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4月29日訊】中國的貧富差距正在不斷加大。美國密歇根大學29日公布的一份研究顯示，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貧富收入差距增幅超過美國，差距已躍居世界第一。
根據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的基尼係數顯示，1980至2010年閒，中國的收入差距增加近一倍，現在將預示著將出現「懸殊」差異。
報告指出，這一巨大差異趨勢與2012年的一項調查結果一致。當時，參與調查的很多中國受訪者認為，貧富差距將超過腐敗和失業，成為中國更為嚴峻的頭號社會挑戰。
此次報告聯合作者之一、密歇根大學社會學教授謝宇指出：「一方面，中國人認識到收入差距是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另一方面，他們似乎對收入差距的容忍度很高。他們不喜歡，但又似乎又可以接受它，將它視為生活中的一個事實，這是他們為經濟迅速增長付出的代價。」
該報告利用2010年至2012年間，5所中國大學的6項調查數據計算基尼係數，然後與此前的預測結果進行比較。
密歇根大學的報告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家庭收入的基尼係數約為0.55，美國的為0.45。1980年，中國家庭收入的基尼係數僅為0.30。調查人員指出，基尼係數大於等於0.5就意味著貧富差距懸殊，0.4為警戒線。
此外報告還指出，今年1月公布，2013年中國居民收入基尼係數為0.473。這是2009年以來連續第五年下降，也是10年以來的最低值，持平2004年水平。
調查人員在報告中指出，「自20世紀80年來以來，中國收入差距擴大的速度遠快過美國。」
但中國基尼係數並未形成共識。2012年12月，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顯示，2010年中國家庭基尼係數為0.61，遠高於國家統計局公布的0.481。
中國社科院2012年9月發布的《社會管理藍皮書》曾警告說，中國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的狀況已經逼近社會容忍底線。特別是通貨膨脹、社會分配不公等深層社會矛盾也已成為導致治安問題嚴峻，以及並無直接利害關係的群體事件或惡性事件日趨增多的原因。
獲得米爾頓·弗裡德曼自由獎的中國經濟學者茅於軾，在博文《誰親手製造了貧富差距？》中提到，貧富差異問題的解決，對中國目前的社會穩定有更加重要的意義。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作為中國的老百姓很大程度上並不在乎大家勤勞致富或者是先富起來，最痛恨和討厭的是不公平的手段，如通過壟斷或者掠奪的方式取得不合理的收入和財富，這是老百姓不願意接受的。
而這種問題的解決，茅於軾認為，從根本上來講更多的是需要從政治體制和公共行政權力的制度方面包括執行體制方面進行改變，進行改革。
「只有這樣，才能夠把貧富差異的發展勢頭遏制住，並通過進一步的市場經濟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公共行政權力的體制改革，把貧富懸殊的問題進一步縮小到社會可承受的範圍當中。」
根據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的基尼係數顯示，1980至2010年閒，中國的收入差距增加近一倍，現在將預示著將出現「懸殊」差異。
報告指出，這一巨大差異趨勢與2012年的一項調查結果一致。當時，參與調查的很多中國受訪者認為，貧富差距將超過腐敗和失業，成為中國更為嚴峻的頭號社會挑戰。
此次報告聯合作者之一、密歇根大學社會學教授謝宇指出：「一方面，中國人認識到收入差距是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另一方面，他們似乎對收入差距的容忍度很高。他們不喜歡，但又似乎又可以接受它，將它視為生活中的一個事實，這是他們為經濟迅速增長付出的代價。」
該報告利用2010年至2012年間，5所中國大學的6項調查數據計算基尼係數，然後與此前的預測結果進行比較。
密歇根大學的報告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家庭收入的基尼係數約為0.55，美國的為0.45。1980年，中國家庭收入的基尼係數僅為0.30。調查人員指出，基尼係數大於等於0.5就意味著貧富差距懸殊，0.4為警戒線。
此外報告還指出，今年1月公布，2013年中國居民收入基尼係數為0.473。這是2009年以來連續第五年下降，也是10年以來的最低值，持平2004年水平。
調查人員在報告中指出，「自20世紀80年來以來，中國收入差距擴大的速度遠快過美國。」
但中國基尼係數並未形成共識。2012年12月，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顯示，2010年中國家庭基尼係數為0.61，遠高於國家統計局公布的0.481。
中國社科院2012年9月發布的《社會管理藍皮書》曾警告說，中國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的狀況已經逼近社會容忍底線。特別是通貨膨脹、社會分配不公等深層社會矛盾也已成為導致治安問題嚴峻，以及並無直接利害關係的群體事件或惡性事件日趨增多的原因。
獲得米爾頓·弗裡德曼自由獎的中國經濟學者茅於軾，在博文《誰親手製造了貧富差距？》中提到，貧富差異問題的解決，對中國目前的社會穩定有更加重要的意義。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作為中國的老百姓很大程度上並不在乎大家勤勞致富或者是先富起來，最痛恨和討厭的是不公平的手段，如通過壟斷或者掠奪的方式取得不合理的收入和財富，這是老百姓不願意接受的。
而這種問題的解決，茅於軾認為，從根本上來講更多的是需要從政治體制和公共行政權力的制度方面包括執行體制方面進行改變，進行改革。
「只有這樣，才能夠把貧富差異的發展勢頭遏制住，並通過進一步的市場經濟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公共行政權力的體制改革，把貧富懸殊的問題進一步縮小到社會可承受的範圍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