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18日訊】 南周事件得失論
這件事情其實並沒有結束，第一個是它還在持續發酵，還在中國的其它地方持續發酵；第二個是《南周》事件所提出來的問題還遠遠沒有得到解答。有人認為這一次胡春華出面調庭，雙方妥協，比較好的解決了這場危機。
這個說法是最早來自《中國改革》雜誌社的前社長李偉東的微博。因為微博上用的都是替代詞，把這些替代詞要是用原來的詞彙替換出來，也就是說把它翻譯出來，說的就是：《南周》的總編黃燦去職擔責，宣傳部不再審稿，明天正常出報，不追究年輕人的行為，事情和庹震無關。他說據說是胡舒立找了王岐山，王岐山找了胡春華協調出這個結果。他說：這是20多年來第一次媒體人的有限成功，更可能是一次影響深遠的蝴蝶翅動。
一些媒體在報導的時候加上了「雙方妥協」的說法，這個說法其實是值得商榷的。「雙方」指的是誰？當然有一方是廣東省委的宣傳部和部長庹震，他的後臺是中宣部，甚至是可能是劉雲山，這個沒有太多的爭議。但是另一方是誰？這個就值得商榷了。
開始的時候，一方是《南周》的部分編輯和記者，但是不應該包括《南周》的最高領導層。你像現在所披露的新年獻詞被審查，有人把它總結出來了說五步，那麼前幾步其實都是總編黃燦在修改，是他和省委宣傳部在溝通，並不是編輯部。不過就是因為他是屬於《南周》而不是黨的宣傳部門的，所以他也最容易被當作替罪羊被推出來。不管這個說法現在有沒有核實，有沒有證實，顯然它是很容易被當作替罪羊的。
但是從這點來說的話也說明宣傳部的這一方並沒有做出讓步，所以不存在雙方妥協的問題。讓步都是在《南周》這一方面，你像《南周》可能抗議不出報，結果現在出了報了。正常出報，這就是《南周》所做的妥協。
其它方面，宣傳部門沒有讓出一步來。庹震繼續出面主持宣傳部長會議，要求庹震下臺的呼聲顯然沒有得到回應；不追究年輕人的行為，也就是說不秋後算帳，不管這個說法能不能兌現，它根本就談不上讓步。這是省委宣傳部惹出來的事情，本來肇事一方是省委宣傳部，應該他們被追究的，結果反過來說不追究《南周》的年輕人，這個怎麼能夠算讓步呢？這是一種什麼邏輯？
這裡最關鍵的是宣傳部不再審稿，這裡指的是不再「事前」審稿，因為「事後」審稿是宣傳部門一貫的作法，也不僅僅限制在廣東，而是全國各地，從中共中央宣傳部一直到各級宣傳部門都是這麼做的。關鍵是在事前審稿，而事前審稿弄到像這次《南周》這樣的情況恐怕是不多見的，至少曝光出來的不多。多半是庹震近一年來在廣東自己搞出來的名堂，當然是得到上面同意的，也有可能是上面指使的，這個就很難說，現在沒有這方面的證據來證明這點。
據《南周》自己講，事先送審新年獻詞這是第一次，《南周》的新年獻詞今年是第15年，這15年當中都沒有事先送審過。也就是說從全國的新聞檢查制度來說的話，並沒有做任何讓步；如果說僅有的讓步的話，那就是說在廣東搞的獨特的事前審稿，而且是對《南周》這次做得非常過分的事前審稿，以後不做了。如果說讓步的話，僅僅是退回到了原來全國統一的做法，而且是一直這麼做的。
上次我們談到「去庹」，就是要求庹震下台或者離職，「去庹」是聲援者的訴求，聲援的人提出來的，顯然並沒有達到這個目標。原因我們上次也討論過了，因為中共它不會因為貫徹新聞管制政策而撤了省宣傳部長的職務。
庹震不是自己想去管新聞，也不是自己有那個能力和權力去管新聞，而是說他是貫徹中共的新聞管制的政策。即使庹震以後調動了，也是靜悄悄的，不會公開說是因為這件事情而調動的，因為新聞管制確實是事關中共生死存亡的事情。
但是《南周》本身沒有取得成果並不表明這次抗爭並沒有用。八九學生運動以來，第一次有這麼大規模的社會各階層廣泛加入反對中共控制媒體、要求新聞自由的抗爭。我們排除《南周》正式的自己的訴求，我們就講這次整個社會抗爭的訴求。
幾年前有過一次焦國標的《討伐中宣部》，無論從性質、從深度來說的話，它遠遠高於《南周》自己本身的訴求，但是那一次的社會影響力和社會支持程度要遠遠小於這一次。這就應該歸功於一個是這些年來，從焦國標的《討伐中宣部》以來，到現在中國民眾對中共統治的性質的認識比當時要遠遠進了一大步。
另外，網絡更普及了，而社交網絡也得到了更大規模的普及。另外，這次《南周》事件它具備了很多成為公共事件的條件，而當時焦國標《討伐中宣部》的時候它不具備這些成為公共事件的條件。所以加在一起的話，這一次大家提出來的要求新聞自由的抗爭還是很有意義的。
唯恐天下不亂的中宣部
下面我們再談一下這件事情除《南周》以外，後來擴展出去它有哪些因素？其中我認為起一個重要作用的就是中宣部，中宣部在這裡起了一個唯恐天下不亂而把事端擴大的作用。因為《南周》事件它本身完全可以說是一次突發的，甚至是偶發的事件，當然，它已經具備了所有發生的必然的條件，就是說媒體管制壓制中國的媒體新聞自由，這個矛盾已經尖銳到這種程度了，它早晚會爆發，但是發生在《南周》確實具有偶然的因素。
然而接下來的事情就完全是人為的擴大矛盾製造事端了。就是1月7日《環球時報》發表了一篇社論叫：南方周末「致讀者」實在令人深思。那篇文章倒不奇怪，它是比較符合《環球時報》的風格和立場的，所以它引起網民的批評這是理所當然的。
然而後來《環球時報》的內部傳出來說那篇文章並不是《環球時報》所為，而是中宣部操刀的。而胡錫進本人還在微博上弱弱的申辯說：「境外勢力」這個說法並不是他們寫的，而是網絡小編為了增加轉發故意引申的。如果事情僅僅到這一步，那也就罷了，就是說《環球時報》給自己的定位，還有讀者和網民給它的定位就是這樣的。
但是再往下走一步就是匪夷所思的了，就是中宣部下令各媒體轉載。現在還不清楚要求轉載的是哪些媒體，但是顯然重點並不是各地的黨報本身，就是黨報、省委機關報，比如說在南方報業集團的就是《南方日報》，它的重點並不是黨報本身，而更可能是一些黨報的子報，主要是類似《南周》這樣的都市報、晨報、晚報，比較市場化和影響力比較大的這些媒體，要求這些媒體轉載。結果《新京報》、《瀟湘晨報》這兩個報紙就抗命，拒絕轉載，當然其它的報紙也不同程度的進行了抵制，結果引發了《新京報》風波。
所以《南周》事件就從一個地方宣傳部對地方媒體的審查擴大到了一個全國性事件；而它的級別也從省一級升到了中央。這和平常其它事件，類似事件，人們去推測，或者說內部消息說這件事情中央捲入了，後台是誰，是不一樣的。因為這一次是有鐵證的。
北京市委宣傳部是不歸廣東省委宣傳部管的，而北京市委宣傳部去壓《新京報》的宣傳部的副部長，又說他們也有壓力，也就是說那個壓力只可能來自高於北京市和廣東省委宣傳部的這個級別，那當然至少就是來自中宣部。當然不排除有這個可能，就是新任的中宣部部長劉奇葆要爭表現，在他上面還有一個打壓媒體的老手劉雲山。現在已經知道劉雲山確實是分工管宣傳的，儘管中宣部沒有人專管。
從一般人概念上的危機處理來看的話，像這一類事情本來應該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但是顯然這一次宣傳部門的處理是把小事擴大。這就是說中共的思路和它的行為不能用一般人的常識去考慮。我們有很多例子。1989年胡耀邦去世，學生上街，本來這個事情已經慢慢平息了，結果出了一個「四二六社論」，這個社論一出就挑起事端、激化矛盾，最後導致「六四」屠城。
99年迫害法輪功也是，本來朱鎔基已經把問題解決了，天津放人，大家也散去了，結果江澤民不滿意，執意要發動全面迫害，一直持續到今天。
現在在藏區發生的情況也是如此，就是說中共在藏區實施的所有的政策、所有的措施都在激化矛盾，什麼領袖像進村入寺，什麼反自焚專項鬥爭等等，就是它在把引起自焚的因素擴大、加強。所以中共它歷來對民眾的意見不滿和申訴所採取的所有對應措施都不是解決矛盾而是強化矛盾，最後用暴力鎮壓來解決。
這裡有幾個問題我覺得需要注意的，一個就是它體現了中共本身的邪惡。中共作為一個整體來說的話，當出現國內危機需要處理的時候，它都是趨向於強硬和蠻不講理；和平、理性和妥協在中共是不存在的，至少到現在沒有發生過。
第二個需要注意的問題就是，從「六四」和迫害法輪功來看的話，當高層突然出現了毫無理由的過度反應的話，往往是高層出現了不同的聲音。「六四」之前就是趙紫陽和鄧小平的矛盾公開化；而迫害法輪功之前，江澤民和朱鎔基處理意見就不合，或者說是江澤民對朱鎔基的處理方法不滿。那麼這種時候挑動事端的往往是主張強硬鎮壓的一方，而這一方在中共的體系內它是政治正確的。
第三個需要注意的問題就是聯繫到這一次中宣部唯恐天下不亂的擴大事端，不能排除有人在常委這一級要想搶奪政治正確的制高點。因為劉奇葆他只是一個政治局委員，宣傳口剛剛在開完十八大之後被踢出了政治局常委，除了常規操作慣性使然，不致於一個新任的宣傳部長在這種微妙的局勢下去冒險。
現在中共最高層應該是在各個派系從組、互相試探、磨合的過程，所以說如果真的出現了類似於「六四」或者迫害法輪功前的那些高層的不合意見的話，那麼一定出在常委這一級，而不會在政治局委員，甚至更低的級別，不可能！
有心栽花和無意插柳
下面再談一下有心栽花和無意插柳，就是說有很多事情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它並不是哪個設計出來的。你像目前中國的媒體和網絡民意表達的這種方式和途徑和毛澤東時代已經完全不一樣了，甚至在黨報圈子裡面也出現了像《南周》那樣被稱稱為敢言的媒體，儘管背後還是被嚴格審查、控制，還要不停的被整肅，但是在外面大家看到它已經是有很多敢言媒體了。
但是這個媒體的現狀，就是達到這一步卻顯然不是什麼人設計出來的，就是說設計我要出一個這樣的媒體然後來控制，而是說被一隻無形的手操縱，好像一步一步走到這一步的。從黨報開始的時候，尤其是地方黨報需要養自己，於是就走了市場化這條路，而辦了一些不那麼一本正經的子報。從這裡開始，再加上八十年代相對比較寬鬆的大環境，不是說那個時候中宣部就不管媒體了，不是的，是相對比較寬鬆，而南方率先開放，在經濟開放的同時呢也有很多政治上比較寬鬆的條件，等等這一系列的事件，最後導致產生了一批這樣的媒體。所以它是一個不是被人為設計出來的一個結果。
網絡也是這樣，本來中共的防火牆阻止了推特、facebook（臉書）這樣的社交媒體進入中國，因為它怕自由思想的影響。但是它為了阻止這些進入，它就在國內拷貝了類似的東西，比如說現在的微博。它原來的意思就是國內的微博要比國外的推特好控制，要容易控制。所以它的原意是製造一個拷貝出來，那你就不會再去拼命的想用那些國外的社交媒體了，就用國內的，是為了方便控制。
但是當使用的人數和信息量達到了一定規模以後，你比如說人數上億以後，它的控制就沒有那麼得心應手了，因為畢竟社交網絡它的反應時間是以分鐘計算的，比起傳統媒體以天計算，甚至以週計算，它的控制就要難得多。預先審查就很難，因為很多突發事件在這之前是沒有預料的，也不能預設關鍵詞來控制的；而事後審查也沒有那麼容易。
你像這次《南周》事件就是民意的表達，在開始的時候通過微博等等社交媒體傳播，然後再人走上大街。誰也沒有想到2年前的茉莉花散步並沒有被號召起來，或者說還沒有開始就被打壓下去了；而今天對《南周》支持也是屬於上街的形式，但是卻非常迅速地而且非常輕易地就出現了，而且實現了。並且在實現的過程當中還打出了要求新聞自由的口號，遠遠超出了《南周》自己的訴求。
我想大部分人都承認這是1989年「六四」以來，二十多年來的第一次走上街要求新聞自由。這也不是說怎麼設計出來的，而是說有多種因素組合起來以後造成了這麼一個事件。
這次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事情，你說是一個成果也好，就是說中共屢試不爽的去指責「境外勢力」做替罪羊，這次不靈了。《環球時報》的社評當中提到說《南周》的支持者是遠在美國的陳光誠，因此就把這個事情定調是「境外勢力介入」。
這個事情荒唐到了這種極端的程度的話，被所有的人看就是笑話了，就是連現場叫陣的那些五毛黨們都不會相信的。所以胡錫進他自己都不好意思，還想方設法的去否定，說這個不是他寫的。因為實在是不好意思、太荒唐了！
這麼荒唐，怎麼會寫出來的？當然中共一直是這麼做的，而且這麼做在很多時候確實欺騙了民眾。獨裁者當它編出很多謊言的時候，其實它自己多少也會被謊言所騙，它自己越說越相信，越說越相信，它最後認為這是真的了，最後就成了這個樣子。所以它能夠編出來一些荒唐到別人都不值得去駁它了，就是笑它而已。當然作為中共來說的話，它是永遠不會吸取教訓的，它永遠要這樣做下去。
什麼是中國的憲政夢
最後再跟大家談一談「憲政夢」。現在有一種說法，說是《炎黃春秋》和《南周》被整肅都是因為它們的文章裡面提到了憲政，說是呼應了習近平的憲政。呼應不呼應這個很難說，我覺得我們現在需要說明的是習近平強調的是憲法和依法治國，應該說這還不完全是憲政，或者說此憲政非彼憲政。
中國人的憲政夢從晚清做起分幾個階段，當然我不是憲政專家，我沒有研究憲政，我只是從一般人常識的角度來看。清朝末年的時候，人們努力想實現的、推動的是君主立憲，就是說實現的是一個君主憲政。然而由於滿清固執的拒絕任何形式的政治體制改革，就把大量的改良派、君主立憲派趕到了革命黨一邊，到了最後它自己知道難以維持政權的時候才開始立憲，但是那個時候已經為時過晚，被辛亥革命推翻了。
第二個階段就是從民國開始，由於晚清立憲從思想上、理念上到行動上，無論是精英階層還是社會大眾都有了充分的準備，因此相對平穩的就過渡到了比較接近於西方現代的民主憲政。就是說君主立憲沒有完成，但是它為後來的民主憲政打下一個很好的基礎，結果就比較平穩的過渡過來了。尤其是在民國開始的一、二十年，民主憲政是實行比較好的，當然後來由於中共割據造反又加上日本人的入侵，這個進程被阻止了、延緩了，或者被打斷了。但是後來在台灣這個憲政得以延續完成；而在大陸則由於中共的統治，憲政的過程完全中斷了。
憲政並不是說制定一部憲法就實現了，憲政是對統治者的限制。在君主憲政是對君主權力的限制；在民主憲政是對政府的限制。中共的憲法制定它本身就不符合憲政原則。中國現存的憲法是把中共置於憲法法律之上，把中共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都塞進憲法並作為指導思想。所以這部憲法恰恰是被認為不是真正憲法的所謂名義憲法和字義憲法。
所謂「名義憲法」指的是不受限制的「無限政府」，通過憲法取得法律化的認可，就像中共憲法當中規定的馬列毛指導思想和中共的統治地位，這就是名義憲法。而「字義憲法」則是在字面上和真正的憲法差不多，但是並不實施，就像中共的憲法裡面規定的出版、結社、宗教信仰自由等等，這就是字義憲法，寫在那個地方但不實行。
因此在中國實行憲政至少有兩個大障礙，第一個障礙就是依法治國的問題，就是嚴格按照現行的憲法去執行。舉例說，《憲法》三十五條：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集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第三十六條：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依法治國的話就是先兌現憲法字面上的內容，讓公民有言論出版自由。怎麼讓公民有言論出版自由呢？取消中宣部、開放報禁；集社自由，就是開放黨禁，讓大家有權力組織政黨、組織團體；宗教信仰自由就是停止迫害法輪功，停止對藏人、維吾爾人的宗教信仰迫害，停止對家庭教會的迫害。也就是說實際上就是全方位的把中共所有的現行政策都反過來。想像一下，這難度有多大？
即使這可以實現，還有一個更大的障礙，就是廢除憲法當中「名義憲法」的部分，就是把中共的指導思想、領導地位以及相應的條款全都從憲法中取消掉。這兩步如果沒有完成的話，在中國根本就沒有憲政可言。
做憲政夢在時間軸上，其實有很多時候我們需要的不是「前進」而是「後退」。你像做憲政夢的話，後退64年，回到中共奪取政權之前，或者後退更遠，後退個100年，到中華民國開始的時候實行的憲政就可以了，不需要前進。在空間上則有台灣的中華民國可以學習。所以做憲政夢其實也不是遙不可及的。
文章來源：《希望之聲》
這件事情其實並沒有結束，第一個是它還在持續發酵，還在中國的其它地方持續發酵；第二個是《南周》事件所提出來的問題還遠遠沒有得到解答。有人認為這一次胡春華出面調庭，雙方妥協，比較好的解決了這場危機。
這個說法是最早來自《中國改革》雜誌社的前社長李偉東的微博。因為微博上用的都是替代詞，把這些替代詞要是用原來的詞彙替換出來，也就是說把它翻譯出來，說的就是：《南周》的總編黃燦去職擔責，宣傳部不再審稿，明天正常出報，不追究年輕人的行為，事情和庹震無關。他說據說是胡舒立找了王岐山，王岐山找了胡春華協調出這個結果。他說：這是20多年來第一次媒體人的有限成功，更可能是一次影響深遠的蝴蝶翅動。
一些媒體在報導的時候加上了「雙方妥協」的說法，這個說法其實是值得商榷的。「雙方」指的是誰？當然有一方是廣東省委的宣傳部和部長庹震，他的後臺是中宣部，甚至是可能是劉雲山，這個沒有太多的爭議。但是另一方是誰？這個就值得商榷了。
開始的時候，一方是《南周》的部分編輯和記者，但是不應該包括《南周》的最高領導層。你像現在所披露的新年獻詞被審查，有人把它總結出來了說五步，那麼前幾步其實都是總編黃燦在修改，是他和省委宣傳部在溝通，並不是編輯部。不過就是因為他是屬於《南周》而不是黨的宣傳部門的，所以他也最容易被當作替罪羊被推出來。不管這個說法現在有沒有核實，有沒有證實，顯然它是很容易被當作替罪羊的。
但是從這點來說的話也說明宣傳部的這一方並沒有做出讓步，所以不存在雙方妥協的問題。讓步都是在《南周》這一方面，你像《南周》可能抗議不出報，結果現在出了報了。正常出報，這就是《南周》所做的妥協。
其它方面，宣傳部門沒有讓出一步來。庹震繼續出面主持宣傳部長會議，要求庹震下臺的呼聲顯然沒有得到回應；不追究年輕人的行為，也就是說不秋後算帳，不管這個說法能不能兌現，它根本就談不上讓步。這是省委宣傳部惹出來的事情，本來肇事一方是省委宣傳部，應該他們被追究的，結果反過來說不追究《南周》的年輕人，這個怎麼能夠算讓步呢？這是一種什麼邏輯？
這裡最關鍵的是宣傳部不再審稿，這裡指的是不再「事前」審稿，因為「事後」審稿是宣傳部門一貫的作法，也不僅僅限制在廣東，而是全國各地，從中共中央宣傳部一直到各級宣傳部門都是這麼做的。關鍵是在事前審稿，而事前審稿弄到像這次《南周》這樣的情況恐怕是不多見的，至少曝光出來的不多。多半是庹震近一年來在廣東自己搞出來的名堂，當然是得到上面同意的，也有可能是上面指使的，這個就很難說，現在沒有這方面的證據來證明這點。
據《南周》自己講，事先送審新年獻詞這是第一次，《南周》的新年獻詞今年是第15年，這15年當中都沒有事先送審過。也就是說從全國的新聞檢查制度來說的話，並沒有做任何讓步；如果說僅有的讓步的話，那就是說在廣東搞的獨特的事前審稿，而且是對《南周》這次做得非常過分的事前審稿，以後不做了。如果說讓步的話，僅僅是退回到了原來全國統一的做法，而且是一直這麼做的。
上次我們談到「去庹」，就是要求庹震下台或者離職，「去庹」是聲援者的訴求，聲援的人提出來的，顯然並沒有達到這個目標。原因我們上次也討論過了，因為中共它不會因為貫徹新聞管制政策而撤了省宣傳部長的職務。
庹震不是自己想去管新聞，也不是自己有那個能力和權力去管新聞，而是說他是貫徹中共的新聞管制的政策。即使庹震以後調動了，也是靜悄悄的，不會公開說是因為這件事情而調動的，因為新聞管制確實是事關中共生死存亡的事情。
但是《南周》本身沒有取得成果並不表明這次抗爭並沒有用。八九學生運動以來，第一次有這麼大規模的社會各階層廣泛加入反對中共控制媒體、要求新聞自由的抗爭。我們排除《南周》正式的自己的訴求，我們就講這次整個社會抗爭的訴求。
幾年前有過一次焦國標的《討伐中宣部》，無論從性質、從深度來說的話，它遠遠高於《南周》自己本身的訴求，但是那一次的社會影響力和社會支持程度要遠遠小於這一次。這就應該歸功於一個是這些年來，從焦國標的《討伐中宣部》以來，到現在中國民眾對中共統治的性質的認識比當時要遠遠進了一大步。
另外，網絡更普及了，而社交網絡也得到了更大規模的普及。另外，這次《南周》事件它具備了很多成為公共事件的條件，而當時焦國標《討伐中宣部》的時候它不具備這些成為公共事件的條件。所以加在一起的話，這一次大家提出來的要求新聞自由的抗爭還是很有意義的。
唯恐天下不亂的中宣部
下面我們再談一下這件事情除《南周》以外，後來擴展出去它有哪些因素？其中我認為起一個重要作用的就是中宣部，中宣部在這裡起了一個唯恐天下不亂而把事端擴大的作用。因為《南周》事件它本身完全可以說是一次突發的，甚至是偶發的事件，當然，它已經具備了所有發生的必然的條件，就是說媒體管制壓制中國的媒體新聞自由，這個矛盾已經尖銳到這種程度了，它早晚會爆發，但是發生在《南周》確實具有偶然的因素。
然而接下來的事情就完全是人為的擴大矛盾製造事端了。就是1月7日《環球時報》發表了一篇社論叫：南方周末「致讀者」實在令人深思。那篇文章倒不奇怪，它是比較符合《環球時報》的風格和立場的，所以它引起網民的批評這是理所當然的。
然而後來《環球時報》的內部傳出來說那篇文章並不是《環球時報》所為，而是中宣部操刀的。而胡錫進本人還在微博上弱弱的申辯說：「境外勢力」這個說法並不是他們寫的，而是網絡小編為了增加轉發故意引申的。如果事情僅僅到這一步，那也就罷了，就是說《環球時報》給自己的定位，還有讀者和網民給它的定位就是這樣的。
但是再往下走一步就是匪夷所思的了，就是中宣部下令各媒體轉載。現在還不清楚要求轉載的是哪些媒體，但是顯然重點並不是各地的黨報本身，就是黨報、省委機關報，比如說在南方報業集團的就是《南方日報》，它的重點並不是黨報本身，而更可能是一些黨報的子報，主要是類似《南周》這樣的都市報、晨報、晚報，比較市場化和影響力比較大的這些媒體，要求這些媒體轉載。結果《新京報》、《瀟湘晨報》這兩個報紙就抗命，拒絕轉載，當然其它的報紙也不同程度的進行了抵制，結果引發了《新京報》風波。
所以《南周》事件就從一個地方宣傳部對地方媒體的審查擴大到了一個全國性事件；而它的級別也從省一級升到了中央。這和平常其它事件，類似事件，人們去推測，或者說內部消息說這件事情中央捲入了，後台是誰，是不一樣的。因為這一次是有鐵證的。
北京市委宣傳部是不歸廣東省委宣傳部管的，而北京市委宣傳部去壓《新京報》的宣傳部的副部長，又說他們也有壓力，也就是說那個壓力只可能來自高於北京市和廣東省委宣傳部的這個級別，那當然至少就是來自中宣部。當然不排除有這個可能，就是新任的中宣部部長劉奇葆要爭表現，在他上面還有一個打壓媒體的老手劉雲山。現在已經知道劉雲山確實是分工管宣傳的，儘管中宣部沒有人專管。
從一般人概念上的危機處理來看的話，像這一類事情本來應該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但是顯然這一次宣傳部門的處理是把小事擴大。這就是說中共的思路和它的行為不能用一般人的常識去考慮。我們有很多例子。1989年胡耀邦去世，學生上街，本來這個事情已經慢慢平息了，結果出了一個「四二六社論」，這個社論一出就挑起事端、激化矛盾，最後導致「六四」屠城。
99年迫害法輪功也是，本來朱鎔基已經把問題解決了，天津放人，大家也散去了，結果江澤民不滿意，執意要發動全面迫害，一直持續到今天。
現在在藏區發生的情況也是如此，就是說中共在藏區實施的所有的政策、所有的措施都在激化矛盾，什麼領袖像進村入寺，什麼反自焚專項鬥爭等等，就是它在把引起自焚的因素擴大、加強。所以中共它歷來對民眾的意見不滿和申訴所採取的所有對應措施都不是解決矛盾而是強化矛盾，最後用暴力鎮壓來解決。
這裡有幾個問題我覺得需要注意的，一個就是它體現了中共本身的邪惡。中共作為一個整體來說的話，當出現國內危機需要處理的時候，它都是趨向於強硬和蠻不講理；和平、理性和妥協在中共是不存在的，至少到現在沒有發生過。
第二個需要注意的問題就是，從「六四」和迫害法輪功來看的話，當高層突然出現了毫無理由的過度反應的話，往往是高層出現了不同的聲音。「六四」之前就是趙紫陽和鄧小平的矛盾公開化；而迫害法輪功之前，江澤民和朱鎔基處理意見就不合，或者說是江澤民對朱鎔基的處理方法不滿。那麼這種時候挑動事端的往往是主張強硬鎮壓的一方，而這一方在中共的體系內它是政治正確的。
第三個需要注意的問題就是聯繫到這一次中宣部唯恐天下不亂的擴大事端，不能排除有人在常委這一級要想搶奪政治正確的制高點。因為劉奇葆他只是一個政治局委員，宣傳口剛剛在開完十八大之後被踢出了政治局常委，除了常規操作慣性使然，不致於一個新任的宣傳部長在這種微妙的局勢下去冒險。
現在中共最高層應該是在各個派系從組、互相試探、磨合的過程，所以說如果真的出現了類似於「六四」或者迫害法輪功前的那些高層的不合意見的話，那麼一定出在常委這一級，而不會在政治局委員，甚至更低的級別，不可能！
有心栽花和無意插柳
下面再談一下有心栽花和無意插柳，就是說有很多事情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它並不是哪個設計出來的。你像目前中國的媒體和網絡民意表達的這種方式和途徑和毛澤東時代已經完全不一樣了，甚至在黨報圈子裡面也出現了像《南周》那樣被稱稱為敢言的媒體，儘管背後還是被嚴格審查、控制，還要不停的被整肅，但是在外面大家看到它已經是有很多敢言媒體了。
但是這個媒體的現狀，就是達到這一步卻顯然不是什麼人設計出來的，就是說設計我要出一個這樣的媒體然後來控制，而是說被一隻無形的手操縱，好像一步一步走到這一步的。從黨報開始的時候，尤其是地方黨報需要養自己，於是就走了市場化這條路，而辦了一些不那麼一本正經的子報。從這裡開始，再加上八十年代相對比較寬鬆的大環境，不是說那個時候中宣部就不管媒體了，不是的，是相對比較寬鬆，而南方率先開放，在經濟開放的同時呢也有很多政治上比較寬鬆的條件，等等這一系列的事件，最後導致產生了一批這樣的媒體。所以它是一個不是被人為設計出來的一個結果。
網絡也是這樣，本來中共的防火牆阻止了推特、facebook（臉書）這樣的社交媒體進入中國，因為它怕自由思想的影響。但是它為了阻止這些進入，它就在國內拷貝了類似的東西，比如說現在的微博。它原來的意思就是國內的微博要比國外的推特好控制，要容易控制。所以它的原意是製造一個拷貝出來，那你就不會再去拼命的想用那些國外的社交媒體了，就用國內的，是為了方便控制。
但是當使用的人數和信息量達到了一定規模以後，你比如說人數上億以後，它的控制就沒有那麼得心應手了，因為畢竟社交網絡它的反應時間是以分鐘計算的，比起傳統媒體以天計算，甚至以週計算，它的控制就要難得多。預先審查就很難，因為很多突發事件在這之前是沒有預料的，也不能預設關鍵詞來控制的；而事後審查也沒有那麼容易。
你像這次《南周》事件就是民意的表達，在開始的時候通過微博等等社交媒體傳播，然後再人走上大街。誰也沒有想到2年前的茉莉花散步並沒有被號召起來，或者說還沒有開始就被打壓下去了；而今天對《南周》支持也是屬於上街的形式，但是卻非常迅速地而且非常輕易地就出現了，而且實現了。並且在實現的過程當中還打出了要求新聞自由的口號，遠遠超出了《南周》自己的訴求。
我想大部分人都承認這是1989年「六四」以來，二十多年來的第一次走上街要求新聞自由。這也不是說怎麼設計出來的，而是說有多種因素組合起來以後造成了這麼一個事件。
這次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事情，你說是一個成果也好，就是說中共屢試不爽的去指責「境外勢力」做替罪羊，這次不靈了。《環球時報》的社評當中提到說《南周》的支持者是遠在美國的陳光誠，因此就把這個事情定調是「境外勢力介入」。
這個事情荒唐到了這種極端的程度的話，被所有的人看就是笑話了，就是連現場叫陣的那些五毛黨們都不會相信的。所以胡錫進他自己都不好意思，還想方設法的去否定，說這個不是他寫的。因為實在是不好意思、太荒唐了！
這麼荒唐，怎麼會寫出來的？當然中共一直是這麼做的，而且這麼做在很多時候確實欺騙了民眾。獨裁者當它編出很多謊言的時候，其實它自己多少也會被謊言所騙，它自己越說越相信，越說越相信，它最後認為這是真的了，最後就成了這個樣子。所以它能夠編出來一些荒唐到別人都不值得去駁它了，就是笑它而已。當然作為中共來說的話，它是永遠不會吸取教訓的，它永遠要這樣做下去。
什麼是中國的憲政夢
最後再跟大家談一談「憲政夢」。現在有一種說法，說是《炎黃春秋》和《南周》被整肅都是因為它們的文章裡面提到了憲政，說是呼應了習近平的憲政。呼應不呼應這個很難說，我覺得我們現在需要說明的是習近平強調的是憲法和依法治國，應該說這還不完全是憲政，或者說此憲政非彼憲政。
中國人的憲政夢從晚清做起分幾個階段，當然我不是憲政專家，我沒有研究憲政，我只是從一般人常識的角度來看。清朝末年的時候，人們努力想實現的、推動的是君主立憲，就是說實現的是一個君主憲政。然而由於滿清固執的拒絕任何形式的政治體制改革，就把大量的改良派、君主立憲派趕到了革命黨一邊，到了最後它自己知道難以維持政權的時候才開始立憲，但是那個時候已經為時過晚，被辛亥革命推翻了。
第二個階段就是從民國開始，由於晚清立憲從思想上、理念上到行動上，無論是精英階層還是社會大眾都有了充分的準備，因此相對平穩的就過渡到了比較接近於西方現代的民主憲政。就是說君主立憲沒有完成，但是它為後來的民主憲政打下一個很好的基礎，結果就比較平穩的過渡過來了。尤其是在民國開始的一、二十年，民主憲政是實行比較好的，當然後來由於中共割據造反又加上日本人的入侵，這個進程被阻止了、延緩了，或者被打斷了。但是後來在台灣這個憲政得以延續完成；而在大陸則由於中共的統治，憲政的過程完全中斷了。
憲政並不是說制定一部憲法就實現了，憲政是對統治者的限制。在君主憲政是對君主權力的限制；在民主憲政是對政府的限制。中共的憲法制定它本身就不符合憲政原則。中國現存的憲法是把中共置於憲法法律之上，把中共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都塞進憲法並作為指導思想。所以這部憲法恰恰是被認為不是真正憲法的所謂名義憲法和字義憲法。
所謂「名義憲法」指的是不受限制的「無限政府」，通過憲法取得法律化的認可，就像中共憲法當中規定的馬列毛指導思想和中共的統治地位，這就是名義憲法。而「字義憲法」則是在字面上和真正的憲法差不多，但是並不實施，就像中共的憲法裡面規定的出版、結社、宗教信仰自由等等，這就是字義憲法，寫在那個地方但不實行。
因此在中國實行憲政至少有兩個大障礙，第一個障礙就是依法治國的問題，就是嚴格按照現行的憲法去執行。舉例說，《憲法》三十五條：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集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第三十六條：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依法治國的話就是先兌現憲法字面上的內容，讓公民有言論出版自由。怎麼讓公民有言論出版自由呢？取消中宣部、開放報禁；集社自由，就是開放黨禁，讓大家有權力組織政黨、組織團體；宗教信仰自由就是停止迫害法輪功，停止對藏人、維吾爾人的宗教信仰迫害，停止對家庭教會的迫害。也就是說實際上就是全方位的把中共所有的現行政策都反過來。想像一下，這難度有多大？
即使這可以實現，還有一個更大的障礙，就是廢除憲法當中「名義憲法」的部分，就是把中共的指導思想、領導地位以及相應的條款全都從憲法中取消掉。這兩步如果沒有完成的話，在中國根本就沒有憲政可言。
做憲政夢在時間軸上，其實有很多時候我們需要的不是「前進」而是「後退」。你像做憲政夢的話，後退64年，回到中共奪取政權之前，或者後退更遠，後退個100年，到中華民國開始的時候實行的憲政就可以了，不需要前進。在空間上則有台灣的中華民國可以學習。所以做憲政夢其實也不是遙不可及的。
文章來源：《希望之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