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月18日－19日，在美國普林斯頓舉行了一場題為「從全能主義統治的轉化討論會」。陳奎德博士提交了一篇論文，明確提出「中國向右翼專制轉變的可能性」。陳奎德歸納了所謂右翼專制的六個特點。它們分別是：
1、脫離以意識形態治國的政教合一的窠臼；
2、以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政治權力壟斷和保持社會穩定為基本目標；
3、仍然拒絕分權制衡與民主參與，不過對司法的控制比以前要弱一些；
4、仍然否定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雖然其控制力會比以前小一些，但控制仍是無處不在；
5、私有財產有了根本的合法性，並且經濟起飛也具備了現實可能性；
6、在外交上，這種右翼專制政權將奉行傳統的地緣政治和強權主義，對外則宣稱某種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以國家利益而不是以意識形態的原則來確立外交親疏的基礎，並以此姿態加入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
陳奎德能在鄧小平「九二南巡」之前就明確指出中國將在維持共產黨一黨專制的情況下進一步走資本主義，這種洞見無疑是令人歎服的。必須說明的是，陳奎德的這一論斷並非大膽的猜測，而是立足於對現實的深刻把握，其中也包括對中共上層的動態分析。事實上，還在提交這篇論文的前一個月，陳奎德發表了一篇文章評論所謂「太子黨綱領」，就已經提出了類似的觀點。
1991年9月9日，《中國青年報》刊發了一篇一萬多字的長文「蘇聯巨變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此文據說是由高幹子弟、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劉華清的女婿潘岳主持，有諸多專家學者－－其中不少是所謂太子黨派系人物－－參與討論寫作，因此在問世之初就被很多人稱為「太子黨綱領」。
「太子黨綱領」一發表，就引起很多評論。其中，陳奎德博士的評論尤為精闢。陳奎德概述道：
「通觀全文，該派太子黨實質上為他們掌權後的中國做了如下一些基本的設計，其本質是：
一，以國家主義取代共產主義。
二，以右翼專制主義取代左翼極權主義。
三，以地緣政治原則取代意識形態原則。
四，以現實主義維護權力壟斷的執政黨取代浪漫主義平民色彩的革命黨。
五，以黨的所有制取代國家公有制。
六，以中央集權的強化取代地方主義的趨勢。」
試比較這裡的六點和上面那篇文章的六點，大體上是一致的。可見，陳奎德提出中國轉向右翼專制主義的論斷比上面那篇文章還要早一些，而他作出這樣論斷的證據之一就是「太子黨綱領」。
「太子黨綱領」涉及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和對外關係等諸多問題。這裡只談經濟問題。
在經濟問題上，「太子黨綱領」裡最引人注意的論述是：「共產黨不僅要抓槍桿子，而且要抓財產經濟。」
乍一看去，這話很是不通。在中國，黨是領導一切的，財產經濟當然也不例外，既然如此，再說什麼黨抓財產經濟豈不是多餘？接下來，「太子黨綱領」寫到：「改革開放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國有資產無人負責」。那麼，「由誰來承擔財產所有者的角色最為合適？結論是誰與經濟過程結合得最緊密，並保證國有資產在運行中能夠增值，就應該由誰負責。『一五』期間的156個項目誰幹的？鄉鎮企業誰在抓、誰在管？中國農村的財產誰在負責？地方上項目由誰負責？這些事說到底都是共產黨在干，共產黨負責。」於是，「太子黨綱領」引出結論：那就是讓黨「成為所有者」。
我們知道，在過去，國有資產、鄉鎮企業和農村的財產雖然都是黨在抓、黨在管，但是黨並不是這些資產的所有者。在過去，這些資產在名義上是屬於人民所有，現在，「太子黨綱領」明確提出要把屬於人民所有的財產變成屬於共產黨所有。這下子，我們總算明白「黨抓財產經濟」的意思了，那就是，把屬於全體人民的財產變成共產黨自家的黨產。
「太子黨綱領」的作者們知道，要搞資本主義，就要有資本家（用綱領裡的話，叫「代表先進生產力的資產人格化代表」）。可是，在一個原來已經消滅了資本家的國家，從哪裡去找資本家呢？誰來當資本家呢？綱領寫到：「十年改革中，一個重要的失誤是我們不注意培育已有的、代表先進生產力的資產人格化代表，而是希望重走資本積累的老路，其結果是財富的流失程度遠大於財富的積累程度，培植起的新的利益主體又與共產黨離心離德。而在黨管財產經濟的狀態下，上述弊端將不復存在。更為重要的是，黨管財產經濟在操作上簡便易行。」這就是說，不能指望那些在改革開放後出現的新生資本家，因為很多新生資本家的資產其實是從國有資產中挖出來的，他們的出現與其說體現了財富的積累，不如說體現了財富的流失；再有，這些新生的資本家常常和黨不一條心。那麼，從哪裡去找資本家，誰來當資本家呢？很簡單，讓黨來當資本家就是了。這不是現成的嗎？不用再去費時間培育，也不必擔心財富流失，簡便易行，一步到位。
陳奎德對「太子黨綱領」這段話提出兩點質疑：把「現在名義上歸十一億人擁有的財產，一瞬間轉移到佔上述人口百分之四的共產黨手中，使中共成為這一龐大財產的所有者。這種所有權無償轉移（或掠奪），不僅不具有任何合法性（誰授權？所有者同意否？），同時仍舊沒有解決中國經濟的癌症：產權不明確的問題（誰是『全民』？誰又是『黨』？）」。
關於陳奎德提出的第二點質疑。確實，中共黨員多達五千萬（1991年），把龐大的全民財產歸到這五千萬人名下，依然沒有解決產權界定的問題，因而沒有解決無人負責的問題。「太子黨綱領」對此語焉不詳，不過到後來意思就清楚了。所謂把國產變成黨產，實際上是變成官產。
早在1985年，香港經濟學家張五常就撰文指出，中國的改革，不管他們用的是什麼名稱，實際上是走向私產，而轉向私產的關鍵一步是首次產權分配。張五常承認，用招標競投的辦法比較公正，但是由於這種辦法對擁有特權的幹部毫無益處，所以難以實行。因此張五常提出了一個可行的折衷辦法，「就是乾脆使某些干部先富起來，給他們明確的產權分配」。
這是赤裸裸的權貴私有化。爾後中國的改革基本上就是用的這個辦法。實行這種辦法面臨的最大問題，如陳奎德所言，是合法性的問題：把屬於全體人民的財產變成中共統治集團的財產，誰授的權？人民同意了嗎？既然無人授權，人民不曾表示過同意，這種財產轉移不就是掠奪，不就是搶劫嗎？
張五常解釋說，他之所以主張給中共官員首次產權分配，「不是因為在經濟或道德上他們應被特別照顧，而是因為他們的反對是足以阻礙制度的改進的」。當然了，如果你把企業送給官員，官員們保證都會成為改革派。可是，給中共官員明確的產權分配，也就是把本來屬於全體人民的財產送給少數官員，這固然是充分地照顧（豈止是照顧）到了官員們的利益，但它無疑是侵犯了廣大人民的利益。為什麼少數官員的利益不能侵犯，廣大人民的利益就可以侵犯呢？張五常不肯明言的理由當然是，因為廣大民眾的反對是不足以阻礙制度的改進的。如果民眾要反對要抗議呢？合乎邏輯的答案只能是：鎮壓。所以，張五常提出的辦法，說穿了就是搶劫，是在專制強權保護下的搶劫，是持槍搶劫。
張五常的方案是1985年提出來的。當時的中共當局自然不敢採納，因為它不能不擔心激起公憤，引發民眾的強烈反對。六四後，情況就不一樣了。有了六四，中共諒老百姓不敢反抗，即使有少量的分散的反抗也不難鎮壓下去，故不足為慮。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太子黨綱領」公然提出黨抓財產經濟，其實就是採納了張五常的主張，而且比張五常的方案走得更遠。張五常在提出「給某些干部明確產權分配」時還有個「但書」－－「但卻要他們棄官從商」即官商分離；「太子黨綱領」乾脆不要這個但書。「太子黨綱領」要的是官商結合，或者是像後來實行的「一家兩制」：高幹家庭，一個子女從政，一個子女經商。
正如韓少功所說的那樣，六四後，經濟改革並沒有倒退，反倒借助嚴厲的政治掃蕩，如履平地一路前進。有些改革方案先前不敢出台，生怕老百姓上街鬧事，六四後順勢推出，「一點社會反應都沒有，真是神不知鬼不覺，順利得讓人難以理解」。這有什麼難以理解的呢？用經濟學家劉利群的話說就是，「槍聲一響，變偷為搶。」這不是很好理解的嗎？
「太子黨綱領」的發表，要比鄧小平南巡講話早四五個月，據說也受到江澤民的高度重視。這就再次說明，所謂六四後中國的經濟改革陷入停頓乃至倒退，其實並不符合實情。鄧小平九二南巡對中國的經濟改革固然有大力提速之效，但要說它力挽狂瀾、撥正航向就言過其實了。
（完）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1、脫離以意識形態治國的政教合一的窠臼；
2、以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政治權力壟斷和保持社會穩定為基本目標；
3、仍然拒絕分權制衡與民主參與，不過對司法的控制比以前要弱一些；
4、仍然否定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雖然其控制力會比以前小一些，但控制仍是無處不在；
5、私有財產有了根本的合法性，並且經濟起飛也具備了現實可能性；
6、在外交上，這種右翼專制政權將奉行傳統的地緣政治和強權主義，對外則宣稱某種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以國家利益而不是以意識形態的原則來確立外交親疏的基礎，並以此姿態加入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
陳奎德能在鄧小平「九二南巡」之前就明確指出中國將在維持共產黨一黨專制的情況下進一步走資本主義，這種洞見無疑是令人歎服的。必須說明的是，陳奎德的這一論斷並非大膽的猜測，而是立足於對現實的深刻把握，其中也包括對中共上層的動態分析。事實上，還在提交這篇論文的前一個月，陳奎德發表了一篇文章評論所謂「太子黨綱領」，就已經提出了類似的觀點。
1991年9月9日，《中國青年報》刊發了一篇一萬多字的長文「蘇聯巨變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此文據說是由高幹子弟、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劉華清的女婿潘岳主持，有諸多專家學者－－其中不少是所謂太子黨派系人物－－參與討論寫作，因此在問世之初就被很多人稱為「太子黨綱領」。
「太子黨綱領」一發表，就引起很多評論。其中，陳奎德博士的評論尤為精闢。陳奎德概述道：
「通觀全文，該派太子黨實質上為他們掌權後的中國做了如下一些基本的設計，其本質是：
一，以國家主義取代共產主義。
二，以右翼專制主義取代左翼極權主義。
三，以地緣政治原則取代意識形態原則。
四，以現實主義維護權力壟斷的執政黨取代浪漫主義平民色彩的革命黨。
五，以黨的所有制取代國家公有制。
六，以中央集權的強化取代地方主義的趨勢。」
試比較這裡的六點和上面那篇文章的六點，大體上是一致的。可見，陳奎德提出中國轉向右翼專制主義的論斷比上面那篇文章還要早一些，而他作出這樣論斷的證據之一就是「太子黨綱領」。
「太子黨綱領」涉及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和對外關係等諸多問題。這裡只談經濟問題。
在經濟問題上，「太子黨綱領」裡最引人注意的論述是：「共產黨不僅要抓槍桿子，而且要抓財產經濟。」
乍一看去，這話很是不通。在中國，黨是領導一切的，財產經濟當然也不例外，既然如此，再說什麼黨抓財產經濟豈不是多餘？接下來，「太子黨綱領」寫到：「改革開放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國有資產無人負責」。那麼，「由誰來承擔財產所有者的角色最為合適？結論是誰與經濟過程結合得最緊密，並保證國有資產在運行中能夠增值，就應該由誰負責。『一五』期間的156個項目誰幹的？鄉鎮企業誰在抓、誰在管？中國農村的財產誰在負責？地方上項目由誰負責？這些事說到底都是共產黨在干，共產黨負責。」於是，「太子黨綱領」引出結論：那就是讓黨「成為所有者」。
我們知道，在過去，國有資產、鄉鎮企業和農村的財產雖然都是黨在抓、黨在管，但是黨並不是這些資產的所有者。在過去，這些資產在名義上是屬於人民所有，現在，「太子黨綱領」明確提出要把屬於人民所有的財產變成屬於共產黨所有。這下子，我們總算明白「黨抓財產經濟」的意思了，那就是，把屬於全體人民的財產變成共產黨自家的黨產。
「太子黨綱領」的作者們知道，要搞資本主義，就要有資本家（用綱領裡的話，叫「代表先進生產力的資產人格化代表」）。可是，在一個原來已經消滅了資本家的國家，從哪裡去找資本家呢？誰來當資本家呢？綱領寫到：「十年改革中，一個重要的失誤是我們不注意培育已有的、代表先進生產力的資產人格化代表，而是希望重走資本積累的老路，其結果是財富的流失程度遠大於財富的積累程度，培植起的新的利益主體又與共產黨離心離德。而在黨管財產經濟的狀態下，上述弊端將不復存在。更為重要的是，黨管財產經濟在操作上簡便易行。」這就是說，不能指望那些在改革開放後出現的新生資本家，因為很多新生資本家的資產其實是從國有資產中挖出來的，他們的出現與其說體現了財富的積累，不如說體現了財富的流失；再有，這些新生的資本家常常和黨不一條心。那麼，從哪裡去找資本家，誰來當資本家呢？很簡單，讓黨來當資本家就是了。這不是現成的嗎？不用再去費時間培育，也不必擔心財富流失，簡便易行，一步到位。
陳奎德對「太子黨綱領」這段話提出兩點質疑：把「現在名義上歸十一億人擁有的財產，一瞬間轉移到佔上述人口百分之四的共產黨手中，使中共成為這一龐大財產的所有者。這種所有權無償轉移（或掠奪），不僅不具有任何合法性（誰授權？所有者同意否？），同時仍舊沒有解決中國經濟的癌症：產權不明確的問題（誰是『全民』？誰又是『黨』？）」。
關於陳奎德提出的第二點質疑。確實，中共黨員多達五千萬（1991年），把龐大的全民財產歸到這五千萬人名下，依然沒有解決產權界定的問題，因而沒有解決無人負責的問題。「太子黨綱領」對此語焉不詳，不過到後來意思就清楚了。所謂把國產變成黨產，實際上是變成官產。
早在1985年，香港經濟學家張五常就撰文指出，中國的改革，不管他們用的是什麼名稱，實際上是走向私產，而轉向私產的關鍵一步是首次產權分配。張五常承認，用招標競投的辦法比較公正，但是由於這種辦法對擁有特權的幹部毫無益處，所以難以實行。因此張五常提出了一個可行的折衷辦法，「就是乾脆使某些干部先富起來，給他們明確的產權分配」。
這是赤裸裸的權貴私有化。爾後中國的改革基本上就是用的這個辦法。實行這種辦法面臨的最大問題，如陳奎德所言，是合法性的問題：把屬於全體人民的財產變成中共統治集團的財產，誰授的權？人民同意了嗎？既然無人授權，人民不曾表示過同意，這種財產轉移不就是掠奪，不就是搶劫嗎？
張五常解釋說，他之所以主張給中共官員首次產權分配，「不是因為在經濟或道德上他們應被特別照顧，而是因為他們的反對是足以阻礙制度的改進的」。當然了，如果你把企業送給官員，官員們保證都會成為改革派。可是，給中共官員明確的產權分配，也就是把本來屬於全體人民的財產送給少數官員，這固然是充分地照顧（豈止是照顧）到了官員們的利益，但它無疑是侵犯了廣大人民的利益。為什麼少數官員的利益不能侵犯，廣大人民的利益就可以侵犯呢？張五常不肯明言的理由當然是，因為廣大民眾的反對是不足以阻礙制度的改進的。如果民眾要反對要抗議呢？合乎邏輯的答案只能是：鎮壓。所以，張五常提出的辦法，說穿了就是搶劫，是在專制強權保護下的搶劫，是持槍搶劫。
張五常的方案是1985年提出來的。當時的中共當局自然不敢採納，因為它不能不擔心激起公憤，引發民眾的強烈反對。六四後，情況就不一樣了。有了六四，中共諒老百姓不敢反抗，即使有少量的分散的反抗也不難鎮壓下去，故不足為慮。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太子黨綱領」公然提出黨抓財產經濟，其實就是採納了張五常的主張，而且比張五常的方案走得更遠。張五常在提出「給某些干部明確產權分配」時還有個「但書」－－「但卻要他們棄官從商」即官商分離；「太子黨綱領」乾脆不要這個但書。「太子黨綱領」要的是官商結合，或者是像後來實行的「一家兩制」：高幹家庭，一個子女從政，一個子女經商。
正如韓少功所說的那樣，六四後，經濟改革並沒有倒退，反倒借助嚴厲的政治掃蕩，如履平地一路前進。有些改革方案先前不敢出台，生怕老百姓上街鬧事，六四後順勢推出，「一點社會反應都沒有，真是神不知鬼不覺，順利得讓人難以理解」。這有什麼難以理解的呢？用經濟學家劉利群的話說就是，「槍聲一響，變偷為搶。」這不是很好理解的嗎？
「太子黨綱領」的發表，要比鄧小平南巡講話早四五個月，據說也受到江澤民的高度重視。這就再次說明，所謂六四後中國的經濟改革陷入停頓乃至倒退，其實並不符合實情。鄧小平九二南巡對中國的經濟改革固然有大力提速之效，但要說它力挽狂瀾、撥正航向就言過其實了。
（完）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