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北洋政府和中共統治時期，分別發生了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並對中國民眾造成巨大心理創傷的事件。一個是「三一八慘案」，一個是「六四屠殺」。而事件發生後各方的反應，足以讓我們再次認識到，哪個才是真正黑暗的社會。
「三一八慘案」發生在1926年。當時軍閥馮玉祥與奉系軍閥作戰期間，大沽口守軍炮擊日本軍艦，日本等國認為這違反了1900年簽訂的《辛醜合約》，於是對北洋段祺瑞政府提出抗議。北京的學生和民眾在中共和國民黨的組織下，進入天安門抗議，要求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
遊行隊伍最後進入了鐵獅子胡同（今張自忠路）東口，在民國臨時政府執政段祺瑞政府門前廣場請願。示威者公推代表去向衛士長交涉，要求開門放隊伍進去，並請段祺瑞和國務總理賈德耀出來見面。彼時，段祺瑞不在政府內，正在開會的賈德耀等人則悄悄從側門離開。
不知出於什麼原因，執政府衛隊長下令開槍。槍聲響起後，示威者前逃後沖，秩序大亂。其後有記者披露，示威者中有人拿帶鐵釘的棍子並搶士兵的槍，才導致開槍。《臨時執政令》則認為遊行者「闖襲國務院，撥灌大油，拋擲炸彈，手槍木棍，叢擊軍警。各軍警因正當防衛，以致互有死傷。」
慘案發生後統計，被打死的學生和市民達47人，傷者150餘人，包括兩名便衣警察、一名衛兵。死者中為人們所熟悉的有北師大學生劉和珍。
「六四屠殺」則發生在1989年6月4日。4月15日，開明的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去世，許多北京的學生和市民聚集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悼念活動，其後悼念活動轉為要求中共政府控制通貨膨脹，解決官員腐敗，政府問責，新聞自由與結社自由等。期間，最多有一百多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參與示威活動。當時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希望通過與學生對話解決問題，而以鄧小平、李鵬等為首的強硬派則決定採取武力解決。
5月20日，北京實施戒嚴。中共30萬軍隊被調往北京。6月4日，鄧小平下令軍隊開槍、清場，造成大量人員傷亡。
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共官方的數字一直沒有公布。六四前夕擔任趙紫陽祕書的鮑彤，2013年透過運出境外的一段視頻指在「六四」事件中，中共用武力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是犯了「反人類罪」，而且是一「天大冤案」。他並首次透露當年紅十字會曾經披露，在血腥鎮壓之下死亡的人數高達2,000多人。
此外，2013年，俄羅斯解密的前蘇聯檔案中稱，六四大屠殺死傷3,000人。而香港蘋果日報旗下《壹週刊》於2014年「六四」25週年時刊發的報導，美國白宮的機密檔案顯示，六四死傷民眾多達四萬人，當中10,454人被殺。
毫無疑問，當年的民國北洋政府和今日的中共政府都對學生、對中國人犯下了殺人罪行。
然而，我們必須看到，在慘案發生後，對於社會的強烈反應，民國政府與中共政府則採取了截然相反的態度。
一、媒體態度不同。在「三一八」慘案發生後，社會群情激憤，諸多媒體加入了譴責屠殺暴行的行列，如《京報》在慘案發生後的12天內，就連續發表了113篇有關消息、評論和通電，其副刊也發表了紀念文章103篇。這無疑說明當時因為政治體制還是議會制，所以還有相當大的新聞和言論自由，允許媒體批評政府。
然而在「六四」慘案發生後，中共掌控下的所有媒體秉承其旨意，大肆宣傳學生的暴行，宣傳這是「反革命暴亂」，媒體的獨立性和骨氣蕩然無存。顯然，在一黨專政下，獨立和有骨氣的媒體也是根本無法立足的。
二、大學態度不同。不僅是媒體表現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各高校校長和教授的態度也是如此。
在「三一八」慘案後，北京各高校和大學校長、教授也紛紛譴責北洋政府。周作人在《為三月十八日國務院殘殺事件忠告國民軍書》中所言：屠殺學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與期望之損失是無可估量，也是無法挽救的」。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會團體、各學校齊聚北京大學大操場，為亡靈們舉行萬人公祭大會。北大代校長的蔣夢麟在公祭會上沉痛地表示：我任校長，使人家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材，同學之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與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說到這裡，他竟潸然淚下，引得「全場學生相向而泣，門外皆聞哭聲」。
可是在「六四」慘案後，北大等高校既無些許公開傷悼之意，反而秉承中共意旨，對教師和學生加以甄別，要求參與者寫檢討，不讓其上課，並將當年的畢業生大多發配到農村等。大學獨立的精神和骨氣同樣不復存在。
三、「國會」態度不同。民國時期的國會雖然多數時候也是花瓶，但在慘案發生後，卻召集非常會議，通過了屠殺首犯「應聽候國民處分」的決議；京師地方檢察廳對慘案進行了調查取證併發表正式檔認定：「此次集會請願宗旨尚屬正當，又無不正侵害之行為，而衛隊官兵遽行槍斃死傷多人，實有觸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條之重大嫌疑。」這表明當時中國，還多少有些議會政治和司法獨立。
而中共的人民代表大會呢？除了沉默就是附和，這樣的「人大」是代表人民的嗎？
四、政府首腦態度不同。時任臨時政府執政的段祺瑞在得知衛隊開槍打死學生之後，頓足長嘆：「一世清名，毀於一旦!」隨即趕到現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此外，對各個學校舉行的各種悼念活動，以及全市的「國民追悼大會」和各種報刊的廣泛而詳盡的報導，政府也沒有加以阻攔。在國會通過屠殺學生的「首犯應聽候國民處分」的決議之後，他處罰了凶手，又按照國會要求頒布了對死難者家屬的「撫恤令」。對於國務院要求「閣員總辭職」，他照辦執行。
而為了表示真誠的懺悔，段祺瑞從此素食終生。後來他生病時，醫生曾建議他吃點肉食以增強體質，他以「人可死，葷絕不能開」對答，仍然食素如故，乃至不治而死。
可中國人至今可曾看到哪個中共領導人對「六四」遇害者下跪？可曾看到哪個領導人發自內心的懺悔？除了推諉就是逃避，人性何在？
因為慘案，段祺瑞政府在全國的抗議聲中很快倒臺，因為「政府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學生與平民百姓開了槍，就踐踏了為政之德的最低底線，也越過了維護社會秩序的法治界限」。而中共政權卻仰仗其龐大的專政機器和欺騙手段，苟延殘喘了二十多年，但它所欠下的纍纍血債終將導致其覆亡。
而上述四個對比也說明，所謂的「舊」社會比所謂的「新」社會更具有法制和開放精神，更具有更多的自由，而真正黑暗的恰恰是口口聲聲為人民的中共治下的「新社會」。
還是後來著名的報人、曾激烈批評國民黨的儲安平一語中的，「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坦白言之，今日共產黨大唱其『民主』，要知共產黨在基本精神上，實在是一個反民主的政黨。」他還指出，「要知道提倡民主政治有一個根本的前提，而且這個前提一點在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須承認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稱的思想自由）；惟有人人得到了意志上的自由，才能自由表達其意志，才能真正貫徹民主的精神。」「但就共產黨的真精神言，共產黨所主張的也是『黨主』而決非『民主』」。
這樣的政權不要也罷。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三一八慘案」與「六四屠殺」
「三一八慘案」發生在1926年。當時軍閥馮玉祥與奉系軍閥作戰期間，大沽口守軍炮擊日本軍艦，日本等國認為這違反了1900年簽訂的《辛醜合約》，於是對北洋段祺瑞政府提出抗議。北京的學生和民眾在中共和國民黨的組織下，進入天安門抗議，要求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
遊行隊伍最後進入了鐵獅子胡同（今張自忠路）東口，在民國臨時政府執政段祺瑞政府門前廣場請願。示威者公推代表去向衛士長交涉，要求開門放隊伍進去，並請段祺瑞和國務總理賈德耀出來見面。彼時，段祺瑞不在政府內，正在開會的賈德耀等人則悄悄從側門離開。
不知出於什麼原因，執政府衛隊長下令開槍。槍聲響起後，示威者前逃後沖，秩序大亂。其後有記者披露，示威者中有人拿帶鐵釘的棍子並搶士兵的槍，才導致開槍。《臨時執政令》則認為遊行者「闖襲國務院，撥灌大油，拋擲炸彈，手槍木棍，叢擊軍警。各軍警因正當防衛，以致互有死傷。」
慘案發生後統計，被打死的學生和市民達47人，傷者150餘人，包括兩名便衣警察、一名衛兵。死者中為人們所熟悉的有北師大學生劉和珍。
「六四屠殺」則發生在1989年6月4日。4月15日，開明的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去世，許多北京的學生和市民聚集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悼念活動，其後悼念活動轉為要求中共政府控制通貨膨脹，解決官員腐敗，政府問責，新聞自由與結社自由等。期間，最多有一百多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參與示威活動。當時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希望通過與學生對話解決問題，而以鄧小平、李鵬等為首的強硬派則決定採取武力解決。
5月20日，北京實施戒嚴。中共30萬軍隊被調往北京。6月4日，鄧小平下令軍隊開槍、清場，造成大量人員傷亡。
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共官方的數字一直沒有公布。六四前夕擔任趙紫陽祕書的鮑彤，2013年透過運出境外的一段視頻指在「六四」事件中，中共用武力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是犯了「反人類罪」，而且是一「天大冤案」。他並首次透露當年紅十字會曾經披露，在血腥鎮壓之下死亡的人數高達2,000多人。
此外，2013年，俄羅斯解密的前蘇聯檔案中稱，六四大屠殺死傷3,000人。而香港蘋果日報旗下《壹週刊》於2014年「六四」25週年時刊發的報導，美國白宮的機密檔案顯示，六四死傷民眾多達四萬人，當中10,454人被殺。
毫無疑問，當年的民國北洋政府和今日的中共政府都對學生、對中國人犯下了殺人罪行。
慘案發生後的四大對比
然而，我們必須看到，在慘案發生後，對於社會的強烈反應，民國政府與中共政府則採取了截然相反的態度。
一、媒體態度不同。在「三一八」慘案發生後，社會群情激憤，諸多媒體加入了譴責屠殺暴行的行列，如《京報》在慘案發生後的12天內，就連續發表了113篇有關消息、評論和通電，其副刊也發表了紀念文章103篇。這無疑說明當時因為政治體制還是議會制，所以還有相當大的新聞和言論自由，允許媒體批評政府。
然而在「六四」慘案發生後，中共掌控下的所有媒體秉承其旨意，大肆宣傳學生的暴行，宣傳這是「反革命暴亂」，媒體的獨立性和骨氣蕩然無存。顯然，在一黨專政下，獨立和有骨氣的媒體也是根本無法立足的。
二、大學態度不同。不僅是媒體表現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各高校校長和教授的態度也是如此。
在「三一八」慘案後，北京各高校和大學校長、教授也紛紛譴責北洋政府。周作人在《為三月十八日國務院殘殺事件忠告國民軍書》中所言：屠殺學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與期望之損失是無可估量，也是無法挽救的」。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會團體、各學校齊聚北京大學大操場，為亡靈們舉行萬人公祭大會。北大代校長的蔣夢麟在公祭會上沉痛地表示：我任校長，使人家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材，同學之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與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說到這裡，他竟潸然淚下，引得「全場學生相向而泣，門外皆聞哭聲」。
可是在「六四」慘案後，北大等高校既無些許公開傷悼之意，反而秉承中共意旨，對教師和學生加以甄別，要求參與者寫檢討，不讓其上課，並將當年的畢業生大多發配到農村等。大學獨立的精神和骨氣同樣不復存在。
三、「國會」態度不同。民國時期的國會雖然多數時候也是花瓶，但在慘案發生後，卻召集非常會議，通過了屠殺首犯「應聽候國民處分」的決議；京師地方檢察廳對慘案進行了調查取證併發表正式檔認定：「此次集會請願宗旨尚屬正當，又無不正侵害之行為，而衛隊官兵遽行槍斃死傷多人，實有觸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條之重大嫌疑。」這表明當時中國，還多少有些議會政治和司法獨立。
而中共的人民代表大會呢？除了沉默就是附和，這樣的「人大」是代表人民的嗎？
四、政府首腦態度不同。時任臨時政府執政的段祺瑞在得知衛隊開槍打死學生之後，頓足長嘆：「一世清名，毀於一旦!」隨即趕到現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此外，對各個學校舉行的各種悼念活動，以及全市的「國民追悼大會」和各種報刊的廣泛而詳盡的報導，政府也沒有加以阻攔。在國會通過屠殺學生的「首犯應聽候國民處分」的決議之後，他處罰了凶手，又按照國會要求頒布了對死難者家屬的「撫恤令」。對於國務院要求「閣員總辭職」，他照辦執行。
而為了表示真誠的懺悔，段祺瑞從此素食終生。後來他生病時，醫生曾建議他吃點肉食以增強體質，他以「人可死，葷絕不能開」對答，仍然食素如故，乃至不治而死。
可中國人至今可曾看到哪個中共領導人對「六四」遇害者下跪？可曾看到哪個領導人發自內心的懺悔？除了推諉就是逃避，人性何在？
結語
因為慘案，段祺瑞政府在全國的抗議聲中很快倒臺，因為「政府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學生與平民百姓開了槍，就踐踏了為政之德的最低底線，也越過了維護社會秩序的法治界限」。而中共政權卻仰仗其龐大的專政機器和欺騙手段，苟延殘喘了二十多年，但它所欠下的纍纍血債終將導致其覆亡。
而上述四個對比也說明，所謂的「舊」社會比所謂的「新」社會更具有法制和開放精神，更具有更多的自由，而真正黑暗的恰恰是口口聲聲為人民的中共治下的「新社會」。
還是後來著名的報人、曾激烈批評國民黨的儲安平一語中的，「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坦白言之，今日共產黨大唱其『民主』，要知共產黨在基本精神上，實在是一個反民主的政黨。」他還指出，「要知道提倡民主政治有一個根本的前提，而且這個前提一點在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須承認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稱的思想自由）；惟有人人得到了意志上的自由，才能自由表達其意志，才能真正貫徹民主的精神。」「但就共產黨的真精神言，共產黨所主張的也是『黨主』而決非『民主』」。
這樣的政權不要也罷。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