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29日訊】在莫言發表獲獎演說的半個小時之前，我和瑞典女友瑪格麗達就站在文學院演講廳門前，笑眯眯地向各國來賓散發我那鋒利如劍的文章——《瑞典文學院背叛諾貝爾》（中英文兩種版本）。大約在發完一百多份之後，我們終於被人報警了。我並不意外，因為我知道中國駐瑞典大使館不是吃乾飯的。
幾個瑞典員警客氣地「請」我們到樓下大門外去，這是零下十幾度的夜晚。我擔心身有微恙的瑪格麗達會染上風寒，就把正在和員警理論的她推進大門內。然後，我一個人站在斯德哥爾摩老城燈光黯淡的小街上，繼續笑眯眯地用瑞典文和中文向前來的聽眾打招呼、派文章。一有空閒，我就和守住我的四個男女員警鬥嘴，笑問他們是否已經學會了中國的專制手段。
一個苗條而美麗的女人踏雪走來。她一把摟住我，充滿同情地說：「茉莉，我已經讀到你的文章了。你千萬不要太生氣，我知道你的心臟不太好，你要注意身體！」她就是翻譯了莫言的三本書、目前名聲大振的瑞典翻譯家陳安娜。
我們兩個不同民族的女人，在關於莫言獲獎的問題上，立場是如此對立，但這並不妨礙我們相互之間的真誠理解。初來瑞典時，我曾在「國際特赦」組織的會議上做過一個題為《中國的死刑和受害者》的演講，當時，身為該組織成員的陳安娜為我擔任口譯。此時，她理解我們這些政治流亡者心中的痛苦，理解我們為什麼無法接受瑞典文學院的這一選擇。在暗夜的寒風中擁抱安娜，我欲哭無淚。
員警說：「你這是一種抗議。」
貴賓莫言的車最後才到。一群人簇擁著莫言走來，我用中文問走在前面的人：「你們是莫言的朋友嗎？」「是啊！是啊！」他們以為遇到了熱情的粉絲。我麻利地把文章的中文版一份份遞過去，他們很高興地收下了。
輪到莫言走近時，一個高大的瑞典員警用身體擋住了我。我踮起腳跟，拼命舉起我的手，想從員警肩頭把文章遞給莫言，但他逕自進門沒有轉過頭來。我只好在一旁大喊：「莫言，請你讀一讀我的文章！」
到了聽演講的時間，我走進門口。一個員警擔心我進了演講廳繼續散發文章，要求我把剩下的幾十份文章留在寄存處。我辯解說，我的文章只是文學交流而已，你讀一讀就知道了。他搖頭說：「不！你這是一種抗議。」
沒錯，這是一種公開的抗議。在來斯德哥爾摩的前幾天，我早就用email把文章的英文稿發給諾貝爾基金會和瑞典文學院，並要求接收郵件的祕書將此文轉給基金會和文學院的全體成員。這就是為什麼，翻譯家陳安娜說她已經讀到此文，而馬悅然先生路過我身邊時，對我擺擺手拒絕接受我遞過去的文章，想必他早已看到。如果不是為了公開抗議，我不必和支持我的瑞典朋友頂著大風雪，從北方開車五個小時前來斯德哥爾摩。
1989年「六四」後，我在湖南邵陽市廣場發表悼念死難者的演講，幾天後被捕入獄。此後二十年流亡，在異國他鄉我仍然沒有擺脫「街頭鬥士」的角色，免不了和各國員警打交道。曾在中國駐瑞典大使館門前舉起釋放政治犯的橫幅，我的示威被大使館叫來員警干涉。曾在臺北101大廈門前，獨自舉著釋放大陸政治犯的標語，抗議來訪的中共官員陳雲林，我被臺灣調查局要求交出護照查身份。……。
最難忘的一次是，1996年江澤民訪問挪威。當時我應國際特赦組織之邀，前去演講中國人權問題。在奧斯陸維格朗雕塑公園，江澤民在離我只有七、八米的地方下車，我沖上去大喊：「平反六四！釋放魏京生！」挪威員警當即將我按住，抓捕搜身，然後用警車把我載到城郊才釋放。第二天，那些因為讓江澤民受了驚嚇而遭到批評的中國便衣員警，用挪威人聽不懂的中文臭駡我：「騷貨！」
攪局者要在讓人聽見的地方發言
現在我已經不年輕了，教學工作也不輕鬆，常感疲累。莫言獲獎的消息傳來時，我正在臺灣參加「西藏問題國際研討會」，看到海內外很多異議作家發出了尖銳的批評聲音。我也覺得瑞典文學院頒獎給莫言很荒唐，錯得離譜。十年前我就撰文批評過莫言小說，深知其作品之低俗和粗劣。在北歐的冬日裡，我更願意讀一些溫暖而詩意的文學，所以最初我不願也不屑再談莫言。
但最後，我又責無旁貸地，充當了一回被員警驅趕的「街頭鬥士」。因為我認識到，國內很多發不出聲音的人會希望我為他們發聲。當我從臺灣回到瑞典，國內的一些學者朋友來信，氣憤地追問我這個「瑞典人」：為什麼你們的文學院要把這個獎頒給依附共產黨的精神侏儒？讀到一些異議作家在網上表達他們失望和悲哀的心情，我捫心自問：難道我就不能為此做點什麼？
寫作就是行動。作家要在在公共生活中展開行動，承擔揭露真實的責任，就必須如傅柯所說的，以「不屈不饒的博學」去寫作。幸好這十幾年來我一直撰寫有關文學獎的報導和評論，對文學院的歷史有一些研究，所以比較能看清這次評選醜聞的原因和後果。
如果我只在中文世界發言，不管如何有理有據、頭頭是道，瑞典文學院的那些老院士大都會不屑一顧。為此，我的一位中英文俱佳的美國朋友，承擔了將我的文章翻譯成英文的工作。她那精確的譯文，使我的文章大大增色，並使諾貝爾基金會、瑞典文學院以及各位參加演講會的外國學者無法輕視這篇檄文。
有了抗爭的文本，我還需要做什麼呢？賽義德認為，知識份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業餘者和攪擾現狀的人。在《知識份子論》中，他說：「無權無勢的個人見證事物的悲慘狀態」，這種活動包含「一種戲劇感和起義感，善用一己罕有的發言機會，博取觀者的注意，比對手更具才智、更善於辯論。」
跑到文學院不顧一切地散發文章，我這個攪局者很有一點「起義感」。來賓爭相閱讀批判文章的情景，我被員警趕到門外的爭執，其場面也頗具「戲劇性」。但至今為止，諾貝爾基金會和瑞典文學院都對此保持沉默，莫言及他的宣傳者假裝不知道我的存在，原來約好要採訪我的中國媒體消失得無影無蹤。只有海外媒體的報導，我就沒有展開辯論的對手。但是，「莫言是一個偉大作家」的神話，在一些閱讀了我的文章的人那裡，多少給增添了一些懷疑，有了一點破碎的跡象。
浮囂泡沫源自「糊塗官判糊塗案」
中國留學生在斯德哥爾摩街上獻歌獻舞，女的大紅綢衣，男紮白羊肚巾，一曲高亢的《紅高粱》。雖然這裡年年頒發諾獎，但好靜的瑞典人這還是第一次，見識獲獎作家的國人如此狂熱鬧騰的陣勢。瑞典記者到中國國內採訪，幾乎人人都說：「莫言獲獎，中國人很高興，因為這證明了中國的實力。」
就這樣，由瑞典文學院的判官們一錘定音，中國就冒出了一位空前的「文學大師」。國家公權力的操縱，官方媒體的渲染，很多文學評論家立刻把對莫言的「文學批評」改換成「文學讚揚」，莫言獲獎給國人製造了一種「文學強國」的幻覺。無邊無際的溢美之詞，加上愛國愛黨的高音階，吹出了一片輕浮喧囂的泡沫，充滿了滑稽的娛樂性。其中最大的一個氣泡，來自瑞典文學院撰寫的授獎詞。
瑞典這個才九百萬人口的小國，有著世界上最完善的民主制度。但是，1786年，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三世在建立這個文學院時，就規定了一個院士終身制。這個陳舊僵化的制度至今未改，而人類的壽命又大大延長。這樣就造成了今天這種令人悲哀的現象：一些早該在家頤養天年的老爺爺，一群不懂中文的評委，還有一個雖懂中文但自認缺乏文學理論修養的院士，由這些人來擔任中國文學的終審判官，怎麼可能不是「糊塗官判糊塗案」呢？
假如莎士比亞還活著，讀到瑞典文學院給予莫言的授獎詞，他都會自愧不如的。12月10日，瑞典文學院諾獎評委主席維斯伯格在頒獎儀式上高度讚頌說：「這位作家知道一切而且能夠描寫一切――一切手藝活、冶煉術、建築業、下水道、畜牧業、遊擊隊團夥的花招。他似乎把所有的人類生活帶到他的筆端。」「莫言捍衛小人物反對一切非正義——從日本佔領到毛主義的恐怖和當今的生產狂熱。」（根據瑞典文翻譯）
然而據我們所知，莫言的寫作是回避當今中國一切非正義的敏感領域的，從天安門的血跡、因言入罪的政治犯到藏地的火焰。看來，在宣佈頒獎莫言的兩個月之後，瑞典文學院實在無法向外界解釋，為什麼要頒獎給一個二流作家，一個站在專制立場上的中共文化官員，於是他們只好在慶典上用如此華而不實的誇張語言，給莫言披上「反對一切非正義」的子虛烏有的新衣。第二天，莫言在斯德哥爾摩大學關於中國言論審查制度的惡劣講話，立即給了瑞典文學院一個耳光。
作家要在文學污染中尋找清澈水流
「有時，名和利會頑固地躲避那些最應該受之無愧的人，而偏偏糾纏和降臨到受之有愧的人身上。」祕魯作家巴爾加斯•略薩曾向青年小說家道出現實的荒謬。莫言獲獎的現實也告訴人們，如果你不能像莫言一樣在生活中極盡聰明油滑之能事，你就很可能被置於盛宴的一旁，永遠是一個邊緣人。
那麼，既不願效忠專制體制、也不願投西方人之好的中國作家，還有路可走嗎？不止一位國內朋友來信說，他們同意我在文章中所說的，這次頒獎大大打擊了堅持獨立寫作的人們。但是我相信，有人格尊嚴的作家會迅速地從這場打擊中恢復過來，從此洞察人類的悲劇性與悖論。在對諾貝爾獎去理想化之後，他們可以利用文學的想像資源，在被污染的文學泡沫下，尋找那清澈的水流。
一位美國人說過：「若一個公民批評自己的國家，那就意味著他是在向自己的國家交一份意味深長的貢品。」我這次冒雪去斯德哥爾摩散發的批評文章，以及後來所做的多次採訪發言，都是我送給我的母國和第二祖國的禮物——以諾貝爾精神為宗旨的公共說理。
讓莫言帶著諾貝爾那800萬克朗走吧！我們只忠誠於自己心中的文學審美原則，承擔詩人為世界道德立法的責任，以詩性對抗強權。這樣，我們可能生活在清貧之中，但是不會生活在醜陋之中。
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13年一月號
幾個瑞典員警客氣地「請」我們到樓下大門外去，這是零下十幾度的夜晚。我擔心身有微恙的瑪格麗達會染上風寒，就把正在和員警理論的她推進大門內。然後，我一個人站在斯德哥爾摩老城燈光黯淡的小街上，繼續笑眯眯地用瑞典文和中文向前來的聽眾打招呼、派文章。一有空閒，我就和守住我的四個男女員警鬥嘴，笑問他們是否已經學會了中國的專制手段。
一個苗條而美麗的女人踏雪走來。她一把摟住我，充滿同情地說：「茉莉，我已經讀到你的文章了。你千萬不要太生氣，我知道你的心臟不太好，你要注意身體！」她就是翻譯了莫言的三本書、目前名聲大振的瑞典翻譯家陳安娜。
我們兩個不同民族的女人，在關於莫言獲獎的問題上，立場是如此對立，但這並不妨礙我們相互之間的真誠理解。初來瑞典時，我曾在「國際特赦」組織的會議上做過一個題為《中國的死刑和受害者》的演講，當時，身為該組織成員的陳安娜為我擔任口譯。此時，她理解我們這些政治流亡者心中的痛苦，理解我們為什麼無法接受瑞典文學院的這一選擇。在暗夜的寒風中擁抱安娜，我欲哭無淚。
員警說：「你這是一種抗議。」
貴賓莫言的車最後才到。一群人簇擁著莫言走來，我用中文問走在前面的人：「你們是莫言的朋友嗎？」「是啊！是啊！」他們以為遇到了熱情的粉絲。我麻利地把文章的中文版一份份遞過去，他們很高興地收下了。
輪到莫言走近時，一個高大的瑞典員警用身體擋住了我。我踮起腳跟，拼命舉起我的手，想從員警肩頭把文章遞給莫言，但他逕自進門沒有轉過頭來。我只好在一旁大喊：「莫言，請你讀一讀我的文章！」
到了聽演講的時間，我走進門口。一個員警擔心我進了演講廳繼續散發文章，要求我把剩下的幾十份文章留在寄存處。我辯解說，我的文章只是文學交流而已，你讀一讀就知道了。他搖頭說：「不！你這是一種抗議。」
沒錯，這是一種公開的抗議。在來斯德哥爾摩的前幾天，我早就用email把文章的英文稿發給諾貝爾基金會和瑞典文學院，並要求接收郵件的祕書將此文轉給基金會和文學院的全體成員。這就是為什麼，翻譯家陳安娜說她已經讀到此文，而馬悅然先生路過我身邊時，對我擺擺手拒絕接受我遞過去的文章，想必他早已看到。如果不是為了公開抗議，我不必和支持我的瑞典朋友頂著大風雪，從北方開車五個小時前來斯德哥爾摩。
1989年「六四」後，我在湖南邵陽市廣場發表悼念死難者的演講，幾天後被捕入獄。此後二十年流亡，在異國他鄉我仍然沒有擺脫「街頭鬥士」的角色，免不了和各國員警打交道。曾在中國駐瑞典大使館門前舉起釋放政治犯的橫幅，我的示威被大使館叫來員警干涉。曾在臺北101大廈門前，獨自舉著釋放大陸政治犯的標語，抗議來訪的中共官員陳雲林，我被臺灣調查局要求交出護照查身份。……。
最難忘的一次是，1996年江澤民訪問挪威。當時我應國際特赦組織之邀，前去演講中國人權問題。在奧斯陸維格朗雕塑公園，江澤民在離我只有七、八米的地方下車，我沖上去大喊：「平反六四！釋放魏京生！」挪威員警當即將我按住，抓捕搜身，然後用警車把我載到城郊才釋放。第二天，那些因為讓江澤民受了驚嚇而遭到批評的中國便衣員警，用挪威人聽不懂的中文臭駡我：「騷貨！」
攪局者要在讓人聽見的地方發言
現在我已經不年輕了，教學工作也不輕鬆，常感疲累。莫言獲獎的消息傳來時，我正在臺灣參加「西藏問題國際研討會」，看到海內外很多異議作家發出了尖銳的批評聲音。我也覺得瑞典文學院頒獎給莫言很荒唐，錯得離譜。十年前我就撰文批評過莫言小說，深知其作品之低俗和粗劣。在北歐的冬日裡，我更願意讀一些溫暖而詩意的文學，所以最初我不願也不屑再談莫言。
但最後，我又責無旁貸地，充當了一回被員警驅趕的「街頭鬥士」。因為我認識到，國內很多發不出聲音的人會希望我為他們發聲。當我從臺灣回到瑞典，國內的一些學者朋友來信，氣憤地追問我這個「瑞典人」：為什麼你們的文學院要把這個獎頒給依附共產黨的精神侏儒？讀到一些異議作家在網上表達他們失望和悲哀的心情，我捫心自問：難道我就不能為此做點什麼？
寫作就是行動。作家要在在公共生活中展開行動，承擔揭露真實的責任，就必須如傅柯所說的，以「不屈不饒的博學」去寫作。幸好這十幾年來我一直撰寫有關文學獎的報導和評論，對文學院的歷史有一些研究，所以比較能看清這次評選醜聞的原因和後果。
如果我只在中文世界發言，不管如何有理有據、頭頭是道，瑞典文學院的那些老院士大都會不屑一顧。為此，我的一位中英文俱佳的美國朋友，承擔了將我的文章翻譯成英文的工作。她那精確的譯文，使我的文章大大增色，並使諾貝爾基金會、瑞典文學院以及各位參加演講會的外國學者無法輕視這篇檄文。
有了抗爭的文本，我還需要做什麼呢？賽義德認為，知識份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業餘者和攪擾現狀的人。在《知識份子論》中，他說：「無權無勢的個人見證事物的悲慘狀態」，這種活動包含「一種戲劇感和起義感，善用一己罕有的發言機會，博取觀者的注意，比對手更具才智、更善於辯論。」
跑到文學院不顧一切地散發文章，我這個攪局者很有一點「起義感」。來賓爭相閱讀批判文章的情景，我被員警趕到門外的爭執，其場面也頗具「戲劇性」。但至今為止，諾貝爾基金會和瑞典文學院都對此保持沉默，莫言及他的宣傳者假裝不知道我的存在，原來約好要採訪我的中國媒體消失得無影無蹤。只有海外媒體的報導，我就沒有展開辯論的對手。但是，「莫言是一個偉大作家」的神話，在一些閱讀了我的文章的人那裡，多少給增添了一些懷疑，有了一點破碎的跡象。
浮囂泡沫源自「糊塗官判糊塗案」
中國留學生在斯德哥爾摩街上獻歌獻舞，女的大紅綢衣，男紮白羊肚巾，一曲高亢的《紅高粱》。雖然這裡年年頒發諾獎，但好靜的瑞典人這還是第一次，見識獲獎作家的國人如此狂熱鬧騰的陣勢。瑞典記者到中國國內採訪，幾乎人人都說：「莫言獲獎，中國人很高興，因為這證明了中國的實力。」
就這樣，由瑞典文學院的判官們一錘定音，中國就冒出了一位空前的「文學大師」。國家公權力的操縱，官方媒體的渲染，很多文學評論家立刻把對莫言的「文學批評」改換成「文學讚揚」，莫言獲獎給國人製造了一種「文學強國」的幻覺。無邊無際的溢美之詞，加上愛國愛黨的高音階，吹出了一片輕浮喧囂的泡沫，充滿了滑稽的娛樂性。其中最大的一個氣泡，來自瑞典文學院撰寫的授獎詞。
瑞典這個才九百萬人口的小國，有著世界上最完善的民主制度。但是，1786年，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三世在建立這個文學院時，就規定了一個院士終身制。這個陳舊僵化的制度至今未改，而人類的壽命又大大延長。這樣就造成了今天這種令人悲哀的現象：一些早該在家頤養天年的老爺爺，一群不懂中文的評委，還有一個雖懂中文但自認缺乏文學理論修養的院士，由這些人來擔任中國文學的終審判官，怎麼可能不是「糊塗官判糊塗案」呢？
假如莎士比亞還活著，讀到瑞典文學院給予莫言的授獎詞，他都會自愧不如的。12月10日，瑞典文學院諾獎評委主席維斯伯格在頒獎儀式上高度讚頌說：「這位作家知道一切而且能夠描寫一切――一切手藝活、冶煉術、建築業、下水道、畜牧業、遊擊隊團夥的花招。他似乎把所有的人類生活帶到他的筆端。」「莫言捍衛小人物反對一切非正義——從日本佔領到毛主義的恐怖和當今的生產狂熱。」（根據瑞典文翻譯）
然而據我們所知，莫言的寫作是回避當今中國一切非正義的敏感領域的，從天安門的血跡、因言入罪的政治犯到藏地的火焰。看來，在宣佈頒獎莫言的兩個月之後，瑞典文學院實在無法向外界解釋，為什麼要頒獎給一個二流作家，一個站在專制立場上的中共文化官員，於是他們只好在慶典上用如此華而不實的誇張語言，給莫言披上「反對一切非正義」的子虛烏有的新衣。第二天，莫言在斯德哥爾摩大學關於中國言論審查制度的惡劣講話，立即給了瑞典文學院一個耳光。
作家要在文學污染中尋找清澈水流
「有時，名和利會頑固地躲避那些最應該受之無愧的人，而偏偏糾纏和降臨到受之有愧的人身上。」祕魯作家巴爾加斯•略薩曾向青年小說家道出現實的荒謬。莫言獲獎的現實也告訴人們，如果你不能像莫言一樣在生活中極盡聰明油滑之能事，你就很可能被置於盛宴的一旁，永遠是一個邊緣人。
那麼，既不願效忠專制體制、也不願投西方人之好的中國作家，還有路可走嗎？不止一位國內朋友來信說，他們同意我在文章中所說的，這次頒獎大大打擊了堅持獨立寫作的人們。但是我相信，有人格尊嚴的作家會迅速地從這場打擊中恢復過來，從此洞察人類的悲劇性與悖論。在對諾貝爾獎去理想化之後，他們可以利用文學的想像資源，在被污染的文學泡沫下，尋找那清澈的水流。
一位美國人說過：「若一個公民批評自己的國家，那就意味著他是在向自己的國家交一份意味深長的貢品。」我這次冒雪去斯德哥爾摩散發的批評文章，以及後來所做的多次採訪發言，都是我送給我的母國和第二祖國的禮物——以諾貝爾精神為宗旨的公共說理。
讓莫言帶著諾貝爾那800萬克朗走吧！我們只忠誠於自己心中的文學審美原則，承擔詩人為世界道德立法的責任，以詩性對抗強權。這樣，我們可能生活在清貧之中，但是不會生活在醜陋之中。
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13年一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