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新近提出，將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暖炕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再次引發了中韓輿論的爭議。過去多年來，圍繞多項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申報，韓國和周邊國家特別是中國民眾打了不少口水官司。中國人雖然從未將暖炕（中國稱之為火炕）技術當作一回事，但當韓國媒體想當然地將中國作為暖炕申遺的主要對手時，立即觸動了其敏感的民族主義神經，抗議之餘希望政府有關部門也將火炕列入申報計畫，與韓國一爭高低。不過，中國官方有關部門的反應是，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豐富，已經申報成功的文化遺產居世界之首，而且中國申報文化遺產有自己的程式，須經專家論證選擇項目，所以暫不會考慮將火炕技術申報非遺。
分析中韓兩國在此問題上的心態和動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韓國政府部門要把暖炕申報為世界文化遺產，說明它打心眼裡認為暖炕是其傳統文化的重要遺存，亟需予以保護，以使之得到更好的傳承。而韓國媒體在報導此事時立即聯想到中國也將地熱採暖視為自有技術，可能成為其主要障礙，因此產生緊迫感，建議政府部門加快申報進度。考慮到以往中韓在世界文化遺產申報問題上的爭吵，韓國媒體的這種引申應在合理範疇之內。
比較而言，中國朝野就此產生分歧，暴露了不少深層次問題。從民眾的角度來說，敦促政府申遺的出發點和動力，是因應韓國的「挑戰」，其內在的心理意蘊是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從政府的角度來說，它們關注的是中國地大物博，非遺眾多，申報需要程式。無論民眾還是政府，都沒有從文化本身來看這個問題，或者沒有主要從文化的角度來決定自己的想法。
在他們眼裡，火炕技術本身的文化價值並不重要，要緊的是與韓國展開競爭，或者遵守既定的程式。中國傳統文化要麼是國際競爭的工具，要麼淪為程式主義的犧牲品。究其實質，他們都對文化缺乏基本的尊重和敬仰情懷，都沒有認識到文化以其自身的存在和價值而非任何外在附加物，在亙古歷史長夜中閃耀著光芒，文化的保護和傳承是歷史賦予當代人的使命和責任。
中國人文化意識的淡薄，同樣體現於中國那些熱衷於申報非物質文化遺產者。公眾早就指出，人們爭相將自己屬地的文化遺存向國家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主要目的是從功利主義出發，希望借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品牌影響力，發展本地區的旅遊產業，為地方官員政績和經濟增長服務。本著這一原則精神，不少地方對傳統文化抱著「古為今用」的態度，對它們進行「為我所需」的改造，將傳統文化保護變成對傳統文化的任意篡改，使之變得面目全非，失去了傳統文化保護的題旨。
由是可知，中國人在將傳統文化中的優秀部分申報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問題上，存在急功近利的思想，文化的內在價值，文化遺存的保護、弘揚和傳承，都沒有擺到應有的位置。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韓國人則擁有非常自覺的傳統文化保護意識、競爭意識和傳播意識，文化歸屬感和優越感強烈，深透到民族精神的深處。
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兩會期間談到，韓劇之所以「走在咱們前頭」，是因為其「內核和靈魂，恰恰是傳統文化的昇華。」
他的觀點雖然不能概括韓劇的全部優點，然而至少精准地指出了韓國人注重在影視作品中融入傳統文化基因，展示傳統文化自信，並致力於傳播和推廣傳統文化的特點。
作為「韓流」文化的主要承載者之一，韓劇充當了重要角色。在韓國古裝劇中，令人印象的是對古代韓國文化的尊崇、描述和展現。如在中國家喻戶曉的《大長今》一劇，對朝鮮的傳統飲食文化進行了精描細畫，並將它融入了動人的歷史人物和故事的演繹之中，獲得了生動傳神、潤物無聲的傳播效應，隨著該劇的熱播及在海外的廣泛流行，韓國文化在各國深入人心，無形中提升了國家的品牌形象。像大長今這樣的韓劇為數不少，《商道》、《李算》、《醫道》、《馬醫》、《大風水》等都從某個具體的文化現象展開劇情，而在現代劇中，濃鬱的家庭觀念和傳統文化精神則是其主要文化背景。
反觀中國，雖然號稱擁有數千年文明史，但在各種影視劇中不僅不能客觀描述古代文化，反而竭力虛構之，使之變得不倫不類。此舉對傳統文化的發揚光大產生了非常消極的影響。
韓流風靡全世界，韓國傳統文化保護、傳播和傳承走在中國前面，不是沒有原因的。
其中，政府和民眾對文化保護高度契合，形成全民參與、官方支持的有利格局，是重要因素。
韓國從政府到民眾，對傳統文化遺存的保護、弘揚和傳承的意識，都高度自覺，且在保護和傳播的過程中，注重保留文化遺存的原汁原味，僅在有限的範圍內，根據時代要求進行適度創新。
比如，「江陵端午祭」是韓國江陵保有的一項傳統非物質文化遺存，與中國的端午節同宗同源，但它卻成功地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它在祭儀、演戲和遊藝等方面保存了傳統風貌，同時積極開拓新的生長點，但不是生搬硬套地將現代文化植入其中，而是從其原體上進行新的提煉、整合，使傳統昇華，並富有時代風貌。他們在端午的集市中發現了「江陵人的共同體禮儀」，增強參與民眾的集體歸屬感；通過強化活動的神聖性，給民眾帶來參與的自豪感；在廣泛傳播之中，為民眾帶來榮譽感體驗等，都是基於傳統適度創新的體現。
韓國政府建立了法制化、體系化和制度化的傳統文化保護機制。早在1962年，韓國政府就頒佈了《韓國文化財保護法》（文化財即類同漢語之文化遺產），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直到1981年才開始啟動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評定，1983年才制定相關政策規定，對韓國經驗多有借鑒；多年來形成了以「文化財委員會」為核心、以文化觀光部下屬的文化財廳為行政管理架構的文化遺產保護體系；在事件中不斷摸索實行了文化遺產保存記錄和傳授教育制度、無形文化遺產海外傳播制度、文化遺產標準化、競爭性、動態性和針對性認證制度等一系列制度。韓國政府官員不是高高在上發號施令，或者發表一些走過場、空洞無物的講話，而是深入到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播的具體環節之中，參與互動，與民眾和遊客打成一片。
不僅政府重視文化遺產保護，各種社會組織、學者和普通民眾也樂於參與其中。生活在當代的韓國人也十分熱衷於融進非物質文化遺存的活動過程中，在遠離塵囂中得到超脫的體驗，豐富了其人生內容。韓國各類文化遺產的發現、申報、推廣過程中，民俗學者都表現十分活躍，而在每年的傳統活動中，都有民俗學者的積極介入。例如，20世紀60年代初期，韓國民俗學會前會長、中央大學教授任東權先生首次發現了「江陵端午祭」，此後他積極研究並向政府申報了此專案，引起政府重視，將其列為國家重點文物，直到成功獲選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各博物館所要展示的內容也都會充分聽取民俗學家的意見。
從更深層次看，韓國人對非物質文化遺存活動的熱衷，是富有文化底氣和文化自信，乃至文化優越感的表現。眾所周知，韓國是發達的「西方國家」之一，西方文明深深地浸潤在現代韓國的骨髓之中，然而卻並未割裂現代和傳統的關係、影響甚至取代傳統文化在韓國民眾日常生活中的意義和作用，兩者並行不悖，且相互促進，造就了自由和繁榮的現代韓國，使文化底蘊建基於強大基石之上。而這是現代朝鮮半島歷史上朝鮮民族自主、自立、自強意識萌生和發展的必然結果，是韓國民族認同感日益增強後，從民族自尊向文化自尊的質的飛躍。
然而，韓國所在的朝鮮半島在古代的多數時期從屬於中央帝國，直到近代仍是中國的藩屬，是漢文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朝鮮民族長期生活在漢民族文化圈之中，從日常起居、官僚體制、精神思想，無不深受其影響，也在相當長時期裡，制約了朝鮮民族主體性。
一百多年來，隨著中央帝國和漢文化優勢地位的衰落，朝鮮民族和文化自主性日益增強，尤其在韓國，由於融通東西方文明、實現國家振興，產生了高度的文化自信，反倒在很多時候瞧不起其原宗主國了。十七世紀滿清入關後，服膺於儒家文化的朝鮮王國始終不肯從心底認同其統治，也是出於相似的心理。
朝鮮民族主體意識和主體地位的產生發展的過程，可大致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萌芽狀態，朝鮮半島雖然多數時候受中央帝國轄制，但其民族自主意識始終都是朝鮮民族精神建構中的一個隱祕而真切的存在，所不同的是，在這一階段「事大主義」佔據主流，而民族自主意識僅在少數文人和官僚中得以存在。第二階段為自發狀態，這個階段可以約略從朝鮮王朝的世宗大王時期算起，到明亡清興後由於對夷狄入主中原的不屑，朝鮮民族在繼續保持形式上的「事大主義」之餘，民族自主意識也在潛滋暗長。世宗修訂《訓民正音》、世祖朝完成《經國大典》、正祖全面革新都是在民族自主的精神旗幟下所進行的具有重要政治意義的歷史事件。第三階段為自覺狀態，從朝鮮王朝末期「甲午戰爭」一直到當代。朝鮮民族自主意識的興起首先是由於「大國」清王朝的全面衰敗，朝鮮作為藩屬國受到外國侵淩無以自保逐漸淪為殖民地國家，民眾不間斷地進行抗爭直至武裝鬥爭，奪取民族獨立，並建設全新國家的過程中，最終得到確立的。
在日本結束殖民統治，朝鮮民族南北分治之後，大韓民國在美國的幫助下，逐步建立了完整的民主國家體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獲得全面發展，從物質到精神各個層面，都最終超越了原來的中央帝國，由此開始在民族自主、自立、自強的意識基礎上，形成民族優越感。
但韓國的民族自尊，逐步演化為文化自尊，並以文化自尊，強化民族自尊。韓國的民族優越感，一旦與夾縫中生存的民族憂患意識相結合，就變得有些扭曲了。由此可以解釋當今的諸多文化現象：它是韓國民眾在像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申報這種看上去無關巨集旨的事務上與中國競爭的重要精神源泉之一。
而就中國而言，從五四時代「打倒孔家店」，到建國後「階級鬥爭決定論」、「經濟建設決定論」和「意識形態」擔綱，是一個顯著的「去文化」、「反文化」的過程。傳統文化一度是受嚴厲批判乃至淩辱的物件，在經過若干年的「不懈努力」後，實已折騰成十分慘澹的局面。在中國當代史上，傳統文化不僅從未獲得應有的尊嚴和地位，更是經常成為被閹割、被政治化、抽象化、虛無化的對象，久而久之使中國文化成為「不土不洋」、「不中不西」、以泛政治化、泛意識形態化為特色的「怪物」，形成了經濟社會發展多元化、文化卻始終捆縛在五色斑斕的籠子裡的奇特景觀。
無論是影視劇對傳統文化的任意解構，電視頻道特定主題的作品獲得統治地位，還是非物質文化遺產被強行「物質化」，變成牟利的工具，以及政府部門在對待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申報問題上抱著功利主義、工具主義的態度，都是上述中國式文化症候的具體呈現。
與此相應的是，在中國，由於可以想像的原因，民族主義也受到「異化」。中國不少民眾在被民族主義激情燃燒、富有攻擊性的同時，失去對世界本質和人類生存境遇的悲憫關懷，對文化自身冷漠以待，卻更期待與韓國鬥爭後所獲得的快感。
在此基礎上，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一個貌似泱泱的大國卻是個文化淺薄的「侏儒」，而文化自信只停留於「舌尖上的快樂」了！
一個國家的文化高度，決定了這個國家公民的精神高度、生存高度。文化自覺、自由是深化中國發展內涵的必由之路，是改善中國公民生存品質的重要途徑。從這個意義上說，包括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和傳播在內的文化建設，是事關公民福祉的關鍵因素。正因如此，反思中韓在此領域的歧異，並從加強人類基本關懷的精神維度，著力推進中國傳統文化觀和文化體制轉型，是打造名副其實的文化強國的題中應有之意，也是保持中華民族精神活力的重要源泉。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分析中韓兩國在此問題上的心態和動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韓國政府部門要把暖炕申報為世界文化遺產，說明它打心眼裡認為暖炕是其傳統文化的重要遺存，亟需予以保護，以使之得到更好的傳承。而韓國媒體在報導此事時立即聯想到中國也將地熱採暖視為自有技術，可能成為其主要障礙，因此產生緊迫感，建議政府部門加快申報進度。考慮到以往中韓在世界文化遺產申報問題上的爭吵，韓國媒體的這種引申應在合理範疇之內。
比較而言，中國朝野就此產生分歧，暴露了不少深層次問題。從民眾的角度來說，敦促政府申遺的出發點和動力，是因應韓國的「挑戰」，其內在的心理意蘊是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從政府的角度來說，它們關注的是中國地大物博，非遺眾多，申報需要程式。無論民眾還是政府，都沒有從文化本身來看這個問題，或者沒有主要從文化的角度來決定自己的想法。
在他們眼裡，火炕技術本身的文化價值並不重要，要緊的是與韓國展開競爭，或者遵守既定的程式。中國傳統文化要麼是國際競爭的工具，要麼淪為程式主義的犧牲品。究其實質，他們都對文化缺乏基本的尊重和敬仰情懷，都沒有認識到文化以其自身的存在和價值而非任何外在附加物，在亙古歷史長夜中閃耀著光芒，文化的保護和傳承是歷史賦予當代人的使命和責任。
中國人文化意識的淡薄，同樣體現於中國那些熱衷於申報非物質文化遺產者。公眾早就指出，人們爭相將自己屬地的文化遺存向國家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主要目的是從功利主義出發，希望借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品牌影響力，發展本地區的旅遊產業，為地方官員政績和經濟增長服務。本著這一原則精神，不少地方對傳統文化抱著「古為今用」的態度，對它們進行「為我所需」的改造，將傳統文化保護變成對傳統文化的任意篡改，使之變得面目全非，失去了傳統文化保護的題旨。
由是可知，中國人在將傳統文化中的優秀部分申報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問題上，存在急功近利的思想，文化的內在價值，文化遺存的保護、弘揚和傳承，都沒有擺到應有的位置。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韓國人則擁有非常自覺的傳統文化保護意識、競爭意識和傳播意識，文化歸屬感和優越感強烈，深透到民族精神的深處。
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兩會期間談到，韓劇之所以「走在咱們前頭」，是因為其「內核和靈魂，恰恰是傳統文化的昇華。」
他的觀點雖然不能概括韓劇的全部優點，然而至少精准地指出了韓國人注重在影視作品中融入傳統文化基因，展示傳統文化自信，並致力於傳播和推廣傳統文化的特點。
作為「韓流」文化的主要承載者之一，韓劇充當了重要角色。在韓國古裝劇中，令人印象的是對古代韓國文化的尊崇、描述和展現。如在中國家喻戶曉的《大長今》一劇，對朝鮮的傳統飲食文化進行了精描細畫，並將它融入了動人的歷史人物和故事的演繹之中，獲得了生動傳神、潤物無聲的傳播效應，隨著該劇的熱播及在海外的廣泛流行，韓國文化在各國深入人心，無形中提升了國家的品牌形象。像大長今這樣的韓劇為數不少，《商道》、《李算》、《醫道》、《馬醫》、《大風水》等都從某個具體的文化現象展開劇情，而在現代劇中，濃鬱的家庭觀念和傳統文化精神則是其主要文化背景。
反觀中國，雖然號稱擁有數千年文明史，但在各種影視劇中不僅不能客觀描述古代文化，反而竭力虛構之，使之變得不倫不類。此舉對傳統文化的發揚光大產生了非常消極的影響。
韓流風靡全世界，韓國傳統文化保護、傳播和傳承走在中國前面，不是沒有原因的。
其中，政府和民眾對文化保護高度契合，形成全民參與、官方支持的有利格局，是重要因素。
韓國從政府到民眾，對傳統文化遺存的保護、弘揚和傳承的意識，都高度自覺，且在保護和傳播的過程中，注重保留文化遺存的原汁原味，僅在有限的範圍內，根據時代要求進行適度創新。
比如，「江陵端午祭」是韓國江陵保有的一項傳統非物質文化遺存，與中國的端午節同宗同源，但它卻成功地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它在祭儀、演戲和遊藝等方面保存了傳統風貌，同時積極開拓新的生長點，但不是生搬硬套地將現代文化植入其中，而是從其原體上進行新的提煉、整合，使傳統昇華，並富有時代風貌。他們在端午的集市中發現了「江陵人的共同體禮儀」，增強參與民眾的集體歸屬感；通過強化活動的神聖性，給民眾帶來參與的自豪感；在廣泛傳播之中，為民眾帶來榮譽感體驗等，都是基於傳統適度創新的體現。
韓國政府建立了法制化、體系化和制度化的傳統文化保護機制。早在1962年，韓國政府就頒佈了《韓國文化財保護法》（文化財即類同漢語之文化遺產），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直到1981年才開始啟動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評定，1983年才制定相關政策規定，對韓國經驗多有借鑒；多年來形成了以「文化財委員會」為核心、以文化觀光部下屬的文化財廳為行政管理架構的文化遺產保護體系；在事件中不斷摸索實行了文化遺產保存記錄和傳授教育制度、無形文化遺產海外傳播制度、文化遺產標準化、競爭性、動態性和針對性認證制度等一系列制度。韓國政府官員不是高高在上發號施令，或者發表一些走過場、空洞無物的講話，而是深入到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播的具體環節之中，參與互動，與民眾和遊客打成一片。
不僅政府重視文化遺產保護，各種社會組織、學者和普通民眾也樂於參與其中。生活在當代的韓國人也十分熱衷於融進非物質文化遺存的活動過程中，在遠離塵囂中得到超脫的體驗，豐富了其人生內容。韓國各類文化遺產的發現、申報、推廣過程中，民俗學者都表現十分活躍，而在每年的傳統活動中，都有民俗學者的積極介入。例如，20世紀60年代初期，韓國民俗學會前會長、中央大學教授任東權先生首次發現了「江陵端午祭」，此後他積極研究並向政府申報了此專案，引起政府重視，將其列為國家重點文物，直到成功獲選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各博物館所要展示的內容也都會充分聽取民俗學家的意見。
從更深層次看，韓國人對非物質文化遺存活動的熱衷，是富有文化底氣和文化自信，乃至文化優越感的表現。眾所周知，韓國是發達的「西方國家」之一，西方文明深深地浸潤在現代韓國的骨髓之中，然而卻並未割裂現代和傳統的關係、影響甚至取代傳統文化在韓國民眾日常生活中的意義和作用，兩者並行不悖，且相互促進，造就了自由和繁榮的現代韓國，使文化底蘊建基於強大基石之上。而這是現代朝鮮半島歷史上朝鮮民族自主、自立、自強意識萌生和發展的必然結果，是韓國民族認同感日益增強後，從民族自尊向文化自尊的質的飛躍。
然而，韓國所在的朝鮮半島在古代的多數時期從屬於中央帝國，直到近代仍是中國的藩屬，是漢文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朝鮮民族長期生活在漢民族文化圈之中，從日常起居、官僚體制、精神思想，無不深受其影響，也在相當長時期裡，制約了朝鮮民族主體性。
一百多年來，隨著中央帝國和漢文化優勢地位的衰落，朝鮮民族和文化自主性日益增強，尤其在韓國，由於融通東西方文明、實現國家振興，產生了高度的文化自信，反倒在很多時候瞧不起其原宗主國了。十七世紀滿清入關後，服膺於儒家文化的朝鮮王國始終不肯從心底認同其統治，也是出於相似的心理。
朝鮮民族主體意識和主體地位的產生發展的過程，可大致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萌芽狀態，朝鮮半島雖然多數時候受中央帝國轄制，但其民族自主意識始終都是朝鮮民族精神建構中的一個隱祕而真切的存在，所不同的是，在這一階段「事大主義」佔據主流，而民族自主意識僅在少數文人和官僚中得以存在。第二階段為自發狀態，這個階段可以約略從朝鮮王朝的世宗大王時期算起，到明亡清興後由於對夷狄入主中原的不屑，朝鮮民族在繼續保持形式上的「事大主義」之餘，民族自主意識也在潛滋暗長。世宗修訂《訓民正音》、世祖朝完成《經國大典》、正祖全面革新都是在民族自主的精神旗幟下所進行的具有重要政治意義的歷史事件。第三階段為自覺狀態，從朝鮮王朝末期「甲午戰爭」一直到當代。朝鮮民族自主意識的興起首先是由於「大國」清王朝的全面衰敗，朝鮮作為藩屬國受到外國侵淩無以自保逐漸淪為殖民地國家，民眾不間斷地進行抗爭直至武裝鬥爭，奪取民族獨立，並建設全新國家的過程中，最終得到確立的。
在日本結束殖民統治，朝鮮民族南北分治之後，大韓民國在美國的幫助下，逐步建立了完整的民主國家體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獲得全面發展，從物質到精神各個層面，都最終超越了原來的中央帝國，由此開始在民族自主、自立、自強的意識基礎上，形成民族優越感。
但韓國的民族自尊，逐步演化為文化自尊，並以文化自尊，強化民族自尊。韓國的民族優越感，一旦與夾縫中生存的民族憂患意識相結合，就變得有些扭曲了。由此可以解釋當今的諸多文化現象：它是韓國民眾在像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申報這種看上去無關巨集旨的事務上與中國競爭的重要精神源泉之一。
而就中國而言，從五四時代「打倒孔家店」，到建國後「階級鬥爭決定論」、「經濟建設決定論」和「意識形態」擔綱，是一個顯著的「去文化」、「反文化」的過程。傳統文化一度是受嚴厲批判乃至淩辱的物件，在經過若干年的「不懈努力」後，實已折騰成十分慘澹的局面。在中國當代史上，傳統文化不僅從未獲得應有的尊嚴和地位，更是經常成為被閹割、被政治化、抽象化、虛無化的對象，久而久之使中國文化成為「不土不洋」、「不中不西」、以泛政治化、泛意識形態化為特色的「怪物」，形成了經濟社會發展多元化、文化卻始終捆縛在五色斑斕的籠子裡的奇特景觀。
無論是影視劇對傳統文化的任意解構，電視頻道特定主題的作品獲得統治地位，還是非物質文化遺產被強行「物質化」，變成牟利的工具，以及政府部門在對待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申報問題上抱著功利主義、工具主義的態度，都是上述中國式文化症候的具體呈現。
與此相應的是，在中國，由於可以想像的原因，民族主義也受到「異化」。中國不少民眾在被民族主義激情燃燒、富有攻擊性的同時，失去對世界本質和人類生存境遇的悲憫關懷，對文化自身冷漠以待，卻更期待與韓國鬥爭後所獲得的快感。
在此基礎上，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一個貌似泱泱的大國卻是個文化淺薄的「侏儒」，而文化自信只停留於「舌尖上的快樂」了！
一個國家的文化高度，決定了這個國家公民的精神高度、生存高度。文化自覺、自由是深化中國發展內涵的必由之路，是改善中國公民生存品質的重要途徑。從這個意義上說，包括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和傳播在內的文化建設，是事關公民福祉的關鍵因素。正因如此，反思中韓在此領域的歧異，並從加強人類基本關懷的精神維度，著力推進中國傳統文化觀和文化體制轉型，是打造名副其實的文化強國的題中應有之意，也是保持中華民族精神活力的重要源泉。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