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25日訊】【導讀】這是一篇見證大涼山彝族人民1949年後的淒慘命運，和中共對大涼山彝族人民所犯罪行的文章。作者三度滯留大涼山，見證彝族人的沉重苦難。讀後感慨，刊出分享： 沒有共產黨，才會有新中國，才會有中國漢族人、藏族人、新疆人、內蒙人、彝族人，和所有各民族人民的安寧和幸福可言……
（接上期）二十六歲 “涼山月餅”拯救過我
1957年，反右運動結束前夕，時任中共南充縣委書紀的李家驥曾指著我的額頭說：“你張先癡如果不當右派分子，我這個南充縣就再也找不到右派分子了”。果真如此，二十三年後，當中共南充縣委下達紅頭文件宣佈：“張先癡同志原劃右派屬擴大化的結果，應予改正。”這份檔案讀罷，南充縣就當真沒有一個右派份子了。所以那位李書記的“英明論斷”似乎也有正確的方面，縱觀全國，55萬右派中，沒有被改正的右派就剩下寥寥無幾的那麼幾個，但中共中央對數學不感興趣，仍然說反右運動是正確的，只是擴大化而已，至於擴大到什麼程度，中央文件沒有說，我只好佯裝不知。
不過當李家驥書記作為黨的化身作出那個判斷時，張先癡得到的是極右份子的稱號，享受的是右派分子頂尖級的處分：管制五年，送勞動教養。管制的最高年限是五年，多判一天管制就只有抓進談虎色變的勞改隊了，該張先癡當年在反右運動時處境之險惡由此可見一班。
許多彝族家庭一直為生計而掙扎在貧困線上。（網路圖片）
1958年3月，南充地區某批送勞教的右派份子在衝鋒槍的押解下送到了成都轉運站，幾天後便轉運到自貢市，最後跋山涉水步行到雲南鹽津縣的一個在地圖上找不到名稱的山坳。勞教隊長命令道，你們將在這裡打通一座隧道，以便今後從內江開來的火車穿過這條隧道開往昆明。幾乎“脫胎換骨”地苦幹了一年半以後，才說這條線路設計有誤，下馬停建。近萬名勞教分子的汗水、難以數計的鋼材水泥都化為官僚們繳納的“學費”付諸東流。
與此同時，整個中國正轟轟烈烈地為所謂的三面紅旗交納一筆史無前例的“學費”，交罷學費老百姓便開始餓肚子，直到四千萬同胞被剝奪了生存權變成餓死鬼。一直享受著井下重體力勞動的高糧食定量標準的我們，一次又一次的減少糧食定量，更可怕的是幾乎所有的副食品都在市場上消聲匿跡，饑餓象流行病一樣侵入每個勞教分子的腸胃。昔日文質彬彬的白面書生，有的在打飯時混飯，有的半夜三更到廚房去偷東西吃，人們為了生存，不得不用自己的尊嚴去作交換。
有小道消息在悄悄流傳說，我們這個四川省公安廳勞動教養築路支隊將轉移到大涼山裡的喜德縣去修成昆鐵路。類似這類人員大規模流動的舉措，勞教隊的幹部們守口如瓶，為了避免這些階級敵人趁人心惶惶之機搗鬼。正式宣佈這個調動的時間，通常是在出發的前夕，這些名為幹部實為專政工具一個個使盡全身解數，喋喋不休地“睜起眼睛說瞎話”地宣佈：“涼山裡的牛、羊肉根本不定量”“少數民族地區的糧食標準比漢族地區高六斤……”恨不得把大涼山烏鴉的羽毛也說成是彩色的。眾右派勞教分子剛剛被“陰謀陽謀”的語言魔術愚弄得暈頭轉向心有餘悸，他們象所有的專政物件一樣，唯一的生存空間就只有逆來順受的無奈。反正次日淩晨，押解的士兵早已荷槍實彈地在汽車邊站定，除了乖乖地依次點名報數然後擠進大卡車就別無選擇。
久別重逢的涼山，已是滿目蒼涼，經過所謂的剿滅叛匪，又所謂的民主改革，幾乎使每一個家庭都沉浸在失去親人的傷痛之中。而正在開展的“大躍進”運動對傳統耕作秩序的粗暴顛覆，使這個原本生產水平不高，僅靠粗茶淡飯維持生計的古老民族的元氣大傷，往日的歌聲歡笑再也聽不見看不到了，這種令我沮喪的反差，使我陷入了深深的苦悶之中。
到達涼山的第五天，便是1959年的中秋節，我幾乎忘掉了我生平度過的所有的中秋節，而這一個回到大涼山後的中秋節卻讓我沒齒難忘。因為那是大饑荒的年代，我們這群幹著揮汗如雨的重體力勞動的勞教分子，每頓飯充其量只能吃個半飽，忍受著饑餓的煎熬。那種年代的人最有轟動效應的新聞便是有關“吃”的新聞，那天有小道消息說，今晚每人將會得到兩個中秋月餅。對終日被饑餓困擾著的勞教分子而言，那包裹著冰糖白糖芝麻花生又厚又大的傳統美食令人垂涎欲滴。
在分發月餅之前，“管教”幹事何體壽集合全隊勞教份子“訓話”（請注意這個只適用於專政單位特殊辭彙的含金量）說：“雖然你們負罪在身，國家本著人道主義精神，還是給你們每人配給了兩個月餅，但是……”他突然停止了講話，用目光在人群中搜索了一番，接著大聲問道：“張先癡來了沒有？”一貫將他們這類信口雌黃的假話視作耳邊風的我，正躲在一個陰暗的角落裡裹葉子煙，我漫不經心地回答：“我在這裡”，聽到我的回答，這位“訓話”者簡直象餓狼遇到了山羊似乎精神為之一振，他提高了嗓門接著說：“這個月餅不准發給反改造分子張先癡！”自從出現了饑荒，共產黨對勞教分子的獎懲就新增了一個手段，如獎勵二兩飯或者扣掉兩個月餅都能給無產階級專政助一臂之力。我認為就憑這一點便應了毛澤東那句顛撲不破的話：“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什麼人間奇跡都可以造出來”。剝奪吃飯權難道不是人間奇跡嗎？
四川大涼山深處（網路圖片）
當晚，除我以外，全隊的勞教分子用自己的伙食錢買下了兩個所謂的月餅。我通過“友情贊助”品嘗了這個玩意，它是用大涼山特產的蕎麥面合著糖精水烤制而成。只有在荒誕的毛澤東時代，才可能用這種粗制爛造的東西去敗壞中秋月餅的名聲。這種所謂月餅除了它的外觀是圓形的以外，再也找不到一點傳統月餅的特徵。幸虧這假冒偽劣的月餅是以政府的名義配發的，如果是我張先癡製作的，肯定會在我日後的判決書上增加一條罪行說：“張犯竟敢用劣質月餅來醜化我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雲雲。
這難道就是我重返涼山的“見面禮”嗎？它可是我魂牽夢繞的一塊土地啊，這裡是我踏上充滿荊棘的文學之路的出發點，她的人民珍惜親情友情、慷慨大度。只是他們今天被武力征服，新的統治者用打碎奴隸鐐銬的神聖名義、卻用血腥的手段，給人民戴上了更殘酷的僚銬。狹隘自私的暴君對他治下的子民，正用他奪得的權力，征服每一顆渴望自由的心，連兩個劣質月餅都可以當作武器，這個黔驢技窮的執政黨，在它敗壞了月餅名聲的同時，也正在不遺餘力的敗壞著中華民族的名聲，這才是真正的悲哀所在。
因為氣候土壤和耕作習慣的關係，大涼山基本不種水稻，他們最大宗的農產品是洋芋和一種名叫“圓根”的蘿蔔，如果把這兩種塊根作物當作公糧交給了政府，還不說它們易於腐爛難於存貯，單憑它需要佔用的庫房面積就不知大到什麼程度。這一切因素綜合的結果是，吃粗糧的涼山地區在震驚世界的大饑荒年代，餓死的人比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西部平壩地區還少得多。而在連續三年大饑荒中最為饑荒的1960年，整整一年我恰好都在這個以粗糧為主食的貧困山區度過。我這個冒名木直南樓的假彝胞竟然也從中受益。
這事情說來話長，歷史上彝族的民風就是有飯大家吃，你走進任何一個彝族家庭，你都能得到吃他喝他的客人禮遇。很可能從所謂的“自然災害”到來之後，糧食的依人定糧和稀缺改變了他們這個傳統習慣。他們出門時也要用布口袋裝上兩三個直徑約十五、六公分的乾糧餅子，大多是用玉米和著洋芋塊蒸成。既然中秋節發的蕎面餅子都可以冒充中秋月餅，彝胞們裝在布袋裡的乾糧餅子，我將它稱為“涼山月餅”也決非溢美之詞。
如前所述，我所在的勞教中隊是一個隧道中隊。在涼山，這個中隊擔負的任務是打通一條根據彝族地名而取的爾普地隧道，全長五百多米。所有的鐵路動工之前，都必須先修一條簡易公路，以便運送水泥炸藥鋼材木材這些鐵路建設中必須消耗的物資，還得加上修路人員的生活必需品。我們修這條便道時，正是所謂大躍進的高潮期，一個人一天挖土方十方、甚至幾十方的牛皮喜報頻傳，結果都是些自欺欺人的假大空，凡是對這些假大空提出質疑者，一概以反改造分子論處。我們這個中隊以躍進速度砌成了一座公路橋墩，喜報還沒送到支隊部，橋墩卻已經垮塌，這類笑話層出不窮。
這條假大空公路便道載重汽車爬不上來，但人在上面行走則比那些崎嶇的山路方便得多。便道的終點是一個名叫兩河口的區政府所在地，那裡是通有等級公路的集鎮，也是附近彝胞外出和歸來的集散之處。我們搭建在爾普地隧道附近的簡易工棚，也成為彝胞們來來往往的必經之地，更妙的是這必經之地即非中隊部門口，也不在勞教分子宿捨的對面，而是在工棚的背後，這就既遠離了監管人員的所謂“革命警惕性”的監視，又避開了分化後的勞教積極分子相互監督的殺傷力，這就為我的“自由活動”提供了“地利”；三班倒的工時安排提供了“天時”；我初通的彝語是“人和”的橋樑。試想想，中國人在具備了天時、地利和人和這個祖傳的“成功三要素”以後還有辦不好的事嗎？
饑荒中不少勞教份子患上了水腫病，工程進展速度一落千丈，但每天上、下班卻仍在幹部監督下照常周轉。每次下班走出隧道，也是我們全天饑餓的高峰期，我常常坐在便道旁邊，耐心地等待過路彝胞的到來。見到來者後，我首先微笑著用彝語問道：“格沙沙？”在我所略知一二的外族語言中，彝語這種直奔生活主題的問好的方式可稱世界一流，格沙沙的意思是你快樂嗎？聽到我這句比較地道的彝語問話，他們先是一臉驚愕然後微笑點頭回答：“格沙”（快樂）。這時我會從他肩上掛著的布口袋的外觀形狀上，判斷裡面是否裝有“涼山月餅”，這沉重的象一個微縮鐵餅的東西，大體上一眼都可以看出口袋下部那沉甸甸的圓周，絕大部分彝胞出門都會自備乾糧，因為上飯館既需糧票又需現金，這兩種東西他們都極為稀缺。我還會進一步問：“偶分腳腳？”（“有‘涼山月餅嗎’？”）這時他們會下意識地看看腋下的布口袋，餓得心慌的我趕緊問：“烏烏？”（賣嗎？）彝族人沒有賣食物的習慣，他們會取出“涼山月餅”多數情況是分半個遞給我，有時是給一整個，我也會給一元錢給他，多數情況對方都不要，有時是十分感謝地收下。若要問這“涼山月餅”究竟多大，我只能這樣說，一個約等於我們一天的口糧。正是這些慷慨的“涼山月餅”，幫助我度過了饑腸轆轆的1960年，我避開了水腫病對身體的摧殘，健康地存活至今，“涼山月餅”功不可沒。
大約是1961年初，這座半成品隧道再度成為中共上交的“學費”，我們又奉命搬遷到旺蒼縣快活場，修築一條廣元至旺蒼的鐵路支線，九個月後我越獄逃跑，捕回後法院在判決書上寫道：“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第十一條的規定，判處張犯先癡有期徒刑十八年”。對法律條文一無所知的我，為了證明自己並無智力障礙，強烈抗議這一無理判決，索要《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一讀究竟，見其第十一條赫然在目：“以反革命為目的偷越國境者，處死刑、無期徒刑……”其實我從來遠離國境縣一千公裡以上，怎樣偷越？然而上訴按慣例駁回。
不過，我的內心卻很清楚，此番逃跑確與“涼山月餅”不無關係。
（待續）
原標題：大涼山詠歎調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第二十三期
（接上期）二十六歲 “涼山月餅”拯救過我
1957年，反右運動結束前夕，時任中共南充縣委書紀的李家驥曾指著我的額頭說：“你張先癡如果不當右派分子，我這個南充縣就再也找不到右派分子了”。果真如此，二十三年後，當中共南充縣委下達紅頭文件宣佈：“張先癡同志原劃右派屬擴大化的結果，應予改正。”這份檔案讀罷，南充縣就當真沒有一個右派份子了。所以那位李書記的“英明論斷”似乎也有正確的方面，縱觀全國，55萬右派中，沒有被改正的右派就剩下寥寥無幾的那麼幾個，但中共中央對數學不感興趣，仍然說反右運動是正確的，只是擴大化而已，至於擴大到什麼程度，中央文件沒有說，我只好佯裝不知。
不過當李家驥書記作為黨的化身作出那個判斷時，張先癡得到的是極右份子的稱號，享受的是右派分子頂尖級的處分：管制五年，送勞動教養。管制的最高年限是五年，多判一天管制就只有抓進談虎色變的勞改隊了，該張先癡當年在反右運動時處境之險惡由此可見一班。
許多彝族家庭一直為生計而掙扎在貧困線上。（網路圖片）
1958年3月，南充地區某批送勞教的右派份子在衝鋒槍的押解下送到了成都轉運站，幾天後便轉運到自貢市，最後跋山涉水步行到雲南鹽津縣的一個在地圖上找不到名稱的山坳。勞教隊長命令道，你們將在這裡打通一座隧道，以便今後從內江開來的火車穿過這條隧道開往昆明。幾乎“脫胎換骨”地苦幹了一年半以後，才說這條線路設計有誤，下馬停建。近萬名勞教分子的汗水、難以數計的鋼材水泥都化為官僚們繳納的“學費”付諸東流。
與此同時，整個中國正轟轟烈烈地為所謂的三面紅旗交納一筆史無前例的“學費”，交罷學費老百姓便開始餓肚子，直到四千萬同胞被剝奪了生存權變成餓死鬼。一直享受著井下重體力勞動的高糧食定量標準的我們，一次又一次的減少糧食定量，更可怕的是幾乎所有的副食品都在市場上消聲匿跡，饑餓象流行病一樣侵入每個勞教分子的腸胃。昔日文質彬彬的白面書生，有的在打飯時混飯，有的半夜三更到廚房去偷東西吃，人們為了生存，不得不用自己的尊嚴去作交換。
有小道消息在悄悄流傳說，我們這個四川省公安廳勞動教養築路支隊將轉移到大涼山裡的喜德縣去修成昆鐵路。類似這類人員大規模流動的舉措，勞教隊的幹部們守口如瓶，為了避免這些階級敵人趁人心惶惶之機搗鬼。正式宣佈這個調動的時間，通常是在出發的前夕，這些名為幹部實為專政工具一個個使盡全身解數，喋喋不休地“睜起眼睛說瞎話”地宣佈：“涼山裡的牛、羊肉根本不定量”“少數民族地區的糧食標準比漢族地區高六斤……”恨不得把大涼山烏鴉的羽毛也說成是彩色的。眾右派勞教分子剛剛被“陰謀陽謀”的語言魔術愚弄得暈頭轉向心有餘悸，他們象所有的專政物件一樣，唯一的生存空間就只有逆來順受的無奈。反正次日淩晨，押解的士兵早已荷槍實彈地在汽車邊站定，除了乖乖地依次點名報數然後擠進大卡車就別無選擇。
久別重逢的涼山，已是滿目蒼涼，經過所謂的剿滅叛匪，又所謂的民主改革，幾乎使每一個家庭都沉浸在失去親人的傷痛之中。而正在開展的“大躍進”運動對傳統耕作秩序的粗暴顛覆，使這個原本生產水平不高，僅靠粗茶淡飯維持生計的古老民族的元氣大傷，往日的歌聲歡笑再也聽不見看不到了，這種令我沮喪的反差，使我陷入了深深的苦悶之中。
到達涼山的第五天，便是1959年的中秋節，我幾乎忘掉了我生平度過的所有的中秋節，而這一個回到大涼山後的中秋節卻讓我沒齒難忘。因為那是大饑荒的年代，我們這群幹著揮汗如雨的重體力勞動的勞教分子，每頓飯充其量只能吃個半飽，忍受著饑餓的煎熬。那種年代的人最有轟動效應的新聞便是有關“吃”的新聞，那天有小道消息說，今晚每人將會得到兩個中秋月餅。對終日被饑餓困擾著的勞教分子而言，那包裹著冰糖白糖芝麻花生又厚又大的傳統美食令人垂涎欲滴。
在分發月餅之前，“管教”幹事何體壽集合全隊勞教份子“訓話”（請注意這個只適用於專政單位特殊辭彙的含金量）說：“雖然你們負罪在身，國家本著人道主義精神，還是給你們每人配給了兩個月餅，但是……”他突然停止了講話，用目光在人群中搜索了一番，接著大聲問道：“張先癡來了沒有？”一貫將他們這類信口雌黃的假話視作耳邊風的我，正躲在一個陰暗的角落裡裹葉子煙，我漫不經心地回答：“我在這裡”，聽到我的回答，這位“訓話”者簡直象餓狼遇到了山羊似乎精神為之一振，他提高了嗓門接著說：“這個月餅不准發給反改造分子張先癡！”自從出現了饑荒，共產黨對勞教分子的獎懲就新增了一個手段，如獎勵二兩飯或者扣掉兩個月餅都能給無產階級專政助一臂之力。我認為就憑這一點便應了毛澤東那句顛撲不破的話：“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什麼人間奇跡都可以造出來”。剝奪吃飯權難道不是人間奇跡嗎？
四川大涼山深處（網路圖片）
當晚，除我以外，全隊的勞教分子用自己的伙食錢買下了兩個所謂的月餅。我通過“友情贊助”品嘗了這個玩意，它是用大涼山特產的蕎麥面合著糖精水烤制而成。只有在荒誕的毛澤東時代，才可能用這種粗制爛造的東西去敗壞中秋月餅的名聲。這種所謂月餅除了它的外觀是圓形的以外，再也找不到一點傳統月餅的特徵。幸虧這假冒偽劣的月餅是以政府的名義配發的，如果是我張先癡製作的，肯定會在我日後的判決書上增加一條罪行說：“張犯竟敢用劣質月餅來醜化我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雲雲。
這難道就是我重返涼山的“見面禮”嗎？它可是我魂牽夢繞的一塊土地啊，這裡是我踏上充滿荊棘的文學之路的出發點，她的人民珍惜親情友情、慷慨大度。只是他們今天被武力征服，新的統治者用打碎奴隸鐐銬的神聖名義、卻用血腥的手段，給人民戴上了更殘酷的僚銬。狹隘自私的暴君對他治下的子民，正用他奪得的權力，征服每一顆渴望自由的心，連兩個劣質月餅都可以當作武器，這個黔驢技窮的執政黨，在它敗壞了月餅名聲的同時，也正在不遺餘力的敗壞著中華民族的名聲，這才是真正的悲哀所在。
因為氣候土壤和耕作習慣的關係，大涼山基本不種水稻，他們最大宗的農產品是洋芋和一種名叫“圓根”的蘿蔔，如果把這兩種塊根作物當作公糧交給了政府，還不說它們易於腐爛難於存貯，單憑它需要佔用的庫房面積就不知大到什麼程度。這一切因素綜合的結果是，吃粗糧的涼山地區在震驚世界的大饑荒年代，餓死的人比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西部平壩地區還少得多。而在連續三年大饑荒中最為饑荒的1960年，整整一年我恰好都在這個以粗糧為主食的貧困山區度過。我這個冒名木直南樓的假彝胞竟然也從中受益。
這事情說來話長，歷史上彝族的民風就是有飯大家吃，你走進任何一個彝族家庭，你都能得到吃他喝他的客人禮遇。很可能從所謂的“自然災害”到來之後，糧食的依人定糧和稀缺改變了他們這個傳統習慣。他們出門時也要用布口袋裝上兩三個直徑約十五、六公分的乾糧餅子，大多是用玉米和著洋芋塊蒸成。既然中秋節發的蕎面餅子都可以冒充中秋月餅，彝胞們裝在布袋裡的乾糧餅子，我將它稱為“涼山月餅”也決非溢美之詞。
如前所述，我所在的勞教中隊是一個隧道中隊。在涼山，這個中隊擔負的任務是打通一條根據彝族地名而取的爾普地隧道，全長五百多米。所有的鐵路動工之前，都必須先修一條簡易公路，以便運送水泥炸藥鋼材木材這些鐵路建設中必須消耗的物資，還得加上修路人員的生活必需品。我們修這條便道時，正是所謂大躍進的高潮期，一個人一天挖土方十方、甚至幾十方的牛皮喜報頻傳，結果都是些自欺欺人的假大空，凡是對這些假大空提出質疑者，一概以反改造分子論處。我們這個中隊以躍進速度砌成了一座公路橋墩，喜報還沒送到支隊部，橋墩卻已經垮塌，這類笑話層出不窮。
這條假大空公路便道載重汽車爬不上來，但人在上面行走則比那些崎嶇的山路方便得多。便道的終點是一個名叫兩河口的區政府所在地，那裡是通有等級公路的集鎮，也是附近彝胞外出和歸來的集散之處。我們搭建在爾普地隧道附近的簡易工棚，也成為彝胞們來來往往的必經之地，更妙的是這必經之地即非中隊部門口，也不在勞教分子宿捨的對面，而是在工棚的背後，這就既遠離了監管人員的所謂“革命警惕性”的監視，又避開了分化後的勞教積極分子相互監督的殺傷力，這就為我的“自由活動”提供了“地利”；三班倒的工時安排提供了“天時”；我初通的彝語是“人和”的橋樑。試想想，中國人在具備了天時、地利和人和這個祖傳的“成功三要素”以後還有辦不好的事嗎？
饑荒中不少勞教份子患上了水腫病，工程進展速度一落千丈，但每天上、下班卻仍在幹部監督下照常周轉。每次下班走出隧道，也是我們全天饑餓的高峰期，我常常坐在便道旁邊，耐心地等待過路彝胞的到來。見到來者後，我首先微笑著用彝語問道：“格沙沙？”在我所略知一二的外族語言中，彝語這種直奔生活主題的問好的方式可稱世界一流，格沙沙的意思是你快樂嗎？聽到我這句比較地道的彝語問話，他們先是一臉驚愕然後微笑點頭回答：“格沙”（快樂）。這時我會從他肩上掛著的布口袋的外觀形狀上，判斷裡面是否裝有“涼山月餅”，這沉重的象一個微縮鐵餅的東西，大體上一眼都可以看出口袋下部那沉甸甸的圓周，絕大部分彝胞出門都會自備乾糧，因為上飯館既需糧票又需現金，這兩種東西他們都極為稀缺。我還會進一步問：“偶分腳腳？”（“有‘涼山月餅嗎’？”）這時他們會下意識地看看腋下的布口袋，餓得心慌的我趕緊問：“烏烏？”（賣嗎？）彝族人沒有賣食物的習慣，他們會取出“涼山月餅”多數情況是分半個遞給我，有時是給一整個，我也會給一元錢給他，多數情況對方都不要，有時是十分感謝地收下。若要問這“涼山月餅”究竟多大，我只能這樣說，一個約等於我們一天的口糧。正是這些慷慨的“涼山月餅”，幫助我度過了饑腸轆轆的1960年，我避開了水腫病對身體的摧殘，健康地存活至今，“涼山月餅”功不可沒。
大約是1961年初，這座半成品隧道再度成為中共上交的“學費”，我們又奉命搬遷到旺蒼縣快活場，修築一條廣元至旺蒼的鐵路支線，九個月後我越獄逃跑，捕回後法院在判決書上寫道：“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第十一條的規定，判處張犯先癡有期徒刑十八年”。對法律條文一無所知的我，為了證明自己並無智力障礙，強烈抗議這一無理判決，索要《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一讀究竟，見其第十一條赫然在目：“以反革命為目的偷越國境者，處死刑、無期徒刑……”其實我從來遠離國境縣一千公裡以上，怎樣偷越？然而上訴按慣例駁回。
不過，我的內心卻很清楚，此番逃跑確與“涼山月餅”不無關係。
（待續）
原標題：大涼山詠歎調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第二十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