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2月9日訊】王功權取保獲釋後，在企業家中引起了一些議論。有一位曾經和王功權合作共事的企業家說：「媒體與公知不能綁架企業家，非要企業家去追求真理，企業家只能受資本綁架。」此言非也。
（一）誰綁架了企業家？
首先，綁架企業家王功權的既不是媒體，也不是公知，而是國家的專政機關。他們僅僅因為王功權支持了「新公民運動」，就悍然抓捕了他，迫使他接受他們提出的有失個人尊嚴的屈辱條件。這種野蠻行徑，何異於黑社會的綁架勒索？
其次，少數媒體和公知就王功權被捕作出評論，支持王功權的正義行為，批判專政機關違反憲法，剝奪公民的自由權利，這是媒體和公知的社會責任。對王功權如此，對其他遭到拘捕迫害的維權人士也同樣如此，這和綁架風馬牛不相及。把媒體和公知對王功權的支持說成是綁架，不僅是對媒體和公知的污辱，也是對王功權的污辱。
第三，企業家固然應該「在商言商」，但是，企業家同時也是公民，而且首先是公民，其次才是企業家。做一個合格的公民，比做一個合格的企業家更加重要。一個合格的公民，不但要具有公民意識，意識到自己的權利和義務，而且能夠身體力行，捍衛自己的權利，恪盡自己的義務。王功權支持「新公民運動」，正是他履行自己的權利和義務的表現，是他作為合格公民和合格企業家的理所當然的選擇。
第四，企業家要不要追求真理？追求真理是人性的本質要求。幾千年來的人類社會，正是由於有了對真善美的追求，代代相繼，才積累起當代的科學和文明。所以，追求真理為社會發展所必需，是一個合格公民的責任，也是一個合格企業家的責任。不是誰「非要企業家去追求真理」，而是企業家有責任追求真理。拒絕追求真理的企業家是不合格的企業家，也是不合格的公民。
第五，說「企業家只能受資本綁架」，有一定的道理，但說「只能」受資本綁架，就太絕對了。至少在現階段，就我這個局外人的觀察所及，恐怕受權力綁架的壓力，遠遠超過受資本綁架。所謂受資本綁架，無非就是市場規律的束縛和金融機構的制約，這些問題並非絕對不可解決，一些出色的企業家就擺脫了資本的綁架，而且遊刃有餘地進退於資本市場；而權力綁架，則是在政治權力不受制約與監督的專制體制下，任何企業家都無法解開的難題。迄今為止，有哪個企業家能夠理直氣壯地宣告他已經擺脫了權力的綁架呢？
第六，官方宣稱王功權已經承認違法犯罪，但我寧可相信王功權只是承認他資助了「新公民運動」的事實，「違法犯罪」是官方強加於他的罪名。即使他被迫承認「違法犯罪」，表示要同「新公民運動」劃清界限，這種選擇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利劍威脅下，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們許多人都有過被迫檢討的經歷，知道在這把利劍威脅下，往往不得不接受勒索，違心地抹黑自己。王功權被捕和取保的過程，恰好證明了專制權力對他的綁架和勒索。
（二）為什麼要綁架企業家？
繼許志永被判4年徒刑之後，袁冬被判18個月徒刑，侯欣被判有罪但免於處罰，王功權被迫同「新公民運動」斷絕聯繫。對於「新公民運動」所遭受的這一系列嚴重打擊，海內外輿論表示惋惜與憤慨，譴責當局對如此理性、溫和的民主要求都濫施專政，豈非逼使民眾以暴力抗爭？卻很少有人注意到與此有關的另一個嚴重問題：對於社會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的知識分子和企業家的聯盟，剛開始出現就被摧殘了。
「8964」之後，許多知識分子對政治前景絕望，紛紛下海，投入工商界，以致一位高層領導人驚呼「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動向」。1992年鄧小平南下講話後，民營企業大發展，經營者中就有大量知識分子。我曾經樂觀地預期，知識分子和主要由知識分子構成的企業家兩大群體的聯盟，「將是影響中國未來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因此，去年秋天我在得知許志永和王功權在「新公民運動」中的密切合作，兩人且因此先後被拘捕，為此寫了一篇文章：《一個值得注意的朕兆》（發表在香港《動向》月刊去年第10期上），在強烈抗議有關當局倒行逆施的同時，歡呼知識分子和企業家的合作和聯盟的出現。「一個知識分子，一個企業家，在爭取公民權利、推進公民社會的活動中有了共同的理念，共同的語言，而且遭到了同樣的迫害。這就使這一事件超出了他們個人的意義，而成為具有象徵性的政治事件。」「他們在『新公民運動』中的合作，預告著這兩個階層（或階級）的聯盟的未來。」
「新公民運動」一貫用和平改良的方式來推動國家和社會的進步，在前幾年開展的許多活動，如呼籲官員財產公示，討論起草陽光法案；倡導公民的憲法權利，爭取真正的民主法治；推動教育的平等權利，為隨遷子女爭取就地高考；介入「三鹿奶粉」、 動車事故等突發事件，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爭取公正的賠償方案；冬天給露宿街頭的上訪者送去棉衣、棉被、饅頭；等等。這一切活動，既溫和理性，又有聲有色，大概同企業家王功權的支持不無關係。這個情況當然逃不出有關部門的視野。他們長期監視許志永等人發起的「公盟」和「新公民運動」的動態，不會看不到知識分子和企業家攜手合作的情勢，而這兩個最具政治潛能的社會群體一旦結成鞏固的聯盟，勢將構成對專制統治的最大威脅。所以他們不但將許志永、袁冬等人繩之以專政，而且以黑社會的方式迫使王功權同「新公民運動」劃清界限，承諾不再和許志永保持聯繫。這樣，就不但翦除知識分子和企業家聯盟的幼芽，而且鏟掉滋生聯盟的土壤。它的意義遠不止於剝奪王功權的自由權利，更大的圖謀是震懾所有企業家，使他們遠離維權一類的政治活動。也許，這才是他們拘捕許志永等、綁架王功權的真正動機。
這是一場民主與專制之間的力量懸殊的博弈。現在，它的第一幕已經以「新公民運動」和聯盟的慘敗落下帷幕，第二幕、第三幕又將如何？我深信，知識分子和企業家的聯盟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它注定將會對中華民族的發展和復興發揮決定性的作用，這是誰也阻擋不了的。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
（一）誰綁架了企業家？
首先，綁架企業家王功權的既不是媒體，也不是公知，而是國家的專政機關。他們僅僅因為王功權支持了「新公民運動」，就悍然抓捕了他，迫使他接受他們提出的有失個人尊嚴的屈辱條件。這種野蠻行徑，何異於黑社會的綁架勒索？
其次，少數媒體和公知就王功權被捕作出評論，支持王功權的正義行為，批判專政機關違反憲法，剝奪公民的自由權利，這是媒體和公知的社會責任。對王功權如此，對其他遭到拘捕迫害的維權人士也同樣如此，這和綁架風馬牛不相及。把媒體和公知對王功權的支持說成是綁架，不僅是對媒體和公知的污辱，也是對王功權的污辱。
第三，企業家固然應該「在商言商」，但是，企業家同時也是公民，而且首先是公民，其次才是企業家。做一個合格的公民，比做一個合格的企業家更加重要。一個合格的公民，不但要具有公民意識，意識到自己的權利和義務，而且能夠身體力行，捍衛自己的權利，恪盡自己的義務。王功權支持「新公民運動」，正是他履行自己的權利和義務的表現，是他作為合格公民和合格企業家的理所當然的選擇。
第四，企業家要不要追求真理？追求真理是人性的本質要求。幾千年來的人類社會，正是由於有了對真善美的追求，代代相繼，才積累起當代的科學和文明。所以，追求真理為社會發展所必需，是一個合格公民的責任，也是一個合格企業家的責任。不是誰「非要企業家去追求真理」，而是企業家有責任追求真理。拒絕追求真理的企業家是不合格的企業家，也是不合格的公民。
第五，說「企業家只能受資本綁架」，有一定的道理，但說「只能」受資本綁架，就太絕對了。至少在現階段，就我這個局外人的觀察所及，恐怕受權力綁架的壓力，遠遠超過受資本綁架。所謂受資本綁架，無非就是市場規律的束縛和金融機構的制約，這些問題並非絕對不可解決，一些出色的企業家就擺脫了資本的綁架，而且遊刃有餘地進退於資本市場；而權力綁架，則是在政治權力不受制約與監督的專制體制下，任何企業家都無法解開的難題。迄今為止，有哪個企業家能夠理直氣壯地宣告他已經擺脫了權力的綁架呢？
第六，官方宣稱王功權已經承認違法犯罪，但我寧可相信王功權只是承認他資助了「新公民運動」的事實，「違法犯罪」是官方強加於他的罪名。即使他被迫承認「違法犯罪」，表示要同「新公民運動」劃清界限，這種選擇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利劍威脅下，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們許多人都有過被迫檢討的經歷，知道在這把利劍威脅下，往往不得不接受勒索，違心地抹黑自己。王功權被捕和取保的過程，恰好證明了專制權力對他的綁架和勒索。
（二）為什麼要綁架企業家？
繼許志永被判4年徒刑之後，袁冬被判18個月徒刑，侯欣被判有罪但免於處罰，王功權被迫同「新公民運動」斷絕聯繫。對於「新公民運動」所遭受的這一系列嚴重打擊，海內外輿論表示惋惜與憤慨，譴責當局對如此理性、溫和的民主要求都濫施專政，豈非逼使民眾以暴力抗爭？卻很少有人注意到與此有關的另一個嚴重問題：對於社會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的知識分子和企業家的聯盟，剛開始出現就被摧殘了。
「8964」之後，許多知識分子對政治前景絕望，紛紛下海，投入工商界，以致一位高層領導人驚呼「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動向」。1992年鄧小平南下講話後，民營企業大發展，經營者中就有大量知識分子。我曾經樂觀地預期，知識分子和主要由知識分子構成的企業家兩大群體的聯盟，「將是影響中國未來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因此，去年秋天我在得知許志永和王功權在「新公民運動」中的密切合作，兩人且因此先後被拘捕，為此寫了一篇文章：《一個值得注意的朕兆》（發表在香港《動向》月刊去年第10期上），在強烈抗議有關當局倒行逆施的同時，歡呼知識分子和企業家的合作和聯盟的出現。「一個知識分子，一個企業家，在爭取公民權利、推進公民社會的活動中有了共同的理念，共同的語言，而且遭到了同樣的迫害。這就使這一事件超出了他們個人的意義，而成為具有象徵性的政治事件。」「他們在『新公民運動』中的合作，預告著這兩個階層（或階級）的聯盟的未來。」
「新公民運動」一貫用和平改良的方式來推動國家和社會的進步，在前幾年開展的許多活動，如呼籲官員財產公示，討論起草陽光法案；倡導公民的憲法權利，爭取真正的民主法治；推動教育的平等權利，為隨遷子女爭取就地高考；介入「三鹿奶粉」、 動車事故等突發事件，為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爭取公正的賠償方案；冬天給露宿街頭的上訪者送去棉衣、棉被、饅頭；等等。這一切活動，既溫和理性，又有聲有色，大概同企業家王功權的支持不無關係。這個情況當然逃不出有關部門的視野。他們長期監視許志永等人發起的「公盟」和「新公民運動」的動態，不會看不到知識分子和企業家攜手合作的情勢，而這兩個最具政治潛能的社會群體一旦結成鞏固的聯盟，勢將構成對專制統治的最大威脅。所以他們不但將許志永、袁冬等人繩之以專政，而且以黑社會的方式迫使王功權同「新公民運動」劃清界限，承諾不再和許志永保持聯繫。這樣，就不但翦除知識分子和企業家聯盟的幼芽，而且鏟掉滋生聯盟的土壤。它的意義遠不止於剝奪王功權的自由權利，更大的圖謀是震懾所有企業家，使他們遠離維權一類的政治活動。也許，這才是他們拘捕許志永等、綁架王功權的真正動機。
這是一場民主與專制之間的力量懸殊的博弈。現在，它的第一幕已經以「新公民運動」和聯盟的慘敗落下帷幕，第二幕、第三幕又將如何？我深信，知識分子和企業家的聯盟是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它注定將會對中華民族的發展和復興發揮決定性的作用，這是誰也阻擋不了的。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