靈魂，不相信有上帝，一切都是物質的。活著就是活著，死了就什麼都沒有了。人死了還能有什麼呢?靈魂?誰見過?那是騙人的鬼話。祥林嫂追問有沒有地獄和靈魂，她不就是受害者嗎?
既然沒有靈魂，沒有地獄，所以你幹什麼事情都不會有心靈的不安，不會感到恐懼，不會感到靈魂顫抖。打人、殺人、抄家、背叛、告密、揭發、劃清界線，誰的心靈不安過呢?誰的心靈深處鬧過革命呢?事後又有誰懺悔過呢?所以，到如今我最害怕的就是自稱是徹底的唯物主義的人。這樣的人做什麼事都會毫無顧慮。
以我當時幼小的心靈感受和今天的反思來看，當時被打被抄家被遊街的那些人，誰都感到自己罪孽深重，不可饒恕。相反，當時打人批鬥人抄別人家的人也是懷著虔誠的心去捍衛偉大領袖的。這是一種集體無意識。
魯迅在《而已集•答有恆先生》一文中說：「中國曆來排著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會被吃。」「我現在發見了，我自己也幫著排筵宴。」
在文革中的知識分子，從本質上說就不存在誰正確誰反動。他們要麼被吃，要麼吃別人;同樣，被吃的也曾經吃過別人，吃別人的也會被別人吃。不吃人的時候他們也會積極地幫助排開吃人的宴席。不是嗎?他們不是迫不及待地向偉大領袖表忠心，宣誓自己效忠於偉大領袖，其虔誠與奴像決不比任何人差一點。誰不是積極地參與文革，參與批鬥揭發。不是有的人為了表達對領袖的忠心，把領袖像章別在了自己的肉身上嗎?那是怎樣的殘忍和血淋淋的奴像。他們都想攀附上最正確最偉大的主流權威，得到偉大權威的認可，而後置自己的對立面以死地而後快。可是，當時的形勢的確瞬息萬變，人們就像賭博，不知道把寶押在哪個「偉大」上。那些被打的、被斗的，看著很殘忍，很可憐，如果他們翻過身來，有了打別人斗別人的機會的時候，恐怕比別人打得還要狠，還要殘忍。只不過，他們沒有這個機會罷了。
在文革中，無論是誰，他們都是受害者，但是不可否認，他們又都是兇手和罪犯。
今天，面對歷史，我們不能因為那些人當時被打被批鬥就是正確的，也不能因為打人批鬥人的就是罪大惡極的。奇怪的是，今天我們好像就是以當時誰是被打倒的，誰是打人的來判斷歷史的責任和正確與否。難怪人們都要擺出一副受苦受難的樣子來訴苦。因為誰都欲證明自己是正確的。
所以，面對歷史責任，面對反省與批判，面對人性的善惡，我們全體才如此的失語，才如此的迴避，只知一味的訴苦，好像他們都很冤屈。特別是知識分子，利用自己的話語權，扮演起「祥林嫂」的角色，到處表白「我真傻……我只知道……」。最簡單最徹底的方法就是把責任推給那幾個狗男女，而這些人又永遠沒有辯解的機會了。於是，全體解脫，誰都沒有責任了，皆大歡喜。
四
我們民族歷來缺乏反省的能力，缺乏自新的能力，因為我們沒有靈魂。面對文革這樣的歷史災難，我們全體逃脫了追問責任的能力。有誰像魯迅先生那樣說出「我現在發見了，我自己也幫著排筵宴。」這樣的解剖自己的話呢?逃脫責任就是重複罪惡，歷史在以不同的方式重複著。現在重複，今後還會以其他方式重複。
比如目前，我國的科研與高校幾乎又在進行「大躍進」，或者在進行另外一種文革，甚至比大躍進和文革還要可怕的運動。科研造假，論文造假，虛構數據，浮誇，急躁，急功近利，殺雞取卵，竭澤而漁等等，誰都知道這些做法違反科學規律，缺乏科學精神，也不可能出真正的成果。但是在利益的驅動和對權威的恐懼下，誰都積極地參與其中，誰都表現的萬分虔誠，至少表面上是如此。他們虔誠地說著心裡都不相信的話，以換取安全和利益。誰都心知肚明，誰都不說破這一謊言，而且誰都趨之若騖，惟恐落人之後。等到將來，他們恐怕又是一臉的無辜狀：人家都那樣，我有什麼辦法。把責任再次推到別人身上，自己搖身一變又要充當受害者了。
對一個民族最絕望的不是曾經犯過什麼錯誤，而是不能反省錯誤，甚至把錯誤推卸給別人，而後不斷地重複錯誤。
回想五八年的大躍進，那些號稱知識分子的人哪一個不是極力用數據和知識證明著畝產可以達到十幾萬斤，甚至幾十萬斤?大字不識一個的農民都知道那是「上墳燒報紙——糊弄鬼」的話。可是那些有文化的人，為了自己的利益，為了表達忠心，不是睜著眼睛說假話嗎?今天與那時多麼相似。
在群體失語面前，只要有人不知好歹地站出來說出真相，其他人就會立即群起而攻之，而且舉起主流意識形態的大棒子，義正嚴詞，慷慨激昂，以不容質疑的絕對正確姿態一棒子將你置於死地。因為，你說出阿Q頭上的賴瘡疤，他們當然要怒目而視了。
只要不認真的反省歷史，只要我們還在逃避責任，歷史就會重演，而且變本加厲，越來越嚴重。
其實，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並非一群無法無天的烏合之眾所為，它不是在毫無秩序中的混亂行為，雖然表面上看當時十分混亂。恰恰相反，它不是源自秩序的破壞，而是源自一種完好的組織秩序、文化背景和歷史慣性。而且整個過程分解了責任，分解責任的手段就是使人們都處於「代理狀態」;所有的人都是為了執行上級的命令，都是為了神聖的使命，或者都是為了保衛偉大領袖和進行偉大革命，是在完成一件了不起的歷史使命。責任卻處在「自由漂流」狀態中消失了。也就是說誰都沒有責任。
文革是我們國家和民族的災難，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都要反省，包括政黨和政府。為了避免這樣的災難重演，這一點尤其重要。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們從來沒有深刻反省過文革為什麼產生?人們為什麼一夜之間都變成了野獸?人性為什麼如此醜惡?今後還會不會發生這樣的災難?
文章來源：《中國選舉與治理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一
文化大革命開始的1966年，我剛剛六歲，上小學一年級。由於特殊的生活環境和家庭環境，我好像懂事也就早一點，記憶也格外清晰。從那時起，我就開始目睹批鬥、毆打、遊街、抄家、武鬥、燒書、自殺、背叛、檢討、檢舉揭發、劃清界線、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還有看熱鬧等等，凡是人間可以想像出的醜惡行為和嘴臉，以及最悲慘最殘忍的場景我都目睹了。
不要說朋友之間反目成仇，就是夫妻、父子、母女之間，告發揭露的也經常出現。人們都沒安全感，都提高警惕，都將別人看做是敵人，人們互相之間懷疑、猜測、敵意，總之時時提防著。雖然是生活在人間，可是那心態比在豺狼虎豹中還要可怕。我想那就是詩人說的荒原。後來讀卡夫卡的小說《地洞》，我特別能感受到那種對外部世界的懷疑和恐怖。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戴眼鏡的挺斯文的大人們，不論男女，尤其是女人，突然都變得聲嘶力竭，面目猙獰，咬牙切齒，張牙舞爪，打起人來十分兇狠。他們可都是有文化的人，有的女人看上去挺溫柔挺和藹的，怎麼一下就變得兇狠、猙獰、殘忍、聲嘶力竭、打人罵人、禽獸不如了呢?後來才知道他們叫知識分子。
我就親眼目睹有人由於不堪忍受非人的折磨從高高的煙囪上跳下來，當場死亡;有人被打的血肉模糊，奄奄一息，最後上吊自殺;有的本來是斗別人打別人的，耀武揚威，不可一世，可是因為自己的一句話或一個小小的失誤轉眼之間就成為被斗被打的對象，最後飲恨死去……
我目睹最多的還是打老師。她們被高年級學生捆綁著，或者是戴上紙糊的高帽子，遊街批鬥，而後是彎腰低頭向偉大領袖畫像認罪。必須站夠一定的時間，然後就是毆打和辱罵。當時我們太小，還沒有資格直接參與批鬥和毆打，只能跟在後面幫個人場，因此心中感到十分遺憾。我們都迫不及待地希望早日參與到打人批鬥人的行列中去。因為那是崇高的，偉大的，莊嚴的，後來知道那也是狂熱的，醜惡的，病態的。
我記得非常清楚，有一個學期開學的第一天，學校給我們每人發了一本薄薄的小冊子，黃色皮面，紅色大字：《偉大領袖毛主席論教育革命》。當時我們都認識「毛主席」三個字，其餘的都不認識了，尤其是「教育革命」幾個字，什麼意思都不知道，也不會讀不會寫。老師聲嘶力竭地對我們一群懵懵懂懂的小學生說：「回去抄在本子上。」就放學了。從此很長時間沒有上學，於是我們就在家裡抄這本小冊子。
過不多久，大院裡就開始了燒書。也是那些平時看上去挺斯文的、戴眼鏡的或者沒戴眼鏡的知識分子們，把抄家抄出來的書，還有資料室裡的書，成捆的書，成麻袋的書，新的舊的書，都堆積在院子裡，澆上汽油，然後就是火光衝天，濃煙滾滾。他們一邊燒書一邊喊口號，群情激昂，場面熱烈，我們都興奮地圍著火堆，載歌載舞，成堆成堆的書在烈火濃煙中都化為灰燼。那情景絕對難以想像我們有悠久的文明史，是歷史悠久的禮儀之邦，燒書的居然都是有文化的知識分子。
我母親不知道從哪裡揀回一本中草藥書，圖文並貌，破舊不堪，前後封皮都沒有了。母親由於體弱多病，經常翻看。我被那上面的圖畫吸引，也經常翻看。每一樣植物旁邊都有文字說明，包括名稱，性熱性涼，味甘味平或者是味苦，功能，主治什麼病，如何配伍等等。現在回想起來，這就是我的啟蒙讀物。母親每回從醫院取回中藥，都將藥包打開，一樣一樣地辨認，一邊對照一邊念叨;當歸，黃芪，乾草，白朮，芍藥……我站在旁邊聽著看著，慢慢地也認識了一些中草藥。後來我對中醫的愛好，大概就源自那本中藥書。
學校有一位女老師，大概三十多歲，人長得挺漂亮，穿戴也很整齊，現在我也沒弄清楚為什麼她被批鬥的次數最多，被打的次數也最多，而且被打得也最慘。有一次很多高年級的學生圍著她批鬥毆打，我們很多低年級的小學生圍在周圍，尋找機會打她。混亂中我終於找到一個機會，從背後打了她一下，不過那一下很不過癮，確切地說，我打的那一下是打在她的衣服上，軟沓沓的沒使上勁。但我仍然很興奮，因為我打的是一個反革命分子，是一個壞蛋。
雖然我還不懂反革命是什麼，但我知道她肯定是壞人，應該打，否則怎麼那麼多人打她呢?不但打她，還要踏上一萬隻腳，讓她永世不得翻身。後來她自殺了，聽說她自殺的時候穿上最好的衣服，用墨汁描了眉毛，用最便宜的雪花膏搽了臉，因為沒有眉筆，也沒有脂粉。那些東西都被當作資產階級的腐朽沒落的生活方式毀掉了。她還把自己的兩條腿用細繩子捆起來，以免破壞了自己的儀容。
很多年過去了，我總是想起那個女老師。我覺得她是一個了不起的女人，她要保持自己的尊嚴，寧願死去，也不願苟活著，在臨死的時候，還想到把美麗留在人間。我總是回想我打她的那一下，對此我耿耿於懷。那時，幸虧我的年齡還太小，如果我再大一點，我也會是打人的兇手之一，或者相反是被打的人之一。那就不僅僅是幫個人場的問題了，無論打人還是被人打，都將是十分悲慘的，也將是一生的陰影。那麼，我能不能將避免犯錯誤的可能僅僅寄託在年齡小這一點上呢?這是十分危險的。太危險了。
七十年代中期，那部很著名的電影，描寫一個小孩子如何報仇雪恨的，最後有一個鏡頭，是個十來歲的小孩子舉起砍刀，怒目而視，狠狠地砍向仇人。那時我就對這部電影很反感，說不清是什麼原因，就是不喜歡。後來慢慢地明白為什麼不喜歡了;我們受的就是這樣的教育：教我們仇恨，教我們兇殘，教我們敵意，教我們殺人……。十歲的小孩子，就拿起砍刀殺人，而且理直氣壯，義正嚴詞，大義凜然。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十幾歲二十幾歲的人打人、殺人、折磨人，還有什麼奇怪的呢?指責他們的人難道不該受到指責嗎?
二
我看到的所有描寫「文革」的文章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文革時歌頌文革的，無論歌曲、電影、戲劇、大批判文章，無不激昂熱烈，慷慨凜然。七十年代中期，那首著名的歌頌文革的歌曲：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就是好哇，就是好哇，就是好。
…………
當時這首歌響徹大江南北。那時我正上高中，記得我們班在全校的歌詠比賽中，唱的就是這首歌，還得了第一名。
另一類是文革結束後，控訴文革的文章。這類文章主要是訴苦，從「傷痕文學」首發其端，多少年綿延不絕，好像一夜之間所有的人都成了文革的受害者，都有一肚子的苦水要傾洩。無論是打人的還是被打的，都有一肚子的冤屈要傾訴。害人的只是幾個身穿黃軍裝，戴著紅衛兵袖章的人。他們大都形象模糊不清，身份不明，是概念化臉譜化的形象。在影視作品裡，他們都一閃而過，使人感到不倫不類。這類文章，最後都要把責任推給「四人幫」，是那幾個狗男女把全國人民變得如此的醜陋，禽獸不如;是他們把知識分子變成敵人，並置之死地而後快;是他們禍國殃民，使那麼多的人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是他們把國家的經濟搞到崩潰的邊緣……
對於我們這個年齡以上的人來說，這兩類文章恐怕都寫過，而且都寫得主題鮮明，文通字順，條理清楚，邏輯嚴密，甚至慷慨激昂，熱淚盈眶。比如我就唱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在那時寫的作文裡真心誠意地歌頌過「文革」，讚美過「文革」，雖然是盲目的，但是確實是虔誠的。突然有一天，我們又走上街頭，起勁地振臂高呼「打倒四人幫，打倒狗頭軍事張……」，於是又開始寫「四人幫罪大惡極……」「文化大革命把我國的經濟搞到即將崩潰的邊緣……」
解放後的歷次政治運動，知識分子們哪個不是虔誠地檢討自己、深挖自己思想深處的資產階級流毒?哪個不是痛心疾首，甚至痛哭流涕地發誓要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哪個不是狠狠地批鬥自己的同類，揭發自己的同類?誰沒有虔誠地表達自己對偉大領袖的效忠?他們都在進行人身的自殘和自虐，是將自己妖魔化，將自己非人化，同時也將自己的同類妖魔化。也正是這些知識分子批判打倒自己的同類時，最內行，最積極，也最乾淨徹底。
文革結束後，我們說的最多的一句給文革下的結論就是;文化大革命將我國的經濟搞到「即將崩潰的邊緣」。但是對我國思想文化造成的災難、民族倫理道德的崩潰、價值標準的顛倒、人們的心靈和精神上的創傷與扭曲，卻避而不談，或者輕描淡寫，一筆帶過。特別是，除了巴金老人以外，我幾乎沒有看到有人寫文章反省自責，追問自己的過失，追問自己的責任，追問自己的靈魂。文章無一例外，都是別人的錯，我們都是受害者。而且在文章中有意無意地暗示;他們當時就看出文革的荒唐和反動，是有先見之明的。只不過當時都那樣，不一片紅色恐怖，我們又有什麼辦法……主要是「四人幫」禍國殃民，與我們有什麼關係?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那麼清白，我們多麼無辜呀。
這樣的表現還能擔當起民族文化的傳承者的重任嗎?還能稱得上是民族的良心嗎?還能是社會的醫生嗎?
三
在我生活的那個大院裡，有一位權高位重的人。論輩分我們要叫他一聲叔叔。他小小的個子，長得圓圓胖胖。在他的下級的揭發下，抄他的家時，從毛澤東選集裡抄出了他與老上級的通信，裡面有反動言論。於是，大家都認為他是狡猾的老狐狸。遊街的時候，給他頭戴紙糊的高帽子，帽子上用毛筆歪歪扭扭地寫上他的名字，再打上一個大大的叉，讓他走在隊伍的最前面，他一手拿簸箕，一手拿笤帚，走一步，用笤帚敲一下簸箕，再高喊一聲：我是老狐狸——。再用笤帚敲一下簸箕，喊一聲：我是老狐狸——。那樣子十分滑稽可笑。我們跟在隊伍後面看熱鬧，簡直是大快人心。
我想文革結束以後，無論是他，還是批鬥他的人都會加入到控訴文革的行列裡來，加入到訴苦的行列裡來。而且爭先恐後，聲淚俱下，苦大仇深，義憤填膺。那情景肯定是十分感人的。
我們是一個愛訴苦的民族，這是魯迅先生說過的。與以往不幸的歷史一樣，文革又給我們民族提供了訴苦的材料和機會。關於文革，人們寫了那麼多文章訴苦，但是，人們不是在反省歷史，提出問題，尋找答案，解決問題，避免災難再次發生。我看到的這些文章，無論是主流話語，還是個人的傾訴，恰恰相反，都是力圖防止問題的提出，也就是防止追究責任，迴避反省歷史責任，更談不上怎樣避免歷史重演。這類文章除了訴苦，表示自己是受害者以外，就是簡單地把問題掩蓋起來，裝出一臉的茫然和無辜狀;總之，我們都是受害者。
面對歷史，只要訴苦就夠了，也只有訴苦就行了。
文革時有一句流行大江南北的話，叫做「靈魂深處鬧革命」。我們這個民族，唯一缺少的就是靈魂了。因為我們是唯物主義者，不相信有靈魂，不相信有上帝，一切都是物質的。活著就是活著，死了就什麼都沒有了。人死了還能有什麼呢?靈魂?誰見過?那是騙人的鬼話。祥林嫂追問有沒有地獄和靈魂，她不就是受害者嗎?
既然沒有靈魂，沒有地獄，所以你幹什麼事情都不會有心靈的不安，不會感到恐懼，不會感到靈魂顫抖。打人、殺人、抄家、背叛、告密、揭發、劃清界線，誰的心靈不安過呢?誰的心靈深處鬧過革命呢?事後又有誰懺悔過呢?所以，到如今我最害怕的就是自稱是徹底的唯物主義的人。這樣的人做什麼事都會毫無顧慮。
以我當時幼小的心靈感受和今天的反思來看，當時被打被抄家被遊街的那些人，誰都感到自己罪孽深重，不可饒恕。相反，當時打人批鬥人抄別人家的人也是懷著虔誠的心去捍衛偉大領袖的。這是一種集體無意識。
魯迅在《而已集•答有恆先生》一文中說：「中國曆來排著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會被吃。」「我現在發見了，我自己也幫著排筵宴。」
在文革中的知識分子，從本質上說就不存在誰正確誰反動。他們要麼被吃，要麼吃別人;同樣，被吃的也曾經吃過別人，吃別人的也會被別人吃。不吃人的時候他們也會積極地幫助排開吃人的宴席。不是嗎?他們不是迫不及待地向偉大領袖表忠心，宣誓自己效忠於偉大領袖，其虔誠與奴像決不比任何人差一點。誰不是積極地參與文革，參與批鬥揭發。不是有的人為了表達對領袖的忠心，把領袖像章別在了自己的肉身上嗎?那是怎樣的殘忍和血淋淋的奴像。他們都想攀附上最正確最偉大的主流權威，得到偉大權威的認可，而後置自己的對立面以死地而後快。可是，當時的形勢的確瞬息萬變，人們就像賭博，不知道把寶押在哪個「偉大」上。那些被打的、被斗的，看著很殘忍，很可憐，如果他們翻過身來，有了打別人斗別人的機會的時候，恐怕比別人打得還要狠，還要殘忍。只不過，他們沒有這個機會罷了。
在文革中，無論是誰，他們都是受害者，但是不可否認，他們又都是兇手和罪犯。
今天，面對歷史，我們不能因為那些人當時被打被批鬥就是正確的，也不能因為打人批鬥人的就是罪大惡極的。奇怪的是，今天我們好像就是以當時誰是被打倒的，誰是打人的來判斷歷史的責任和正確與否。難怪人們都要擺出一副受苦受難的樣子來訴苦。因為誰都欲證明自己是正確的。
所以，面對歷史責任，面對反省與批判，面對人性的善惡，我們全體才如此的失語，才如此的迴避，只知一味的訴苦，好像他們都很冤屈。特別是知識分子，利用自己的話語權，扮演起「祥林嫂」的角色，到處表白「我真傻……我只知道……」。最簡單最徹底的方法就是把責任推給那幾個狗男女，而這些人又永遠沒有辯解的機會了。於是，全體解脫，誰都沒有責任了，皆大歡喜。
四
我們民族歷來缺乏反省的能力，缺乏自新的能力，因為我們沒有靈魂。面對文革這樣的歷史災難，我們全體逃脫了追問責任的能力。有誰像魯迅先生那樣說出「我現在發見了，我自己也幫著排筵宴。」這樣的解剖自己的話呢?逃脫責任就是重複罪惡，歷史在以不同的方式重複著。現在重複，今後還會以其他方式重複。
比如目前，我國的科研與高校幾乎又在進行「大躍進」，或者在進行另外一種文革，甚至比大躍進和文革還要可怕的運動。科研造假，論文造假，虛構數據，浮誇，急躁，急功近利，殺雞取卵，竭澤而漁等等，誰都知道這些做法違反科學規律，缺乏科學精神，也不可能出真正的成果。但是在利益的驅動和對權威的恐懼下，誰都積極地參與其中，誰都表現的萬分虔誠，至少表面上是如此。他們虔誠地說著心裡都不相信的話，以換取安全和利益。誰都心知肚明，誰都不說破這一謊言，而且誰都趨之若騖，惟恐落人之後。等到將來，他們恐怕又是一臉的無辜狀：人家都那樣，我有什麼辦法。把責任再次推到別人身上，自己搖身一變又要充當受害者了。
對一個民族最絕望的不是曾經犯過什麼錯誤，而是不能反省錯誤，甚至把錯誤推卸給別人，而後不斷地重複錯誤。
回想五八年的大躍進，那些號稱知識分子的人哪一個不是極力用數據和知識證明著畝產可以達到十幾萬斤，甚至幾十萬斤?大字不識一個的農民都知道那是「上墳燒報紙——糊弄鬼」的話。可是那些有文化的人，為了自己的利益，為了表達忠心，不是睜著眼睛說假話嗎?今天與那時多麼相似。
在群體失語面前，只要有人不知好歹地站出來說出真相，其他人就會立即群起而攻之，而且舉起主流意識形態的大棒子，義正嚴詞，慷慨激昂，以不容質疑的絕對正確姿態一棒子將你置於死地。因為，你說出阿Q頭上的賴瘡疤，他們當然要怒目而視了。
只要不認真的反省歷史，只要我們還在逃避責任，歷史就會重演，而且變本加厲，越來越嚴重。
其實，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並非一群無法無天的烏合之眾所為，它不是在毫無秩序中的混亂行為，雖然表面上看當時十分混亂。恰恰相反，它不是源自秩序的破壞，而是源自一種完好的組織秩序、文化背景和歷史慣性。而且整個過程分解了責任，分解責任的手段就是使人們都處於「代理狀態」;所有的人都是為了執行上級的命令，都是為了神聖的使命，或者都是為了保衛偉大領袖和進行偉大革命，是在完成一件了不起的歷史使命。責任卻處在「自由漂流」狀態中消失了。也就是說誰都沒有責任。
文革是我們國家和民族的災難，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都要反省，包括政黨和政府。為了避免這樣的災難重演，這一點尤其重要。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們從來沒有深刻反省過文革為什麼產生?人們為什麼一夜之間都變成了野獸?人性為什麼如此醜惡?今後還會不會發生這樣的災難?
文章來源：《中國選舉與治理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