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24日訊】這些天與一些貧困階層的人士聊天，發現他們都將改變貧困命運的希望寄託在「偉大領袖毛主席」身上。一股難於言喻的悲哀之感湧上心頭……
有人責怪毛迷「變態」，或「愚不可及」。然而僅責怪這些同胞是遠遠不夠的，還要認真查找根源：今天的中國，與食不裹腹，物質和精神生活雙重貧困的毛澤東時代相比較，絕大多數民眾的生活水準確實得到了較大的改善。然而，在驚人的貧富懸殊面前，在權力=金錢的非公平競爭環境面前，在社會一切可支配資源——大到社會財富的支配，小到子女就業，都落入權貴和富人階層手中的嚴峻現實下，處於社會最底層、長期受「腦白精」灌輸的弱勢群體，豈能不絕望，豈能不懷念「偉大領袖毛主席」？
所以，中國毛迷們之所以崇毛，歸根到底，無非是希望毛澤東政治路線能改變現實和命運。這裡我不禁想問的是：親愛的毛迷們，毛澤東在位二十七年，究竟為中國的窮人帶來了什麼？——「新中國」誕生了，用胡風的話就叫：「時間開始了」。然而，「時間開始了」，卻不是幸福的開始，而是苦難和災難「開始」了：——「土改」開始了；「抗美援朝」開始了；「三反、五反」開始了；「反右」開始了；分給農民的田地收回去了；「公私‘合營’」開始了；「大躍進」、「人民公社」開始了；「三年大饑荒」開始了；「四清」開始了；折騰中國十年的「文革」開始了——只有初高中文化的「知識青年」被「上山下鄉」了；「批林批孔」開始了；「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了；「四五」天安門運動暴發了……
完全可以這樣說：毛澤東在位的二十七年，是胡折騰、瞎折騰中國人民的二十七年！在這二十七年無窮盡的政治鬥爭和殘酷階級鬥爭年歲月中，在這二十七年極為荒誕的烏托邦試驗期間，中國人民根本沒能獲得休養生息的機會；根本沒有獲得改善生活的機會！與建國前的「舊社會」相比，只是少數處於金字塔中、頂端的統治者在物質生活方面「翻身作了主人」。除了毛澤東一個人之外，任何人在政治上都沒有真正「翻身作主人」！——包括國家主席劉少奇，黨中央副主席林彪和元帥彭德懷，以及無數元老、各階層黨政領導，都逃不了一言不慎，瞬間成為囚徒，甚至折磨至死的悲慘命運。更甭談普通的勞苦大眾了！
毛澤東時代，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等級森嚴社會。對此，著名網路思想者蘆笛先生就作過精闢分析：在毛澤東時代，中國人可以粗分為三大等級，黨政幹部，「人民」和「階級敵人」。而每個等級內部又有無比嚴格繁雜的劃分。例如：黨政幹部等級制，從一級到十三級則是所謂「高幹」，各級在衣食住行上享受不同待遇，哪一級配住哪種賓館，坐什麼交通工具，吃小灶還是中灶大灶，看的是《大參考》還是《小參考》……連資訊都成了一種按權力嚴格分配的特權，這在幾千年的中國歷史上還聞所未聞！
就連同級幹部也有尊卑之別：是「三八式」還是老紅軍，是野戰軍還是地下黨，是嫡系還是雜牌，家庭出身如何，是「知識份子」幹部還是工農幹部……等等，等等，其中名堂之複雜，遠遠超過了歐洲中世紀貴族的「紋章學」。
「人民」，則按職業和財產從理論上劃分貴賤（亦即所謂「本人成分」）。城市「人民」分為工人、城市貧民、手工業者、職員、自由職業者、小資產階級、小攤販、小商、房產主、資本家等。其中工人又分為產業工人、店員等，而資本家分為工業資本家和商業資本家。農村人民則分為富裕中農，中農，下中農，貧農，雇農。「階級敵人」也這樣，劃分為地富反壞右。
這些大級別決定了大尊卑，小級別決定了大尊卑之內的小尊卑。而這細微差別可以是生死攸關的。例如資本家在「文革」前一直算是人民的邊緣等級，但在「文革」中一度墮為階級敵人，備受迫害。這其間工業資本家和商業資本家的遭遇仍有一定差別。商業資本家遭的罪則要超過工業資本家。
家庭出身也同樣是劃分貴賤的標準，分為紅五類與黑六類兩極，其間則是灰崽子。紅五類的家庭出身為革幹、革軍、工人、貧下中農、革命知識份子。黑六類的出身則為地富反壞右資。這裡的排行順序就是細微的尊卑秩序，紅五類的尊卑以革幹最高，而黑六類的以地主為最賤。紅衛兵理論上由紅五類組成，但實際完全由高幹子弟控制。
所以，毛澤東時代，一方面是奢談「消除三大差別」，一方面首次把人民的居住地域劃分出嚴格的三六九等來。中國人民在歷史上首次全體失去遷徙自由，統統變成種在原地生根開花的「植物人」！
在毛澤東時代，城市和農村完全是兩個世界，分別代表「天堂」和地獄。哪怕是城市的「階級敵人」，日子也要比貧苦農村的貧下中農好過。——因為城市的「階級敵人」，每月也有規定數量的糧食保障。所以，在毛澤東時代，如果說城市居民是「一等國民」的話，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村人口則絕對是「二等國民」。所以，在「三年大饑荒」中，城市中極少聽有餓死人的，三千多萬餓死者，絕大多數都是農村人口。
綜上所述，極少數毛左人士關於「毛澤東時代是一個政治清明，人民當家作主的公平正義理想社會」的論調，是極為可笑和荒唐的。
綜上所述，更可以看出：毛澤東統治中國的二十七年間，中國窮人的命運比任何時代都更加悲慘！
建立一個沒有剝削和壓迫的理想社會，一直是人類永恆的理想。這種衝動直接導致人們進行建立烏托邦理想國的實驗，——從歐文的「新和諧」公社到中國的「太平天國」，從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的建立到「蘇東坡」集權政治體制的瞬間轟然倒塌，教訓可謂歷歷在目。對中國人民而言，毛澤東1957年到1976年的烏托邦實驗，無疑是最後一次，也是最荒誕、最悲慘的一次。也從根本上宣告了人類烏托邦實驗的徹底破產。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當今中國，除建立一個人民有表達權、參與權和監督權的憲政民主體制之外，別無它路。如果再次將希望寄託於建立一個絕對理想化的毛式烏托邦社會，中國人民將重新陷入沉重的災難之中不可自撥。而中國窮人的命運則更加悲慘！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有人責怪毛迷「變態」，或「愚不可及」。然而僅責怪這些同胞是遠遠不夠的，還要認真查找根源：今天的中國，與食不裹腹，物質和精神生活雙重貧困的毛澤東時代相比較，絕大多數民眾的生活水準確實得到了較大的改善。然而，在驚人的貧富懸殊面前，在權力=金錢的非公平競爭環境面前，在社會一切可支配資源——大到社會財富的支配，小到子女就業，都落入權貴和富人階層手中的嚴峻現實下，處於社會最底層、長期受「腦白精」灌輸的弱勢群體，豈能不絕望，豈能不懷念「偉大領袖毛主席」？
所以，中國毛迷們之所以崇毛，歸根到底，無非是希望毛澤東政治路線能改變現實和命運。這裡我不禁想問的是：親愛的毛迷們，毛澤東在位二十七年，究竟為中國的窮人帶來了什麼？——「新中國」誕生了，用胡風的話就叫：「時間開始了」。然而，「時間開始了」，卻不是幸福的開始，而是苦難和災難「開始」了：——「土改」開始了；「抗美援朝」開始了；「三反、五反」開始了；「反右」開始了；分給農民的田地收回去了；「公私‘合營’」開始了；「大躍進」、「人民公社」開始了；「三年大饑荒」開始了；「四清」開始了；折騰中國十年的「文革」開始了——只有初高中文化的「知識青年」被「上山下鄉」了；「批林批孔」開始了；「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了；「四五」天安門運動暴發了……
完全可以這樣說：毛澤東在位的二十七年，是胡折騰、瞎折騰中國人民的二十七年！在這二十七年無窮盡的政治鬥爭和殘酷階級鬥爭年歲月中，在這二十七年極為荒誕的烏托邦試驗期間，中國人民根本沒能獲得休養生息的機會；根本沒有獲得改善生活的機會！與建國前的「舊社會」相比，只是少數處於金字塔中、頂端的統治者在物質生活方面「翻身作了主人」。除了毛澤東一個人之外，任何人在政治上都沒有真正「翻身作主人」！——包括國家主席劉少奇，黨中央副主席林彪和元帥彭德懷，以及無數元老、各階層黨政領導，都逃不了一言不慎，瞬間成為囚徒，甚至折磨至死的悲慘命運。更甭談普通的勞苦大眾了！
毛澤東時代，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等級森嚴社會。對此，著名網路思想者蘆笛先生就作過精闢分析：在毛澤東時代，中國人可以粗分為三大等級，黨政幹部，「人民」和「階級敵人」。而每個等級內部又有無比嚴格繁雜的劃分。例如：黨政幹部等級制，從一級到十三級則是所謂「高幹」，各級在衣食住行上享受不同待遇，哪一級配住哪種賓館，坐什麼交通工具，吃小灶還是中灶大灶，看的是《大參考》還是《小參考》……連資訊都成了一種按權力嚴格分配的特權，這在幾千年的中國歷史上還聞所未聞！
就連同級幹部也有尊卑之別：是「三八式」還是老紅軍，是野戰軍還是地下黨，是嫡系還是雜牌，家庭出身如何，是「知識份子」幹部還是工農幹部……等等，等等，其中名堂之複雜，遠遠超過了歐洲中世紀貴族的「紋章學」。
「人民」，則按職業和財產從理論上劃分貴賤（亦即所謂「本人成分」）。城市「人民」分為工人、城市貧民、手工業者、職員、自由職業者、小資產階級、小攤販、小商、房產主、資本家等。其中工人又分為產業工人、店員等，而資本家分為工業資本家和商業資本家。農村人民則分為富裕中農，中農，下中農，貧農，雇農。「階級敵人」也這樣，劃分為地富反壞右。
這些大級別決定了大尊卑，小級別決定了大尊卑之內的小尊卑。而這細微差別可以是生死攸關的。例如資本家在「文革」前一直算是人民的邊緣等級，但在「文革」中一度墮為階級敵人，備受迫害。這其間工業資本家和商業資本家的遭遇仍有一定差別。商業資本家遭的罪則要超過工業資本家。
家庭出身也同樣是劃分貴賤的標準，分為紅五類與黑六類兩極，其間則是灰崽子。紅五類的家庭出身為革幹、革軍、工人、貧下中農、革命知識份子。黑六類的出身則為地富反壞右資。這裡的排行順序就是細微的尊卑秩序，紅五類的尊卑以革幹最高，而黑六類的以地主為最賤。紅衛兵理論上由紅五類組成，但實際完全由高幹子弟控制。
所以，毛澤東時代，一方面是奢談「消除三大差別」，一方面首次把人民的居住地域劃分出嚴格的三六九等來。中國人民在歷史上首次全體失去遷徙自由，統統變成種在原地生根開花的「植物人」！
在毛澤東時代，城市和農村完全是兩個世界，分別代表「天堂」和地獄。哪怕是城市的「階級敵人」，日子也要比貧苦農村的貧下中農好過。——因為城市的「階級敵人」，每月也有規定數量的糧食保障。所以，在毛澤東時代，如果說城市居民是「一等國民」的話，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村人口則絕對是「二等國民」。所以，在「三年大饑荒」中，城市中極少聽有餓死人的，三千多萬餓死者，絕大多數都是農村人口。
綜上所述，極少數毛左人士關於「毛澤東時代是一個政治清明，人民當家作主的公平正義理想社會」的論調，是極為可笑和荒唐的。
綜上所述，更可以看出：毛澤東統治中國的二十七年間，中國窮人的命運比任何時代都更加悲慘！
建立一個沒有剝削和壓迫的理想社會，一直是人類永恆的理想。這種衝動直接導致人們進行建立烏托邦理想國的實驗，——從歐文的「新和諧」公社到中國的「太平天國」，從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的建立到「蘇東坡」集權政治體制的瞬間轟然倒塌，教訓可謂歷歷在目。對中國人民而言，毛澤東1957年到1976年的烏托邦實驗，無疑是最後一次，也是最荒誕、最悲慘的一次。也從根本上宣告了人類烏托邦實驗的徹底破產。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當今中國，除建立一個人民有表達權、參與權和監督權的憲政民主體制之外，別無它路。如果再次將希望寄託於建立一個絕對理想化的毛式烏托邦社會，中國人民將重新陷入沉重的災難之中不可自撥。而中國窮人的命運則更加悲慘！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