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年夏，毛澤東、蕭瑜、蔡和森等湖南新民學會成員到北京。時值法(國)中(國)教育協會中方會長、北大校長蔡元培組織中國學生赴法勤工儉學，蕭瑜被聘為協會祕書。毛澤東與蕭瑜、蔡和森商談幾次後決定不去法國而留在北京。蕭瑜、蔡和森寫了一封信給蔡元培，請他幫毛得到一份校役的工作，使毛能夠留在北京半工半讀。蔡元培支持青年上進，認為校役工作太差，便給北大圖書館館長李大釗去信，請李為毛安排一職。毛遂在北大圖書館工作了半年左右。[李大釗因不認識毛，叫手下人給毛安排了一個打掃整理圖書館的工作。李為此曾於一九二四年向蕭瑜表示歉意。
當時，蔡元培主持的北大先後聘請了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等「時代的旗手」，正是知識界新思潮的發源地，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然而「德先生」
[Democracy，民主]和「賽先生」[Science，科學]在毛身上沒有留下什麼痕跡。如果說北大那段經歷留下了什麼痕跡的話，那就是在圖書館工作時感受歧視而產生的終身未消的對知識份子的敵意。
毛澤東執政後一次也沒有去過北京大學。進城初期他倒常去清華大學，但祇是半夜去，因為那裡有當時北京惟一的室內游泳池。他對知識份子的敵視態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知識份子後來的命運。
一九四九年中共的隊伍打進城市執政時，大多數知識份子沒有隨國民黨政府撤往臺灣。他們選擇留在大陸，並非因為服膺馬克思主義，而是由於對新政府抱有希望，願意為國家效力、為社會服務。但他們不知道，共產黨一旦執政，一般意義的國家便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專家、學者、教授、工程師、醫生則幾乎全部有了新的身份︰「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所以，他們的厄運幾乎就在那時開始了。要弄明白百萬知識份子怎麼會在反右運動中成為毛澤東的階下囚，不能不看看毛澤東執政初的那場「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五七年那場歷史上空前大迫害的前奏。
山東堂邑[今聊城]人武訓(1838－1896)是個歷史人物。他幼時家貧失學，連個名字都沒有，隻因排行第七而稱武七。在飽嘗不識字的苦處後，他決心興辦義學，讓窮人的孩子有書讀。但他身無分文，從二十一歲起行乞募化。為博取富人的施捨，他不惜侮辱自己，甚至伏地學狗叫。積三十多年之努力，他購置了三百多畝土地，在在家鄉堂邑和館陶、臨清縣辦了三所義學。他將募款所得全部化在為義塾買地、蓋房和辦學開支上，從沒給自己蓋過房子。他連買藥治病的錢都捨不得化，最後因病中吃了別人拋棄的霉藥丸而死去。他的事跡婦孺皆知，有口皆碑。因「其人其事，足以垂訓後世」，死後被尊稱為武訓。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權撤離大陸前，上海的電影工作者將未完成的電影《武訓傳》的底片藏起，未讓廠方帶到臺灣。一九五○年完成攝製後，五一年二月，《武訓傳》導演孫瑜給周恩來去信，表示已遵周的指示將電影修改完畢，望周「於日理萬機的餘暇，賜以三小時的審映。」當日，孫瑜即接通知攜影片到中南海放映。一百多位中共中央的首長看了，給予不少掌聲，解放軍總司令朱德特與導演握手道︰「很有教育意義。」[但幾天後毛澤東將片子調去看過，情勢突然大變。
武訓不是革命家，也未曾希冀成為國人的楷模。他不過以為讀書識字的人多些，世道就會變好罷了。毛澤東可以不贊成武訓的做法，也可以不喜歡電影《武訓傳》。這本是個文藝與學術的問題。但在毛眼裹，從來就沒有純學術問題。他把批判武訓和《武訓傳》變成一場政治運動，在全國範圍大張旗鼓地開展起來。在修改人民日報社論時，他加了這麼一段話：
「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鬥爭的時代，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並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醜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應當歌頌的嗎？……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蔑農民革命鬥爭，污蔑中國歷史，污蔑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就是把反動宣傳認為正當的宣傳。」
「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竟至向這種反動思想投降。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i]
查禁電影《武訓傳》只不過是個開頭。毛澤東派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電影處處長的夫人江青化名李進，興師動眾地去山東實地調查武訓的歷史。中共華北局書記劉瀾濤特地寫信給接待他們的中共山東聊城地委，說明李進就是江青，毛澤東的夫人。
江青與毛結婚十多年，一直被冷落，這回得到了露一手的機會。她率隊到達堂邑縣，欲查明武訓是個「大地主」。可是查了近一個月，沒發現武訓有一筆私產，不得不承認︰「武訓很可能的還有一部分未交學校的私產……不過我們未找著確實的證據。」[[ii]]可是，她主持寫的《武訓歷史調查記》仍然把武訓描繪成「殘酷剝削農民，甘作封建統治階級孝子賢孫的大地主和大流氓。」[「大流氓」一說，因無根據，最後找了一個比武訓小八十歲的婦女，說是武訓耍流氓的受害者。]
這份調查記經「毛澤東作了很大的修改」]後，在全國報刊發表。舉國上下各類新聞機器一起開動，大小報刊同時咒罵武訓，以至於有的人以為哪裡又抓出了一個名叫「武訓」的反革命分子。
誇獎過此影片的人，包括周恩來總理在內，陸續做檢討，數萬文藝工作者被迫自我批判。此後，中宣部成立「電影指導委員會」，專事政治審查。多數電影劇本被江青扼殺，僅少數獲准拍成電影問世。
文藝界人士全體噤聲，文藝界進入遵命時代。為了反襯武訓的反動，武訓的同鄉、同代人宋景詩被捧成了英雄。宋景詩早期曾造反，但不久便被朝廷招安，為清廷當犬馬，幫當局鎮壓農民起義。隻因其靠山在朝廷失勢，重歸山寨，才遭官兵捕殺。劇作家陳白塵「奉命」[陳白塵自述]創作《宋景詩》，將他改塑成一個農民起義英雄。電影《宋景詩》作為《武訓傳》的對立面佔領了全國的電影院。
不過，十五年後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時，不僅武訓被刨墳、屍骨被掘出遊街示眾，《宋景詩》的炮製者也沒逃脫，劇本作者陳白塵被鬥得嗚乎哀哉，導演鄭君裡被江青派人抓去，死在監獄中。仔細研究文化革命的災難，溯源而上，一直可以尋到當年這場批判武訓的運動。[在毛澤東指揮下主持這場批判運動的是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胡喬木後承認︰「當時的這場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極端的，也可以說是非常粗暴的。」加給《武訓傳》的罪名「達到簡直不能令人置信的程度。」
由於武訓成了反動派，教育家陶行知[1891∼1946，安徽歙縣人]也隔代連坐，被全盤否定。陶行知讚賞武訓以乞丐之身開辦義學的事跡，提倡「新武訓精神」，並親身實踐。1926年，他辭去東南大學教務長職務，邀集一批志士仁人，在南京郊外曉莊建立了中國第一所鄉村師範學校。「親民親物親赤子，問古問今問未來。」他脫下長袍馬褂，穿上草鞋，成了一名「挑糞校長」。
該校的共產黨員曾參加城市暴動，蔣介石要陶行知開除「赤化」學生，被陶拒絕。1930年4月，國民黨政府封閉曉莊學校，逮捕三十多名學生。陶行知受通緝，被迫流亡日本。在杜威、愛因斯坦等世界知名學者聯名打電報給蔣介石，請蔣取消對陶的通緝，陶方得以回國。
1946年陶行知因腦溢血去世時，周恩來致電中共中央，說他「是一個無保留地跟隨黨的黨外布爾什維克」。毛澤東和朱德發出唁電，稱他「為民族解放和社會改革事業奮鬥不息，忽聞逝世，實為中國人民之巨大損失」。另一位中共領導人董必武寫了一首詩稱頌「敬愛陶夫子，當今一聖人」，並題了「當今聖人」四個字貼在陶的棺材上。[[v]]
現在批判武訓，提倡過「新武訓精神」的陶行知也就遭殃成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敵人」而被撻伐。罪名同武訓類似：「改良主義」、「實用主義」、「教育救國」、「世界觀的改造沒有完成」。
另一個理念與武訓相通的，是平民教育家晏陽初。1918年，晏氏自美國耶魯大學畢業，旋赴法國為歐戰華工辦識字班。1920年歸國後，他成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率領有理想的人士深入農村，為勞苦大眾服務。1928年他利用赴母校耶魯大學接受名譽博士學位的機會，在美國各地奔走了十個月，募得幾十萬美元，全部攜回中國，用於鄉村教育和建設事業。1940年，在抗日戰爭的大後方，他創辦了中國鄉村建設學院，並倣傚武訓，沿門托缽，募集辦學經費。1943年在紐約召開的紀念哥白尼地動學說四百週年的大會上，晏氏與愛因斯坦等人並列，被國際學術界評為「世界上為社會貢獻最大、影響最廣的十大名人」之一。
陶、晏都不是馬克思階級鬥爭學說的信徒，他們是在中國近代歷史進程中選擇了教育救國這一藥方的理想主義者，理念與毛澤東的階級鬥爭格格不入。所以，中共一掌權就將其視作異端，宣佈「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為「反動組織」，「中國鄉村建設學院」是「反動學校」，將院長魏永清定為「反革命」，判處死刑緩期二年。[三十年後魏被「宣告」無罪]
晏氏有家歸不得，在百般無奈之下，於六十年代中國大陸「大革文化命」的時候，到菲律賓創辦了國際鄉村建設學院，為亞、非、拉幾十個國家培訓了大批鄉村建設人才。
毛澤東的新中國，沒有同政治掛不上號、貼不上「階級」標籤的東西。從一九四九年他住進中南海的那一天起，知識份子沒有一天可以置身於政治之外。
著名作家、北京大學教授沈從文，以刻劃美麗的湘西風土人情的小說聞名於世。打從抗戰勝利起，他就一直被中共左翼作家批判鞭撻。一九四八年，郭沫若更發表《斥反動文藝》一文，說：「特別是沈從文，他一直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北大的中共地下組織將該文張貼在校園內，並拉出大橫標語「打倒新月派、現代評論派、第三條路線的沈從文﹗」[[vi]]年底北平易幟前夕，國民黨開展「搶救學人」行動。北大當局將飛機票送到沈從文家。中共地下黨組織則力勸他為新社會效勞。他決定留下。可是共產黨進城沒多久，他就發現日子很難熬下去，於四九年三月九日割喉切腕自殺[一說喝煤油[[vii]]]。獲救後，他辭去了北大的職務。六月召開全國文化工作者代表大會，上海作家巴金到瀋家拜訪時，發現「他當時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彷彿就要掉進水裡。」[[viii]]
但奇怪的是，一方面毛澤東在五二年第二次文代會期間對沈從文說︰「年紀還不老，再寫幾年小說吧。」[[ix]]另一方面中宣部又通知各地的公安部門將瀋的著作全部收繳燒燬。上海開明書店通知瀋︰「你的作品已經過時，凡在開明已印未印各書稿及紙型，已全部代為焚燬。」三十年後，瀋自述此事：「五三年所有習作都經書店正式通知，作品業已過時，因之代為銷毀，一切已印未印書稿及紙型，全部焚燬。」[[x]]
沈從文消失了。他的作品不僅從書店更從所有的圖書館中消失，談論現代中國文學的書籍、論文全都如避瘟疫似地躲開「沈從文」三個字。他的名字消失得如此徹底，連各大學中文系的學生也沒聽說在世的中國作家中有一位叫做沈從文的人，有一本叫《邊城》的小說。被調到中國歷史博物館的沈從文，或埋首書寫文物標籤、或為參觀者充當講解員，遠離了文學。
沈從文的厄運只是當時知識份子的一個寫照。正如巴金後來所說:「不用說，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可是我並沒有站出來替他講過話。我不敢，我總覺得自己頭上有一把達摩克利斯的寶劍。」
中共一建國，教育部便提議採用蘇式教育，實行工科院校與文理分家，將清華大學等校改造成純工科學校。因多數教授的抵制，計畫未能實行。但中共由此看到，「不少高等學校教師中還濃厚地保存著歐美反動資產階級的思想……羨慕著美國的『富裕』，『政治上自由』和『文明』……而對於蘇聯的先進科學和技術則投以不值一顧的輕視的眼光」，認為這是「危險到極點的思想敵人」，遂於一九五一年底發動了一場針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運動」。
當時，「鎮反」、「三反」、「五反」尚未結束，「鎮壓反革命」之餘音還在，誰都得考慮被「鎮壓」的後果。批判電影《武訓傳》的火藥味還瀰漫在知識界、文化界。知識份子心有餘悸，大家都是資產階級學校教育出來的，誰也不能說自己身上沒有「舊社會的污毒」。抗拒改造後果嚴重。無人可以超然度外。為免與咄咄逼人的新政權對抗，除個別人外，絕大多數知識份子採取了向共產黨表示輸誠效忠的態度。
光表示服膺共產黨遠遠不夠，他們還得往自己臉上潑墨，洗刷被洋麵包、洋墨水薰臭了的靈魂。每個人必須認罪，並書面交待：
「祖父母的政治和宗教信仰，參加過什麼社會活動。」
「父母親的政治思想與信仰；參加過什麼黨派、社會活動。」
「嫡系兄弟姊妹及旁系同輩親戚以及朋友政治思想如何，參加過什麼政治團體，有些什麼政治性和社會性的活動。」
「七歲以後到現在為止，逐年寫明在何地什麼學校學習，哪個機關工作及其它經歷。」
「在學生及服務社會時期，聽過或看過哪些關於思想、藝術、政治等方面的學說和書報刊物，對個人發生過什麼影響。」[[xii]]
與「三反」、「五反」時利用二十多歲青年作「打虎隊員」一樣，「思想改造」運動中各大學均以年輕學生、職工為積極份子，大會批判、小會「幫助」，讓教授們一一跤待歷史，痛斥自己的過去。
教師人人都得檢查，叫做「洗澡」；學生組成「搓澡隊」幫助老師「搓澡」，實則讓學生作審判員。批判鬥爭會之嚴厲、之污辱人格，不亞於土改斗地主、鎮反斗反革命。學生指著鼻子罵老師，說老師是舊政府的走狗，老師傳授的知識是害人的、有毒素的。中國傳統的尊師重道觀念被一掃而空。
一九四一年底珍珠港事件後，日軍坦克開進美國教會辦的燕京大學校園[今北京大學所在]，原代理校長陸志韋被捕入獄。他拒絕與日人合作而被判刑，抗戰勝利後重新主持校務。中共執政後，他努力緊跟，參加「反對美帝侵略朝鮮」的大會，痛斥自己以往「親美反共反人民」。可仍然躲不過鬥爭會。他的女兒奉命登臺，指著他的腦袋「控訴我的父親陸志韋」，他只能低頭恭聽，沒有張口的份兒。
正如當時上海震旦大學教授賈植芳所說，那是一場「在組織安排下被迫交待自己的歷史，並且讓知識份子來一個『醜態大暴露』的運動。」[[xiii]]國學大師顧頡剛在日記裡寫道︰「(黨要大家)互道資產階級思想，作競賽」；「(黨)組織上要我們每人自認資產階級思想，列舉唯利是圖、損人利己、投機取巧諸項，眾皆爭認，予獨以為無有」，「眾大嘩」。
「思想改造」中，檢討必須由小組或大會通過，才算過關。清華大學教授潘光旦教授做了十二次檢討，還是過不了關。由於過不了關即意味著有政治、立場問題。即便不被「法辦」，飯碗也是個問題。所以抗拒檢討者寥寥無幾。
一九四八年底國民政府搶救學人時，北大教授朱光潛也拒絕機票，留了下來。而今黨說他有歷史問題，定為「管制分子」，管制了八個月。北大還搞了一個展覽，畫了漫畫醜化他。他不得不給自己扣上各種「反動觀點」以求過關。
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學校長期間，提倡學術研究自由，對新思想「兼容並包」。據蕭瑜說：當年「毛澤東一向很欽佩蔡(元培)校長，他給蔡校長的每一封信中都稱『夫子大人』。他自認是蔡先生的弟子，而且不放過任何機會來表示他對蔡先生的無限崇敬。」[[xiv]]1940年蔡元培去世時，周恩來曾送輓聯「從排滿到抗日戰爭，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從五四到人權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毛澤東給蔡的輓聯寫的是「學界泰鬥，人世楷模」。可是如今毛澤東一上臺執政就批判起蔡元培來。
於是，北大法學院院長錢端升一邊檢討自己，一邊批判北大的兩個前任校長蔡元培和胡適：「解放以前我的教學工作基本上是從個人利益出發的，是遵循資產階級的思想道路的，客觀上是為反對統治階級服務的。」「北京大學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負一部責任的。而將他在北京大學的主要教育思想──所謂的『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長期保留在北京大學之中的老一輩的教師們，包括我自己，則應負更大的責任。」「我們教師首先應當分清『五四』運動的革命思想和『五四』右翼分子的反動思想。我們除了宣佈胡適的思想為敵人的思想外，還應該好好地批判蔡元培的思想和這思想所遺留在我們中間的影響。」
批判蔡元培，並不為詆譭蔡氏之為人，而是著眼於其「思想自由、學術自由」。毛澤東要每一個知識份子牢記「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自由當然免談。
沒有了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這些學者們就隻剩下了糟蹋自己的「自由」。
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所長羅常培曾經對一位中共黨員說︰「我過去是專門研究學問的，現在和將來還希望如此。過去我不願意受國民黨的訓，現在我希望共產黨也不要強迫我學習。」他的希望落了空，共產黨就是要強迫他學習改造。他頂不過去，終於被迫發表了一份檢討，而且須將老北大校長傅斯年、胡適稱為「匪」：「(1928年我)寫信給傅匪斯年想到中山大學教書，從此就加入了傅斯年的集團。……因為傅斯年的關係，受名利思想的驅使，後來又走上了胡匪適的道路。」「尤其不可饒恕的是，我在西南聯合大學[因京、津淪陷，清華、北大、南開遷雲南，組合成西南聯合大學——]曾經給國民黨辦過兩屆二十四次文史演講會……是直接給國民黨幫兇的。」「我還發表了『教授治校、學術自由、政治應與學術分開，黨團最好在校外發展』等等反動透頂的言論。」
「學術自由」不能給，「學術獨立」也不行。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游國恩受過胡適的影響，所以要讓他來批判胡適「學術獨立」的口號：「這個口號有兩種影響：一方面是誘致知識份子在一個「清高」的美名下進行學術研究，表面上好像不依附政治，實際上替反動政府服務。這樣一來，所謂知識份子、學者們便一個個進入反動政府的圈套。另一方面是使落後知識份子藉口「學術獨立」，不問政治，逃避現實。而其結果也只是對於反動政權有利。」
燕京大學是美國人辦的。該校辦了個「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罪行展覽會」，新華社記者報導說：「美國為什麼要辦燕京大學呢？就是要通過燕京來培養侵略和奴役中國的勢力和影響。不僅如此，燕京大學本身又是美國巧妙運用它來進行情報工作的一個情報機構……。」
輔仁大學是天主教會辦的，當了二十多年校長的陳垣在校刊上發表自我檢討，說教會辦學是為了「達到他們對中國人民奴役的目的」，他「忠實的替帝國主義者奴役和麻醉青年……做了幾十年污濁、卑鄙的買辦和幫兇。」他自摑耳光道：「我老老實實、俯首帖耳地為帝國主義服務了二十三年。」「我那時不曉得帝國主義是在披著宗教外衣進行文化侵略，還錯誤地以為他們在中國設立大學，是對中國有好處的。這是一個根本的錯誤看法。」「我在輔仁作校長，基本上是與帝國主義站在一個立場……是他們很得力的奴才。」
中國協和醫學院是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出資辦的。院長李宗恩一邊檢查自己的「反動的思想」，一邊抨擊洛克菲勒基金會以表明與其劃清界線：「洛氏基金委員會是一個世界性的文化侵略機構，除了蘇聯及新民主主義國家以外，世界上幾乎沒有一個角落沒有它的侵略基地。」「美國國務院的文化侵略政策和洛氏基金委是密切結合著的。……在短短的三十年中，以二千三百萬元的美金達到了它的文化侵略的目標，在醫藥衛生工作者中造就了一批所謂『民主自由』分子。」
「清華大學是由美國用庚子賠款辦起來的。」該校機械系教授張維在檢查中說，「目的是要製造一批為它服務的洋奴。其用意十分惡毒。」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清華物理教授周培源曾赴美搞過一個時期的軍事科學的研究(從飛機上擲魚雷入水問題)。而今他在報上痛斥自己「無恥地向美國物理界的學閥密立根[丁註：Robert A.Millikan，1868∼1953，因測量出電子的電荷而聞名於世]請求工作機會」，並說這「是我一生歷史上最可恥的一頁」。那個研究本來是與德、日、意法西斯政權軍事對抗的一部分，他卻說：那是「美帝國主義所主持的企圖屠殺全世界和平人民的軍事科學研究工作」，並由此鞭撻自己道：「我要控訴我自己，控訴我這個喪失人民立場，甘心為美國劊子手作幫兇的所謂科學工作者。」「我願意撕下我的假面具……清洗美帝文化侵略給我的餘毒，下了決心重新做人。」
二戰期間也在美國從事過軍事科學研究的清華物理教授葛庭燧則在《批判我的崇美思想》一文中抨擊美國「使用原子彈來屠殺日本無辜的平民」，「美國的反動統治者……掠奪了科學家們的研究成果，用來屠殺和平居民，用來威脅世界和平……」
清華哲學教授金岳霖更檢討自己「做了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工具而不自知」，「喪失了民族立場」，並檢討自己「以舊民主主義的觀點去看蘇聯」：「我一直歪曲了污蔑了蘇聯，直到解放時為止，我還認為蘇聯根本不容許個人『自由』……還認為蘇聯通過各國共產黨來干涉各國內政。」他的學生殷福生[後改名殷海光，中國文化與民主政治學者]去了臺灣，他便檢討說：「殷福生就是我所供給所培養的一個反動分子，他現在在臺灣為蔣匪幫服務。」他表示自己的思想已經轉變：「我認識到哲學系的任務基本上就是訓練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宣傳員。」
清華大學營建系主任梁思成也是從美國回來的。他糟蹋自己說他利用教學「把敵人的糟粕──同鴉片煙一樣的麻醉劑──運回來毒害我們下一代的建築師。」
在都市計畫概論課程中，……我所講的……是完全本末倒置、違反發展規律的理論，完全是反動的、反革命的。我滿腦袋都裝滿了資產階級思想嚴重地阻礙了祖國的建設……我的罪過是不可饒恕的。
因他是清未維新派人物梁啟超的兒子，所以在檢討中還要另加一章，將其父痛斥一通：
他所熱愛的「國」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國」，也就是地主士紳的「國」……我父親晚年曾周遊講學，他的目的之一就是爭取青年，以抗拒最進步的無產階級革命思想。
鐵道部鐵道研究所所長茅以升是土木工程專家。三十年代他主持建造杭州錢塘江大橋，後又為阻遏日本侵略軍而忍痛炸毀。其事跡在中國工程史上可佔一章。他被「改造」後，在報上這樣摑自己的耳光：「我於一九二○年初返國，自此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繼續不斷約三十年之久。」「我在那三十年中，除去參加修建一座橋樑外，其餘幾乎什麼好事都沒做，只是大量地耗費了人民的血汗而已。」「對反動統治下的所謂『建設』，但求能參加促成，而不惜阿附其『權勢』。」「我的一貫作風……損人利己，投機取巧，剝削群眾，坐享其成的腐化嶞落思想，也就是資產階級思想！」
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長王家楫，曾在前中央研究院工作十五年。他在報上著文罵自己：「整整有十五個年頭，做了反動政府當點綴用的一隻花瓶。」
二十年代主持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吳宓也被迫向新政府表態輸誠：「(前)中國政府，乃是封建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走狗的買辦階級聯合而建立的反動統治政權。所謂國立大學，便是他們所設立的機關。我……甘心作他們的幫兇和奴隸。我所領得的月薪及研究經費，便是他們壓榨剝削勞苦人民工農大眾而得的剩餘。」
南京大學經濟系主任朱契這樣自我批判道：「我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完全是士大夫階級的教育，自以為書香門第，詩禮傳家。凡此種種，都造成我思想中封建思想的毒素，也是我資產階級思想的第一根源。」「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想……是我資產階級思想的第二根源。」
「1929年我到德國去留學，所學的是財政經濟；所接觸的學者，完全是改良主義和社會民主黨一些人物。……他們的共同主張，是維持資產階級的統治，而作一點一滴的改良，反對階級鬥爭，反對社會革命。……這是我資產階級思想的第三根源。」
學者們自摑耳光還不夠。武漢大學，在體育館召開的會場上，「資產階級教授」們甚至被勒令在講臺前沿跪成一排，接受批判。清華大學歷史系聶崇歧教授等曾在國共內戰後期呼籲和平，因此是重點批判鬥爭對像，並被拘禁「審查」。
北大傅鷹教授回憶當時的情形時，這樣說︰「大學裡箕豆相煎的局面，今天回想起來還是令人難過。有些人是無中生有地罵自己，有些人是深文周納地罵別人。老教授上臺檢查思想，稍有辯說，底下拍桌辱罵之聲紛紛而來，誰受得了這樣的幫助？」
受不了這一套的，便只有選擇死。清華大學無機化學家高崇熙服藥死去，漸被遺忘。直到一九五六年周恩來領導制定全國科學發展規劃時，大家才想起他來。傅鷹說︰「高先生受不住折磨死掉了。他一死，我國的無機化學便失掉了識途老馬。現在我們在定科學規劃的時候，便深感這一門學科帶路無人。」
天津礦業學院的一位教授懸樑自盡。山東大學醫學院女教授陳慎昭被關在實驗室「隔離審查」，服氰化鉀自殺。上海暨南大學教授劉大傑跳進黃浦江，幸而得救。數學家華羅庚從美國歸來，隻因保存了當年國民政府發的護照，被攻擊為有投靠帝國主義的思想，差點自尋短見死去。
為此，北大歷史系教授向達批評中共「片面強調鬥爭與改造，使許多科學家心緒不安﹗算算賬，解放後死了多少科學家！」他後來被打成右派，罪名之一就是這句話。
總之，隨著這場思想改造運動的開展，教育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教會學校和私立大學一律關閉。上海震旦大學關了門，被認為有「政治問題」或「歷史問題」的人，都被調離。燕京大學牌子摘了，校園讓給了從城裡搬遷來的北京大學。
「北大經濟系的課程設置，學習蘇聯，不僅給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經濟學以主要地位，而且還停開了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概論》，俄籍專家及左派經濟學家如薛暮橋……等都到北大兼課。」
社會學被徹底清除。共產黨進城執政前，清華大學費孝通教授曾對朋友說︰「我希望我不會失去研究社會學的機會。」如今共產黨執政才兩三年，全國的社會學教授就全被迫改了行。費孝通被調到中央民族學院，史國衡被打發到清華圖書館。從此中國再也沒有人研究什麼「社會學」。大學生隻知道社會主義，而「社會學」一詞連聽都沒聽說過。
美國是敵人，蘇聯是老大哥。不論何學科，都得將蘇聯奉為皋圭。中國生物學界被迫皈依蘇聯李森科學派獨尊的「米丘林學說」。人民日報發文《為堅持生物科學的米丘林方向而鬥爭》，稱「米丘林生物科學是自覺而徹底地將馬克思列寧主義應用於生物科學的偉大成就」。遺傳基因學創始人美國摩爾根教授的學說則被扣上「反動、唯心主義、形而上學」三頂帽子而禁止講授。河南農學院吳紹騤教授從國外帶回來的雜交玉米種子被禁止試驗；四川省農科所研究員鮑文奎的小麥與黑麥雜交試驗地被鏟掉；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胡先驌因批評李森科的見解而遭政治批判。
抗戰時歸國的北京農業大學教授李景均，在其主講的三門課都被停開後潛逃出境，再也沒有回來。隨後三十年，他成績卓著，曾任美國人類遺傳學會主席。而留在國內的復旦大學教授、摩爾根的學生談家楨被剝奪了授課和研究的權利。談後來說︰「三十年來我國在遺傳學研究方面基本上沒有什麼大的成就，很多時間被白白地浪費了……」
各大學俄文當道，英語專業和公共英語課在一九五三年底一律取消，所有英語教師上俄語學習班學習後，改任俄語教師；英語專業的學生改學俄語。英語教員或改任俄語教師，或改行打雜。譬如東北師範大學英文系主任被打發到圖書館當了一名館員。
搞藝術的更難置身於「改造」之外。1950年自巴黎歸來的畫家吳冠中當時是中央美術學院的教授，他努力檢討，勉強過關，卻被認為不再適合講授藝術。他後來這樣寫道︰「在那些『無產階級立場堅定』的人的眼裡，我這個從資本主義國家回來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滿身是毒素，他們警惕地勸告同學們別中我的毒。」「我努力想實現歸國途中的憧憬，但有一個緊箍咒永遠勒著我的腦袋──醜化工農兵。」「我終於被調到清華大學建築系，教教水彩之類偏於『純技法』的繪畫課程。」
有些人是注定過不了關的。燕京大學哲學系系主任張東蓀曾為一九四九年初促使北平和平解放的國共談判效力，故中共給了他一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的頭銜。但他在其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出版的幾本書裡有一系列反動言論，諸如「資本主義不會滅亡，共產主義不能實現。如實現則勞動者都就會餓死。」「把馬克思主義列為學說，乃人類之奇恥，是思想史上的大污點。」「無產階級專政是不民主的，結果必變成少數人的專制，而決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等等。故數度受到全校大會批判。
張東蓀並非不識時務。他也想過關，一次一次檢討，一次次總通不過。對他的批判由中共中央統戰部直接掌管，毛澤東親自過問。一開始就注定他是過不了關的。起先，他的問題是反蘇、反共、反人民、反馬列主義，一次次檢討後，問題反而升級成了「美國特務」。於是中國民主同盟中央立即解除其政治局委員的職務，並將他開除出盟。他知趣地辭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職務。
當然也有斷然拒絕以辱罵自己以換取過關的人。中山大學歷史學家陳寅恪和北京大學哲學教授洪謙是兩個例子。鑒於其在學術界的聲望，中共倒也沒有懲治他們。但是雲南大學教授劉文典的下場就不同了。他二十年代末任安徽大學校長時，曾當面頂撞蔣介石，一度被拘禁，在蔡元培等呼籲下方獲釋放。共產黨來了，劉文典還是狂放不羈，拒不檢討。他批判會上宣佈︰「我是一個國民黨同盟會的會員，是孫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至於我的學術思想方面，正如你們所熟知的，完全淵源於莊子。……你們要清算我的思想，不如請你們先去清算孫中山和莊子。這才是正本清源。如果孫中山和莊子都是反動和應該被打倒的，則我的存在與否，也不值一談了﹗」[[xxv]]他拒絕接受改造，終於丟了飯碗。
一九五五年北大校慶那一天，毛澤東的親信陳伯達和北京市長彭真代表黨中央出席慶祝會，陳當著全校師生的面，厲聲訓斥︰「馮友蘭！你過去放毒，近來寫文章消毒，這遠遠不夠，遠遠不夠！」馮教授忍氣吞聲，未敢辯一個字。
把全國的專家、學者管束到了這種程度是一大成功。毛澤東發動「思想改造」運動，本意也即在此。據當年清華大學學生中英傑回憶：
「(運動之後)教師講課時突然謹小慎微起來了，儘可能照本宣科，閉口免談自己的獨特見解，隨之在晚飯後再也不敢輕易出來散步和學生隨便攀談……這些先生們自著或編譯的教材全部作廢，通通改用蘇聯教材和教學大綱。」「許多世界級的先進科技成果和有爭議的論述被無情刪除，也不准引證或講授，誰要提及便有崇洋媚外全盤西化之嫌。同時教師也不准參照自己的特長和風格授課，哪怕稍少偏離按原樣引進的蘇聯教學大綱，也會被看作大逆不道。」「學校體制徹底變樣，老清華不復存在了。……暑假返校開學時，清華變成隻剩下專業有限的單純的工業大學，其學制完全照抄蘇聯老大哥。」
僅在思想上「改造」知識份子當然不夠，組織上的控制更為重要。如東北工學院利用這場運動將所有的系主任換成了共產黨員。
就在專家學者被「改造」得服服帖帖之際，毛澤東動了拆除北京城牆之念。
當年明武宗朱厚照微服冶遊，曾說他住的那個地方外面是個大圈圈，裡面是個小圈圈，小圈圈裡面還有個黃圈圈。如今，毛澤東也住在黃圈圈裡。祇要把長安街拓寬到可以任飛機起落，有沒有大、小圈圈做屏障當然無所謂了。
為保護北京城的完美佈局，清華大學建築學家梁思成與陳佔祥擬定了《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建議保留城牆，清理護城河，引永定河水，夏日放舟，冬季溜冰；城牆寬闊的頂部闢為空中花園，如一條繡帶環繞京城；十幾座城門樓改造成文化館、圖書館。在京西五棵松一帶另構新城作為行政中心，南起豐臺、北至圓明園福海，形成一條新的南北中軸線，與老北京的中軸線平行，由長安街東西一路貫之。
梁思成的夫人、也是清華教授的林徽音闖進北京市長彭真的辦公室力訴城牆不該拆之理時，彭拿出了毛的批示︰「城牆是封建象徵，是皇帝擋農民的。」
沒有人敢以「中南海是皇帝住的」來反襯拆城牆之荒謬。經過「思想改造」運動的知識份子已被管束得集體噤聲。除了梁先生大哭一場之外，沒有人再敢公開表示異議。毛澤東拆城之舉，再也沒有受到阻撓。拆得順順噹噹，外城內城一起拆，有五百多年歷史的北京城就這樣消失了。
毛澤東是否就此認為江山穩固，可以放心了呢？沒有。經過一個又一個運動，等到反右派運動登臺時，人們才看到，一九五二年的改造運動只是小菜一碟，不足道矣。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當時，蔡元培主持的北大先後聘請了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等「時代的旗手」，正是知識界新思潮的發源地，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然而「德先生」
[Democracy，民主]和「賽先生」[Science，科學]在毛身上沒有留下什麼痕跡。如果說北大那段經歷留下了什麼痕跡的話，那就是在圖書館工作時感受歧視而產生的終身未消的對知識份子的敵意。
毛澤東執政後一次也沒有去過北京大學。進城初期他倒常去清華大學，但祇是半夜去，因為那裡有當時北京惟一的室內游泳池。他對知識份子的敵視態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知識份子後來的命運。
一九四九年中共的隊伍打進城市執政時，大多數知識份子沒有隨國民黨政府撤往臺灣。他們選擇留在大陸，並非因為服膺馬克思主義，而是由於對新政府抱有希望，願意為國家效力、為社會服務。但他們不知道，共產黨一旦執政，一般意義的國家便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專家、學者、教授、工程師、醫生則幾乎全部有了新的身份︰「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所以，他們的厄運幾乎就在那時開始了。要弄明白百萬知識份子怎麼會在反右運動中成為毛澤東的階下囚，不能不看看毛澤東執政初的那場「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五七年那場歷史上空前大迫害的前奏。
山東堂邑[今聊城]人武訓(1838－1896)是個歷史人物。他幼時家貧失學，連個名字都沒有，隻因排行第七而稱武七。在飽嘗不識字的苦處後，他決心興辦義學，讓窮人的孩子有書讀。但他身無分文，從二十一歲起行乞募化。為博取富人的施捨，他不惜侮辱自己，甚至伏地學狗叫。積三十多年之努力，他購置了三百多畝土地，在在家鄉堂邑和館陶、臨清縣辦了三所義學。他將募款所得全部化在為義塾買地、蓋房和辦學開支上，從沒給自己蓋過房子。他連買藥治病的錢都捨不得化，最後因病中吃了別人拋棄的霉藥丸而死去。他的事跡婦孺皆知，有口皆碑。因「其人其事，足以垂訓後世」，死後被尊稱為武訓。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權撤離大陸前，上海的電影工作者將未完成的電影《武訓傳》的底片藏起，未讓廠方帶到臺灣。一九五○年完成攝製後，五一年二月，《武訓傳》導演孫瑜給周恩來去信，表示已遵周的指示將電影修改完畢，望周「於日理萬機的餘暇，賜以三小時的審映。」當日，孫瑜即接通知攜影片到中南海放映。一百多位中共中央的首長看了，給予不少掌聲，解放軍總司令朱德特與導演握手道︰「很有教育意義。」[但幾天後毛澤東將片子調去看過，情勢突然大變。
武訓不是革命家，也未曾希冀成為國人的楷模。他不過以為讀書識字的人多些，世道就會變好罷了。毛澤東可以不贊成武訓的做法，也可以不喜歡電影《武訓傳》。這本是個文藝與學術的問題。但在毛眼裹，從來就沒有純學術問題。他把批判武訓和《武訓傳》變成一場政治運動，在全國範圍大張旗鼓地開展起來。在修改人民日報社論時，他加了這麼一段話：
「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鬥爭的時代，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並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醜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應當歌頌的嗎？……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蔑農民革命鬥爭，污蔑中國歷史，污蔑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就是把反動宣傳認為正當的宣傳。」
「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竟至向這種反動思想投降。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i]
查禁電影《武訓傳》只不過是個開頭。毛澤東派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電影處處長的夫人江青化名李進，興師動眾地去山東實地調查武訓的歷史。中共華北局書記劉瀾濤特地寫信給接待他們的中共山東聊城地委，說明李進就是江青，毛澤東的夫人。
江青與毛結婚十多年，一直被冷落，這回得到了露一手的機會。她率隊到達堂邑縣，欲查明武訓是個「大地主」。可是查了近一個月，沒發現武訓有一筆私產，不得不承認︰「武訓很可能的還有一部分未交學校的私產……不過我們未找著確實的證據。」[[ii]]可是，她主持寫的《武訓歷史調查記》仍然把武訓描繪成「殘酷剝削農民，甘作封建統治階級孝子賢孫的大地主和大流氓。」[「大流氓」一說，因無根據，最後找了一個比武訓小八十歲的婦女，說是武訓耍流氓的受害者。]
這份調查記經「毛澤東作了很大的修改」]後，在全國報刊發表。舉國上下各類新聞機器一起開動，大小報刊同時咒罵武訓，以至於有的人以為哪裡又抓出了一個名叫「武訓」的反革命分子。
誇獎過此影片的人，包括周恩來總理在內，陸續做檢討，數萬文藝工作者被迫自我批判。此後，中宣部成立「電影指導委員會」，專事政治審查。多數電影劇本被江青扼殺，僅少數獲准拍成電影問世。
文藝界人士全體噤聲，文藝界進入遵命時代。為了反襯武訓的反動，武訓的同鄉、同代人宋景詩被捧成了英雄。宋景詩早期曾造反，但不久便被朝廷招安，為清廷當犬馬，幫當局鎮壓農民起義。隻因其靠山在朝廷失勢，重歸山寨，才遭官兵捕殺。劇作家陳白塵「奉命」[陳白塵自述]創作《宋景詩》，將他改塑成一個農民起義英雄。電影《宋景詩》作為《武訓傳》的對立面佔領了全國的電影院。
不過，十五年後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時，不僅武訓被刨墳、屍骨被掘出遊街示眾，《宋景詩》的炮製者也沒逃脫，劇本作者陳白塵被鬥得嗚乎哀哉，導演鄭君裡被江青派人抓去，死在監獄中。仔細研究文化革命的災難，溯源而上，一直可以尋到當年這場批判武訓的運動。[在毛澤東指揮下主持這場批判運動的是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胡喬木後承認︰「當時的這場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極端的，也可以說是非常粗暴的。」加給《武訓傳》的罪名「達到簡直不能令人置信的程度。」
由於武訓成了反動派，教育家陶行知[1891∼1946，安徽歙縣人]也隔代連坐，被全盤否定。陶行知讚賞武訓以乞丐之身開辦義學的事跡，提倡「新武訓精神」，並親身實踐。1926年，他辭去東南大學教務長職務，邀集一批志士仁人，在南京郊外曉莊建立了中國第一所鄉村師範學校。「親民親物親赤子，問古問今問未來。」他脫下長袍馬褂，穿上草鞋，成了一名「挑糞校長」。
該校的共產黨員曾參加城市暴動，蔣介石要陶行知開除「赤化」學生，被陶拒絕。1930年4月，國民黨政府封閉曉莊學校，逮捕三十多名學生。陶行知受通緝，被迫流亡日本。在杜威、愛因斯坦等世界知名學者聯名打電報給蔣介石，請蔣取消對陶的通緝，陶方得以回國。
1946年陶行知因腦溢血去世時，周恩來致電中共中央，說他「是一個無保留地跟隨黨的黨外布爾什維克」。毛澤東和朱德發出唁電，稱他「為民族解放和社會改革事業奮鬥不息，忽聞逝世，實為中國人民之巨大損失」。另一位中共領導人董必武寫了一首詩稱頌「敬愛陶夫子，當今一聖人」，並題了「當今聖人」四個字貼在陶的棺材上。[[v]]
現在批判武訓，提倡過「新武訓精神」的陶行知也就遭殃成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敵人」而被撻伐。罪名同武訓類似：「改良主義」、「實用主義」、「教育救國」、「世界觀的改造沒有完成」。
另一個理念與武訓相通的，是平民教育家晏陽初。1918年，晏氏自美國耶魯大學畢業，旋赴法國為歐戰華工辦識字班。1920年歸國後，他成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率領有理想的人士深入農村，為勞苦大眾服務。1928年他利用赴母校耶魯大學接受名譽博士學位的機會，在美國各地奔走了十個月，募得幾十萬美元，全部攜回中國，用於鄉村教育和建設事業。1940年，在抗日戰爭的大後方，他創辦了中國鄉村建設學院，並倣傚武訓，沿門托缽，募集辦學經費。1943年在紐約召開的紀念哥白尼地動學說四百週年的大會上，晏氏與愛因斯坦等人並列，被國際學術界評為「世界上為社會貢獻最大、影響最廣的十大名人」之一。
陶、晏都不是馬克思階級鬥爭學說的信徒，他們是在中國近代歷史進程中選擇了教育救國這一藥方的理想主義者，理念與毛澤東的階級鬥爭格格不入。所以，中共一掌權就將其視作異端，宣佈「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為「反動組織」，「中國鄉村建設學院」是「反動學校」，將院長魏永清定為「反革命」，判處死刑緩期二年。[三十年後魏被「宣告」無罪]
晏氏有家歸不得，在百般無奈之下，於六十年代中國大陸「大革文化命」的時候，到菲律賓創辦了國際鄉村建設學院，為亞、非、拉幾十個國家培訓了大批鄉村建設人才。
毛澤東的新中國，沒有同政治掛不上號、貼不上「階級」標籤的東西。從一九四九年他住進中南海的那一天起，知識份子沒有一天可以置身於政治之外。
著名作家、北京大學教授沈從文，以刻劃美麗的湘西風土人情的小說聞名於世。打從抗戰勝利起，他就一直被中共左翼作家批判鞭撻。一九四八年，郭沫若更發表《斥反動文藝》一文，說：「特別是沈從文，他一直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北大的中共地下組織將該文張貼在校園內，並拉出大橫標語「打倒新月派、現代評論派、第三條路線的沈從文﹗」[[vi]]年底北平易幟前夕，國民黨開展「搶救學人」行動。北大當局將飛機票送到沈從文家。中共地下黨組織則力勸他為新社會效勞。他決定留下。可是共產黨進城沒多久，他就發現日子很難熬下去，於四九年三月九日割喉切腕自殺[一說喝煤油[[vii]]]。獲救後，他辭去了北大的職務。六月召開全國文化工作者代表大會，上海作家巴金到瀋家拜訪時，發現「他當時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彷彿就要掉進水裡。」[[viii]]
但奇怪的是，一方面毛澤東在五二年第二次文代會期間對沈從文說︰「年紀還不老，再寫幾年小說吧。」[[ix]]另一方面中宣部又通知各地的公安部門將瀋的著作全部收繳燒燬。上海開明書店通知瀋︰「你的作品已經過時，凡在開明已印未印各書稿及紙型，已全部代為焚燬。」三十年後，瀋自述此事：「五三年所有習作都經書店正式通知，作品業已過時，因之代為銷毀，一切已印未印書稿及紙型，全部焚燬。」[[x]]
沈從文消失了。他的作品不僅從書店更從所有的圖書館中消失，談論現代中國文學的書籍、論文全都如避瘟疫似地躲開「沈從文」三個字。他的名字消失得如此徹底，連各大學中文系的學生也沒聽說在世的中國作家中有一位叫做沈從文的人，有一本叫《邊城》的小說。被調到中國歷史博物館的沈從文，或埋首書寫文物標籤、或為參觀者充當講解員，遠離了文學。
沈從文的厄運只是當時知識份子的一個寫照。正如巴金後來所說:「不用說，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可是我並沒有站出來替他講過話。我不敢，我總覺得自己頭上有一把達摩克利斯的寶劍。」
中共一建國，教育部便提議採用蘇式教育，實行工科院校與文理分家，將清華大學等校改造成純工科學校。因多數教授的抵制，計畫未能實行。但中共由此看到，「不少高等學校教師中還濃厚地保存著歐美反動資產階級的思想……羨慕著美國的『富裕』，『政治上自由』和『文明』……而對於蘇聯的先進科學和技術則投以不值一顧的輕視的眼光」，認為這是「危險到極點的思想敵人」，遂於一九五一年底發動了一場針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運動」。
當時，「鎮反」、「三反」、「五反」尚未結束，「鎮壓反革命」之餘音還在，誰都得考慮被「鎮壓」的後果。批判電影《武訓傳》的火藥味還瀰漫在知識界、文化界。知識份子心有餘悸，大家都是資產階級學校教育出來的，誰也不能說自己身上沒有「舊社會的污毒」。抗拒改造後果嚴重。無人可以超然度外。為免與咄咄逼人的新政權對抗，除個別人外，絕大多數知識份子採取了向共產黨表示輸誠效忠的態度。
光表示服膺共產黨遠遠不夠，他們還得往自己臉上潑墨，洗刷被洋麵包、洋墨水薰臭了的靈魂。每個人必須認罪，並書面交待：
「祖父母的政治和宗教信仰，參加過什麼社會活動。」
「父母親的政治思想與信仰；參加過什麼黨派、社會活動。」
「嫡系兄弟姊妹及旁系同輩親戚以及朋友政治思想如何，參加過什麼政治團體，有些什麼政治性和社會性的活動。」
「七歲以後到現在為止，逐年寫明在何地什麼學校學習，哪個機關工作及其它經歷。」
「在學生及服務社會時期，聽過或看過哪些關於思想、藝術、政治等方面的學說和書報刊物，對個人發生過什麼影響。」[[xii]]
與「三反」、「五反」時利用二十多歲青年作「打虎隊員」一樣，「思想改造」運動中各大學均以年輕學生、職工為積極份子，大會批判、小會「幫助」，讓教授們一一跤待歷史，痛斥自己的過去。
教師人人都得檢查，叫做「洗澡」；學生組成「搓澡隊」幫助老師「搓澡」，實則讓學生作審判員。批判鬥爭會之嚴厲、之污辱人格，不亞於土改斗地主、鎮反斗反革命。學生指著鼻子罵老師，說老師是舊政府的走狗，老師傳授的知識是害人的、有毒素的。中國傳統的尊師重道觀念被一掃而空。
一九四一年底珍珠港事件後，日軍坦克開進美國教會辦的燕京大學校園[今北京大學所在]，原代理校長陸志韋被捕入獄。他拒絕與日人合作而被判刑，抗戰勝利後重新主持校務。中共執政後，他努力緊跟，參加「反對美帝侵略朝鮮」的大會，痛斥自己以往「親美反共反人民」。可仍然躲不過鬥爭會。他的女兒奉命登臺，指著他的腦袋「控訴我的父親陸志韋」，他只能低頭恭聽，沒有張口的份兒。
正如當時上海震旦大學教授賈植芳所說，那是一場「在組織安排下被迫交待自己的歷史，並且讓知識份子來一個『醜態大暴露』的運動。」[[xiii]]國學大師顧頡剛在日記裡寫道︰「(黨要大家)互道資產階級思想，作競賽」；「(黨)組織上要我們每人自認資產階級思想，列舉唯利是圖、損人利己、投機取巧諸項，眾皆爭認，予獨以為無有」，「眾大嘩」。
「思想改造」中，檢討必須由小組或大會通過，才算過關。清華大學教授潘光旦教授做了十二次檢討，還是過不了關。由於過不了關即意味著有政治、立場問題。即便不被「法辦」，飯碗也是個問題。所以抗拒檢討者寥寥無幾。
一九四八年底國民政府搶救學人時，北大教授朱光潛也拒絕機票，留了下來。而今黨說他有歷史問題，定為「管制分子」，管制了八個月。北大還搞了一個展覽，畫了漫畫醜化他。他不得不給自己扣上各種「反動觀點」以求過關。
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學校長期間，提倡學術研究自由，對新思想「兼容並包」。據蕭瑜說：當年「毛澤東一向很欽佩蔡(元培)校長，他給蔡校長的每一封信中都稱『夫子大人』。他自認是蔡先生的弟子，而且不放過任何機會來表示他對蔡先生的無限崇敬。」[[xiv]]1940年蔡元培去世時，周恩來曾送輓聯「從排滿到抗日戰爭，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從五四到人權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毛澤東給蔡的輓聯寫的是「學界泰鬥，人世楷模」。可是如今毛澤東一上臺執政就批判起蔡元培來。
於是，北大法學院院長錢端升一邊檢討自己，一邊批判北大的兩個前任校長蔡元培和胡適：「解放以前我的教學工作基本上是從個人利益出發的，是遵循資產階級的思想道路的，客觀上是為反對統治階級服務的。」「北京大學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負一部責任的。而將他在北京大學的主要教育思想──所謂的『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長期保留在北京大學之中的老一輩的教師們，包括我自己，則應負更大的責任。」「我們教師首先應當分清『五四』運動的革命思想和『五四』右翼分子的反動思想。我們除了宣佈胡適的思想為敵人的思想外，還應該好好地批判蔡元培的思想和這思想所遺留在我們中間的影響。」
批判蔡元培，並不為詆譭蔡氏之為人，而是著眼於其「思想自由、學術自由」。毛澤東要每一個知識份子牢記「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自由當然免談。
沒有了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這些學者們就隻剩下了糟蹋自己的「自由」。
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所長羅常培曾經對一位中共黨員說︰「我過去是專門研究學問的，現在和將來還希望如此。過去我不願意受國民黨的訓，現在我希望共產黨也不要強迫我學習。」他的希望落了空，共產黨就是要強迫他學習改造。他頂不過去，終於被迫發表了一份檢討，而且須將老北大校長傅斯年、胡適稱為「匪」：「(1928年我)寫信給傅匪斯年想到中山大學教書，從此就加入了傅斯年的集團。……因為傅斯年的關係，受名利思想的驅使，後來又走上了胡匪適的道路。」「尤其不可饒恕的是，我在西南聯合大學[因京、津淪陷，清華、北大、南開遷雲南，組合成西南聯合大學——]曾經給國民黨辦過兩屆二十四次文史演講會……是直接給國民黨幫兇的。」「我還發表了『教授治校、學術自由、政治應與學術分開，黨團最好在校外發展』等等反動透頂的言論。」
「學術自由」不能給，「學術獨立」也不行。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游國恩受過胡適的影響，所以要讓他來批判胡適「學術獨立」的口號：「這個口號有兩種影響：一方面是誘致知識份子在一個「清高」的美名下進行學術研究，表面上好像不依附政治，實際上替反動政府服務。這樣一來，所謂知識份子、學者們便一個個進入反動政府的圈套。另一方面是使落後知識份子藉口「學術獨立」，不問政治，逃避現實。而其結果也只是對於反動政權有利。」
燕京大學是美國人辦的。該校辦了個「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罪行展覽會」，新華社記者報導說：「美國為什麼要辦燕京大學呢？就是要通過燕京來培養侵略和奴役中國的勢力和影響。不僅如此，燕京大學本身又是美國巧妙運用它來進行情報工作的一個情報機構……。」
輔仁大學是天主教會辦的，當了二十多年校長的陳垣在校刊上發表自我檢討，說教會辦學是為了「達到他們對中國人民奴役的目的」，他「忠實的替帝國主義者奴役和麻醉青年……做了幾十年污濁、卑鄙的買辦和幫兇。」他自摑耳光道：「我老老實實、俯首帖耳地為帝國主義服務了二十三年。」「我那時不曉得帝國主義是在披著宗教外衣進行文化侵略，還錯誤地以為他們在中國設立大學，是對中國有好處的。這是一個根本的錯誤看法。」「我在輔仁作校長，基本上是與帝國主義站在一個立場……是他們很得力的奴才。」
中國協和醫學院是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出資辦的。院長李宗恩一邊檢查自己的「反動的思想」，一邊抨擊洛克菲勒基金會以表明與其劃清界線：「洛氏基金委員會是一個世界性的文化侵略機構，除了蘇聯及新民主主義國家以外，世界上幾乎沒有一個角落沒有它的侵略基地。」「美國國務院的文化侵略政策和洛氏基金委是密切結合著的。……在短短的三十年中，以二千三百萬元的美金達到了它的文化侵略的目標，在醫藥衛生工作者中造就了一批所謂『民主自由』分子。」
「清華大學是由美國用庚子賠款辦起來的。」該校機械系教授張維在檢查中說，「目的是要製造一批為它服務的洋奴。其用意十分惡毒。」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清華物理教授周培源曾赴美搞過一個時期的軍事科學的研究(從飛機上擲魚雷入水問題)。而今他在報上痛斥自己「無恥地向美國物理界的學閥密立根[丁註：Robert A.Millikan，1868∼1953，因測量出電子的電荷而聞名於世]請求工作機會」，並說這「是我一生歷史上最可恥的一頁」。那個研究本來是與德、日、意法西斯政權軍事對抗的一部分，他卻說：那是「美帝國主義所主持的企圖屠殺全世界和平人民的軍事科學研究工作」，並由此鞭撻自己道：「我要控訴我自己，控訴我這個喪失人民立場，甘心為美國劊子手作幫兇的所謂科學工作者。」「我願意撕下我的假面具……清洗美帝文化侵略給我的餘毒，下了決心重新做人。」
二戰期間也在美國從事過軍事科學研究的清華物理教授葛庭燧則在《批判我的崇美思想》一文中抨擊美國「使用原子彈來屠殺日本無辜的平民」，「美國的反動統治者……掠奪了科學家們的研究成果，用來屠殺和平居民，用來威脅世界和平……」
清華哲學教授金岳霖更檢討自己「做了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工具而不自知」，「喪失了民族立場」，並檢討自己「以舊民主主義的觀點去看蘇聯」：「我一直歪曲了污蔑了蘇聯，直到解放時為止，我還認為蘇聯根本不容許個人『自由』……還認為蘇聯通過各國共產黨來干涉各國內政。」他的學生殷福生[後改名殷海光，中國文化與民主政治學者]去了臺灣，他便檢討說：「殷福生就是我所供給所培養的一個反動分子，他現在在臺灣為蔣匪幫服務。」他表示自己的思想已經轉變：「我認識到哲學系的任務基本上就是訓練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宣傳員。」
清華大學營建系主任梁思成也是從美國回來的。他糟蹋自己說他利用教學「把敵人的糟粕──同鴉片煙一樣的麻醉劑──運回來毒害我們下一代的建築師。」
在都市計畫概論課程中，……我所講的……是完全本末倒置、違反發展規律的理論，完全是反動的、反革命的。我滿腦袋都裝滿了資產階級思想嚴重地阻礙了祖國的建設……我的罪過是不可饒恕的。
因他是清未維新派人物梁啟超的兒子，所以在檢討中還要另加一章，將其父痛斥一通：
他所熱愛的「國」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國」，也就是地主士紳的「國」……我父親晚年曾周遊講學，他的目的之一就是爭取青年，以抗拒最進步的無產階級革命思想。
鐵道部鐵道研究所所長茅以升是土木工程專家。三十年代他主持建造杭州錢塘江大橋，後又為阻遏日本侵略軍而忍痛炸毀。其事跡在中國工程史上可佔一章。他被「改造」後，在報上這樣摑自己的耳光：「我於一九二○年初返國，自此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繼續不斷約三十年之久。」「我在那三十年中，除去參加修建一座橋樑外，其餘幾乎什麼好事都沒做，只是大量地耗費了人民的血汗而已。」「對反動統治下的所謂『建設』，但求能參加促成，而不惜阿附其『權勢』。」「我的一貫作風……損人利己，投機取巧，剝削群眾，坐享其成的腐化嶞落思想，也就是資產階級思想！」
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長王家楫，曾在前中央研究院工作十五年。他在報上著文罵自己：「整整有十五個年頭，做了反動政府當點綴用的一隻花瓶。」
二十年代主持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吳宓也被迫向新政府表態輸誠：「(前)中國政府，乃是封建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走狗的買辦階級聯合而建立的反動統治政權。所謂國立大學，便是他們所設立的機關。我……甘心作他們的幫兇和奴隸。我所領得的月薪及研究經費，便是他們壓榨剝削勞苦人民工農大眾而得的剩餘。」
南京大學經濟系主任朱契這樣自我批判道：「我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完全是士大夫階級的教育，自以為書香門第，詩禮傳家。凡此種種，都造成我思想中封建思想的毒素，也是我資產階級思想的第一根源。」「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想……是我資產階級思想的第二根源。」
「1929年我到德國去留學，所學的是財政經濟；所接觸的學者，完全是改良主義和社會民主黨一些人物。……他們的共同主張，是維持資產階級的統治，而作一點一滴的改良，反對階級鬥爭，反對社會革命。……這是我資產階級思想的第三根源。」
學者們自摑耳光還不夠。武漢大學，在體育館召開的會場上，「資產階級教授」們甚至被勒令在講臺前沿跪成一排，接受批判。清華大學歷史系聶崇歧教授等曾在國共內戰後期呼籲和平，因此是重點批判鬥爭對像，並被拘禁「審查」。
北大傅鷹教授回憶當時的情形時，這樣說︰「大學裡箕豆相煎的局面，今天回想起來還是令人難過。有些人是無中生有地罵自己，有些人是深文周納地罵別人。老教授上臺檢查思想，稍有辯說，底下拍桌辱罵之聲紛紛而來，誰受得了這樣的幫助？」
受不了這一套的，便只有選擇死。清華大學無機化學家高崇熙服藥死去，漸被遺忘。直到一九五六年周恩來領導制定全國科學發展規劃時，大家才想起他來。傅鷹說︰「高先生受不住折磨死掉了。他一死，我國的無機化學便失掉了識途老馬。現在我們在定科學規劃的時候，便深感這一門學科帶路無人。」
天津礦業學院的一位教授懸樑自盡。山東大學醫學院女教授陳慎昭被關在實驗室「隔離審查」，服氰化鉀自殺。上海暨南大學教授劉大傑跳進黃浦江，幸而得救。數學家華羅庚從美國歸來，隻因保存了當年國民政府發的護照，被攻擊為有投靠帝國主義的思想，差點自尋短見死去。
為此，北大歷史系教授向達批評中共「片面強調鬥爭與改造，使許多科學家心緒不安﹗算算賬，解放後死了多少科學家！」他後來被打成右派，罪名之一就是這句話。
總之，隨著這場思想改造運動的開展，教育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教會學校和私立大學一律關閉。上海震旦大學關了門，被認為有「政治問題」或「歷史問題」的人，都被調離。燕京大學牌子摘了，校園讓給了從城裡搬遷來的北京大學。
「北大經濟系的課程設置，學習蘇聯，不僅給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經濟學以主要地位，而且還停開了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概論》，俄籍專家及左派經濟學家如薛暮橋……等都到北大兼課。」
社會學被徹底清除。共產黨進城執政前，清華大學費孝通教授曾對朋友說︰「我希望我不會失去研究社會學的機會。」如今共產黨執政才兩三年，全國的社會學教授就全被迫改了行。費孝通被調到中央民族學院，史國衡被打發到清華圖書館。從此中國再也沒有人研究什麼「社會學」。大學生隻知道社會主義，而「社會學」一詞連聽都沒聽說過。
美國是敵人，蘇聯是老大哥。不論何學科，都得將蘇聯奉為皋圭。中國生物學界被迫皈依蘇聯李森科學派獨尊的「米丘林學說」。人民日報發文《為堅持生物科學的米丘林方向而鬥爭》，稱「米丘林生物科學是自覺而徹底地將馬克思列寧主義應用於生物科學的偉大成就」。遺傳基因學創始人美國摩爾根教授的學說則被扣上「反動、唯心主義、形而上學」三頂帽子而禁止講授。河南農學院吳紹騤教授從國外帶回來的雜交玉米種子被禁止試驗；四川省農科所研究員鮑文奎的小麥與黑麥雜交試驗地被鏟掉；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胡先驌因批評李森科的見解而遭政治批判。
抗戰時歸國的北京農業大學教授李景均，在其主講的三門課都被停開後潛逃出境，再也沒有回來。隨後三十年，他成績卓著，曾任美國人類遺傳學會主席。而留在國內的復旦大學教授、摩爾根的學生談家楨被剝奪了授課和研究的權利。談後來說︰「三十年來我國在遺傳學研究方面基本上沒有什麼大的成就，很多時間被白白地浪費了……」
各大學俄文當道，英語專業和公共英語課在一九五三年底一律取消，所有英語教師上俄語學習班學習後，改任俄語教師；英語專業的學生改學俄語。英語教員或改任俄語教師，或改行打雜。譬如東北師範大學英文系主任被打發到圖書館當了一名館員。
搞藝術的更難置身於「改造」之外。1950年自巴黎歸來的畫家吳冠中當時是中央美術學院的教授，他努力檢討，勉強過關，卻被認為不再適合講授藝術。他後來這樣寫道︰「在那些『無產階級立場堅定』的人的眼裡，我這個從資本主義國家回來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滿身是毒素，他們警惕地勸告同學們別中我的毒。」「我努力想實現歸國途中的憧憬，但有一個緊箍咒永遠勒著我的腦袋──醜化工農兵。」「我終於被調到清華大學建築系，教教水彩之類偏於『純技法』的繪畫課程。」
有些人是注定過不了關的。燕京大學哲學系系主任張東蓀曾為一九四九年初促使北平和平解放的國共談判效力，故中共給了他一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的頭銜。但他在其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出版的幾本書裡有一系列反動言論，諸如「資本主義不會滅亡，共產主義不能實現。如實現則勞動者都就會餓死。」「把馬克思主義列為學說，乃人類之奇恥，是思想史上的大污點。」「無產階級專政是不民主的，結果必變成少數人的專制，而決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等等。故數度受到全校大會批判。
張東蓀並非不識時務。他也想過關，一次一次檢討，一次次總通不過。對他的批判由中共中央統戰部直接掌管，毛澤東親自過問。一開始就注定他是過不了關的。起先，他的問題是反蘇、反共、反人民、反馬列主義，一次次檢討後，問題反而升級成了「美國特務」。於是中國民主同盟中央立即解除其政治局委員的職務，並將他開除出盟。他知趣地辭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職務。
當然也有斷然拒絕以辱罵自己以換取過關的人。中山大學歷史學家陳寅恪和北京大學哲學教授洪謙是兩個例子。鑒於其在學術界的聲望，中共倒也沒有懲治他們。但是雲南大學教授劉文典的下場就不同了。他二十年代末任安徽大學校長時，曾當面頂撞蔣介石，一度被拘禁，在蔡元培等呼籲下方獲釋放。共產黨來了，劉文典還是狂放不羈，拒不檢討。他批判會上宣佈︰「我是一個國民黨同盟會的會員，是孫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至於我的學術思想方面，正如你們所熟知的，完全淵源於莊子。……你們要清算我的思想，不如請你們先去清算孫中山和莊子。這才是正本清源。如果孫中山和莊子都是反動和應該被打倒的，則我的存在與否，也不值一談了﹗」[[xxv]]他拒絕接受改造，終於丟了飯碗。
一九五五年北大校慶那一天，毛澤東的親信陳伯達和北京市長彭真代表黨中央出席慶祝會，陳當著全校師生的面，厲聲訓斥︰「馮友蘭！你過去放毒，近來寫文章消毒，這遠遠不夠，遠遠不夠！」馮教授忍氣吞聲，未敢辯一個字。
把全國的專家、學者管束到了這種程度是一大成功。毛澤東發動「思想改造」運動，本意也即在此。據當年清華大學學生中英傑回憶：
「(運動之後)教師講課時突然謹小慎微起來了，儘可能照本宣科，閉口免談自己的獨特見解，隨之在晚飯後再也不敢輕易出來散步和學生隨便攀談……這些先生們自著或編譯的教材全部作廢，通通改用蘇聯教材和教學大綱。」「許多世界級的先進科技成果和有爭議的論述被無情刪除，也不准引證或講授，誰要提及便有崇洋媚外全盤西化之嫌。同時教師也不准參照自己的特長和風格授課，哪怕稍少偏離按原樣引進的蘇聯教學大綱，也會被看作大逆不道。」「學校體制徹底變樣，老清華不復存在了。……暑假返校開學時，清華變成隻剩下專業有限的單純的工業大學，其學制完全照抄蘇聯老大哥。」
僅在思想上「改造」知識份子當然不夠，組織上的控制更為重要。如東北工學院利用這場運動將所有的系主任換成了共產黨員。
就在專家學者被「改造」得服服帖帖之際，毛澤東動了拆除北京城牆之念。
當年明武宗朱厚照微服冶遊，曾說他住的那個地方外面是個大圈圈，裡面是個小圈圈，小圈圈裡面還有個黃圈圈。如今，毛澤東也住在黃圈圈裡。祇要把長安街拓寬到可以任飛機起落，有沒有大、小圈圈做屏障當然無所謂了。
為保護北京城的完美佈局，清華大學建築學家梁思成與陳佔祥擬定了《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建議保留城牆，清理護城河，引永定河水，夏日放舟，冬季溜冰；城牆寬闊的頂部闢為空中花園，如一條繡帶環繞京城；十幾座城門樓改造成文化館、圖書館。在京西五棵松一帶另構新城作為行政中心，南起豐臺、北至圓明園福海，形成一條新的南北中軸線，與老北京的中軸線平行，由長安街東西一路貫之。
梁思成的夫人、也是清華教授的林徽音闖進北京市長彭真的辦公室力訴城牆不該拆之理時，彭拿出了毛的批示︰「城牆是封建象徵，是皇帝擋農民的。」
沒有人敢以「中南海是皇帝住的」來反襯拆城牆之荒謬。經過「思想改造」運動的知識份子已被管束得集體噤聲。除了梁先生大哭一場之外，沒有人再敢公開表示異議。毛澤東拆城之舉，再也沒有受到阻撓。拆得順順噹噹，外城內城一起拆，有五百多年歷史的北京城就這樣消失了。
毛澤東是否就此認為江山穩固，可以放心了呢？沒有。經過一個又一個運動，等到反右派運動登臺時，人們才看到，一九五二年的改造運動只是小菜一碟，不足道矣。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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