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12日訊】七月二日，央視《新聞週刊》「稅費減負」節目中，訪談嘉賓、前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許善達說：在國家財政收入中，國外居民收入佔百分之六十、七十，而我們只佔百分之三十多一點，並說，近十年來，居民收入一直在下降。而六月份財政部公佈的前5個月國家稅收數字似乎也在印證他的這一說法：今年前5個月，國家稅收近四萬七千億，增長了百分之三十二。難怪許善達感嘆：政府稅收在國民分配中佔的比重太大了。
國家的整個收入就這麼多，一方收入「太多」，另外幾方就必然「太少」。這另外「幾方」，當然是指中小企業和我等普羅大眾了。(央企及壟斷企業不在此列，因他們是國家的「親兒子」)
我之所以對這條新聞感興趣，並不是新聞本身(在國家財富分配中，政府拿得太多，企業、個人所佔太少，近年議論頗多，已經不是新聞)，而是新聞披露者的身份：前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許善達。毫無疑問，這是一條真實的「新聞」，遺憾的是，披露這條新聞的是「前官員」，並不是現職官員。這是真正讓人感嘆的地方。
政府部門的「前官員」說實話，許善達並非特例。原國務院研究院社會發展司司長朱幼棣退休後著書披露，在國內一次醫改會議上，朱幼棣提出政府應該為公眾提供一部分「免費藥」。理由是，與中國接壤的越南、泰國早已推行免費藥。就連同樣人口眾多的印度，也為低收入群眾提供了免費藥。而這些國家中，有些經濟發展還不如中國。但一位社保部的專家當場表示反對，理由是，如果給中國民眾提供免費藥，「邊境上的農民會排隊領取免費藥，然後向國外倒賣」。就這樣一個「理由」，就使政府為民眾提供免費藥的倡議夭折。那麼，政府究竟有無能力為民眾提供免費藥呢?陝西省神木縣的實踐就是一個例子。2010年9月19日《都市快報》刊發的題為《突然「退居二線」的神木原縣委書記坦言任何一個縣都可以推廣免費醫療》的新聞報導，神木原縣委書記郭寶成坦言：「過去我當書記時不好說，現在我可以坦白地說，中國任何一個縣域，都可以推廣、借鑑神木模式。保障水平可以因地制宜，窮一點的地方報銷水平可以低一點。」「我算一筆賬，你就明白了。免費醫療其實一年算下來，全縣近40萬人，人均就花400元，總共就花1.5億元。現在中國哪個縣，哪一年拿不出1.5億元?」
看來，政府為民眾提供免費藥並非不能也，而是不為也。
高官們在職時不敢說話，對明顯的政策錯誤不敢提出反對意見，它帶來的惡果是十分可怕的。彭德懷一案就是一個例子。廬山會議上，雖然多數參會者都認為彭的意見是正確的，但懾於毛澤東的壓力，大家都不敢說真話，違心地舉手打倒了彭德懷。其結果是：赤地千裡，餓殍遍野，幾千萬生靈死於人禍。設想一下，如果大家敢於說真話，毛澤東一個人敢與幾百名中央委員作對?
近年來，中國官場出現了一個十分奇特的現象：四十、五十的中年官員人人唯唯若若，不敢說真話，反倒是那些退休官員或即將退休的官員對一些錯誤政策、官場陋習痛加針砭。據深諳官場「潛規則」的朋友說，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中年官員正處於「事業」的上升期，處長—局長—廳長—部長，前面的道路還很長，因而不敢說真話，怕影響自己的仕途。而那些已經退休或即將退休的高官，因已無高位可攀，自然可以放膽直言了。
在中國現實的語境下，「前官員」敢於說真話，在職官員不敢說真話，應該說，這與個人品質沒有太大的關係。在險惡的環境中，不敢涉險，本能地保護自己，這是多數人的自然反應。關鍵是要創造一個讓人敢於說真話的環境，這，不能不說到制度問題了。近段時間，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多次談到，要創造一個讓人敢於說真話的制度，讓人民群眾能夠批評政府。果如是，則國家幸甚，民族幸甚。
什麼時候，不僅僅是「前官員」說真話，而是大量的在職官員說真話，我們就可以說，中國的民主是確確實實走出了重要一步了。「在職官員說真話」是衡量黨內民主、社會民主發展的一個重要尺度。
文章來源：《中國選舉與治理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國家的整個收入就這麼多，一方收入「太多」，另外幾方就必然「太少」。這另外「幾方」，當然是指中小企業和我等普羅大眾了。(央企及壟斷企業不在此列，因他們是國家的「親兒子」)
我之所以對這條新聞感興趣，並不是新聞本身(在國家財富分配中，政府拿得太多，企業、個人所佔太少，近年議論頗多，已經不是新聞)，而是新聞披露者的身份：前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許善達。毫無疑問，這是一條真實的「新聞」，遺憾的是，披露這條新聞的是「前官員」，並不是現職官員。這是真正讓人感嘆的地方。
政府部門的「前官員」說實話，許善達並非特例。原國務院研究院社會發展司司長朱幼棣退休後著書披露，在國內一次醫改會議上，朱幼棣提出政府應該為公眾提供一部分「免費藥」。理由是，與中國接壤的越南、泰國早已推行免費藥。就連同樣人口眾多的印度，也為低收入群眾提供了免費藥。而這些國家中，有些經濟發展還不如中國。但一位社保部的專家當場表示反對，理由是，如果給中國民眾提供免費藥，「邊境上的農民會排隊領取免費藥，然後向國外倒賣」。就這樣一個「理由」，就使政府為民眾提供免費藥的倡議夭折。那麼，政府究竟有無能力為民眾提供免費藥呢?陝西省神木縣的實踐就是一個例子。2010年9月19日《都市快報》刊發的題為《突然「退居二線」的神木原縣委書記坦言任何一個縣都可以推廣免費醫療》的新聞報導，神木原縣委書記郭寶成坦言：「過去我當書記時不好說，現在我可以坦白地說，中國任何一個縣域，都可以推廣、借鑑神木模式。保障水平可以因地制宜，窮一點的地方報銷水平可以低一點。」「我算一筆賬，你就明白了。免費醫療其實一年算下來，全縣近40萬人，人均就花400元，總共就花1.5億元。現在中國哪個縣，哪一年拿不出1.5億元?」
看來，政府為民眾提供免費藥並非不能也，而是不為也。
高官們在職時不敢說話，對明顯的政策錯誤不敢提出反對意見，它帶來的惡果是十分可怕的。彭德懷一案就是一個例子。廬山會議上，雖然多數參會者都認為彭的意見是正確的，但懾於毛澤東的壓力，大家都不敢說真話，違心地舉手打倒了彭德懷。其結果是：赤地千裡，餓殍遍野，幾千萬生靈死於人禍。設想一下，如果大家敢於說真話，毛澤東一個人敢與幾百名中央委員作對?
近年來，中國官場出現了一個十分奇特的現象：四十、五十的中年官員人人唯唯若若，不敢說真話，反倒是那些退休官員或即將退休的官員對一些錯誤政策、官場陋習痛加針砭。據深諳官場「潛規則」的朋友說，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中年官員正處於「事業」的上升期，處長—局長—廳長—部長，前面的道路還很長，因而不敢說真話，怕影響自己的仕途。而那些已經退休或即將退休的高官，因已無高位可攀，自然可以放膽直言了。
在中國現實的語境下，「前官員」敢於說真話，在職官員不敢說真話，應該說，這與個人品質沒有太大的關係。在險惡的環境中，不敢涉險，本能地保護自己，這是多數人的自然反應。關鍵是要創造一個讓人敢於說真話的環境，這，不能不說到制度問題了。近段時間，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多次談到，要創造一個讓人敢於說真話的制度，讓人民群眾能夠批評政府。果如是，則國家幸甚，民族幸甚。
什麼時候，不僅僅是「前官員」說真話，而是大量的在職官員說真話，我們就可以說，中國的民主是確確實實走出了重要一步了。「在職官員說真話」是衡量黨內民主、社會民主發展的一個重要尺度。
文章來源：《中國選舉與治理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