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7日訊】據全世界各企業和組織在2011年末的年終報告稱，中國正出現一幅驚人的景象：揮霍無度的高端消費群體與高度節約的貧苦大眾形成鮮明對比。
現在中國的富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搶購黃金、勞斯萊斯和遊艇、路易威登、香奈兒、古馳，不像十年前嬰兒出生率上升那樣，現在的搶購速度是以比2011年同期的20%、50%甚至80%的巨大跳躍性增長。中國人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免稅購物團體。據一項調查，該調查由坐落在北京的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提供。調查的結果很撩人，不過也許能有助於觀察中國經濟的真實實力。
自從政府2008年尾就應對全球經濟危機推行大型經濟刺激方案以來，隱蔽性，或者可以叫做「灰色」經濟已經極具規模，而且其發展值得關注。王小魯認為：「灰色經濟今年已經達到約9.3萬億人民幣。」約合1.47萬億美元。經濟刺激方案是中央及地方政府的雙方投資混合體，證據何來？就是2011年未被查處的奢侈品消費。王小魯表示：「當今，看看奢侈品購買，看看這些信號，灰色收入仍舊是個嚴重的課題。我覺得灰色經濟增長的步伐十分之快。」
官方報導稱，中國經濟2011年增長了9.2%，達到47.16萬億人民幣。王小魯在2007年和2010年發佈了兩份關於隱蔽性經濟的報告，認為灰色經濟活動目前比國內生產總值發展得要迅速。當然，中國經濟近30年間都保持高速增長，創造了許多正當財富。扣除物價因素，數個城市的居民收入去年都上漲了約8.4%。王小魯說：「然而居民平均收入並沒有如同奢侈品消費增長的一般迅速，而隱性收入助長了奢侈品消費。」
政府清楚許多人民謊報收入。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近日向新聞媒體作了一份在「很有趣」的陳述報告，當被記者問及為何國家統計局不公佈中國總體基尼指數的數據時，馬建堂表示原因是統計局知道那些關於高收入者的數據是錯誤的，所以任何以此作統計的結果都是錯誤的。基尼指數是一種社會居民收入分配差異程度的度量(指標)。「國家統計局直接採用的數據並不正確，」而統計局認可它的行為令王小魯感到詫異。他在2010年捲入與兩位國家統計局官員的公共糾紛，他們稱王小魯的灰色收入「過高」，不過最後證明是王小魯在理。王小魯輕笑：「統計局說他們只是表達自己的看法，但實際他們不是。」
利用忽略官方數據不計的革新調查技術手段，王小魯預估在官方評估後的隱性收入不僅是數萬億人民幣，而且其中三分之二屬於金字塔頂端的10%部分。他的結論就是：富人在隱藏他們的財富，而社會遠比政府認為的要不公平得多。這是一個敏感的政治話題。
自從經濟刺激方案出台以來隱性收入擴大了多少呢？「我手頭沒有數據，因此我不瞭解，」王小魯如是說，「但近幾年沒發現系統性發展。目前尚不明顯。」他指出不止是超級富豪，也有許多人有機會瞞報收入。政府的投資性支出為「尋租行為」(指把時間和金錢不是花費在生產真正的商品和服務上，而是花費在試圖使政府改變規則上，以使自己的行業更有利可圖)或特殊待遇製造溫床，王小魯補充道：「事實上，就是貪污腐敗。」
壓力之下去發展當地經濟，地方政府官員走上掠奪並販賣農民土地的道路，這往往會導致社會動盪不安。王小魯認為：「土地銷售確實是一個重要因素，當地官員持續以毫無規劃的方式售賣土地，既增加了收入又導致嚴重的財富分配不均，農民甚少獲得與他們土地價值相近的收益。」
一個中國網站發佈了一篇文章，題為「如何精確計算富人們的財產」，文章顯示王小魯表示藏錢和謊報收入並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這些情況也出現在發達國家，但是達到一定規模則有很大區別。與依據基尼係數測算的結果一樣，一些經濟學家估計中國人民的收入差距現已接近0.48%，高於警戒線的0.4%，0%代表絕對平均而1%代表絕對不均。
王小魯還稱，然而沒人確切知道中國的貧富差距有多懸殊。為了改善這種狀況，中國需要針對確立事實真相開始系統的政治、財政及行政改革。政府必須更加透明，必須加強民眾監管當權者的能力。「這些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總的來說，「1978年經濟體制改革重新開始的時候，從來就不單只在經濟方面，應該也涉及政治改革。」
2011年以來，央行連續釋放緊縮貨幣措施，又是提高存准率，又是連續加息，而12月物價走勢顯然與政府願望背道而馳。雖然菜價有所回調，但漲價的商品和服務品顯然在增加，漲價的趨勢很難抑制，今年，CPI漲幅很難低於5%。物價上漲，窮人日子難過，雖然政府上調企業退休人員工資，但調整幅度很難趕上物價漲幅。對絕大多數一線勞動者來說，指望收入趕上CPI，趕上物價輪番上漲，很難！
2010年度，中國大陸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4869元，增長了13.1%，似乎很快，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334元，同比也增長10.5%，超過往年。但對比大幅度上漲的房價和物價，實質性的收入水平提高仍然差一截。如果考慮到股市的低迷，股民財產性收入的大幅度下降，居民購買力基本沒有得到多少提高。2011年，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5875元，增長了13.6%，雖然收入提高的概率很大，但能不能超過通脹率，仍然難說。針對物價全面上漲，提高城鎮居民購買力的最好辦法就是大幅度地提高他們的收入水平，包括穩定投資者的財產性收入。很多省市區都提出要在「十二五」期間實施「居民收入倍增計劃」，江蘇、廣東、山西等10多個省份已經明確地提出，要力保居民收入增長速度跟上GDP增速。
保證勞動者整體收入水平與GDP增速持平或者稍微快些，以糾正多年來中國大陸財政收入遠超過勞動者收入，GDP增速快於勞動者收入增速的「反剪刀差」的怪現象，的確是當務之急，但能不能做到，疑問很大。而在通脹壓力很大的情況下，提出確保勞動者收入5年之內翻番，很可能是「畫餅充饑」，更可能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首先是大幅度、大面積提高勞動者收入的資金來源基本不存在。中國大陸的企業收入近年來的確獲得了大幅度增長，但增長的企業只佔全部企業的30%，比如2011年國企利潤增長幅度高達49%。但就是因為國企掙得太多，民企、服務性企業利潤率才很低，很多依賴出口的加工企業今年基本沒有什麼利潤。國企、尤其是壟斷國企的確可以提高工資，但要保證大面積提高勞動者收入，必須指望中小企業、民營企業有利潤結餘。遺憾的是，絕大多數中小企業、民營企業、競爭性激烈的企業做不到。
另外，提高勞動者收入的初衷，主要是想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以及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但低收入群體往往集中在中小企業、民營企業、競爭性激烈的企業。這些企業的勞動者眾多，即使一些企業有錢漲工資，也很難令勞動者整體收入水平真正提高；相反，很可能因為刺激物價而使更多的勞動者實際收入下降。2011年農民工工資漲幅較大，但這些一線勞動者的收入提高之後，對食品的需求大幅度增長，漲的工資遠遠趕不上物價，還把沒有漲工資的勞動者收入降低了不少。
現在的現實是，壟斷性企業有錢漲工資，贊成收入倍增計劃，但非壟斷性企業沒有錢漲工資，不讚成收入倍增計劃。因此，光提收入倍增計劃，很可能是高收入群體收入繼續增加，低收入群體雖然也可能漲一點，但遠遠趕不上物價，「倍增」的最終結果將是收入差距繼續擴大。
如靠國家出錢解決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倍增計劃」，別說國家沒有這麼多錢，想一想近些年來房價為什麼暴漲，物價為什麼跳漲，就會明白：國家拿錢，無論是加大投資，還是給大家漲工資，都會刺激物價進一步上漲。國家的錢，其實是虛的，拿多少出來都得靠印鈔票，而印鈔票的唯一結果就是通貨膨脹。因此，能保證居民收入與GDP同步增長就不錯了。能保證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增速快於壟斷性企業職工的收入增速更是要務，至於收入翻番，那是幻夢。
當然，要提高低收入群體的實質性收入，國家有很多可以立即見效的事情能做：嚴厲審查高收入群體的「灰色收入」，限制官員的「簽單權」是政府分分鐘就可以做到的，能夠讓高檔飯店的客人少一半，讓絕大多數高消費場所都必須開出真實發票，讓官員下班後不能動用公車，物價水平立即會大幅度下降，老百姓的購買力自然得到提高；而大幅度地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門檻，也可以立即使絕大多數勞動者的實際收入得到增長。這些措施比直接漲工資要現實得多。當然，能夠少發幾隻新股，讓股市得到休養生息，讓更多的中小股民能夠獲得財產性收入，也是政府可以做到的。因此，要想讓低收入群體得到實惠，不需要拿收入倍增計劃忽悠人。如同調控房價，控制物價一樣，做一兩件能夠觸動利益集團神經的事情，立即可以見效。解決窮人最關心的問題，關鍵點不在收入倍增計劃，而在抗通脹，做實事。
早在兩年前，中國大陸的人均收入高低差距為55倍，大大高於官方公佈水平。這還是王小魯在其《國民收入分配狀況與灰色收入》研究報告中透露的。當時他就指出，中國官方關於居民平均收入的統計調查數據明顯失真，對高收入居民收入水平的統計遠低於實際；認為，這是因為對高收入戶進行收入調查並取得真實數據面臨種種困難，特別是由於高收入居民中有相當大量的灰色收入。王小魯等人於2009年開展城鎮居民真實收入支出的調查研究，並將研究推算的收入與官方的統計收入進行比對，發現在最低收入、低收入和中低收入方面，差異不太大；但從中等收入往上，官方的統計與研究小組的推算的差距逐漸拉大，差距最大的是佔城鎮居民家庭10%的最高收入級別。他表示，官方2008年的資料顯示最高收入的10%家庭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不足4.4萬元，然而他們以模型分析法推算的合理數據應是13.9萬元，與實際調查結果一致，為官方統計的3.2倍。該報告通過在2005年－2006年對中國幾十個城市和縣的兩千多名不同收入階層的居民進行的家庭收支調查作出的。
調查結果顯示，佔城鎮居民家庭10%的最高收入居民（約1900萬戶，5000萬人）200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9.7萬元，相當於官方公佈數據（不到2.9萬元）的3倍多。其它中高收入居民的收入也高於原有統計。全國城鎮居民收入中沒有統計到的隱性收入總計4.4萬億元，相當於當年中國GDP的24％。報告發現，統計收入遺漏主要發生在佔城鎮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戶，佔全部遺漏收入的四分之三。這表明高收入階層中存在大量隱性收入。目前中國城鎮最高與最低收入10％家庭間的實際人均收入差距約為31倍，而不是官方統計顯示的9倍。城鄉合計，全中國最高與最低收入10％家庭間的人均收入差距約為55倍，而不是官方統計推算的21倍。報告表示,由於數據不充分，還難以重新計算基尼係數，但肯定會明顯高於世界銀行計算的0.45的水平。
為何統計收入與王小魯推算收入差異如此之大？他指出，這些未能反映在官方統計數字中的收入可以稱為「隱性收入」。由於官方難以取得高收入居民的真實收入資料，因而產生統計落差，不過這並非正常的統計遺漏，稱為「灰色收入」更貼切。
王小魯表示，「灰色收入」主要有兩種：第一是法律法規沒有明確界定其合法或非法的收入，也包括那些違規違紀但不違法的收入；第二是實際上非法，但沒有明確證據證明非法的收入。據分析顯示，這筆收入數額巨大且高度極中在高收入家庭，說明收入分配已嚴重扭曲，其來源主要是圍繞權力對公共資金和公共資源的分配而產生的腐敗、尋租、侵佔公共資金和他人收入、聚斂財富等行為，以及壟斷性收入的不適當分配。這也正說明政府權力在缺乏有效制約和監督的情況下，會自發趨向於追逐經濟利益，造成權力和資本結合，導致對社會的侵佔和掠奪和日益嚴重的分配不公和社會衝突，嚴重挑戰中國未來前途。
旅居法國關注中國勞工問題的蔡崇國就中國大陸人均收入差距問題表示：「中國的收入差距是令人關注的一個問題。它反映出來好幾個問題。第一個就是中國經濟結構的不合理，市場經濟根本就不完備。中國一方面市場經濟畸形的，就是國家的壟斷，就是銀行業，電力行業等等，他們的工資高，其實很多就是國家的保護、國家的壟斷，也沒有透明度。」
報告顯示，在中國城鎮高收入居民中存在大量灰色收入的來源，目前無法取得完整的資料。但據公開資料分析，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第一，政府財政資金通過部門渠道分配到各地的部分存在嚴重的管理漏洞。大量資金使用透明度低，濫用和漏失嚴重。第二，金融腐敗普遍存在。第三，行政許可和審批中的官員尋租圖利行為。第四，土地收益的流失造成房地產開發商暴利和權力相關者灰色收入的來源。第五，壟斷行業收入。2005年電力、電信、石油、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行業共有職工833萬人，不到全國職工人數的8％，但工資和工資外收入總額估算達1.07萬億元，相當於當年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高出全國職工平均工資水平的部分約9200億元。其中相當部分來自行政性壟斷。
旅美經濟學這程曉農認為，不同行業的收入有一定的差距是合理的：「在任何國家，從事比較高科技的行業的職工工資，因為他們的工作難度，技術要求和他們所受的專業訓練，遠遠高於那些低技能和簡單工作，所以，他們的工資高並不奇怪。但需要指出的是，實際上可能政府公務員的各種工資以外的收入更高，國家統計局統計收入時候的一個有意的疏漏。」
近年來，中國的人均收入差距擴大引起越來越明顯的經濟結構失衡。中國的經濟跟銀河系有些類似：我們不停發現中國人民的財富比我們原想像的要大，跟想像的可能有數萬億的出入，而且許多都隱藏在人民的視野後。
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出現了儲蓄過度和大眾消費增長滯後，內需相對不足，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投資和出口拉動。更嚴重的是，經濟發展的成果通過非正當途徑向少數人集中，導致收入分配嚴重不公和社會兩極分化。這是引起社會廣泛不滿的主要原因，是對建設和諧社會和經濟持續發展的最大威脅。
文章來源：《大中華思想門戶》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現在中國的富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搶購黃金、勞斯萊斯和遊艇、路易威登、香奈兒、古馳，不像十年前嬰兒出生率上升那樣，現在的搶購速度是以比2011年同期的20%、50%甚至80%的巨大跳躍性增長。中國人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免稅購物團體。據一項調查，該調查由坐落在北京的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提供。調查的結果很撩人，不過也許能有助於觀察中國經濟的真實實力。
自從政府2008年尾就應對全球經濟危機推行大型經濟刺激方案以來，隱蔽性，或者可以叫做「灰色」經濟已經極具規模，而且其發展值得關注。王小魯認為：「灰色經濟今年已經達到約9.3萬億人民幣。」約合1.47萬億美元。經濟刺激方案是中央及地方政府的雙方投資混合體，證據何來？就是2011年未被查處的奢侈品消費。王小魯表示：「當今，看看奢侈品購買，看看這些信號，灰色收入仍舊是個嚴重的課題。我覺得灰色經濟增長的步伐十分之快。」
官方報導稱，中國經濟2011年增長了9.2%，達到47.16萬億人民幣。王小魯在2007年和2010年發佈了兩份關於隱蔽性經濟的報告，認為灰色經濟活動目前比國內生產總值發展得要迅速。當然，中國經濟近30年間都保持高速增長，創造了許多正當財富。扣除物價因素，數個城市的居民收入去年都上漲了約8.4%。王小魯說：「然而居民平均收入並沒有如同奢侈品消費增長的一般迅速，而隱性收入助長了奢侈品消費。」
政府清楚許多人民謊報收入。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近日向新聞媒體作了一份在「很有趣」的陳述報告，當被記者問及為何國家統計局不公佈中國總體基尼指數的數據時，馬建堂表示原因是統計局知道那些關於高收入者的數據是錯誤的，所以任何以此作統計的結果都是錯誤的。基尼指數是一種社會居民收入分配差異程度的度量(指標)。「國家統計局直接採用的數據並不正確，」而統計局認可它的行為令王小魯感到詫異。他在2010年捲入與兩位國家統計局官員的公共糾紛，他們稱王小魯的灰色收入「過高」，不過最後證明是王小魯在理。王小魯輕笑：「統計局說他們只是表達自己的看法，但實際他們不是。」
利用忽略官方數據不計的革新調查技術手段，王小魯預估在官方評估後的隱性收入不僅是數萬億人民幣，而且其中三分之二屬於金字塔頂端的10%部分。他的結論就是：富人在隱藏他們的財富，而社會遠比政府認為的要不公平得多。這是一個敏感的政治話題。
自從經濟刺激方案出台以來隱性收入擴大了多少呢？「我手頭沒有數據，因此我不瞭解，」王小魯如是說，「但近幾年沒發現系統性發展。目前尚不明顯。」他指出不止是超級富豪，也有許多人有機會瞞報收入。政府的投資性支出為「尋租行為」(指把時間和金錢不是花費在生產真正的商品和服務上，而是花費在試圖使政府改變規則上，以使自己的行業更有利可圖)或特殊待遇製造溫床，王小魯補充道：「事實上，就是貪污腐敗。」
壓力之下去發展當地經濟，地方政府官員走上掠奪並販賣農民土地的道路，這往往會導致社會動盪不安。王小魯認為：「土地銷售確實是一個重要因素，當地官員持續以毫無規劃的方式售賣土地，既增加了收入又導致嚴重的財富分配不均，農民甚少獲得與他們土地價值相近的收益。」
一個中國網站發佈了一篇文章，題為「如何精確計算富人們的財產」，文章顯示王小魯表示藏錢和謊報收入並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這些情況也出現在發達國家，但是達到一定規模則有很大區別。與依據基尼係數測算的結果一樣，一些經濟學家估計中國人民的收入差距現已接近0.48%，高於警戒線的0.4%，0%代表絕對平均而1%代表絕對不均。
王小魯還稱，然而沒人確切知道中國的貧富差距有多懸殊。為了改善這種狀況，中國需要針對確立事實真相開始系統的政治、財政及行政改革。政府必須更加透明，必須加強民眾監管當權者的能力。「這些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總的來說，「1978年經濟體制改革重新開始的時候，從來就不單只在經濟方面，應該也涉及政治改革。」
2011年以來，央行連續釋放緊縮貨幣措施，又是提高存准率，又是連續加息，而12月物價走勢顯然與政府願望背道而馳。雖然菜價有所回調，但漲價的商品和服務品顯然在增加，漲價的趨勢很難抑制，今年，CPI漲幅很難低於5%。物價上漲，窮人日子難過，雖然政府上調企業退休人員工資，但調整幅度很難趕上物價漲幅。對絕大多數一線勞動者來說，指望收入趕上CPI，趕上物價輪番上漲，很難！
2010年度，中國大陸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4869元，增長了13.1%，似乎很快，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334元，同比也增長10.5%，超過往年。但對比大幅度上漲的房價和物價，實質性的收入水平提高仍然差一截。如果考慮到股市的低迷，股民財產性收入的大幅度下降，居民購買力基本沒有得到多少提高。2011年，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5875元，增長了13.6%，雖然收入提高的概率很大，但能不能超過通脹率，仍然難說。針對物價全面上漲，提高城鎮居民購買力的最好辦法就是大幅度地提高他們的收入水平，包括穩定投資者的財產性收入。很多省市區都提出要在「十二五」期間實施「居民收入倍增計劃」，江蘇、廣東、山西等10多個省份已經明確地提出，要力保居民收入增長速度跟上GDP增速。
保證勞動者整體收入水平與GDP增速持平或者稍微快些，以糾正多年來中國大陸財政收入遠超過勞動者收入，GDP增速快於勞動者收入增速的「反剪刀差」的怪現象，的確是當務之急，但能不能做到，疑問很大。而在通脹壓力很大的情況下，提出確保勞動者收入5年之內翻番，很可能是「畫餅充饑」，更可能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首先是大幅度、大面積提高勞動者收入的資金來源基本不存在。中國大陸的企業收入近年來的確獲得了大幅度增長，但增長的企業只佔全部企業的30%，比如2011年國企利潤增長幅度高達49%。但就是因為國企掙得太多，民企、服務性企業利潤率才很低，很多依賴出口的加工企業今年基本沒有什麼利潤。國企、尤其是壟斷國企的確可以提高工資，但要保證大面積提高勞動者收入，必須指望中小企業、民營企業有利潤結餘。遺憾的是，絕大多數中小企業、民營企業、競爭性激烈的企業做不到。
另外，提高勞動者收入的初衷，主要是想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以及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但低收入群體往往集中在中小企業、民營企業、競爭性激烈的企業。這些企業的勞動者眾多，即使一些企業有錢漲工資，也很難令勞動者整體收入水平真正提高；相反，很可能因為刺激物價而使更多的勞動者實際收入下降。2011年農民工工資漲幅較大，但這些一線勞動者的收入提高之後，對食品的需求大幅度增長，漲的工資遠遠趕不上物價，還把沒有漲工資的勞動者收入降低了不少。
現在的現實是，壟斷性企業有錢漲工資，贊成收入倍增計劃，但非壟斷性企業沒有錢漲工資，不讚成收入倍增計劃。因此，光提收入倍增計劃，很可能是高收入群體收入繼續增加，低收入群體雖然也可能漲一點，但遠遠趕不上物價，「倍增」的最終結果將是收入差距繼續擴大。
如靠國家出錢解決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倍增計劃」，別說國家沒有這麼多錢，想一想近些年來房價為什麼暴漲，物價為什麼跳漲，就會明白：國家拿錢，無論是加大投資，還是給大家漲工資，都會刺激物價進一步上漲。國家的錢，其實是虛的，拿多少出來都得靠印鈔票，而印鈔票的唯一結果就是通貨膨脹。因此，能保證居民收入與GDP同步增長就不錯了。能保證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增速快於壟斷性企業職工的收入增速更是要務，至於收入翻番，那是幻夢。
當然，要提高低收入群體的實質性收入，國家有很多可以立即見效的事情能做：嚴厲審查高收入群體的「灰色收入」，限制官員的「簽單權」是政府分分鐘就可以做到的，能夠讓高檔飯店的客人少一半，讓絕大多數高消費場所都必須開出真實發票，讓官員下班後不能動用公車，物價水平立即會大幅度下降，老百姓的購買力自然得到提高；而大幅度地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門檻，也可以立即使絕大多數勞動者的實際收入得到增長。這些措施比直接漲工資要現實得多。當然，能夠少發幾隻新股，讓股市得到休養生息，讓更多的中小股民能夠獲得財產性收入，也是政府可以做到的。因此，要想讓低收入群體得到實惠，不需要拿收入倍增計劃忽悠人。如同調控房價，控制物價一樣，做一兩件能夠觸動利益集團神經的事情，立即可以見效。解決窮人最關心的問題，關鍵點不在收入倍增計劃，而在抗通脹，做實事。
早在兩年前，中國大陸的人均收入高低差距為55倍，大大高於官方公佈水平。這還是王小魯在其《國民收入分配狀況與灰色收入》研究報告中透露的。當時他就指出，中國官方關於居民平均收入的統計調查數據明顯失真，對高收入居民收入水平的統計遠低於實際；認為，這是因為對高收入戶進行收入調查並取得真實數據面臨種種困難，特別是由於高收入居民中有相當大量的灰色收入。王小魯等人於2009年開展城鎮居民真實收入支出的調查研究，並將研究推算的收入與官方的統計收入進行比對，發現在最低收入、低收入和中低收入方面，差異不太大；但從中等收入往上，官方的統計與研究小組的推算的差距逐漸拉大，差距最大的是佔城鎮居民家庭10%的最高收入級別。他表示，官方2008年的資料顯示最高收入的10%家庭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不足4.4萬元，然而他們以模型分析法推算的合理數據應是13.9萬元，與實際調查結果一致，為官方統計的3.2倍。該報告通過在2005年－2006年對中國幾十個城市和縣的兩千多名不同收入階層的居民進行的家庭收支調查作出的。
調查結果顯示，佔城鎮居民家庭10%的最高收入居民（約1900萬戶，5000萬人）200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9.7萬元，相當於官方公佈數據（不到2.9萬元）的3倍多。其它中高收入居民的收入也高於原有統計。全國城鎮居民收入中沒有統計到的隱性收入總計4.4萬億元，相當於當年中國GDP的24％。報告發現，統計收入遺漏主要發生在佔城鎮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戶，佔全部遺漏收入的四分之三。這表明高收入階層中存在大量隱性收入。目前中國城鎮最高與最低收入10％家庭間的實際人均收入差距約為31倍，而不是官方統計顯示的9倍。城鄉合計，全中國最高與最低收入10％家庭間的人均收入差距約為55倍，而不是官方統計推算的21倍。報告表示,由於數據不充分，還難以重新計算基尼係數，但肯定會明顯高於世界銀行計算的0.45的水平。
為何統計收入與王小魯推算收入差異如此之大？他指出，這些未能反映在官方統計數字中的收入可以稱為「隱性收入」。由於官方難以取得高收入居民的真實收入資料，因而產生統計落差，不過這並非正常的統計遺漏，稱為「灰色收入」更貼切。
王小魯表示，「灰色收入」主要有兩種：第一是法律法規沒有明確界定其合法或非法的收入，也包括那些違規違紀但不違法的收入；第二是實際上非法，但沒有明確證據證明非法的收入。據分析顯示，這筆收入數額巨大且高度極中在高收入家庭，說明收入分配已嚴重扭曲，其來源主要是圍繞權力對公共資金和公共資源的分配而產生的腐敗、尋租、侵佔公共資金和他人收入、聚斂財富等行為，以及壟斷性收入的不適當分配。這也正說明政府權力在缺乏有效制約和監督的情況下，會自發趨向於追逐經濟利益，造成權力和資本結合，導致對社會的侵佔和掠奪和日益嚴重的分配不公和社會衝突，嚴重挑戰中國未來前途。
旅居法國關注中國勞工問題的蔡崇國就中國大陸人均收入差距問題表示：「中國的收入差距是令人關注的一個問題。它反映出來好幾個問題。第一個就是中國經濟結構的不合理，市場經濟根本就不完備。中國一方面市場經濟畸形的，就是國家的壟斷，就是銀行業，電力行業等等，他們的工資高，其實很多就是國家的保護、國家的壟斷，也沒有透明度。」
報告顯示，在中國城鎮高收入居民中存在大量灰色收入的來源，目前無法取得完整的資料。但據公開資料分析，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第一，政府財政資金通過部門渠道分配到各地的部分存在嚴重的管理漏洞。大量資金使用透明度低，濫用和漏失嚴重。第二，金融腐敗普遍存在。第三，行政許可和審批中的官員尋租圖利行為。第四，土地收益的流失造成房地產開發商暴利和權力相關者灰色收入的來源。第五，壟斷行業收入。2005年電力、電信、石油、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行業共有職工833萬人，不到全國職工人數的8％，但工資和工資外收入總額估算達1.07萬億元，相當於當年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高出全國職工平均工資水平的部分約9200億元。其中相當部分來自行政性壟斷。
旅美經濟學這程曉農認為，不同行業的收入有一定的差距是合理的：「在任何國家，從事比較高科技的行業的職工工資，因為他們的工作難度，技術要求和他們所受的專業訓練，遠遠高於那些低技能和簡單工作，所以，他們的工資高並不奇怪。但需要指出的是，實際上可能政府公務員的各種工資以外的收入更高，國家統計局統計收入時候的一個有意的疏漏。」
近年來，中國的人均收入差距擴大引起越來越明顯的經濟結構失衡。中國的經濟跟銀河系有些類似：我們不停發現中國人民的財富比我們原想像的要大，跟想像的可能有數萬億的出入，而且許多都隱藏在人民的視野後。
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出現了儲蓄過度和大眾消費增長滯後，內需相對不足，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投資和出口拉動。更嚴重的是，經濟發展的成果通過非正當途徑向少數人集中，導致收入分配嚴重不公和社會兩極分化。這是引起社會廣泛不滿的主要原因，是對建設和諧社會和經濟持續發展的最大威脅。
文章來源：《大中華思想門戶》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