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1日訊】 公款吃喝的黑洞
公款招待、公款配車、公款出國（境），三項開支均由財政撥款，由公家結賬。只要經費姓「公」，這些錢就會被認為「不花白不花，白花誰不花」，於是，招待風、配車風、出國（境）風越颳越猛，無從遏制。
三公經費中最顯眼的是公款招待。中辦、國辦二○○六年出台《黨政機關國內公務接待管理規定》，對「國內公務」作出界定：「出席會議、考察調研、學習交流、檢查指導等活動」均屬「國內公務」。這些國內公務活動的參加者需要由有關部門負責安排用餐、住宿、交通，總稱公款招待費用。據二○一二年結算，此項開支，國稅總局為六萬五千一百三十五點九三萬元，中科院為七千九百四十五點八九萬元。千萬不可認為這是兩個公款招待開銷最大的單位，有些部門把公款招待費的相當部分轉到下屬企業，由企業列支；還有些部門憑藉非法留存的「小金庫」或下屬單位的暗地「進貢」而隱匿了公款招待的實際數額。最近公之於眾的二○一二年中央行政事業單位公款招待費為十四點一三億元，可是，只國稅總局與中科院兩個單位的公款招待就達七點三億元，像這樣的單位共三百多個，總共才花了十四點一三億元，誰能相信？
公款配車的「官本位」特色
公款購車以及相關的運行、維修開支，是三公消費的大項。為各級領導配置車輛，是權力等級待遇的標誌。國家機關事務管理局制定的《中央國家機關公務用車編制和配備標準的規定》寫明：部級幹部配備排氣量三升（含三升）以下，價格四十五萬元以內的轎車；副部級幹部配備排氣量三升（含三升）以下，價格三十五萬元以內的汽車。一般公務用車配備排氣量二升（含二升）以下，價格二十五萬元以內的轎車。省級以下各級則自行決定。如甘肅省白銀市委、市府兩辦二○○七年第四號通知規定，縣級單位一般配備排氣量一點八升（含一點八升）以下，價格二十萬元以內的轎車，科級單位一般配備價格十五萬元以內的車輛。汽車的不同價格就是官吏不同級別、不同尊嚴、不同權威的形象化表現。
「三公消費」難禁的緣由
因公出國、出境越來越火。這方面有兩點需要注意：（一）出國、出境的理由是否正當；（二）出國、出境人員在目的地的餐飲、住宿標準是否按規定執行。比如，二○一二年單位人均出國、出境花費，中科院為零點六六萬元，國家體育總局為一點七八萬元，農業部為二點九五萬元，工信部為三點零八萬元，彼此存在相當大的差距。如果都是執行財政部二○○一年公佈的《關於臨時出國人員費用開支標準和管理辦法的規定》，這些單位的人均出國、出境花費就不會出現這麼大的差距，說明其中隱藏著虛報冒領的黑賬。
三公消費為什麼無法節制？在一個逐利社會，為政者不能不對各種尋利途徑進行比較，力求找到趨利避害之路。他們認識到，貪污、行賄來錢猛，晉升快，但有根高壓線，不慎觸碰就有身敗名裂的牢獄之禍。相形之下，以公務活動之名得利，既完成公務又撈取私酬，一舉兩得。對此，審計監督只能就事論事，不能深究，公眾輿論表示不滿，卻無能為力，因而三公消費就成了一大鍋煮得爛熟的燉肉，隨撈隨吃，各自肥己。
三公經費開支到底耗費了多少國庫銀両？財政部長樓繼偉稱，二○一二年中央財政支出的三公經費共三十四點二五億元。有些學者、專家關注過這個問題，他們指出：二○○○年《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載明，一九九九年國家財政支出中的幹部出國一項達三千億元。他們還注意到，二○○六年十月三十一日《瞭望》周刊報道，二○○四年中國公款招待達三千七百億元。同年三月十二日《中國青年報》引用全國政協委員劉光復的話：「每年各級政府官員公車私用費用達二千多億元」。這三筆費用已經描出了三公經費的大致輪廓，揭示了官方公佈的二○一二年三公經費僅為三十四點二五億元的虛假性。二○一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全國各地十餘專家、學者齊聚浙江討論「三公浪費的治理」，認為中國的三公經費已經突破九千億元，相當於二○一二年全國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十。
「三公消費」深具中國特色
公款招待以炫富，公車乘用以示貴，公費出國（境）以顯權，是以黨治國的中國特產。試問：全球各大洲，上哪兒去找這麼獨特的三公制？（一）尋遍所有民主社會，莫不表示難以理解和認同。印度經濟增長學院的古普塔教授說，除了極小一部分外事場合會有政府出面宴請外，印度總體上沒有公款招待吃喝的概念。（二）在民主社會，不存在為大小官員一律配置公車以顯尊卑的觀念。突出的例證是：芬蘭只有總統、總理、外交部長、內務部長、國防部長有固定專車和固定司機，新加坡只給總統、總理、執政配備專車和司機。（三）公款出國，在民主社會同樣存在實際需求與財政實力的矛盾，只能根據財政實力予以平衡。立法者會指定財政部門規定具體而詳盡的因公出國的財政撥款細則，超出者不能報銷。美國是經濟實力強大的超級大國，也不敢違背這項原則。比如，規定內閣成員級別的官員因公出國，旅程在十四小時以內，除特殊情況，只能坐航班的經濟艙，不能坐商務艙或上等艙。美駐華大使駱家輝就是攜家帶小，坐經濟艙抵達北京的，因為航程只有十三點五小時。
就三公而言，中國大陸所以與民主社會存在如此顯著區別，蓋在能彼此遵循的最高理念不同。中國奉行以黨為主，一切以黨的統治利益為依歸，所以設計出一套三公制度，既滿足權力者的物質享受，又滿足權力者的風光欲望，使權力者的貪欲得到極大釋放。可謂兩種社會兩重天。
習近平於去年十二月四日以政治局名義呼籲「簡化接待」，「不安排宴請」，「精簡會議活動」，「規範出訪活動」，「嚴格執行住房、車輛配備等有關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規定」，這些頗有針對性的提示對這個老朽不堪、滿身沉痼、精神倦怠、不思進取的政黨來說，能有什麼刺激作用，令人懷疑。這個黨如同傳說中貪吃的猛獸──饕餮，只知猛烈吞食一切「美食」，它不會意識到這是末日的晚餐。
文章來源：《爭鳴》
公款招待、公款配車、公款出國（境），三項開支均由財政撥款，由公家結賬。只要經費姓「公」，這些錢就會被認為「不花白不花，白花誰不花」，於是，招待風、配車風、出國（境）風越颳越猛，無從遏制。
三公經費中最顯眼的是公款招待。中辦、國辦二○○六年出台《黨政機關國內公務接待管理規定》，對「國內公務」作出界定：「出席會議、考察調研、學習交流、檢查指導等活動」均屬「國內公務」。這些國內公務活動的參加者需要由有關部門負責安排用餐、住宿、交通，總稱公款招待費用。據二○一二年結算，此項開支，國稅總局為六萬五千一百三十五點九三萬元，中科院為七千九百四十五點八九萬元。千萬不可認為這是兩個公款招待開銷最大的單位，有些部門把公款招待費的相當部分轉到下屬企業，由企業列支；還有些部門憑藉非法留存的「小金庫」或下屬單位的暗地「進貢」而隱匿了公款招待的實際數額。最近公之於眾的二○一二年中央行政事業單位公款招待費為十四點一三億元，可是，只國稅總局與中科院兩個單位的公款招待就達七點三億元，像這樣的單位共三百多個，總共才花了十四點一三億元，誰能相信？
公款配車的「官本位」特色
公款購車以及相關的運行、維修開支，是三公消費的大項。為各級領導配置車輛，是權力等級待遇的標誌。國家機關事務管理局制定的《中央國家機關公務用車編制和配備標準的規定》寫明：部級幹部配備排氣量三升（含三升）以下，價格四十五萬元以內的轎車；副部級幹部配備排氣量三升（含三升）以下，價格三十五萬元以內的汽車。一般公務用車配備排氣量二升（含二升）以下，價格二十五萬元以內的轎車。省級以下各級則自行決定。如甘肅省白銀市委、市府兩辦二○○七年第四號通知規定，縣級單位一般配備排氣量一點八升（含一點八升）以下，價格二十萬元以內的轎車，科級單位一般配備價格十五萬元以內的車輛。汽車的不同價格就是官吏不同級別、不同尊嚴、不同權威的形象化表現。
「三公消費」難禁的緣由
因公出國、出境越來越火。這方面有兩點需要注意：（一）出國、出境的理由是否正當；（二）出國、出境人員在目的地的餐飲、住宿標準是否按規定執行。比如，二○一二年單位人均出國、出境花費，中科院為零點六六萬元，國家體育總局為一點七八萬元，農業部為二點九五萬元，工信部為三點零八萬元，彼此存在相當大的差距。如果都是執行財政部二○○一年公佈的《關於臨時出國人員費用開支標準和管理辦法的規定》，這些單位的人均出國、出境花費就不會出現這麼大的差距，說明其中隱藏著虛報冒領的黑賬。
三公消費為什麼無法節制？在一個逐利社會，為政者不能不對各種尋利途徑進行比較，力求找到趨利避害之路。他們認識到，貪污、行賄來錢猛，晉升快，但有根高壓線，不慎觸碰就有身敗名裂的牢獄之禍。相形之下，以公務活動之名得利，既完成公務又撈取私酬，一舉兩得。對此，審計監督只能就事論事，不能深究，公眾輿論表示不滿，卻無能為力，因而三公消費就成了一大鍋煮得爛熟的燉肉，隨撈隨吃，各自肥己。
三公經費開支到底耗費了多少國庫銀両？財政部長樓繼偉稱，二○一二年中央財政支出的三公經費共三十四點二五億元。有些學者、專家關注過這個問題，他們指出：二○○○年《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載明，一九九九年國家財政支出中的幹部出國一項達三千億元。他們還注意到，二○○六年十月三十一日《瞭望》周刊報道，二○○四年中國公款招待達三千七百億元。同年三月十二日《中國青年報》引用全國政協委員劉光復的話：「每年各級政府官員公車私用費用達二千多億元」。這三筆費用已經描出了三公經費的大致輪廓，揭示了官方公佈的二○一二年三公經費僅為三十四點二五億元的虛假性。二○一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全國各地十餘專家、學者齊聚浙江討論「三公浪費的治理」，認為中國的三公經費已經突破九千億元，相當於二○一二年全國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十。
「三公消費」深具中國特色
公款招待以炫富，公車乘用以示貴，公費出國（境）以顯權，是以黨治國的中國特產。試問：全球各大洲，上哪兒去找這麼獨特的三公制？（一）尋遍所有民主社會，莫不表示難以理解和認同。印度經濟增長學院的古普塔教授說，除了極小一部分外事場合會有政府出面宴請外，印度總體上沒有公款招待吃喝的概念。（二）在民主社會，不存在為大小官員一律配置公車以顯尊卑的觀念。突出的例證是：芬蘭只有總統、總理、外交部長、內務部長、國防部長有固定專車和固定司機，新加坡只給總統、總理、執政配備專車和司機。（三）公款出國，在民主社會同樣存在實際需求與財政實力的矛盾，只能根據財政實力予以平衡。立法者會指定財政部門規定具體而詳盡的因公出國的財政撥款細則，超出者不能報銷。美國是經濟實力強大的超級大國，也不敢違背這項原則。比如，規定內閣成員級別的官員因公出國，旅程在十四小時以內，除特殊情況，只能坐航班的經濟艙，不能坐商務艙或上等艙。美駐華大使駱家輝就是攜家帶小，坐經濟艙抵達北京的，因為航程只有十三點五小時。
就三公而言，中國大陸所以與民主社會存在如此顯著區別，蓋在能彼此遵循的最高理念不同。中國奉行以黨為主，一切以黨的統治利益為依歸，所以設計出一套三公制度，既滿足權力者的物質享受，又滿足權力者的風光欲望，使權力者的貪欲得到極大釋放。可謂兩種社會兩重天。
習近平於去年十二月四日以政治局名義呼籲「簡化接待」，「不安排宴請」，「精簡會議活動」，「規範出訪活動」，「嚴格執行住房、車輛配備等有關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規定」，這些頗有針對性的提示對這個老朽不堪、滿身沉痼、精神倦怠、不思進取的政黨來說，能有什麼刺激作用，令人懷疑。這個黨如同傳說中貪吃的猛獸──饕餮，只知猛烈吞食一切「美食」，它不會意識到這是末日的晚餐。
文章來源：《爭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