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18日訊】 86．雷鋒
提起雷鋒，中國人可謂家喻戶曉，無人不知，在中共塑造的眾多「英雄人物」中，他的知名度最高。不僅如此，雷鋒在大陸其實已不僅僅是一個具體的人，而是成了一個典型的政治概念——「雷鋒精神」，成了共產邪教主義的人格樣本。
跟許許多多受中共蒙蔽的大陸同胞一樣，從小到大，筆者從未懷疑過雷鋒事蹟的真實性，直到最近看了一些資料，方才覺悟自己上當了。
一
啟發筆者的首先是近年來披露的當年雷鋒照片的拍攝真相。
雷鋒給人們的印象是如此的親近生活，同時又是完美無瑕、形象照人，這與圖片的宣傳作用是分不開的。《雷鋒照片背後的故事》（見《三聯生活週刊》/王小峰）一文說，「1949年以來，通過影像傳播給中國公眾帶來影響的人物一個是毛澤東，另一個可能就是雷鋒。」「在雷鋒短暫的22歲生命中，拍過的照片有六七百張。一個普普通通的解放軍戰士，在那個年代能拍這麼多照片是罕見的-----可以說，1949年以來，通過影像傳播給中國公眾帶來影響的人物一個是毛澤東，另一個可能就是雷鋒。」 那麼，這些廣為流傳的雷鋒照片究竟是如何拍攝出來的呢？
據報導，曾經有四位美聯社記者，專門到撫順雷鋒紀念館採訪，他們指著雷鋒給傷病員送月餅、扶送大娘的照片說：雷鋒做好事是自發的還是被迫的，為什麼雷鋒做好事還有照片，這是不是「導演」出來的？這個問題提的很有針對性。
大陸媒體披露，當年為雷鋒拍照的主要有兩個人，一位叫張峻，他給雷鋒拍過223張照片，很多有影響的照片都出自他手;另一位叫季增，他給雷鋒拍的照片也有200多張，在雷鋒入伍到犧牲的953天的時間，他平均每4天就給雷鋒拍攝一張照片。
據張峻和季增回憶，後來傳世的雷鋒照片，幾乎很少有抓拍的，絕大多數都是他們根據當時的政治需要和上級指示創作的。在這些照片中，有一部分是拍攝者根據當年流傳的經過加工的雷鋒事蹟「補拍」的。姑且不論這些事蹟的真實程度，即使它們全都是真實的，「補拍」這種方式也明顯有違照片的真實性原則，何況這些事蹟的真實性還很令人懷疑呢？！
更多的照片則是拍攝者或冥思苦想，或靈機一動，「擺拍」與「導演」出來的。
在汽車駕駛室裡讀《毛選》是雷鋒傳世照片中十分有名的一幅，它的導演兼拍攝者是張峻。當時，他想拍一張雷鋒把毛澤東思想當成精神食糧和前進方向的照片，構思了很久，一直沒有靈感。一次，他在看雷鋒修車，突然來了靈感，便對雷鋒說，趕緊坐到駕駛室裡，讓雷鋒拿出《毛選》，就這樣，一張具深遠影響力的《糧食•武器•方向盤》就這樣誕生了，這張照片後來在「文革」期間被放大成忠於毛澤東的最直觀影像。張峻說:「照片洗出來之後，我一看，就非常遺憾，雷鋒左手拿書是從方向盤裡套過來的，看上去很彆扭。後來由於工作比較忙，也沒有再重新去拍這張。」
季增回憶當年他給雷鋒擺拍的經過時說，一次，「《解放軍畫報》記者吳加昌來採訪雷鋒，回去後他寫信說缺少一張破題的照片，讓我拍一張能表現雷鋒熱愛黨、熱愛毛主席和他職業特點的照片，我就反復想怎麼拍。正好運輸連進來一輛‘解放牌’汽車，有天早上，我讓連長把車弄好，讓雷鋒用被地主婆砍了三刀的手去擦車，一共拍了七八張，很多人都是通過這張照片認識雷鋒的。」
有一張雷鋒握著衝鋒槍，戴著棉帽站在一排樹前面的照片十分出名，可以說是雷鋒形象的代表作，也是擺拍的，攝影者叫周軍。雷鋒是工程兵，根本就沒有衝鋒槍，很可能一輩子都沒有開過衝鋒槍。攝影師跟人借來了棉帽子和槍，一張虛假的照片就這樣產生了。更有甚者，雷鋒去世後，為了能把雷鋒的形象樹立得更高大完美，他背後的那排枯樹又被換成了黃山的迎客松。
據張峻和季增回憶，對於他們的導演和擺拍，雷鋒當年不僅積極配合，而且很擅長按別人的意圖去擺姿勢。
面對人們對這些照片的質疑，張峻說:「沒有辦法，當時的歷史條件就是那樣」。「領導這麼要求，我們必須那樣做。」
可見，絕大多數傳世的雷鋒照片都是程度不同的造假之作，都是當年政治需要的產物！
二
不僅照片，有關雷鋒的其他宣傳材料也帶有明顯的創造痕跡。如所謂的《雷鋒的故事》，就是在不同時期按不同需要而編造和修改的，可謂漏洞百出，其中疑點最大的是雷鋒的死亡經過。
1962 年的一天，雷鋒在指揮戰友倒車的時候，被電線杆子砸在頭部，傷勢過重，大腦溢血，停止了呼吸。雷鋒終於實現了他為「 共產主義奮鬥終生」的理想。踏上了不歸路。 這是大家熟悉的《雷鋒的故事》裡的一段描寫。我們都相信了。然而這個故事卻欺騙了中國人民40 年。
最早聽到的異議發生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一個在軍隊管理汽車的人憤憤不平地講，雷鋒是找死，他是瀆職。一個指揮倒車的人應該站在最佳位置，應該站在看得最清楚的位置，怎麼讓自己指揮的汽車撞倒電線杆子，而且還把自己壓死了，可能嗎？他當時在幹什麼？他不是在開小差嗎？
在網上有另一個聲音：雷鋒真的是這樣的死的嗎？一輛在倒車的車的力應該不至於推倒電線杆，這麼大的力，司機在車觸到電線杆的時候肯定有感覺的。還有電線杆是倒下？不太可能的，電線杆埋得很深的。現在不是經常有車撞到電線杆，結果車毀了，電線杆還是無事，所以電線杆被撞倒幾乎不可能。這樣的話，要被壓死，只有電線杆被撞斷，可是學過力學的都知道，在有電線在上面拉住的情況下，雷鋒至少還有 5秒的時間反應，不可能就這樣被壓死。
更多的人開始清醒：雷鋒的職業是司機，事故發生的前一刻他正在指揮另一司機倒車，結果車撞在電線杆上，他自己也橫屍當場。在這起事故中，雷鋒對自己的失職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沒有人去追究這個事情的細節，因為他很快成了人們的榜樣，榜樣又被強行規定必須是白玉無瑕的。雷鋒是一起交通事故的肇事者，是一個損壞國家財產的犯人。然而他卻搖身一變成了烈士，全國人民學習的榜樣。為什麼會這樣哪？！因為共產黨喜歡 「造神」。
然而故事還沒有完，那些當年編造《雷鋒故事》的有心人又開始出來活動了，一本新版《雷鋒的故事》修改了這個結尾：1962年8月15日上午8點多鐘，細雨霏霏，雷鋒和他的助手喬安山駕車從工地回到駐地。他們把車開進連隊車場後，發現車身上濺了許多泥水，便不顧長途行車的疲勞，立即讓喬安山發動車到空地去洗車。經過營房前一段比較窄的過道，為安全起見，雷鋒站在過道邊上，揚著手臂指揮小喬倒車轉彎； 「向左，向左…… 倒！倒！」汽車突然左後輪滑進了路邊水溝，車身猛一搖晃，驟然碰倒了一根平常曬衣服被子用的方木杆子，雷鋒不幸被倒下來的方木杆子砸在頭部，當場撲倒在地，昏過去……
雖然進行了改編，可是漏洞還是有，沒有辦法，一個參與過創作《雷鋒的故事》的軍隊攝影記者張峻又出來圓場，這回是親自現身在以造謠為己任的中央電視臺，他說： 「電影《雷鋒》、《離開雷鋒的日子》，以及《雷鋒的故事》等文學作品，在報導和解說雷鋒之死時都有錯誤： 「8月15 日上午10點半（注意：時間改了），從外地運了服裝回來，回來以後，這車需要保養了，（注意：開始八股式的文藝創作了）那麼雷鋒就跟連長提出來，我們自己保養，這個時候雷鋒想鍛練一下喬安山，讓喬安山開著車到車廠去。我們那個營房，這個房子和這個房子中間有個道，門這塊兒有兩個杆子，實際也當門，是曬衣服的，不是電線杆子，現在外頭報導，雷鋒的故事也好，寫的也好，電影也好，《離開雷鋒的日子》也好，都是這麼粗的一個電線杆子，實際不是電線杆，就是這麼一個方木杆，很細的一個杆子，就這麼高，（喬安山）開上車以後，他告訴雷鋒這不行，這彎拐不了，你趕快過來，雷鋒說開呀，往前走，這時候就熄火了，他說走走，趕快走啊，不是往後退，現在傳了 40年都是倒車，不是倒車，是往前開車，那麼雷鋒就在這兒，在車底下指揮他，走啊走啊，喬安山一加大油門一下就走了，這個杆子打在雷鋒右太陽穴上，打完以後，喬安山開車走了（注意：車撞了東西，一個職業司機還不知道），到洗車廠了，班長哪兒去了，有個新兵就喊，雷鋒叫車軋了，實際不是軋了，是杆子打了，連長就出來了，喬安山趕快就回來了，就抱著雷鋒，這時候雷鋒不省人事了，也沒說話，血往下淌， ……」
一個人的死這麼大的一件事、這麼嚴肅的事情就這樣被改來改去，還在全國各地傳播，為什麼要改呢？因為這是一項政治任務，就是要編故事。這也就是《雷鋒的故事》的編寫過程，不斷完善，然而編造的就會有漏洞！
三
按理講，日記屬於比較私人的東西，不應該有什麼瞎編的可能性，但是這個規律在中共那裡也是不適用的，所謂的《雷鋒日記》也是中共為了包裝雷鋒的需要而編造的，其中的漏洞和虛假的痕跡同樣隨處可見，下面便是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關於雷鋒如何 「艱苦樸素」 的。
在《雷鋒日記》中有這樣一段記錄：有一次我班的一個戰友買回一個新牙刷，他把那個舊的丟在地上，我看到那個舊的比我的還好，就從地上拾了起來，經過消毒，我就自己使用。當時那位戰友說我是小氣鬼，我說：「這個牙刷很好哇，還可以繼續使用，為了節約嘛！」同時我還到處撿牙膏皮子，因為牙膏皮子裡面還有剩下的牙膏，把它擠出來裝在一個瓶子裡自己使用----
大家都知道那年頭牙膏皮可以賣錢，人都窮成那分了，誰捨得丟牙膏皮。還有，在那個年代使用「消毒」這個詞顯然像是作報告時的用語，而不是一個文化不高的雷鋒的日記中應該出現的。
還有一個例子是關於雷鋒抓「反革命」的。
日記中提到，某天，從雷鋒所在部隊駐地的一座大山上，下來一個磨剪刀的人。他在部隊的屋前屋後轉來轉去，鬼鬼祟祟地像要找什麼東西似的，不一會又拿出本子記下什麼。
雷鋒發現他在一家門前磨剪刀，還一邊問老鄉：「此地駐有多少軍隊？」另外還說：「蔣介石要反攻大陸了……」於是雷鋒就認為他非常可疑，就上前盤問那個磨剪刀的人。
「你從哪裡來？」
「河北。」
「幹什麼的？」
「磨剪刀的。」
「有什麼證明？」
「沒有。」
「你身上帶了些什麼東西？」
「五六十元錢，一個記帳本。」
「你把記帳本拿出來看看！」
雷鋒翻開記帳本，他認為發現了非常重要的軍事機密，並且，他認為那個人神色慌慌張張，言行可疑，就把這件事立刻報告了上級，上級派人把那人送到當地公安局。後來，公安局的同志打電話告訴雷鋒說：「那個磨剪刀的人是一個反革命分子……」
從這篇日記中，我們可以明顯的發現許多疑點，第一，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部隊的駐地怎麼可能那麼輕鬆地讓陌生的人靠近部隊的營房，哨兵都幹什麼去了？！，咋就那麼巧被雷鋒發現了，如果事實如此的話，那個「反革命」是否也太大膽了，居然明目張膽地到處轉，還做記錄，還跟別人說：蔣介石要反攻大陸了…， 這好像不符合常規。
如果我們再進一步問，雷鋒的日記是如何寫成的呢？大家都知道雷鋒小學都沒有讀幾年，因此有著非常樸素的無產階級感情，對地主有著深仇大恨（不像知識份子，書讀多了，對階級敵人恨不起來）。但仇恨並不能化為文字，好的文字需要一定的訓練才能產生。你看雷鋒日記，排比句那麼多，我想就是大學本科畢業生也未必能創作出來。現在也有文字透露了當初雷鋒日記是如何出爐的，原來是解放軍報的編輯記者在一個月內奉命集體創作的成果。難怪現在市面上不太見「雷鋒日記」這本書了，當年發行量可是僅次於毛選。
四
還有一件事更具諷刺意義！
中共的宣傳說，雷鋒出身貧寒，所以特別珍惜毛主席給他帶來的幸福生活。穿破了的襪子是補了又補，捨不得丟棄。他總結說：「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但在雷鋒的遺物中，人們卻發現了好些時髦高級商品，其中有一塊梅花牌手錶。梅花牌手錶是什麼概念呢？雷鋒當時的工資是每月8元，而梅花表價為200元以上。換句話說，雷鋒把兩年多的工資全都積攢了下來買了這塊梅花表，這與現在的月光族女孩把錢都花在化妝品上有什麼區別呢？一個女孩天天吃酸菜，為的是省下錢來買高檔化妝品，你能說這女孩是艱苦樸素嗎？
總之，從各方面來看，中共宣傳的雷鋒與真實的雷鋒不是一回事，前者是以後者為原形，按照當年的政治需要，經過反復改編、拔高、加工塑造出來的一個假典型。
有人把這種造假手段稱之為「正搞」。「正搞」是相對於「惡搞」而言，如果說「惡搞」是嬉皮笑臉地搞，粗製濫造地搞，搞完了還要讓你知道，這是搞過的，而且連搞的是什麼都要讓你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知道，那麼「正搞」 則正好相反，它是一本正經地搞，認認真真地搞，搞完了讓人看不出痕跡，讓人不知道這東西已經被搞過。中共塑造的雷鋒形象就是一個「正搞」的典型。試問千千萬萬敬仰雷鋒的中國人：你們可曾看出痕跡，看出「這東西已經被搞過」？
正如一位作者所言：「其實，‘正搞’雷鋒，歸根結底是為了「正搞」人民。搞到幾億人傻頭傻腦地把作秀當真。」 （未完待續）
提起雷鋒，中國人可謂家喻戶曉，無人不知，在中共塑造的眾多「英雄人物」中，他的知名度最高。不僅如此，雷鋒在大陸其實已不僅僅是一個具體的人，而是成了一個典型的政治概念——「雷鋒精神」，成了共產邪教主義的人格樣本。
跟許許多多受中共蒙蔽的大陸同胞一樣，從小到大，筆者從未懷疑過雷鋒事蹟的真實性，直到最近看了一些資料，方才覺悟自己上當了。
一
啟發筆者的首先是近年來披露的當年雷鋒照片的拍攝真相。
雷鋒給人們的印象是如此的親近生活，同時又是完美無瑕、形象照人，這與圖片的宣傳作用是分不開的。《雷鋒照片背後的故事》（見《三聯生活週刊》/王小峰）一文說，「1949年以來，通過影像傳播給中國公眾帶來影響的人物一個是毛澤東，另一個可能就是雷鋒。」「在雷鋒短暫的22歲生命中，拍過的照片有六七百張。一個普普通通的解放軍戰士，在那個年代能拍這麼多照片是罕見的-----可以說，1949年以來，通過影像傳播給中國公眾帶來影響的人物一個是毛澤東，另一個可能就是雷鋒。」 那麼，這些廣為流傳的雷鋒照片究竟是如何拍攝出來的呢？
據報導，曾經有四位美聯社記者，專門到撫順雷鋒紀念館採訪，他們指著雷鋒給傷病員送月餅、扶送大娘的照片說：雷鋒做好事是自發的還是被迫的，為什麼雷鋒做好事還有照片，這是不是「導演」出來的？這個問題提的很有針對性。
大陸媒體披露，當年為雷鋒拍照的主要有兩個人，一位叫張峻，他給雷鋒拍過223張照片，很多有影響的照片都出自他手;另一位叫季增，他給雷鋒拍的照片也有200多張，在雷鋒入伍到犧牲的953天的時間，他平均每4天就給雷鋒拍攝一張照片。
據張峻和季增回憶，後來傳世的雷鋒照片，幾乎很少有抓拍的，絕大多數都是他們根據當時的政治需要和上級指示創作的。在這些照片中，有一部分是拍攝者根據當年流傳的經過加工的雷鋒事蹟「補拍」的。姑且不論這些事蹟的真實程度，即使它們全都是真實的，「補拍」這種方式也明顯有違照片的真實性原則，何況這些事蹟的真實性還很令人懷疑呢？！
更多的照片則是拍攝者或冥思苦想，或靈機一動，「擺拍」與「導演」出來的。
在汽車駕駛室裡讀《毛選》是雷鋒傳世照片中十分有名的一幅，它的導演兼拍攝者是張峻。當時，他想拍一張雷鋒把毛澤東思想當成精神食糧和前進方向的照片，構思了很久，一直沒有靈感。一次，他在看雷鋒修車，突然來了靈感，便對雷鋒說，趕緊坐到駕駛室裡，讓雷鋒拿出《毛選》，就這樣，一張具深遠影響力的《糧食•武器•方向盤》就這樣誕生了，這張照片後來在「文革」期間被放大成忠於毛澤東的最直觀影像。張峻說:「照片洗出來之後，我一看，就非常遺憾，雷鋒左手拿書是從方向盤裡套過來的，看上去很彆扭。後來由於工作比較忙，也沒有再重新去拍這張。」
季增回憶當年他給雷鋒擺拍的經過時說，一次，「《解放軍畫報》記者吳加昌來採訪雷鋒，回去後他寫信說缺少一張破題的照片，讓我拍一張能表現雷鋒熱愛黨、熱愛毛主席和他職業特點的照片，我就反復想怎麼拍。正好運輸連進來一輛‘解放牌’汽車，有天早上，我讓連長把車弄好，讓雷鋒用被地主婆砍了三刀的手去擦車，一共拍了七八張，很多人都是通過這張照片認識雷鋒的。」
有一張雷鋒握著衝鋒槍，戴著棉帽站在一排樹前面的照片十分出名，可以說是雷鋒形象的代表作，也是擺拍的，攝影者叫周軍。雷鋒是工程兵，根本就沒有衝鋒槍，很可能一輩子都沒有開過衝鋒槍。攝影師跟人借來了棉帽子和槍，一張虛假的照片就這樣產生了。更有甚者，雷鋒去世後，為了能把雷鋒的形象樹立得更高大完美，他背後的那排枯樹又被換成了黃山的迎客松。
據張峻和季增回憶，對於他們的導演和擺拍，雷鋒當年不僅積極配合，而且很擅長按別人的意圖去擺姿勢。
面對人們對這些照片的質疑，張峻說:「沒有辦法，當時的歷史條件就是那樣」。「領導這麼要求，我們必須那樣做。」
可見，絕大多數傳世的雷鋒照片都是程度不同的造假之作，都是當年政治需要的產物！
二
不僅照片，有關雷鋒的其他宣傳材料也帶有明顯的創造痕跡。如所謂的《雷鋒的故事》，就是在不同時期按不同需要而編造和修改的，可謂漏洞百出，其中疑點最大的是雷鋒的死亡經過。
1962 年的一天，雷鋒在指揮戰友倒車的時候，被電線杆子砸在頭部，傷勢過重，大腦溢血，停止了呼吸。雷鋒終於實現了他為「 共產主義奮鬥終生」的理想。踏上了不歸路。 這是大家熟悉的《雷鋒的故事》裡的一段描寫。我們都相信了。然而這個故事卻欺騙了中國人民40 年。
最早聽到的異議發生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一個在軍隊管理汽車的人憤憤不平地講，雷鋒是找死，他是瀆職。一個指揮倒車的人應該站在最佳位置，應該站在看得最清楚的位置，怎麼讓自己指揮的汽車撞倒電線杆子，而且還把自己壓死了，可能嗎？他當時在幹什麼？他不是在開小差嗎？
在網上有另一個聲音：雷鋒真的是這樣的死的嗎？一輛在倒車的車的力應該不至於推倒電線杆，這麼大的力，司機在車觸到電線杆的時候肯定有感覺的。還有電線杆是倒下？不太可能的，電線杆埋得很深的。現在不是經常有車撞到電線杆，結果車毀了，電線杆還是無事，所以電線杆被撞倒幾乎不可能。這樣的話，要被壓死，只有電線杆被撞斷，可是學過力學的都知道，在有電線在上面拉住的情況下，雷鋒至少還有 5秒的時間反應，不可能就這樣被壓死。
更多的人開始清醒：雷鋒的職業是司機，事故發生的前一刻他正在指揮另一司機倒車，結果車撞在電線杆上，他自己也橫屍當場。在這起事故中，雷鋒對自己的失職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沒有人去追究這個事情的細節，因為他很快成了人們的榜樣，榜樣又被強行規定必須是白玉無瑕的。雷鋒是一起交通事故的肇事者，是一個損壞國家財產的犯人。然而他卻搖身一變成了烈士，全國人民學習的榜樣。為什麼會這樣哪？！因為共產黨喜歡 「造神」。
然而故事還沒有完，那些當年編造《雷鋒故事》的有心人又開始出來活動了，一本新版《雷鋒的故事》修改了這個結尾：1962年8月15日上午8點多鐘，細雨霏霏，雷鋒和他的助手喬安山駕車從工地回到駐地。他們把車開進連隊車場後，發現車身上濺了許多泥水，便不顧長途行車的疲勞，立即讓喬安山發動車到空地去洗車。經過營房前一段比較窄的過道，為安全起見，雷鋒站在過道邊上，揚著手臂指揮小喬倒車轉彎； 「向左，向左…… 倒！倒！」汽車突然左後輪滑進了路邊水溝，車身猛一搖晃，驟然碰倒了一根平常曬衣服被子用的方木杆子，雷鋒不幸被倒下來的方木杆子砸在頭部，當場撲倒在地，昏過去……
雖然進行了改編，可是漏洞還是有，沒有辦法，一個參與過創作《雷鋒的故事》的軍隊攝影記者張峻又出來圓場，這回是親自現身在以造謠為己任的中央電視臺，他說： 「電影《雷鋒》、《離開雷鋒的日子》，以及《雷鋒的故事》等文學作品，在報導和解說雷鋒之死時都有錯誤： 「8月15 日上午10點半（注意：時間改了），從外地運了服裝回來，回來以後，這車需要保養了，（注意：開始八股式的文藝創作了）那麼雷鋒就跟連長提出來，我們自己保養，這個時候雷鋒想鍛練一下喬安山，讓喬安山開著車到車廠去。我們那個營房，這個房子和這個房子中間有個道，門這塊兒有兩個杆子，實際也當門，是曬衣服的，不是電線杆子，現在外頭報導，雷鋒的故事也好，寫的也好，電影也好，《離開雷鋒的日子》也好，都是這麼粗的一個電線杆子，實際不是電線杆，就是這麼一個方木杆，很細的一個杆子，就這麼高，（喬安山）開上車以後，他告訴雷鋒這不行，這彎拐不了，你趕快過來，雷鋒說開呀，往前走，這時候就熄火了，他說走走，趕快走啊，不是往後退，現在傳了 40年都是倒車，不是倒車，是往前開車，那麼雷鋒就在這兒，在車底下指揮他，走啊走啊，喬安山一加大油門一下就走了，這個杆子打在雷鋒右太陽穴上，打完以後，喬安山開車走了（注意：車撞了東西，一個職業司機還不知道），到洗車廠了，班長哪兒去了，有個新兵就喊，雷鋒叫車軋了，實際不是軋了，是杆子打了，連長就出來了，喬安山趕快就回來了，就抱著雷鋒，這時候雷鋒不省人事了，也沒說話，血往下淌， ……」
一個人的死這麼大的一件事、這麼嚴肅的事情就這樣被改來改去，還在全國各地傳播，為什麼要改呢？因為這是一項政治任務，就是要編故事。這也就是《雷鋒的故事》的編寫過程，不斷完善，然而編造的就會有漏洞！
三
按理講，日記屬於比較私人的東西，不應該有什麼瞎編的可能性，但是這個規律在中共那裡也是不適用的，所謂的《雷鋒日記》也是中共為了包裝雷鋒的需要而編造的，其中的漏洞和虛假的痕跡同樣隨處可見，下面便是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關於雷鋒如何 「艱苦樸素」 的。
在《雷鋒日記》中有這樣一段記錄：有一次我班的一個戰友買回一個新牙刷，他把那個舊的丟在地上，我看到那個舊的比我的還好，就從地上拾了起來，經過消毒，我就自己使用。當時那位戰友說我是小氣鬼，我說：「這個牙刷很好哇，還可以繼續使用，為了節約嘛！」同時我還到處撿牙膏皮子，因為牙膏皮子裡面還有剩下的牙膏，把它擠出來裝在一個瓶子裡自己使用----
大家都知道那年頭牙膏皮可以賣錢，人都窮成那分了，誰捨得丟牙膏皮。還有，在那個年代使用「消毒」這個詞顯然像是作報告時的用語，而不是一個文化不高的雷鋒的日記中應該出現的。
還有一個例子是關於雷鋒抓「反革命」的。
日記中提到，某天，從雷鋒所在部隊駐地的一座大山上，下來一個磨剪刀的人。他在部隊的屋前屋後轉來轉去，鬼鬼祟祟地像要找什麼東西似的，不一會又拿出本子記下什麼。
雷鋒發現他在一家門前磨剪刀，還一邊問老鄉：「此地駐有多少軍隊？」另外還說：「蔣介石要反攻大陸了……」於是雷鋒就認為他非常可疑，就上前盤問那個磨剪刀的人。
「你從哪裡來？」
「河北。」
「幹什麼的？」
「磨剪刀的。」
「有什麼證明？」
「沒有。」
「你身上帶了些什麼東西？」
「五六十元錢，一個記帳本。」
「你把記帳本拿出來看看！」
雷鋒翻開記帳本，他認為發現了非常重要的軍事機密，並且，他認為那個人神色慌慌張張，言行可疑，就把這件事立刻報告了上級，上級派人把那人送到當地公安局。後來，公安局的同志打電話告訴雷鋒說：「那個磨剪刀的人是一個反革命分子……」
從這篇日記中，我們可以明顯的發現許多疑點，第一，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部隊的駐地怎麼可能那麼輕鬆地讓陌生的人靠近部隊的營房，哨兵都幹什麼去了？！，咋就那麼巧被雷鋒發現了，如果事實如此的話，那個「反革命」是否也太大膽了，居然明目張膽地到處轉，還做記錄，還跟別人說：蔣介石要反攻大陸了…， 這好像不符合常規。
如果我們再進一步問，雷鋒的日記是如何寫成的呢？大家都知道雷鋒小學都沒有讀幾年，因此有著非常樸素的無產階級感情，對地主有著深仇大恨（不像知識份子，書讀多了，對階級敵人恨不起來）。但仇恨並不能化為文字，好的文字需要一定的訓練才能產生。你看雷鋒日記，排比句那麼多，我想就是大學本科畢業生也未必能創作出來。現在也有文字透露了當初雷鋒日記是如何出爐的，原來是解放軍報的編輯記者在一個月內奉命集體創作的成果。難怪現在市面上不太見「雷鋒日記」這本書了，當年發行量可是僅次於毛選。
四
還有一件事更具諷刺意義！
中共的宣傳說，雷鋒出身貧寒，所以特別珍惜毛主席給他帶來的幸福生活。穿破了的襪子是補了又補，捨不得丟棄。他總結說：「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但在雷鋒的遺物中，人們卻發現了好些時髦高級商品，其中有一塊梅花牌手錶。梅花牌手錶是什麼概念呢？雷鋒當時的工資是每月8元，而梅花表價為200元以上。換句話說，雷鋒把兩年多的工資全都積攢了下來買了這塊梅花表，這與現在的月光族女孩把錢都花在化妝品上有什麼區別呢？一個女孩天天吃酸菜，為的是省下錢來買高檔化妝品，你能說這女孩是艱苦樸素嗎？
總之，從各方面來看，中共宣傳的雷鋒與真實的雷鋒不是一回事，前者是以後者為原形，按照當年的政治需要，經過反復改編、拔高、加工塑造出來的一個假典型。
有人把這種造假手段稱之為「正搞」。「正搞」是相對於「惡搞」而言，如果說「惡搞」是嬉皮笑臉地搞，粗製濫造地搞，搞完了還要讓你知道，這是搞過的，而且連搞的是什麼都要讓你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知道，那麼「正搞」 則正好相反，它是一本正經地搞，認認真真地搞，搞完了讓人看不出痕跡，讓人不知道這東西已經被搞過。中共塑造的雷鋒形象就是一個「正搞」的典型。試問千千萬萬敬仰雷鋒的中國人：你們可曾看出痕跡，看出「這東西已經被搞過」？
正如一位作者所言：「其實，‘正搞’雷鋒，歸根結底是為了「正搞」人民。搞到幾億人傻頭傻腦地把作秀當真。」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