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4月16日訊】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以為中共法西斯獨裁政府對八九民運的鎮壓及對學生和市民的抓捕是從6月4日開始的，而且李鵬的代言人袁木在5月中旬的講話中，信誓旦旦，以他特有的一臉誠懇與嚴肅的表情撒著一個彌天大謊，他說：「到目前為止，我們不但為抓一個學生，而且連一個市民也未抓捕」。下面我就把我在八九民運中被抓的經過公佈於世，以揭露李鵬政府的謊言。
胡耀邦逝世的前兩天，我恰好在北京，4月15日晚，我在北京南站的旅館裡的電視中得知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兩天後，在西長安街上，就看到一小隊打著標語的遊 行隊伍，於是我就跟隨他們來到天安門廣場，看到廣場紀念碑旁邊已出現三四個悼念胡耀邦的花圈、少量的標語及為數不多的圍觀群眾。
接下來幾天，我每日都去天安門廣場紀念碑，這裡聚集的人群和碼放的花圈都與日俱增。隨著廣場效應不斷擴大，人們從京城的大街小巷彙集到這一政治敏感地帶，站腳助威，凝聚力量。人群中不時有人登上紀念碑進行演講，每到精彩之處，人們都報以熱烈掌聲。大家都心潮澎湃，忘情地講著真話，我與大家一道一遍又一遍地唱著國際歌，呼喊著「耀邦不死、興國耀邦」「新華門前，警察打人」「新聞聯播，我們不信」等各種口號。歌聲、口號聲猶如沉悶的雷聲，交錯從天安門 廣場上陰沉的天空滾過，傳向京城四面八方，幾天下來我的嗓子就沙啞得說不出話來了。
這期間，我還去了胡耀邦家設的靈堂，前來這裡弔唁的人絡繹不絕，人人表情都悲哀肅穆，我與眾人在胡耀邦遺像前，向這位民主領袖深深地鞠上一躬。在這裡，我還看到了曾經在胡耀邦身邊工作過多年的原天津市市委書記張再旺（曾擔任過南開大學黨委書記）也專程從天津趕來到胡家弔唁慰問，可見當時的民心所向、黨心所向。
4月21日晚，由於轉天胡耀邦追悼大會當局要對天安門廣場戒嚴管制、不准進入，首都各高校數萬名大學生提前一宿遊行進入廣場，整齊排列，坐等明天上午參加追悼大會。我和一千餘名市民當晚也未離開廣場，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大門口一字排開，等待參加明日的追悼大會。其間，王丹來到廣場西側，告訴大家，據可靠消息，今晚當局準備了四個師的兵力，以應對廣場上可能發生的情況，他囑咐大家，在廣場上的行動，一定要講究策略、注意方式，不要讓當局抓住把柄。人們在廣場上熬過了案冷的一夜，平安無事。
上午，在追悼大會即將開始之時，胡耀邦夫人李昭，從人民大會堂東門出來，走下台階，可能是已經得到勸告，不讓靠近廣場群眾，於是她就站在遠處的台階下，目視了一陣廣場上坐等了一宿的廣大學生和市民，以示謝意。這在當時緊張的政治空氣下，也只能做到這些了。
10點，追悼大會開始，廣場上所有的人都肅立默哀，認真聽著廣場喇叭傳出的實況；仔細聆聽著趙紫陽致的悼詞......。
追悼會結束後，三名學生代表走到人民大會堂東門台階上，遞交請願書，但無人受理；於是三名學生代表雙手托起請願書，跪在台階上，希望政府收下請願書，但還是無人出來接見。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空氣似乎凝固了，在三名學生代表頭頂的上方，共和國國徽麻木地俯視著愛國學生長跪不起，默不作聲；大會堂內，鄧小平等大多數黨和國家領導人也都無動於衷、無人理會，此情此景，廣場上所有的人無不悲憤難抑，人們的心碎了，憤怒的眼淚從我的眼中奪眶而出。人們一邊又一遍高呼：「李鵬出來、李鵬出來」，但無論怎樣千呼萬喚，大會堂內的黨政要人依舊裝聾作啞、漠視外邊發生的一切。
下午，學生們依次撤離廣場，看著學生們遠去的背影，我誤認為此次「天安門運動」隨著胡耀邦追悼大會的結束而結束了。於是轉天上午11點左右，我帶著悲憤的心情登上了回津的列車。
走出天津站，看到站前廣場平靜如常，暗自抱怨天津人不給力，北京、天津兩重天。但走到公交車站等公交車時，聽到有人議論，南開大學、天津大學學生上街遊行了，8路公交車已受阻無法通行，聞聽此訊，壓抑的心情頓時豁然開朗。
回到家中草草吃過飯，再次回到天津站前廣場。此時學生隊伍已遊行至此，部分交通有交警管制，我穿過警方設立的隔離線，來到遊行隊伍旁，一路跟隨他們並不時帶領學生呼喊口號，數小時後我和學生們一同回到南開大學。
在南開大學校園內，我把天安門廣場發生的一切、新華門前警察打人及人民大會堂門前學生跪交請願書的情景，詳細地向學生們進行了描述，以此激發學生們的鬥志；同時我就對時局的看法進行了演說，叮囑學生一定要把握住此次運動，不可半途而廢；要建立運動的綱領，使運動不斷發展壯大；要繼承和發揚五四精神，讓自由民主之花在中華大地盛開。
晚上10點許，剛剛與學生們分手，便被跟蹤監視的便衣警察「請進」了派出所（南開大學與天津大學相通相連），五分鐘後迅速把我塞進一輛剛剛駛來的黑色轎車內，我欲喊叫，但被摀住了嘴，轎車迅即離開南開大學，駛向公安南開分局。
在政保科立即展開審訊，讓我交代所講言論及在北京的情況，我一直拒不承認。轉天中午，審訊人員把我跟隨遊行隊伍並帶領學生呼喊口號，及在南開大學演說時，便衣警察給我拍的十幾張照片及錄音帶都擺在我面前，並對我說，錄音帶經過技術處理，已無任何雜音，就是你的聲音，無奈只好承認。下午，在一張收容審查決定書上籤字後，即被送進監號，一直關押到八月份釋放。
可以說，我是在八九民運中全國第一個被抓捕的異議人士，時間為1989年4月23日。「六四」屠城後，時任天津市長的李瑞環因在鎮壓「八九民運」中的作為，得到鄧小平的讚賞，而升至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協主席。
【作者註】此文原本打算是在4月15日，紀念胡耀邦逝世二十四週年之際公開發表的，但由於境外某個已被中共用金錢收買的網站，已得到中共的祕密指令而故意不予刊登、掩蓋真相、封鎖消息。這已是該網站先後第四次扣押我的投稿，不予刊登了。
二十四年來，中共國保對我的迫害，採用的是超限戰迫害手段，無比殘忍、下作、粗卑；不惜動用了最高級別的國安系統；啟用了隱藏最深的間諜資源，瘋狂封堵迫害我的黑幕，圍堵我與外界的聯繫，並對我進行造謠中傷、惡意誹謗。
文章來源：作者提供
胡耀邦逝世的前兩天，我恰好在北京，4月15日晚，我在北京南站的旅館裡的電視中得知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兩天後，在西長安街上，就看到一小隊打著標語的遊 行隊伍，於是我就跟隨他們來到天安門廣場，看到廣場紀念碑旁邊已出現三四個悼念胡耀邦的花圈、少量的標語及為數不多的圍觀群眾。
接下來幾天，我每日都去天安門廣場紀念碑，這裡聚集的人群和碼放的花圈都與日俱增。隨著廣場效應不斷擴大，人們從京城的大街小巷彙集到這一政治敏感地帶，站腳助威，凝聚力量。人群中不時有人登上紀念碑進行演講，每到精彩之處，人們都報以熱烈掌聲。大家都心潮澎湃，忘情地講著真話，我與大家一道一遍又一遍地唱著國際歌，呼喊著「耀邦不死、興國耀邦」「新華門前，警察打人」「新聞聯播，我們不信」等各種口號。歌聲、口號聲猶如沉悶的雷聲，交錯從天安門 廣場上陰沉的天空滾過，傳向京城四面八方，幾天下來我的嗓子就沙啞得說不出話來了。
這期間，我還去了胡耀邦家設的靈堂，前來這裡弔唁的人絡繹不絕，人人表情都悲哀肅穆，我與眾人在胡耀邦遺像前，向這位民主領袖深深地鞠上一躬。在這裡，我還看到了曾經在胡耀邦身邊工作過多年的原天津市市委書記張再旺（曾擔任過南開大學黨委書記）也專程從天津趕來到胡家弔唁慰問，可見當時的民心所向、黨心所向。
4月21日晚，由於轉天胡耀邦追悼大會當局要對天安門廣場戒嚴管制、不准進入，首都各高校數萬名大學生提前一宿遊行進入廣場，整齊排列，坐等明天上午參加追悼大會。我和一千餘名市民當晚也未離開廣場，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大門口一字排開，等待參加明日的追悼大會。其間，王丹來到廣場西側，告訴大家，據可靠消息，今晚當局準備了四個師的兵力，以應對廣場上可能發生的情況，他囑咐大家，在廣場上的行動，一定要講究策略、注意方式，不要讓當局抓住把柄。人們在廣場上熬過了案冷的一夜，平安無事。
上午，在追悼大會即將開始之時，胡耀邦夫人李昭，從人民大會堂東門出來，走下台階，可能是已經得到勸告，不讓靠近廣場群眾，於是她就站在遠處的台階下，目視了一陣廣場上坐等了一宿的廣大學生和市民，以示謝意。這在當時緊張的政治空氣下，也只能做到這些了。
10點，追悼大會開始，廣場上所有的人都肅立默哀，認真聽著廣場喇叭傳出的實況；仔細聆聽著趙紫陽致的悼詞......。
追悼會結束後，三名學生代表走到人民大會堂東門台階上，遞交請願書，但無人受理；於是三名學生代表雙手托起請願書，跪在台階上，希望政府收下請願書，但還是無人出來接見。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空氣似乎凝固了，在三名學生代表頭頂的上方，共和國國徽麻木地俯視著愛國學生長跪不起，默不作聲；大會堂內，鄧小平等大多數黨和國家領導人也都無動於衷、無人理會，此情此景，廣場上所有的人無不悲憤難抑，人們的心碎了，憤怒的眼淚從我的眼中奪眶而出。人們一邊又一遍高呼：「李鵬出來、李鵬出來」，但無論怎樣千呼萬喚，大會堂內的黨政要人依舊裝聾作啞、漠視外邊發生的一切。
下午，學生們依次撤離廣場，看著學生們遠去的背影，我誤認為此次「天安門運動」隨著胡耀邦追悼大會的結束而結束了。於是轉天上午11點左右，我帶著悲憤的心情登上了回津的列車。
走出天津站，看到站前廣場平靜如常，暗自抱怨天津人不給力，北京、天津兩重天。但走到公交車站等公交車時，聽到有人議論，南開大學、天津大學學生上街遊行了，8路公交車已受阻無法通行，聞聽此訊，壓抑的心情頓時豁然開朗。
回到家中草草吃過飯，再次回到天津站前廣場。此時學生隊伍已遊行至此，部分交通有交警管制，我穿過警方設立的隔離線，來到遊行隊伍旁，一路跟隨他們並不時帶領學生呼喊口號，數小時後我和學生們一同回到南開大學。
在南開大學校園內，我把天安門廣場發生的一切、新華門前警察打人及人民大會堂門前學生跪交請願書的情景，詳細地向學生們進行了描述，以此激發學生們的鬥志；同時我就對時局的看法進行了演說，叮囑學生一定要把握住此次運動，不可半途而廢；要建立運動的綱領，使運動不斷發展壯大；要繼承和發揚五四精神，讓自由民主之花在中華大地盛開。
晚上10點許，剛剛與學生們分手，便被跟蹤監視的便衣警察「請進」了派出所（南開大學與天津大學相通相連），五分鐘後迅速把我塞進一輛剛剛駛來的黑色轎車內，我欲喊叫，但被摀住了嘴，轎車迅即離開南開大學，駛向公安南開分局。
在政保科立即展開審訊，讓我交代所講言論及在北京的情況，我一直拒不承認。轉天中午，審訊人員把我跟隨遊行隊伍並帶領學生呼喊口號，及在南開大學演說時，便衣警察給我拍的十幾張照片及錄音帶都擺在我面前，並對我說，錄音帶經過技術處理，已無任何雜音，就是你的聲音，無奈只好承認。下午，在一張收容審查決定書上籤字後，即被送進監號，一直關押到八月份釋放。
可以說，我是在八九民運中全國第一個被抓捕的異議人士，時間為1989年4月23日。「六四」屠城後，時任天津市長的李瑞環因在鎮壓「八九民運」中的作為，得到鄧小平的讚賞，而升至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協主席。
【作者註】此文原本打算是在4月15日，紀念胡耀邦逝世二十四週年之際公開發表的，但由於境外某個已被中共用金錢收買的網站，已得到中共的祕密指令而故意不予刊登、掩蓋真相、封鎖消息。這已是該網站先後第四次扣押我的投稿，不予刊登了。
二十四年來，中共國保對我的迫害，採用的是超限戰迫害手段，無比殘忍、下作、粗卑；不惜動用了最高級別的國安系統；啟用了隱藏最深的間諜資源，瘋狂封堵迫害我的黑幕，圍堵我與外界的聯繫，並對我進行造謠中傷、惡意誹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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