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讀《孽海花》，賽金花和名臣洪鈞的故事，書中誠然情節起伏，然而，看寫到張佩倫，才頓時激動起來----呀！這是張愛玲的祖父呀，他在這裡呀！
張佩綸窮苦出身，籍貫河北豐潤，張愛玲說那裡鄉野荒僻，「比三家村只多一家。」張佩綸京試後，一舉成名天下知，年輕時所有的書生意氣都是相似的，他在朝廷上左參一本右參一本，提出改革意見，一時間參得滿朝文武人人自危。他也參了李中堂。然後，去派去福建，率領北洋水師抗擊外寇，北方來的不諳水性的書生，敗仗，獲罪，被流放到黑龍江。再回京時，李鴻章不計前嫌地招他為幕僚。偶然，在他的書房見到他嬌養在閨中的小女兒，驚鴻一瞥。在中堂的暗示下，他翻閱到小姐寫下的詩。當中那一句「論材宰相籠中物，殺賊書生紙上兵。」是深入肺腑的知己之言，格外地撫慰這位流放書生的心。他潸然淚下。
基隆南望淚潸潸,聞道元戎匹馬還.
一戰豈容失大計,四邊從此失天關.
焚車我自寬房, 乘障誰教使狄山.
宵盱甘泉猶望捷,群公何以慰龍顏.
痛哭陳詞動聖明,長孺長揖傲公侯.
論材宰相籠中物,殺賊書生紙上兵.
宣室不妨留賈席,越臺何事請終纓.
豕冠寂寞犀渠盡,功罪千秋付史評.
這樣的情節，還有這樣的詩文，都是身為讀者的我們所熟悉的。畢竟，在此之前，我們有《紅樓夢》有《儒林外史》《老殘遊記》一路讀下來。府邸深沉的鐘鳴鼎食之家，失意的人總是要賦詩的，一心精忠報國的書生們，是我們熟悉的從前的中國的情節。
張愛玲在她的私人影簿《對照記》裡，以晚輩慣常的忤逆，商榷「基隆」是不是「雞籠」呢？據說這首詩也並不是祖母寫的。然而，她家祖父祖母，也並非不諳文墨，不風雅的----他們是隱居於小園林的神仙眷屬，還曾合夥著書呢。寫過食譜，雖然那食譜在孫女兒的眼裡，照樣地並不高明。合寫過一部武俠小說呢，當然，是內刊，印了幾十部，僅限於家庭成員內部發行——她這樣東一句西一句，世人承認的她不承認，世人認定的她否定。然而，她的祖父祖母，是好姻緣，好眷屬。在歲月裡不刻意記起，也令她刻骨銘心。她這樣寫：「悠長得像永生的童年,相當愉快地度日如年,我想許多人都有同感.然後是崎嶇的成長期,也漫漫長途,看不見盡頭.滿目荒涼,只有我祖父母的姻緣色彩鮮明,給了我很大的滿足,所以在這裡佔掉不合比例的篇幅.然後時間加速,越來越快,越來越快,繁弦急管轉入急管哀弦,急景凋年倒已經遙遙在望.一連串的蒙太奇,下接淡出。」
她寫他們的時候，已然孤老一人，看得見的來日無多。她沖淡的筆調，然而無限深情地寫下：「我沒趕得上看他們,所以跟他們的關係僅只是屬於彼此,一種沉默的無條件的支持,看似無用,無效,卻是我最需要的.他們只是靜靜地躺在我的血液裡,等我死的時候再死一次。我愛他們。」
《對照記》出版於臺灣皇冠出版社，翌年，張愛玲便逝世於洛杉磯。在世人眼中，《對照記》是張愛玲對讀者，對人世的告別，一個蒼涼的手勢。在這最後的文章裡，沒有她的婚姻和丈夫的影子，也看不見她詳細著墨的人生經歷。她倒是深情地講述著她的祖父祖母——終其一生，她從來沒有真正地離開她的家族。我想，那不僅僅是一種血脈的聯繫。更本真地，是她生活在那個家族裡，一如她終生住在《紅樓夢》裡。
這是一種回歸，如落葉在風中輾轉，飛旋，彷彿向著天空奔去，卻終於嘆息著，被大地攬入懷抱。
二弟弟
張愛玲受姑姑的影響，與親戚間一概不往來，卻忠實地記得他們的故事，那些高牆大院的家族裡，錯綜纏繞的情和仇。她最早的創作，取材於她的族人。晚年，更是一次一次地走回她的家族，回溯她「漫長得近乎永生的童年。」
在《對照記》和《小團圓》裡，她都寫到父親飯後消食的習慣——繞室吟誦古書，滔滔地不歇氣的樣子，會覺得心痛。因為這滿腹詩書在新的時代，毫無用處。
後來寫小說，一篇一篇寫出來，逐漸地得罪了全族，至少我們曉得，《花凋》裡頭，「酒精裡泡著的孩屍」，「自民國以後時間就沒長進」的舅舅家，是極惱恨她的。
她分明是愛著弟弟的，為後母打弟弟，她流過何其多的眼淚。自己住到母親家後，對著浴室裡的美麗的母親哭泣道：「要接他來，送他去學騎馬……」,在散文《私語》裡她寫道，她逃出家後，弟弟也不堪抽大煙的父親和後母的凌虐，學著姐姐逃到母親這裡來了，「帶著一雙用報紙包的球鞋。」然而，母親向弟弟解釋，她負擔不了兩個孩子，於是弟弟依然回去父親和後母的家，「他流著淚，帶著他那雙報紙包的球鞋。」——那種兒童的流落無依，格外地躍然紙上。我每次讀到這個細節，都會油然地淚盈滿眶。
然而，她記恨著兒時的一張水彩畫，被人力透紙背地打了橫槓——是弟弟干的；後來後母嫉妒她頻頻去探望生母，從中生事，宣揚她打了她，她得了忤逆犯上的罪名。再回到家，在弟弟抽屜裡看見一封信，弟弟寫著「家姐事……家門之玷」——他在學著經理人事，於是寫了這麼一份信，寄出與否不得而知。但張愛玲對此事，銘記在心，她被傷到了。《小團圓》裡，她反反覆覆提及，反反覆覆地寫。
她看著後母打弟弟，父親也打，然而，這夫婦二人抽鴉片時，弟弟如一隻偎炕的小貓，神情心滿意足。這樣的情景，一如她看著弟弟挨打，那樣令她心靈震顫，那種「一定要報仇」的心意，也漸漸成了個笑話。弟弟是個沒有心性的混沌人物，他軟弱，得過且過，隨遇而安，而且好脾氣得不得了，而張愛玲的性情，最是狠毒，絕決的。再大一點，弟弟漸漸地偏向後母了，凡事替後母說話，認為「二叔糊塗，娘是好的。」，在姐姐這裡，他的無智混沌，簡直是無可救藥的了。到末了，她對他連同情都沒有了。他每每開口講話，躊躇滿志地計畫「去做套西裝穿穿，再去找個事做做」——九莉就蹙眉強笑著道：「你不要再說了呀。」
後來，張愛玲在英文小說《易經》裡，逕直把這個角色，寫成早夭了。他的生命在她看來，實在是沒價值的。
後頭看她弟弟張子靜寫的我的姊姊張愛玲，晚年接受記者採訪，談張愛玲小說裡頭的人物原型。他很忠厚，回憶起父親，母親，姐姐，一律都有溫暖底色。他抱歉著自己這樣平庸而寒苦的一生，實在是配不上那樣才情飛揚的姐姐。然而，他以她為驕傲。
半個世紀後，張愛玲在美國與劫後餘生的姑姑、弟弟通信，依然的，弟弟寫信向她要錢，她則回信抱歉地說幫不上他——依然是一樣的情節，禮節齊全的互相問候，伸手要錢，以及好聲好氣卻斬釘截鐵的回絕。這樣的大家族的落魄子弟，改朝換代了他們的故事依然有自己的脈絡，尋常的情節。男人們個個都在伸手要錢，一輩子都在伸手要錢。張愛玲的精明，則和《金鎖記》裡的曹七巧沒什麼兩樣，總之，要錢是沒有的。掄起煩難，她板著指頭也能訴苦諸多。
在《小團圓》裡，她寫她家的那些僕人們，那裡還保存著一個倫理的鄉村社會，有幫扶有依靠的。夜晚的廚房，長年橫七豎八的睡著人，總是有從安徽鄉下來的，僕人的親族鄉親人等。有一回，奶媽的兒子來上海找個餬口的工作，每天晚上坐在灶門口，由奶媽將殘羹剩飯熱了來吃，夜裡則睡在廚房地板上，如此，也是住了半年。這樣的細節，想來是刺激她的。這些窮苦的鄉下人，還是有著最本質的舔犢之情，鄉情倫理。而這些做主人的，飽讀經綸，腦子裡都是西來文明最表面的那一套冷酷的東西，錢攥得緊緊的，兒女親情都是累贅，為了錢，兄妹之間可以打官司，為了錢，可以被收買和背叛，直到彼此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來。而她的母親，則是五四精神的最強有力實踐者，她看不上丈夫，於是與之仳離。拋下兒女，過了自在瀟灑的一生，老死於異國他鄉。
然而，縱觀她們的際遇，沒有了大家庭的背景，她們每個人，猶如風中之燭，那樣的燃燒和自保，都是微弱而辛酸的。
姑姑從前喜歡這個弟弟，出門時常常和弟弟開玩笑，商量道，把你的眼睫毛借給我一晚上好不好？因為弟弟生得好看。
到了晚年張子靜的筆下，他和姑姑雖然同住上海，卻已經是半世未見，姑姑再婚和離世的消息，都是從報上得知的。
「不過姑姑對我始終有不同的看法，比較冷淡。她認為我一直在父親和後母的照管下生活，受他們的影響較深，和她及我姐姐走的是兩條不同的路，因此對我保持著一定的警惕和距離。她們還住在愛丁頓公寓時，一次我去看姐姐，兩人說話的時間長了些，不覺將近吃晚飯的時分。我姑姑對我說：」不留你吃飯了，你如果要在這裡吃飯，一定要和我們先講好，吃多少米的飯，吃哪些菜，我們才能準備好。像現在這樣沒有準備就不能留你吃飯。」我只好匆匆告辭。」
對此，張愛玲在《小團圓》當中這樣替姑姑的冷口冷面的狠心做解釋：「他小時候有一次病重，是楚娣連日熬夜，隔兩個鐘頭數幾滴藥水給他吃。九莉也是聽她自己說的。但是她這些年來硬起心腸自衛慣了，不然就都靠上來了。」——舔犢之情從前是天然都有的，只是世態炎涼，一層層灰一層層沙攙下來，積累得久了。那點真心都埋沒了。
張愛玲離開上海，約好和姑姑互不通信。她們都是洞察時事的人，唯有張子靜，混沌地奔走謀生，父親花光了所有的錢，裝聾作啞從來不提給他娶親結婚這樁人生大事，張子靜在揚州等地謀生，後來又在上海遠郊的中學教書，終其一生孤單一人。在張子靜的回憶裡，他重複地寫到張愛玲去國離鄉帶給他的傷心：「一九五二年我調到浦東鄉下教書。那時大家都忙著政治學習，我也較少回上海市區，和她見面的機會就少了。
那年八月間，我好不容易回了一次市區，急急忙忙到卡爾登公寓找她。姑姑開了門，一見是我就說："你姐姐已經走了。"然後把門關上。
我走下樓，忍不住哭了起來。街上來來往往都是穿人民裝的人。我記起有一次她說這衣服太呆板，她是絕不穿的。或許因為這樣，她走了。走到一個她追尋的遠方，此生再沒回來。」
三
如她在書中招供的，這一生，令她為之受盡了熬煎，吃足了苦頭的人，便是瑞秋和邵之雍——她的母親，胡蘭成。因為，她愛他們。在她是個孩子的時候，她愛她的母親，她美麗的，行蹤自由，無法把握的母親；22歲她以這樣的一份熱情愛胡蘭成，直到他證明自己的不可愛。
究其根本，在生命的質地上，瑞秋和邵之雍——張愛玲的母親，張愛玲的丈夫胡蘭成，是一類人：漂亮的浪子，在人世間任意徜徉，帶著許多的才氣，許多可愛的行頭，她眼巴巴，熱忱地愛他們，兒時的張愛玲站在床頭，看母親為著出洋，帶著女僕整理行李，一樣樣精緻的小物件在傳遞……很多年以後，胡蘭成亦是一個帶著箱子輕快來去的男人，帶著他的公務、一身未了的、新惹的種種風流韻事。他在清晨出門，吻她，帶著風霜的氣息。他們都是在外頭的大世界裡長袖善舞、風流倜儻的男女。
而張愛玲,終其一生，是個宅居在房間裡的女童。
看她寫瑞秋(母親黃逸梵)，回國後在上海的公寓裡，總是有下午茶，西式的下午茶，鮮花，茶點，燈光，情調足夠，在約好的時間內按響門鈴走進來的紳士。這時候，女兒就需要出門去，讓出空間給母親和她的男友。她走在下午的樓頂平臺，風荒蕪地吹過，她轉來轉去，心裡激越地想著：是不是要從樓頂上一頭栽下去？才能向瑞秋表明----她是真的不過意的！
她不過意花她的錢，住她的公寓，礙手礙腳地妨礙她重建新生活，瑞秋在信上給遠方的男朋友寫信，嬌滴滴地報告每天的生活內容，不外是聚會或畫畫，慈善籌款等等名媛的行徑。抱怨沒有足夠的時間去讀書會。這樣的信件是既叫人難堪，又令人難過的，在她芳心柔曼，柔情似水的情感裡，巴不得自己沒有離婚的經驗，沒有一對仳離的兒女-----她的女兒個頭太高，性情太怪異，她的兒子飽受後母欺辱，被父親隨意撒氣，不能接受新式教育，漸漸地越長越猥瑣，一個兒時人人稱道的漂亮小男孩，到底沒有漂亮起來。她的後院的人生哀鴻遍野，情傷處處。男人被她吸引，又礙於她的失婚身份，始終定不下主意來娶她。然而，她活得很興頭，一徑扮演那個美麗的，富有的，未嫁的，有學識有才情的東方女子。她鋪排的錦繡場面，兀自將這個拖油瓶女兒，因無處安置而推得扁扁的貼牆而立------終其一生，張愛玲的內心，依然是那個惶惶然的童女。
她末了執意地還給母親二兩金子，這風流一世、先鋒摩登的女子，慌張申辯道：「虎毒不食子哎……」,她一生的種種先鋒行徑，至此，變成生怕女兒看不上眼的不堪，竟然如此哭訴道：「我那些事，都是他們逼我的……」這真是慘淡的景象，文中的九莉，張愛玲，在心裡淡淡應對:不要也沒有了，別的都沒有了。
她母親晚年在法國，臨死前寫信給她「如今就還想見你一面」——她沒有去。一個美麗而自私的母親，作天作地一輩子，老死異鄉。受夠她傷害的女兒沒有前往，去見母親最後一面——這樣的無情意的人生，看了實在是叫人駭然。連感想都無，只覺得一種平靜的瞭然，駭然。
和她同時代的楊絳，曾經在她的晚年頗為不屑地提及四十年代同在上海時的張愛玲，說她是沒有家教的女子。這話於人山人海的張迷，相當刺耳，然而，我們也不是不懂道理不體察世事的，怎麼說呢，楊絳是有道理的。然而，若張愛玲的家不曾分崩離析，有家長做主，她大抵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嫁給胡蘭成，也不會在香港任性地中斷她的學業。沒有一紙學位證書，讓她後半生在美國，求職過程一直不展眉。
她去游臺灣，深入當地人居住地，在市井街巷間看見一種當地土著用來蒸點心的竹製籠格，環環相套。她覺得此物驚艷，應該拿去紐約第五大道，給那櫥窗裡的花布裙衫系做腰帶，一定漂亮。張愛玲的研究者夏志清老人，曾數次嘆息張愛玲的一生不遇。他痛惜她的才華不曾有過機遇實踐。她從小就喜歡設計服裝，實在是應該去住在紐約，去第五大道開一家時裝設計公司。她應該住在曼哈頓，寫滾滾紅塵深處最繁華最鏡花水月的故事，那是她熟悉的世界，是她的志趣所在，她能洞悉一切，感受一切，描畫一切。然而，現實之中，這樣一個由心而發的，本份的願望，她從來沒有機會實現。她一直在自己不喜歡的地方生活，不停地搬家，從華府到西部，沒有一個地方是她喜歡的。
在《小團圓》裡，她寫到九莉後來在美國嫁的那位丈夫，大抵是她生活原型中的萊雅吧。她認為他愛她只是因為他已經足夠的老，當年那個名校畢業，遊蕩於好萊塢的青年才子，當然是不會青睞這樣一個古怪，高瘦如鸕鶿的女子的。好在現實之中的萊雅十分愛惜她。
她寫到了墮胎的情景，虛弱的產婦躺在床頭，萊雅買回來一隻烤雞，自己吃，也讓她吃。她當然是吃不下的。這簡直是太折磨人的細節，一個墮胎的產婦，沒有任何湯水的滋補，只是一隻油汪汪的美式烤雞，木渣渣的肉，吃下去賴以活命。
有在美國的張迷有幸讀到萊雅的晚年日記小札，記載他每天下午離開公寓出門去散步，無論風霜雨雪天，為著給張愛玲留出獨處的幾個小時的寫作時間。他們的食物很簡單，最高頻率出現的是義大利披薩餅。
在那個時候，六十年代初期，去紐約生活是她的夢想。她雄心勃勃的規劃過，電影編劇，英文小說出版，她的紐約夢。然而，丈夫隨即中風，臥床不起，喪失最基本的生存能力，她伺候病榻之前，所有的夢想全來不及實現。
萊雅逝世後，她則全然成了一個避世的隱者。
張愛玲的晚年，根據她的遺囑執行人林式同的文章，那是一個隨手搬家，所有器物都可隨身攜帶的晚年。她所有的文件都用一隻一隻大購物提袋裝著，一架攜帶型的梯子便於她爬高取物，這便是全部的傢俱，搬家時一臺出租車便可運完。她找房子不在意爐灶，因為她不會做飯，不用鍋碗瓢盆和灶具。她生命最後時期棲居的公寓裡，唯有一架烤箱，拿來熱點簡餐，吃的食物都是最方便的那種，類似美國人的電視餐，吃完了連餐具一併扔掉。因為營養不夠，於是喝牛奶補充。她的牙齒全都壞了。因為她一直吃得很壞。饒是如此，她也始終不曾學會做飯。丈夫死後的那些年，她輾轉在荒涼的美國西部汽車旅館，躲避一種南美跳蚤，躲避熱情尋找她的人。我時常臆想，她的皮膚病，有沒有可能是飲食差，導致體內長期缺失某種維生素所致的皮膚抵抗力差呢？
公寓的房東逼著要張愛玲請人打掃衛生，清潔房間垃圾。這對於避世的張愛玲而言，有人要一週進出幾次，簡直是要她的命——當然是不肯妥協的，於是鬧到要重新搬家的地步。她給林式同寫信，要重新找房子。她晚年也基本不拆信，大抵舊友們對此都存一份雅意的擔待，他們並不計較。然而賬單她也懶得拆，按照美國人的規矩，她大抵是有被劃入信譽堪憂的危險罷。當然她不在乎。
她的身份證件全在搬家中丟失了，忍受這些不便，大抵是她的長處，然而不得不去補辦這些，的確是要她的命。她始終是怕人，怕俗世的瑣碎勞神耗損。
這樣生活的她，並不比她兒時長進多少，那個不會削蘋果，不會劃火柴，不認識路，在一間房子裡住了很久，並不知道電燈開關在哪裡的天才兒童。根本上，這是大觀園裡的女子，一個人跑到紅塵深處，真不知道是怎麼打發這一生的。
看她，總是讓我想到榮國府寧國府敗落後，那些流落的王孫小姐。曹雪芹被未完的小說裡，寶玉去做了更夫，長夜盡頭回到家，是不是便是這樣潦倒的棲身之所？沒有了溫暖的，宜悅的，湊手的，養神悅目的日常細節。那些茗茶，點心，熬粥的小火爐，鄉下送來的菜蔬瓜果，知根知底的貼心傭人的相伴......他們的生命趣味所在，便只用來頻頻回首，追憶似水流年。而現實中的一切，都是磨損的，讓人失卻尊嚴的俗世熬煎。
----------未完待續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李明心）
張佩綸窮苦出身，籍貫河北豐潤，張愛玲說那裡鄉野荒僻，「比三家村只多一家。」張佩綸京試後，一舉成名天下知，年輕時所有的書生意氣都是相似的，他在朝廷上左參一本右參一本，提出改革意見，一時間參得滿朝文武人人自危。他也參了李中堂。然後，去派去福建，率領北洋水師抗擊外寇，北方來的不諳水性的書生，敗仗，獲罪，被流放到黑龍江。再回京時，李鴻章不計前嫌地招他為幕僚。偶然，在他的書房見到他嬌養在閨中的小女兒，驚鴻一瞥。在中堂的暗示下，他翻閱到小姐寫下的詩。當中那一句「論材宰相籠中物，殺賊書生紙上兵。」是深入肺腑的知己之言，格外地撫慰這位流放書生的心。他潸然淚下。
基隆南望淚潸潸,聞道元戎匹馬還.
一戰豈容失大計,四邊從此失天關.
焚車我自寬房, 乘障誰教使狄山.
宵盱甘泉猶望捷,群公何以慰龍顏.
痛哭陳詞動聖明,長孺長揖傲公侯.
論材宰相籠中物,殺賊書生紙上兵.
宣室不妨留賈席,越臺何事請終纓.
豕冠寂寞犀渠盡,功罪千秋付史評.
這樣的情節，還有這樣的詩文，都是身為讀者的我們所熟悉的。畢竟，在此之前，我們有《紅樓夢》有《儒林外史》《老殘遊記》一路讀下來。府邸深沉的鐘鳴鼎食之家，失意的人總是要賦詩的，一心精忠報國的書生們，是我們熟悉的從前的中國的情節。
張愛玲在她的私人影簿《對照記》裡，以晚輩慣常的忤逆，商榷「基隆」是不是「雞籠」呢？據說這首詩也並不是祖母寫的。然而，她家祖父祖母，也並非不諳文墨，不風雅的----他們是隱居於小園林的神仙眷屬，還曾合夥著書呢。寫過食譜，雖然那食譜在孫女兒的眼裡，照樣地並不高明。合寫過一部武俠小說呢，當然，是內刊，印了幾十部，僅限於家庭成員內部發行——她這樣東一句西一句，世人承認的她不承認，世人認定的她否定。然而，她的祖父祖母，是好姻緣，好眷屬。在歲月裡不刻意記起，也令她刻骨銘心。她這樣寫：「悠長得像永生的童年,相當愉快地度日如年,我想許多人都有同感.然後是崎嶇的成長期,也漫漫長途,看不見盡頭.滿目荒涼,只有我祖父母的姻緣色彩鮮明,給了我很大的滿足,所以在這裡佔掉不合比例的篇幅.然後時間加速,越來越快,越來越快,繁弦急管轉入急管哀弦,急景凋年倒已經遙遙在望.一連串的蒙太奇,下接淡出。」
她寫他們的時候，已然孤老一人，看得見的來日無多。她沖淡的筆調，然而無限深情地寫下：「我沒趕得上看他們,所以跟他們的關係僅只是屬於彼此,一種沉默的無條件的支持,看似無用,無效,卻是我最需要的.他們只是靜靜地躺在我的血液裡,等我死的時候再死一次。我愛他們。」
《對照記》出版於臺灣皇冠出版社，翌年，張愛玲便逝世於洛杉磯。在世人眼中，《對照記》是張愛玲對讀者，對人世的告別，一個蒼涼的手勢。在這最後的文章裡，沒有她的婚姻和丈夫的影子，也看不見她詳細著墨的人生經歷。她倒是深情地講述著她的祖父祖母——終其一生，她從來沒有真正地離開她的家族。我想，那不僅僅是一種血脈的聯繫。更本真地，是她生活在那個家族裡，一如她終生住在《紅樓夢》裡。
這是一種回歸，如落葉在風中輾轉，飛旋，彷彿向著天空奔去，卻終於嘆息著，被大地攬入懷抱。
二弟弟
張愛玲受姑姑的影響，與親戚間一概不往來，卻忠實地記得他們的故事，那些高牆大院的家族裡，錯綜纏繞的情和仇。她最早的創作，取材於她的族人。晚年，更是一次一次地走回她的家族，回溯她「漫長得近乎永生的童年。」
在《對照記》和《小團圓》裡，她都寫到父親飯後消食的習慣——繞室吟誦古書，滔滔地不歇氣的樣子，會覺得心痛。因為這滿腹詩書在新的時代，毫無用處。
後來寫小說，一篇一篇寫出來，逐漸地得罪了全族，至少我們曉得，《花凋》裡頭，「酒精裡泡著的孩屍」，「自民國以後時間就沒長進」的舅舅家，是極惱恨她的。
她分明是愛著弟弟的，為後母打弟弟，她流過何其多的眼淚。自己住到母親家後，對著浴室裡的美麗的母親哭泣道：「要接他來，送他去學騎馬……」,在散文《私語》裡她寫道，她逃出家後，弟弟也不堪抽大煙的父親和後母的凌虐，學著姐姐逃到母親這裡來了，「帶著一雙用報紙包的球鞋。」然而，母親向弟弟解釋，她負擔不了兩個孩子，於是弟弟依然回去父親和後母的家，「他流著淚，帶著他那雙報紙包的球鞋。」——那種兒童的流落無依，格外地躍然紙上。我每次讀到這個細節，都會油然地淚盈滿眶。
然而，她記恨著兒時的一張水彩畫，被人力透紙背地打了橫槓——是弟弟干的；後來後母嫉妒她頻頻去探望生母，從中生事，宣揚她打了她，她得了忤逆犯上的罪名。再回到家，在弟弟抽屜裡看見一封信，弟弟寫著「家姐事……家門之玷」——他在學著經理人事，於是寫了這麼一份信，寄出與否不得而知。但張愛玲對此事，銘記在心，她被傷到了。《小團圓》裡，她反反覆覆提及，反反覆覆地寫。
她看著後母打弟弟，父親也打，然而，這夫婦二人抽鴉片時，弟弟如一隻偎炕的小貓，神情心滿意足。這樣的情景，一如她看著弟弟挨打，那樣令她心靈震顫，那種「一定要報仇」的心意，也漸漸成了個笑話。弟弟是個沒有心性的混沌人物，他軟弱，得過且過，隨遇而安，而且好脾氣得不得了，而張愛玲的性情，最是狠毒，絕決的。再大一點，弟弟漸漸地偏向後母了，凡事替後母說話，認為「二叔糊塗，娘是好的。」，在姐姐這裡，他的無智混沌，簡直是無可救藥的了。到末了，她對他連同情都沒有了。他每每開口講話，躊躇滿志地計畫「去做套西裝穿穿，再去找個事做做」——九莉就蹙眉強笑著道：「你不要再說了呀。」
後來，張愛玲在英文小說《易經》裡，逕直把這個角色，寫成早夭了。他的生命在她看來，實在是沒價值的。
後頭看她弟弟張子靜寫的我的姊姊張愛玲，晚年接受記者採訪，談張愛玲小說裡頭的人物原型。他很忠厚，回憶起父親，母親，姐姐，一律都有溫暖底色。他抱歉著自己這樣平庸而寒苦的一生，實在是配不上那樣才情飛揚的姐姐。然而，他以她為驕傲。
半個世紀後，張愛玲在美國與劫後餘生的姑姑、弟弟通信，依然的，弟弟寫信向她要錢，她則回信抱歉地說幫不上他——依然是一樣的情節，禮節齊全的互相問候，伸手要錢，以及好聲好氣卻斬釘截鐵的回絕。這樣的大家族的落魄子弟，改朝換代了他們的故事依然有自己的脈絡，尋常的情節。男人們個個都在伸手要錢，一輩子都在伸手要錢。張愛玲的精明，則和《金鎖記》裡的曹七巧沒什麼兩樣，總之，要錢是沒有的。掄起煩難，她板著指頭也能訴苦諸多。
在《小團圓》裡，她寫她家的那些僕人們，那裡還保存著一個倫理的鄉村社會，有幫扶有依靠的。夜晚的廚房，長年橫七豎八的睡著人，總是有從安徽鄉下來的，僕人的親族鄉親人等。有一回，奶媽的兒子來上海找個餬口的工作，每天晚上坐在灶門口，由奶媽將殘羹剩飯熱了來吃，夜裡則睡在廚房地板上，如此，也是住了半年。這樣的細節，想來是刺激她的。這些窮苦的鄉下人，還是有著最本質的舔犢之情，鄉情倫理。而這些做主人的，飽讀經綸，腦子裡都是西來文明最表面的那一套冷酷的東西，錢攥得緊緊的，兒女親情都是累贅，為了錢，兄妹之間可以打官司，為了錢，可以被收買和背叛，直到彼此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來。而她的母親，則是五四精神的最強有力實踐者，她看不上丈夫，於是與之仳離。拋下兒女，過了自在瀟灑的一生，老死於異國他鄉。
然而，縱觀她們的際遇，沒有了大家庭的背景，她們每個人，猶如風中之燭，那樣的燃燒和自保，都是微弱而辛酸的。
姑姑從前喜歡這個弟弟，出門時常常和弟弟開玩笑，商量道，把你的眼睫毛借給我一晚上好不好？因為弟弟生得好看。
到了晚年張子靜的筆下，他和姑姑雖然同住上海，卻已經是半世未見，姑姑再婚和離世的消息，都是從報上得知的。
「不過姑姑對我始終有不同的看法，比較冷淡。她認為我一直在父親和後母的照管下生活，受他們的影響較深，和她及我姐姐走的是兩條不同的路，因此對我保持著一定的警惕和距離。她們還住在愛丁頓公寓時，一次我去看姐姐，兩人說話的時間長了些，不覺將近吃晚飯的時分。我姑姑對我說：」不留你吃飯了，你如果要在這裡吃飯，一定要和我們先講好，吃多少米的飯，吃哪些菜，我們才能準備好。像現在這樣沒有準備就不能留你吃飯。」我只好匆匆告辭。」
對此，張愛玲在《小團圓》當中這樣替姑姑的冷口冷面的狠心做解釋：「他小時候有一次病重，是楚娣連日熬夜，隔兩個鐘頭數幾滴藥水給他吃。九莉也是聽她自己說的。但是她這些年來硬起心腸自衛慣了，不然就都靠上來了。」——舔犢之情從前是天然都有的，只是世態炎涼，一層層灰一層層沙攙下來，積累得久了。那點真心都埋沒了。
張愛玲離開上海，約好和姑姑互不通信。她們都是洞察時事的人，唯有張子靜，混沌地奔走謀生，父親花光了所有的錢，裝聾作啞從來不提給他娶親結婚這樁人生大事，張子靜在揚州等地謀生，後來又在上海遠郊的中學教書，終其一生孤單一人。在張子靜的回憶裡，他重複地寫到張愛玲去國離鄉帶給他的傷心：「一九五二年我調到浦東鄉下教書。那時大家都忙著政治學習，我也較少回上海市區，和她見面的機會就少了。
那年八月間，我好不容易回了一次市區，急急忙忙到卡爾登公寓找她。姑姑開了門，一見是我就說："你姐姐已經走了。"然後把門關上。
我走下樓，忍不住哭了起來。街上來來往往都是穿人民裝的人。我記起有一次她說這衣服太呆板，她是絕不穿的。或許因為這樣，她走了。走到一個她追尋的遠方，此生再沒回來。」
三
如她在書中招供的，這一生，令她為之受盡了熬煎，吃足了苦頭的人，便是瑞秋和邵之雍——她的母親，胡蘭成。因為，她愛他們。在她是個孩子的時候，她愛她的母親，她美麗的，行蹤自由，無法把握的母親；22歲她以這樣的一份熱情愛胡蘭成，直到他證明自己的不可愛。
究其根本，在生命的質地上，瑞秋和邵之雍——張愛玲的母親，張愛玲的丈夫胡蘭成，是一類人：漂亮的浪子，在人世間任意徜徉，帶著許多的才氣，許多可愛的行頭，她眼巴巴，熱忱地愛他們，兒時的張愛玲站在床頭，看母親為著出洋，帶著女僕整理行李，一樣樣精緻的小物件在傳遞……很多年以後，胡蘭成亦是一個帶著箱子輕快來去的男人，帶著他的公務、一身未了的、新惹的種種風流韻事。他在清晨出門，吻她，帶著風霜的氣息。他們都是在外頭的大世界裡長袖善舞、風流倜儻的男女。
而張愛玲,終其一生，是個宅居在房間裡的女童。
看她寫瑞秋(母親黃逸梵)，回國後在上海的公寓裡，總是有下午茶，西式的下午茶，鮮花，茶點，燈光，情調足夠，在約好的時間內按響門鈴走進來的紳士。這時候，女兒就需要出門去，讓出空間給母親和她的男友。她走在下午的樓頂平臺，風荒蕪地吹過，她轉來轉去，心裡激越地想著：是不是要從樓頂上一頭栽下去？才能向瑞秋表明----她是真的不過意的！
她不過意花她的錢，住她的公寓，礙手礙腳地妨礙她重建新生活，瑞秋在信上給遠方的男朋友寫信，嬌滴滴地報告每天的生活內容，不外是聚會或畫畫，慈善籌款等等名媛的行徑。抱怨沒有足夠的時間去讀書會。這樣的信件是既叫人難堪，又令人難過的，在她芳心柔曼，柔情似水的情感裡，巴不得自己沒有離婚的經驗，沒有一對仳離的兒女-----她的女兒個頭太高，性情太怪異，她的兒子飽受後母欺辱，被父親隨意撒氣，不能接受新式教育，漸漸地越長越猥瑣，一個兒時人人稱道的漂亮小男孩，到底沒有漂亮起來。她的後院的人生哀鴻遍野，情傷處處。男人被她吸引，又礙於她的失婚身份，始終定不下主意來娶她。然而，她活得很興頭，一徑扮演那個美麗的，富有的，未嫁的，有學識有才情的東方女子。她鋪排的錦繡場面，兀自將這個拖油瓶女兒，因無處安置而推得扁扁的貼牆而立------終其一生，張愛玲的內心，依然是那個惶惶然的童女。
她末了執意地還給母親二兩金子，這風流一世、先鋒摩登的女子，慌張申辯道：「虎毒不食子哎……」,她一生的種種先鋒行徑，至此，變成生怕女兒看不上眼的不堪，竟然如此哭訴道：「我那些事，都是他們逼我的……」這真是慘淡的景象，文中的九莉，張愛玲，在心裡淡淡應對:不要也沒有了，別的都沒有了。
她母親晚年在法國，臨死前寫信給她「如今就還想見你一面」——她沒有去。一個美麗而自私的母親，作天作地一輩子，老死異鄉。受夠她傷害的女兒沒有前往，去見母親最後一面——這樣的無情意的人生，看了實在是叫人駭然。連感想都無，只覺得一種平靜的瞭然，駭然。
和她同時代的楊絳，曾經在她的晚年頗為不屑地提及四十年代同在上海時的張愛玲，說她是沒有家教的女子。這話於人山人海的張迷，相當刺耳，然而，我們也不是不懂道理不體察世事的，怎麼說呢，楊絳是有道理的。然而，若張愛玲的家不曾分崩離析，有家長做主，她大抵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嫁給胡蘭成，也不會在香港任性地中斷她的學業。沒有一紙學位證書，讓她後半生在美國，求職過程一直不展眉。
她去游臺灣，深入當地人居住地，在市井街巷間看見一種當地土著用來蒸點心的竹製籠格，環環相套。她覺得此物驚艷，應該拿去紐約第五大道，給那櫥窗裡的花布裙衫系做腰帶，一定漂亮。張愛玲的研究者夏志清老人，曾數次嘆息張愛玲的一生不遇。他痛惜她的才華不曾有過機遇實踐。她從小就喜歡設計服裝，實在是應該去住在紐約，去第五大道開一家時裝設計公司。她應該住在曼哈頓，寫滾滾紅塵深處最繁華最鏡花水月的故事，那是她熟悉的世界，是她的志趣所在，她能洞悉一切，感受一切，描畫一切。然而，現實之中，這樣一個由心而發的，本份的願望，她從來沒有機會實現。她一直在自己不喜歡的地方生活，不停地搬家，從華府到西部，沒有一個地方是她喜歡的。
在《小團圓》裡，她寫到九莉後來在美國嫁的那位丈夫，大抵是她生活原型中的萊雅吧。她認為他愛她只是因為他已經足夠的老，當年那個名校畢業，遊蕩於好萊塢的青年才子，當然是不會青睞這樣一個古怪，高瘦如鸕鶿的女子的。好在現實之中的萊雅十分愛惜她。
她寫到了墮胎的情景，虛弱的產婦躺在床頭，萊雅買回來一隻烤雞，自己吃，也讓她吃。她當然是吃不下的。這簡直是太折磨人的細節，一個墮胎的產婦，沒有任何湯水的滋補，只是一隻油汪汪的美式烤雞，木渣渣的肉，吃下去賴以活命。
有在美國的張迷有幸讀到萊雅的晚年日記小札，記載他每天下午離開公寓出門去散步，無論風霜雨雪天，為著給張愛玲留出獨處的幾個小時的寫作時間。他們的食物很簡單，最高頻率出現的是義大利披薩餅。
在那個時候，六十年代初期，去紐約生活是她的夢想。她雄心勃勃的規劃過，電影編劇，英文小說出版，她的紐約夢。然而，丈夫隨即中風，臥床不起，喪失最基本的生存能力，她伺候病榻之前，所有的夢想全來不及實現。
萊雅逝世後，她則全然成了一個避世的隱者。
張愛玲的晚年，根據她的遺囑執行人林式同的文章，那是一個隨手搬家，所有器物都可隨身攜帶的晚年。她所有的文件都用一隻一隻大購物提袋裝著，一架攜帶型的梯子便於她爬高取物，這便是全部的傢俱，搬家時一臺出租車便可運完。她找房子不在意爐灶，因為她不會做飯，不用鍋碗瓢盆和灶具。她生命最後時期棲居的公寓裡，唯有一架烤箱，拿來熱點簡餐，吃的食物都是最方便的那種，類似美國人的電視餐，吃完了連餐具一併扔掉。因為營養不夠，於是喝牛奶補充。她的牙齒全都壞了。因為她一直吃得很壞。饒是如此，她也始終不曾學會做飯。丈夫死後的那些年，她輾轉在荒涼的美國西部汽車旅館，躲避一種南美跳蚤，躲避熱情尋找她的人。我時常臆想，她的皮膚病，有沒有可能是飲食差，導致體內長期缺失某種維生素所致的皮膚抵抗力差呢？
公寓的房東逼著要張愛玲請人打掃衛生，清潔房間垃圾。這對於避世的張愛玲而言，有人要一週進出幾次，簡直是要她的命——當然是不肯妥協的，於是鬧到要重新搬家的地步。她給林式同寫信，要重新找房子。她晚年也基本不拆信，大抵舊友們對此都存一份雅意的擔待，他們並不計較。然而賬單她也懶得拆，按照美國人的規矩，她大抵是有被劃入信譽堪憂的危險罷。當然她不在乎。
她的身份證件全在搬家中丟失了，忍受這些不便，大抵是她的長處，然而不得不去補辦這些，的確是要她的命。她始終是怕人，怕俗世的瑣碎勞神耗損。
這樣生活的她，並不比她兒時長進多少，那個不會削蘋果，不會劃火柴，不認識路，在一間房子裡住了很久，並不知道電燈開關在哪裡的天才兒童。根本上，這是大觀園裡的女子，一個人跑到紅塵深處，真不知道是怎麼打發這一生的。
看她，總是讓我想到榮國府寧國府敗落後，那些流落的王孫小姐。曹雪芹被未完的小說裡，寶玉去做了更夫，長夜盡頭回到家，是不是便是這樣潦倒的棲身之所？沒有了溫暖的，宜悅的，湊手的，養神悅目的日常細節。那些茗茶，點心，熬粥的小火爐，鄉下送來的菜蔬瓜果，知根知底的貼心傭人的相伴......他們的生命趣味所在，便只用來頻頻回首，追憶似水流年。而現實中的一切，都是磨損的，讓人失卻尊嚴的俗世熬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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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