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3月31訊】（新紀元週刊420期，記者趙芷菱報導）魯迅是個頗負爭議性的人物，過去魯迅被大陸「神化」，在臺灣魯迅的作品則被視為是思想不正確的「禁書」。
1920年代新文學運動時期，魯迅的著作一度影響當時的臺灣知識分子，1946年在臺曾掀起短暫的「魯迅熱」，後因魯迅濃厚的左翼色彩及與共產黨密切的關係，使兩岸呈逆反方向發展。至1980年代解嚴前後，文學全面解禁下，因對「禁書好奇」心理，使魯迅的作品最早受到系統性的關注。
兩岸兩樣情
魯迅（1881年－1936年）在中國大陸具有崇高的文學地位，主要與其政治立場左傾、反右，及受到毛澤東的推崇有關。毛澤東曾高度稱頌「魯迅是骨頭最硬的」民族英雄，說「中國的第一等聖人是魯迅，中國的第一等聖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聖人的學生。」使魯迅幾乎成為中國現代文化的代名詞，無人望其項背。
與此同時，臺灣則把胡適視為中國20世紀的聖人，認為他雖非完人，但他屏棄所有的私念，畢生奉獻於學術、教育事業和為國家建言上。「魯迅」與「胡適」在中國與臺灣分別遭到天淵之別的待遇。但半個世紀後，中國大陸開始熱中胡適，而臺灣則開始研究魯迅。
刻劃人物醜陋 否定中華傳統文化
魯迅筆下人物充滿缺點，如阿Ｑ、華老栓、祥林嫂、孔乙己等，他們是自私、無知、盲從、自欺、麻木、懦弱、欺侮更軟弱之人等醜陋人物。而其文章充滿憤懣、鄙視和醜化人性。
魯迅最著名的小說《阿Q正傳》，係透過農村貧苦僱農阿Q的形象，影射中華民族「普遍」的劣根性，如卑怯、精神勝利法、善於投機、誇大狂與自尊癖等。
而其《狂人日記》則是透過一個「狂人」的日記來闡述理念。如「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魯迅將中國故有的傳統文化歸結出「吃人」二字，著實令許多人為之驚愕！文學家梁實秋即評說：「魯迅有文學家應有的一枝筆，但無文學家所應有的胸襟與心理準備。他寫了不少的東西，態度只是一個『偏激』。」
人心變壞，罪在世人。中華文化一向教人要修身養性，遵從四維、八德與三剛五常等言行規範；魯迅藉文章全盤否定中華傳統文化，卻代之以鬥爭、暴力等負面思想的灌注侵害。
懷怨境遇 文誅筆伐
梁實秋認為魯迅「一生坎坷，到處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氣，橫亙胸中，一吐為快。怨恨的對象是誰呢？禮教、制度、傳統、政府，全成了他洩忿的對象。他的文字，簡練而刻毒，為文極盡尖酸刻薄之能事。」並認為「魯迅最嚴重的短處，即在於他謾罵別人的改良主張，謾罵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張。」
魯迅原名周樟壽，後改名為周樹人，出生於浙江省紹興府會稽縣（今紹興市）東昌坊口。魯迅家本是世族大家，其祖父周福清時代，有千畝良田和幾千平方米宅第。
周福清曾獲殿試三甲第15名，但仕途不順，後變賣家財買官，候補9年後當上了以抄寫為職的七品京官。
後周福清為讓兒子周伯宜（魯迅的父親）通過鄉試，與他人合夥賄賂主考官，不料事蹟敗露，光緒帝下旨嚴懲。周福清因主動投案，加上浙江官員求情，後判斬監候，即秋後再決，三年不斬就轉為無期。
三年間周家為了推遲周福清的行刑，到處撒錢打點。熬過三年後，周福清轉為無期，7年後被大赦釋回。
而魯迅的父親周伯宜，在此變故中被革去秀才功名，後竟一病不起。親友鄰居走避，所有重擔，驟然壓到了13歲的魯迅身上。少年魯迅嘗受世間冷暖，成年後，他懷怨寫道：「我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於質鋪和藥店裡，年紀可是忘卻了，總之是藥店的櫃檯正和我一樣高，質鋪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櫃檯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裡接了錢。」「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墮入困頓的嗎？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
其實周家大宅依舊，尚有幾十畝良田，若干僕人，三兄弟（周作人、周建人、周椿壽）不用為生計奔忙，都能安心讀書。魯迅29歲從日本回國後，才開始掙錢養家，這期間，母親還為他張羅了一門親事。
可見魯迅的痛苦多來源於，周家大少爺的風光不再，突然間受到以前從沒有過的白眼和冷遇。
1906年，25歲的魯迅從日本回國，遵從母意與長3歲的朱安結婚，但一生未與朱安同床（據魯迅之友荊有麟回憶，魯迅稱「多年來只有兩三次」）。婚後第4天魯迅東渡日本（參照周作人日記，魯迅當年並非婚後第4天東渡，而是秋天才動身的）。
1927年魯迅在廣州與其學生許廣平同居。1929年，兒子周海嬰出世。周海嬰之子為周令飛。周令飛在1980年代時與臺灣的女同學張純華相戀並移居臺灣。他的女兒周璟馨（即魯迅的曾孫女）曾參加臺灣綜藝節目並成為熱點人物。
魯迅的階級與暴力思想
魯迅有言：「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是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務，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照魯迅所言「愚弱的國民，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可清楚看出魯迅的階級思想係與中國儒家文化「追求至善」的理想，背離甚遠；生命無貴賤之分，「愚弱之人」同樣有其生命的價值。
魯迅還說：「在現在這可憐的時代，能殺才能生，能憎才能愛，能憎與能愛才能文。」魯迅此「殺、憎」才能「生、愛」，即「暴力才能生、愛」，正與中共之鬥爭、暴力思想相合。
魯迅一生「罵」過許多人，他的個性中也有著強烈的攻擊傾向。在《華蓋集續編•學界的三魂〈附記〉》中說：「我要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或者以半牙，以兩牙還一牙，因為我是人，難於上帝似的銖兩悉稱。如果我沒有做，那是我的無力，並非我大度，寬恕了加害於我的敵人。」「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且介亭雜文末編•死》）。此處更清楚魯迅其「鬥爭」、「不寬恕」與「戰鬥」的本質。
魯迅的母親曾言：「大先生所以死得這麼早，都是因為太勞苦，又好生氣。他罵人雖然罵得很厲害，但是都是人家去惹他的。他在未寫罵人的文章以前，自己已氣得死去活來，所以實在是氣極了才罵人的。」（1936年北平《民國學院院刊》）
滅漢字、謗中醫、無神論
研究魯迅的作品者發現：魯迅曾堅決廢除漢字、陰曆，主張改用外國的拼音文字，並宣稱京劇為垃圾。曾言：「漢字和大眾，是勢不兩立的。」「漢字是勞苦大眾的結核。倘不除去，只有自己死。」1936年在抗日民族危亡之際，魯迅對上海《救亡情報》的記者說：「漢字不滅，中國必亡」。
魯迅此舉不啻為1931年蘇聯廢除漢字、改行拉丁化文字作呼應，也正是中共推行簡化變異漢字的助力。
魯迅因其父親的病而痛恨庸醫，繼而全盤否定中醫，說「中醫無非是有意無意的騙子」。他對中醫敵視的態度，至死都沒改變，影響其後一個世紀，成為大陸誹謗中醫、詆毀傳統的有力藉口。
然中醫博大精深，近年來逐漸受到世界各階層的肯定。中醫不僅止於治病，更進一步是幫助人類達到如同在《黃帝內經》中所提的四種典範人物，即真人、至人、聖人、賢人的境界，亦即與易經、修煉文化有著巨大的聯繫。魯迅詆毀中醫，也為中共「無神論」的發展做了鋪墊。
魯迅是徹底的無神論者。1923年魯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所作的演講中說：「天下事盡有小作為比大作為更煩難的。譬如現在似的冬天，我們只有這一件棉襖，然而必須救助一個將要凍死的苦人，否則便坐在菩提樹下冥想普度一切人類的方法去。普度一切人類和救活一人，大小實在相去太遠了，然而倘叫我挑選，我就立刻到菩提樹下去坐著，因為免得脫下唯一的棉襖來凍殺自己。」（《娜拉走後怎樣》）
魯迅此譬喻恰給中共無神論者用來打擊信神者之偽論，也是對普度眾生與修煉文化的諷刺與不理解。耶穌當年為了替祂的門徒贖罪，甘心被人釘在十字架上，用祂的血洗去門徒的一切罪，當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時，祂仰頭對上帝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不曉得他們自己在做什麼。」死後第三天，耶穌復活了，祂的眾多弟子與世人見證此一神蹟。
魯迅為中共利用
中共利用魯迅思想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批判破壞，在1971年〈學習魯迅批判孔家店的徹底革命精神〉一文載：「魯迅正是以共產主義戰士的姿態，衝破一切舊的傳統思想，對中國幾千年來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總代表孔家店，實行了最徹底的決裂。」
還有中共利用魯迅批判孔子，灌輸以鬥、批、改思想：「五四運動推翻了對孔家店的迷信。偉大的革命家魯迅，就是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的主將。今天，我們紀念魯迅，要學習魯迅『批判孔家店』的徹底革命精神。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需要，是深入搞好『鬥、批、改』的需要。我們要在黨的九大路線的指引下，發揚魯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進一步開展批修整風，把革命大批判進行到底！」
文學家蘇雪林倡「反魯」認為：「左派利用魯迅為偶像，恣意宣傳，將為黨國之大患也。」蘇雪林隨民國政府遷臺後，於1966年發表《我論魯迅》，表明中華民國被顛覆就是因為忽略了「反魯」，從而導致共產主義的蔓延。她警告：「魯迅偶像一入臺灣，我敢保證，半年內文風丕變。」
旅居德國的作家徐沛指中共吹捧利用魯迅：「在臺灣有蘇雪林等抵制魯迅的惡劣影響，但落入中共的大陸民眾則從小就被迫接受魯迅的毒害。魯迅之所以能被共產國際選中，成為吹捧哄抬的對象，是因為他發表《狂人日記》後就以『反孔、反傳統』著稱，與共產主義方向一致。魯迅死後，共產國際的地下組織立即出版魯迅全集，並立即成立各種組織和機構來推廣魯迅的作品和精神。
中共系統地用以魯迅為首的五毛及其文學毒化大陸人，剝奪了他們像臺灣人一樣接受孔子教化的機會，使大陸人從小就淪為馬列子孫，既學不到中國的傳統價值觀，也不可能受到中國文化的薰陶，孩子學到的是違背天理人倫的黨八股，和不擇手段的急功近利，淪為中共黨文化的受害者和施害者。
中共建政後，對外宣稱施行九年義務教育，但在1976年毛澤東死前，中共搞「出身論」，把家庭出身劃分成紅五類、黑五類，前者父母是共產黨幹部、工人等，後者父母為非共產黨人、地主等。後者受到各種歧視，即使成績好，也不准升學，尤其是上大學。」
還有「中共篡改簡化了漢字的意涵，並按照它的需要不斷地偽造教材，學生讀的是反孔、反道德的魯迅等共產毒物，所以女中學生可以在文革中打死自己的老師，而在改革後女大學生則以當妓女做二奶為榮。從小被扭曲了價值觀、正義感，有評論說『垃圾課文比三聚氰胺奶粉還要危害深遠』。」
被指漢奸 親日俄撻伐中國人
魯迅對共產蘇聯懷有一種特殊的情結，對軍國主義的日本，也有牽扯不清的關連。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占領中國東北，魯迅稱此為日本帝國主義「膺懲」其奴僕中國軍閥，同時「膺懲」中國民眾，因中國民眾又是軍閥的奴隸。
對於日本占領中國領土，魯迅宣稱，日本侵占東北是其進攻蘇聯的開頭；面對民族危機，魯迅係以蘇俄為中心來表態與考慮問題，他在乎的是「這將成為日本攻打蘇聯的第一步」。
中國大陸在魯迅生前生活或工作過的許多地方開設了魯迅紀念館或博物館。展廳陳列了許多魯迅的手稿、著作和遺物，當年魯迅的書籍，大多由日本內山書店來代為銷售，魯迅和日本人內山完造為莫逆之交。加拿大學者孫乃修於2014年發表一篇關於魯迅與日本書商內山完造交往的文章，援引了許多歷史資料，顯示魯迅不僅有漢奸之嫌，內山也可能是日本間諜。
文章統計，1931年日本「九一八」事變侵占中國東北前，魯迅致日本人的書信僅有1920年、1926年的兩封，但「九一八」後至1936年魯迅去世，致日本人書信多達98封。
孫乃修列舉了多達30餘段信文實例，展示魯迅對日本侵略中國及其暴行沒有表露出一絲憤怒、抗議或譴責。這些書信毫無民族尊嚴立場，不但不譴責日軍對中國的侵略，卻把中國文壇的蜚短流長散播給敵國人士。他甚至還在信中傾訴對日本的思念：「我也常想看看日本」；多處表露對敵方權力者和文化的好感。
1933年4月魯迅給一位日本女性山本初枝寫信，以尊敬的口吻，稱讚侵華決策者之一、正當權的日本陸軍大臣荒木貞夫的評論「荒木君的文章上半篇很好」；1934年12月在另一封信中，他阻攔山本初枝學中文，還說：「我是排斥漢文和販賣日貨的專家」；魯迅在去世前半年的1936年3月的一封信中還稱讚：「日本國民性，的確很好」，當時日本已侵占東北近5年，且在華北虎視眈眈、不斷挑事之際。以上闡述都有魯迅的親筆書信作為證據。
張生在2012年《其實魯迅是漢奸》一文中道出：魯迅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漢奸。在大陸上過小學的人都知道魯迅和一位日本「友人」來往密切。這位友人叫內山完造，在上海開了一家內山書店。內山完造到中國顯然不是做慈善事業的，他以書店為掩護為日本收集情報，收買拉攏漢奸。魯迅的《偽自由書》「後記」裡提到他完全知道內山是日諜。魯迅自己毫不避諱和內山的深厚「友誼」。
1934年5月的上海《社會新聞》有文指魯迅與內山完造關係密切，是「樂於作漢奸矣」。魯迅也用自己的言行詮釋了一個漢奸的準確定位。
魯迅寫大量文章攻擊政府、詆毀中國，宣傳亡國理論。在其筆下中國的文化等同於垃圾！中國青年動輒被日本人殺戮，不是因為日本人殘酷殘忍，而是因為我們不認真！我們的大水也沒有日本的水溫柔，總之中國什麼都不如日本。魯迅認為日本人是註定要像蒙古人那樣征服中國的。魯迅之死更是將他漢奸身份暴露無疑。1936年魯迅病重，一直由內山完造安排須籐醫生治療。日本人在中國屠殺中國人，對魯迅卻如此費心。而魯迅臨死前還抱病出訪鹿地亙及內山，次日病危，第三天去世。
中共建政後，大陸的中小學課本收錄了許多魯迅的文章，但至2010年起，魯迅的作品逐漸的退出教材，至2013年僅存一篇收錄在七年級教材中的《風箏》，也遭刪除。徐沛認為，讓魯迅的文章從教材中退出，正好起到撥亂反正之效。惟有從根本上肅清顛倒是非的魯迅及中共黨文化毒素，才能回歸中國正統的價值觀。
1920年代新文學運動時期，魯迅的著作一度影響當時的臺灣知識分子，1946年在臺曾掀起短暫的「魯迅熱」，後因魯迅濃厚的左翼色彩及與共產黨密切的關係，使兩岸呈逆反方向發展。至1980年代解嚴前後，文學全面解禁下，因對「禁書好奇」心理，使魯迅的作品最早受到系統性的關注。
兩岸兩樣情
魯迅（1881年－1936年）在中國大陸具有崇高的文學地位，主要與其政治立場左傾、反右，及受到毛澤東的推崇有關。毛澤東曾高度稱頌「魯迅是骨頭最硬的」民族英雄，說「中國的第一等聖人是魯迅，中國的第一等聖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聖人的學生。」使魯迅幾乎成為中國現代文化的代名詞，無人望其項背。
與此同時，臺灣則把胡適視為中國20世紀的聖人，認為他雖非完人，但他屏棄所有的私念，畢生奉獻於學術、教育事業和為國家建言上。「魯迅」與「胡適」在中國與臺灣分別遭到天淵之別的待遇。但半個世紀後，中國大陸開始熱中胡適，而臺灣則開始研究魯迅。
刻劃人物醜陋 否定中華傳統文化
魯迅筆下人物充滿缺點，如阿Ｑ、華老栓、祥林嫂、孔乙己等，他們是自私、無知、盲從、自欺、麻木、懦弱、欺侮更軟弱之人等醜陋人物。而其文章充滿憤懣、鄙視和醜化人性。
魯迅最著名的小說《阿Q正傳》，係透過農村貧苦僱農阿Q的形象，影射中華民族「普遍」的劣根性，如卑怯、精神勝利法、善於投機、誇大狂與自尊癖等。
而其《狂人日記》則是透過一個「狂人」的日記來闡述理念。如「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魯迅將中國故有的傳統文化歸結出「吃人」二字，著實令許多人為之驚愕！文學家梁實秋即評說：「魯迅有文學家應有的一枝筆，但無文學家所應有的胸襟與心理準備。他寫了不少的東西，態度只是一個『偏激』。」
人心變壞，罪在世人。中華文化一向教人要修身養性，遵從四維、八德與三剛五常等言行規範；魯迅藉文章全盤否定中華傳統文化，卻代之以鬥爭、暴力等負面思想的灌注侵害。
懷怨境遇 文誅筆伐
梁實秋認為魯迅「一生坎坷，到處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氣，橫亙胸中，一吐為快。怨恨的對象是誰呢？禮教、制度、傳統、政府，全成了他洩忿的對象。他的文字，簡練而刻毒，為文極盡尖酸刻薄之能事。」並認為「魯迅最嚴重的短處，即在於他謾罵別人的改良主張，謾罵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張。」
魯迅原名周樟壽，後改名為周樹人，出生於浙江省紹興府會稽縣（今紹興市）東昌坊口。魯迅家本是世族大家，其祖父周福清時代，有千畝良田和幾千平方米宅第。
周福清曾獲殿試三甲第15名，但仕途不順，後變賣家財買官，候補9年後當上了以抄寫為職的七品京官。
後周福清為讓兒子周伯宜（魯迅的父親）通過鄉試，與他人合夥賄賂主考官，不料事蹟敗露，光緒帝下旨嚴懲。周福清因主動投案，加上浙江官員求情，後判斬監候，即秋後再決，三年不斬就轉為無期。
三年間周家為了推遲周福清的行刑，到處撒錢打點。熬過三年後，周福清轉為無期，7年後被大赦釋回。
而魯迅的父親周伯宜，在此變故中被革去秀才功名，後竟一病不起。親友鄰居走避，所有重擔，驟然壓到了13歲的魯迅身上。少年魯迅嘗受世間冷暖，成年後，他懷怨寫道：「我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於質鋪和藥店裡，年紀可是忘卻了，總之是藥店的櫃檯正和我一樣高，質鋪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櫃檯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裡接了錢。」「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墮入困頓的嗎？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
其實周家大宅依舊，尚有幾十畝良田，若干僕人，三兄弟（周作人、周建人、周椿壽）不用為生計奔忙，都能安心讀書。魯迅29歲從日本回國後，才開始掙錢養家，這期間，母親還為他張羅了一門親事。
可見魯迅的痛苦多來源於，周家大少爺的風光不再，突然間受到以前從沒有過的白眼和冷遇。
1906年，25歲的魯迅從日本回國，遵從母意與長3歲的朱安結婚，但一生未與朱安同床（據魯迅之友荊有麟回憶，魯迅稱「多年來只有兩三次」）。婚後第4天魯迅東渡日本（參照周作人日記，魯迅當年並非婚後第4天東渡，而是秋天才動身的）。
1927年魯迅在廣州與其學生許廣平同居。1929年，兒子周海嬰出世。周海嬰之子為周令飛。周令飛在1980年代時與臺灣的女同學張純華相戀並移居臺灣。他的女兒周璟馨（即魯迅的曾孫女）曾參加臺灣綜藝節目並成為熱點人物。
魯迅的階級與暴力思想
魯迅有言：「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是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務，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照魯迅所言「愚弱的國民，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可清楚看出魯迅的階級思想係與中國儒家文化「追求至善」的理想，背離甚遠；生命無貴賤之分，「愚弱之人」同樣有其生命的價值。
魯迅還說：「在現在這可憐的時代，能殺才能生，能憎才能愛，能憎與能愛才能文。」魯迅此「殺、憎」才能「生、愛」，即「暴力才能生、愛」，正與中共之鬥爭、暴力思想相合。
魯迅一生「罵」過許多人，他的個性中也有著強烈的攻擊傾向。在《華蓋集續編•學界的三魂〈附記〉》中說：「我要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或者以半牙，以兩牙還一牙，因為我是人，難於上帝似的銖兩悉稱。如果我沒有做，那是我的無力，並非我大度，寬恕了加害於我的敵人。」「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且介亭雜文末編•死》）。此處更清楚魯迅其「鬥爭」、「不寬恕」與「戰鬥」的本質。
魯迅的母親曾言：「大先生所以死得這麼早，都是因為太勞苦，又好生氣。他罵人雖然罵得很厲害，但是都是人家去惹他的。他在未寫罵人的文章以前，自己已氣得死去活來，所以實在是氣極了才罵人的。」（1936年北平《民國學院院刊》）
滅漢字、謗中醫、無神論
研究魯迅的作品者發現：魯迅曾堅決廢除漢字、陰曆，主張改用外國的拼音文字，並宣稱京劇為垃圾。曾言：「漢字和大眾，是勢不兩立的。」「漢字是勞苦大眾的結核。倘不除去，只有自己死。」1936年在抗日民族危亡之際，魯迅對上海《救亡情報》的記者說：「漢字不滅，中國必亡」。
魯迅此舉不啻為1931年蘇聯廢除漢字、改行拉丁化文字作呼應，也正是中共推行簡化變異漢字的助力。
魯迅因其父親的病而痛恨庸醫，繼而全盤否定中醫，說「中醫無非是有意無意的騙子」。他對中醫敵視的態度，至死都沒改變，影響其後一個世紀，成為大陸誹謗中醫、詆毀傳統的有力藉口。
然中醫博大精深，近年來逐漸受到世界各階層的肯定。中醫不僅止於治病，更進一步是幫助人類達到如同在《黃帝內經》中所提的四種典範人物，即真人、至人、聖人、賢人的境界，亦即與易經、修煉文化有著巨大的聯繫。魯迅詆毀中醫，也為中共「無神論」的發展做了鋪墊。
魯迅是徹底的無神論者。1923年魯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所作的演講中說：「天下事盡有小作為比大作為更煩難的。譬如現在似的冬天，我們只有這一件棉襖，然而必須救助一個將要凍死的苦人，否則便坐在菩提樹下冥想普度一切人類的方法去。普度一切人類和救活一人，大小實在相去太遠了，然而倘叫我挑選，我就立刻到菩提樹下去坐著，因為免得脫下唯一的棉襖來凍殺自己。」（《娜拉走後怎樣》）
魯迅此譬喻恰給中共無神論者用來打擊信神者之偽論，也是對普度眾生與修煉文化的諷刺與不理解。耶穌當年為了替祂的門徒贖罪，甘心被人釘在十字架上，用祂的血洗去門徒的一切罪，當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時，祂仰頭對上帝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不曉得他們自己在做什麼。」死後第三天，耶穌復活了，祂的眾多弟子與世人見證此一神蹟。
魯迅為中共利用
中共利用魯迅思想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批判破壞，在1971年〈學習魯迅批判孔家店的徹底革命精神〉一文載：「魯迅正是以共產主義戰士的姿態，衝破一切舊的傳統思想，對中國幾千年來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總代表孔家店，實行了最徹底的決裂。」
還有中共利用魯迅批判孔子，灌輸以鬥、批、改思想：「五四運動推翻了對孔家店的迷信。偉大的革命家魯迅，就是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的主將。今天，我們紀念魯迅，要學習魯迅『批判孔家店』的徹底革命精神。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需要，是深入搞好『鬥、批、改』的需要。我們要在黨的九大路線的指引下，發揚魯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進一步開展批修整風，把革命大批判進行到底！」
文學家蘇雪林倡「反魯」認為：「左派利用魯迅為偶像，恣意宣傳，將為黨國之大患也。」蘇雪林隨民國政府遷臺後，於1966年發表《我論魯迅》，表明中華民國被顛覆就是因為忽略了「反魯」，從而導致共產主義的蔓延。她警告：「魯迅偶像一入臺灣，我敢保證，半年內文風丕變。」
旅居德國的作家徐沛指中共吹捧利用魯迅：「在臺灣有蘇雪林等抵制魯迅的惡劣影響，但落入中共的大陸民眾則從小就被迫接受魯迅的毒害。魯迅之所以能被共產國際選中，成為吹捧哄抬的對象，是因為他發表《狂人日記》後就以『反孔、反傳統』著稱，與共產主義方向一致。魯迅死後，共產國際的地下組織立即出版魯迅全集，並立即成立各種組織和機構來推廣魯迅的作品和精神。
中共系統地用以魯迅為首的五毛及其文學毒化大陸人，剝奪了他們像臺灣人一樣接受孔子教化的機會，使大陸人從小就淪為馬列子孫，既學不到中國的傳統價值觀，也不可能受到中國文化的薰陶，孩子學到的是違背天理人倫的黨八股，和不擇手段的急功近利，淪為中共黨文化的受害者和施害者。
中共建政後，對外宣稱施行九年義務教育，但在1976年毛澤東死前，中共搞「出身論」，把家庭出身劃分成紅五類、黑五類，前者父母是共產黨幹部、工人等，後者父母為非共產黨人、地主等。後者受到各種歧視，即使成績好，也不准升學，尤其是上大學。」
還有「中共篡改簡化了漢字的意涵，並按照它的需要不斷地偽造教材，學生讀的是反孔、反道德的魯迅等共產毒物，所以女中學生可以在文革中打死自己的老師，而在改革後女大學生則以當妓女做二奶為榮。從小被扭曲了價值觀、正義感，有評論說『垃圾課文比三聚氰胺奶粉還要危害深遠』。」
被指漢奸 親日俄撻伐中國人
魯迅對共產蘇聯懷有一種特殊的情結，對軍國主義的日本，也有牽扯不清的關連。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占領中國東北，魯迅稱此為日本帝國主義「膺懲」其奴僕中國軍閥，同時「膺懲」中國民眾，因中國民眾又是軍閥的奴隸。
對於日本占領中國領土，魯迅宣稱，日本侵占東北是其進攻蘇聯的開頭；面對民族危機，魯迅係以蘇俄為中心來表態與考慮問題，他在乎的是「這將成為日本攻打蘇聯的第一步」。
中國大陸在魯迅生前生活或工作過的許多地方開設了魯迅紀念館或博物館。展廳陳列了許多魯迅的手稿、著作和遺物，當年魯迅的書籍，大多由日本內山書店來代為銷售，魯迅和日本人內山完造為莫逆之交。加拿大學者孫乃修於2014年發表一篇關於魯迅與日本書商內山完造交往的文章，援引了許多歷史資料，顯示魯迅不僅有漢奸之嫌，內山也可能是日本間諜。
文章統計，1931年日本「九一八」事變侵占中國東北前，魯迅致日本人的書信僅有1920年、1926年的兩封，但「九一八」後至1936年魯迅去世，致日本人書信多達98封。
孫乃修列舉了多達30餘段信文實例，展示魯迅對日本侵略中國及其暴行沒有表露出一絲憤怒、抗議或譴責。這些書信毫無民族尊嚴立場，不但不譴責日軍對中國的侵略，卻把中國文壇的蜚短流長散播給敵國人士。他甚至還在信中傾訴對日本的思念：「我也常想看看日本」；多處表露對敵方權力者和文化的好感。
1933年4月魯迅給一位日本女性山本初枝寫信，以尊敬的口吻，稱讚侵華決策者之一、正當權的日本陸軍大臣荒木貞夫的評論「荒木君的文章上半篇很好」；1934年12月在另一封信中，他阻攔山本初枝學中文，還說：「我是排斥漢文和販賣日貨的專家」；魯迅在去世前半年的1936年3月的一封信中還稱讚：「日本國民性，的確很好」，當時日本已侵占東北近5年，且在華北虎視眈眈、不斷挑事之際。以上闡述都有魯迅的親筆書信作為證據。
張生在2012年《其實魯迅是漢奸》一文中道出：魯迅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漢奸。在大陸上過小學的人都知道魯迅和一位日本「友人」來往密切。這位友人叫內山完造，在上海開了一家內山書店。內山完造到中國顯然不是做慈善事業的，他以書店為掩護為日本收集情報，收買拉攏漢奸。魯迅的《偽自由書》「後記」裡提到他完全知道內山是日諜。魯迅自己毫不避諱和內山的深厚「友誼」。
1934年5月的上海《社會新聞》有文指魯迅與內山完造關係密切，是「樂於作漢奸矣」。魯迅也用自己的言行詮釋了一個漢奸的準確定位。
魯迅寫大量文章攻擊政府、詆毀中國，宣傳亡國理論。在其筆下中國的文化等同於垃圾！中國青年動輒被日本人殺戮，不是因為日本人殘酷殘忍，而是因為我們不認真！我們的大水也沒有日本的水溫柔，總之中國什麼都不如日本。魯迅認為日本人是註定要像蒙古人那樣征服中國的。魯迅之死更是將他漢奸身份暴露無疑。1936年魯迅病重，一直由內山完造安排須籐醫生治療。日本人在中國屠殺中國人，對魯迅卻如此費心。而魯迅臨死前還抱病出訪鹿地亙及內山，次日病危，第三天去世。
中共建政後，大陸的中小學課本收錄了許多魯迅的文章，但至2010年起，魯迅的作品逐漸的退出教材，至2013年僅存一篇收錄在七年級教材中的《風箏》，也遭刪除。徐沛認為，讓魯迅的文章從教材中退出，正好起到撥亂反正之效。惟有從根本上肅清顛倒是非的魯迅及中共黨文化毒素，才能回歸中國正統的價值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