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著名女作家方方的《軟埋》是近年來一部罕見的描畫當年土改真相的長篇小說。書中寫到的陸、胡和董三個地主家庭的變遷都與這場土改有關，特別是女主人丁子桃的命運更是因此被徹底改變，她在遭遇娘家被殺，婆家集體自殺和軟埋（不入棺槨直接被泥土埋葬）的重大人生變故後，不得不隱名埋姓靠給人做保姆維生，大半輩子都生活在夢魘中。
儘管這本書於今年4月23日獲得了大陸第三屆「路遙文學獎」，但因其對土改的描寫和解讀與官方史學相悖，出版後便不斷遭到左派圍攻。4月22日，網上傳出「武漢工農兵讀者舉行批判方方《軟埋》座談會」，認為《軟埋》「攻擊土地革命運動……為封建地主階級招魂……是一株反共大毒草！」
一部文學作品，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本是很正常的事。至於方方的《軟埋》，我想問題不在於這部小說究竟有沒有「為封建地主階級招魂」，而在於我們究竟該不該「為封建地主階級招魂」。在這個問題上，我和左派人士的看法完全相反，我認為不但要「為封建地主階級招魂」，而且要理直氣壯的大張旗鼓的「為封建地主階級招魂」！因為中共扣在「地主階級」頭上的政治帽子純屬子虛烏有的惡意捏造。
按照中共的政治宣傳，在「萬惡的舊社會」，地主階級對廣大農民進行著殘酷剝削和壓迫，他們品德敗壞，橫行鄉裡，欺男霸女，無惡不作，一向騎在農民頭上作威作福，雙手沾滿了農民的血汗，是所謂「舊中國」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之一。因此，「中國革命」的首要問題是農民問題，也就是反抗「地主階級」剝削和壓迫的問題。
從小到大，像絕大多數同齡人一樣，筆者從未懷疑過這種宣傳的真實性，直到文革後在網上接觸了大量史料後方纔如夢初醒：原來這個我們信以為真幾十年的「真理」，卻是一個騙了幾代中國人的地地道道的大謊言！
1949年之後出生的大陸人，誰都不曾見識過生活中真正的地主，見識過他們的橫行霸道，他們的凶狠殘暴，但幾十年來，大家卻都以為生活中真正的地主就像中共所說的那樣壞，即使今天，相信這一點的仍不乏其人。之所以如此，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們從小到大長期所受中共一面倒的政治宣傳所致。這方面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只要一提到「地主階級」，我們就會不由自主不約而同的想到至今仍在我們記憶中栩栩如生的劉文彩、黃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他們是中共當年為大陸民眾提供的「地主階級」的四個活教材，也是長時期來我們心目中「地主階級」的化身和象徵。不過，從現今已經披露出來的有限資料來看，這四個人物，無一不是中共出於政治需要杜撰出來的假典型。
想必有人會問：既然中共精心塑造的「地主階級」的形象完全是虛假的，那麼真實的地主又是怎樣的呢？
其實，只要翻開歷史的卷帙查一查，只要找到上了年紀的老人問一問，你就會明白，1949年之前，大多數農村尊稱土地和財富較多的人為「財主」、「老爺」。佃戶（租種土地的農民）和長工，則尊稱土地的主人為「東家」。那時候，雖然也有「地主」這個詞彙，但除了酒宴上「略盡地主（本地的主人）之誼」的客套話之外，寓含的是尊敬、崇拜與羨慕，絕對不含貶義。
總的來說，地主中有好人，也有壞人，但絕大多數都是心地善良、樂善好施的好人。當然，像任何一個社會階層一樣，許多地主也都是集優缺點於一身，比較複雜的人物。他們的個性、作風、處事方法，無一不與當時的時代背景、人文環境、風俗習慣息息相關。每一位地主身上，既有著許多儒家道德的傳統優點，同時也沾染了不少社會流行的惡習。拿劉文彩來說，他既有著慷慨興學的美名，不少濟困扶危的義舉，但也有吸鴉片煙、玩女人、討幾房小老婆等當時有錢人的通病。
從地主的土地和財富的來源來看，大體有以下三種：一是祖上傳下來的家業。二是在外地做官、經商發了財，回鄉興家置業，購買大量土地，成為地主。三是勤勞儉樸，聰明好學，善於經營，在本地被稱為「田秀才」的能幹人，一輩子省吃儉用，有點積蓄便買田，土地漸漸增多，慢慢上升為中農、富農……積攢土地最多的，達到中、小「地主」水準。當然，也有靠欺行霸市、高利盤剝而上升為地主的，但這種人只是極少數。另外地主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動產，在交易、過戶的過程中，都是簽署了契約，按章繳納了稅負，並由當時的政府主管部門頒發了權證，既是公認的，又是合理合法的。
再來看「地主階級」當年在農村中的作用。
地主們青少年時期大都受過嚴格的教育，是農村中文化素質較高的群體。他們讀的是《四書》《五經》、「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思想，深入骨髓。95%以上的地主憐貧恤老、救濟鰥寡孤獨、助教興學、救災賑災、修橋補路、興修水利、調解糾紛、宣導文化活動（舞龍燈、賽龍舟、唱大戲等）……舉凡農村中一切需要錢、物的公益事業、慈善事業，都是由他們帶頭髮起，熱情贊助並充當捐資、獻物、出力的主角。
經過十年寒窗進入（官場）上層社會的，大多數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當年的地主階層，集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於一體，理所當然地成為社會的主流。
許多科場失利、無意於仕途的讀書人，回到鄉梓後，因其品德高尚、學問豐富、主持正義、辦事公平，往往被推舉為地方領袖，掌握著村、鄉、區的地方事務的管理權。而當年的政府（縣級以上）是那樣軟弱，既沒有「社會救濟」概念，又沒有過問地方事務的經濟實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務便責無旁貸地落在本鄉本土有聲望的富紳（地主）的肩頭上。
興辦公益事業和慈善事業需要大量資金，光憑空口叫叫喊喊，是沒人信服你的，關鍵時刻要帶頭拿出白花花的銀子來。有聲望的富紳帶頭捐了鉅資，人人跟進，形成「眾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才能募集到大量資金，才能辦好地方事業。那時候，差不多所有的鄉村，都有德高望重、公益事業心強的地主，帶頭捐資。
當年地主將土地出租，解決了貧苦農民的就業問題，與資本家辦工廠給城市貧民提供就業機會，與當今外資進入中國解決城鄉富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是一碼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資的回報，工商企業利潤提成是資本的回報，同樣是一碼事。
「地主」這一階層當年在農村佔有的土地和財富較多，是多種社會力量長期碰撞取得的均勢與平衡，是兩千多年來皇權專制社會優勝劣汰、自然選擇的結果，是一種符合當時社會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經濟結構要素。
兩千多年前，孟子說：「有恆產者，始有恆心。」這話的意思是：只有財產較多的人，做事才有責任心。因為他要對自己的財產負責，對自己的家庭負責，對自己的聲譽負責……絕對不會亂來。當年，地主階層以其財富、道德、學識和聲望，責無旁貸地擔負了政府職能缺失部分的職責，在農村中起著穩定社會的中流砥柱作用。
由此可見，給地主階級扣上「罪惡」「反動」一類的帽子不是捏造又是什麼？而中共之所以要精心編造這樣的謊言，目地無非是為了發動土改，消滅中國的地主階級。
據有關專家保守估計，當年那場暴力土改共殺死了200萬「地主分子」。而一位美國學者估計有多達450萬人在土改中死亡。《軟埋》正是對這段歷史的大膽揭示，只是由於現實因素的限制，揭示的還很不夠。
沒有誰有權隨便剝奪一個人的生命，可半個多世紀前200萬地主卻無端的屈死於中共的屠刀之下，今天我們難道不該為他們「招魂」嗎？
作者提供，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儘管這本書於今年4月23日獲得了大陸第三屆「路遙文學獎」，但因其對土改的描寫和解讀與官方史學相悖，出版後便不斷遭到左派圍攻。4月22日，網上傳出「武漢工農兵讀者舉行批判方方《軟埋》座談會」，認為《軟埋》「攻擊土地革命運動……為封建地主階級招魂……是一株反共大毒草！」
一部文學作品，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本是很正常的事。至於方方的《軟埋》，我想問題不在於這部小說究竟有沒有「為封建地主階級招魂」，而在於我們究竟該不該「為封建地主階級招魂」。在這個問題上，我和左派人士的看法完全相反，我認為不但要「為封建地主階級招魂」，而且要理直氣壯的大張旗鼓的「為封建地主階級招魂」！因為中共扣在「地主階級」頭上的政治帽子純屬子虛烏有的惡意捏造。
按照中共的政治宣傳，在「萬惡的舊社會」，地主階級對廣大農民進行著殘酷剝削和壓迫，他們品德敗壞，橫行鄉裡，欺男霸女，無惡不作，一向騎在農民頭上作威作福，雙手沾滿了農民的血汗，是所謂「舊中國」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之一。因此，「中國革命」的首要問題是農民問題，也就是反抗「地主階級」剝削和壓迫的問題。
從小到大，像絕大多數同齡人一樣，筆者從未懷疑過這種宣傳的真實性，直到文革後在網上接觸了大量史料後方纔如夢初醒：原來這個我們信以為真幾十年的「真理」，卻是一個騙了幾代中國人的地地道道的大謊言！
1949年之後出生的大陸人，誰都不曾見識過生活中真正的地主，見識過他們的橫行霸道，他們的凶狠殘暴，但幾十年來，大家卻都以為生活中真正的地主就像中共所說的那樣壞，即使今天，相信這一點的仍不乏其人。之所以如此，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們從小到大長期所受中共一面倒的政治宣傳所致。這方面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只要一提到「地主階級」，我們就會不由自主不約而同的想到至今仍在我們記憶中栩栩如生的劉文彩、黃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他們是中共當年為大陸民眾提供的「地主階級」的四個活教材，也是長時期來我們心目中「地主階級」的化身和象徵。不過，從現今已經披露出來的有限資料來看，這四個人物，無一不是中共出於政治需要杜撰出來的假典型。
想必有人會問：既然中共精心塑造的「地主階級」的形象完全是虛假的，那麼真實的地主又是怎樣的呢？
其實，只要翻開歷史的卷帙查一查，只要找到上了年紀的老人問一問，你就會明白，1949年之前，大多數農村尊稱土地和財富較多的人為「財主」、「老爺」。佃戶（租種土地的農民）和長工，則尊稱土地的主人為「東家」。那時候，雖然也有「地主」這個詞彙，但除了酒宴上「略盡地主（本地的主人）之誼」的客套話之外，寓含的是尊敬、崇拜與羨慕，絕對不含貶義。
總的來說，地主中有好人，也有壞人，但絕大多數都是心地善良、樂善好施的好人。當然，像任何一個社會階層一樣，許多地主也都是集優缺點於一身，比較複雜的人物。他們的個性、作風、處事方法，無一不與當時的時代背景、人文環境、風俗習慣息息相關。每一位地主身上，既有著許多儒家道德的傳統優點，同時也沾染了不少社會流行的惡習。拿劉文彩來說，他既有著慷慨興學的美名，不少濟困扶危的義舉，但也有吸鴉片煙、玩女人、討幾房小老婆等當時有錢人的通病。
從地主的土地和財富的來源來看，大體有以下三種：一是祖上傳下來的家業。二是在外地做官、經商發了財，回鄉興家置業，購買大量土地，成為地主。三是勤勞儉樸，聰明好學，善於經營，在本地被稱為「田秀才」的能幹人，一輩子省吃儉用，有點積蓄便買田，土地漸漸增多，慢慢上升為中農、富農……積攢土地最多的，達到中、小「地主」水準。當然，也有靠欺行霸市、高利盤剝而上升為地主的，但這種人只是極少數。另外地主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動產，在交易、過戶的過程中，都是簽署了契約，按章繳納了稅負，並由當時的政府主管部門頒發了權證，既是公認的，又是合理合法的。
再來看「地主階級」當年在農村中的作用。
地主們青少年時期大都受過嚴格的教育，是農村中文化素質較高的群體。他們讀的是《四書》《五經》、「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思想，深入骨髓。95%以上的地主憐貧恤老、救濟鰥寡孤獨、助教興學、救災賑災、修橋補路、興修水利、調解糾紛、宣導文化活動（舞龍燈、賽龍舟、唱大戲等）……舉凡農村中一切需要錢、物的公益事業、慈善事業，都是由他們帶頭髮起，熱情贊助並充當捐資、獻物、出力的主角。
經過十年寒窗進入（官場）上層社會的，大多數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當年的地主階層，集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於一體，理所當然地成為社會的主流。
許多科場失利、無意於仕途的讀書人，回到鄉梓後，因其品德高尚、學問豐富、主持正義、辦事公平，往往被推舉為地方領袖，掌握著村、鄉、區的地方事務的管理權。而當年的政府（縣級以上）是那樣軟弱，既沒有「社會救濟」概念，又沒有過問地方事務的經濟實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務便責無旁貸地落在本鄉本土有聲望的富紳（地主）的肩頭上。
興辦公益事業和慈善事業需要大量資金，光憑空口叫叫喊喊，是沒人信服你的，關鍵時刻要帶頭拿出白花花的銀子來。有聲望的富紳帶頭捐了鉅資，人人跟進，形成「眾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才能募集到大量資金，才能辦好地方事業。那時候，差不多所有的鄉村，都有德高望重、公益事業心強的地主，帶頭捐資。
當年地主將土地出租，解決了貧苦農民的就業問題，與資本家辦工廠給城市貧民提供就業機會，與當今外資進入中國解決城鄉富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是一碼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資的回報，工商企業利潤提成是資本的回報，同樣是一碼事。
「地主」這一階層當年在農村佔有的土地和財富較多，是多種社會力量長期碰撞取得的均勢與平衡，是兩千多年來皇權專制社會優勝劣汰、自然選擇的結果，是一種符合當時社會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經濟結構要素。
兩千多年前，孟子說：「有恆產者，始有恆心。」這話的意思是：只有財產較多的人，做事才有責任心。因為他要對自己的財產負責，對自己的家庭負責，對自己的聲譽負責……絕對不會亂來。當年，地主階層以其財富、道德、學識和聲望，責無旁貸地擔負了政府職能缺失部分的職責，在農村中起著穩定社會的中流砥柱作用。
由此可見，給地主階級扣上「罪惡」「反動」一類的帽子不是捏造又是什麼？而中共之所以要精心編造這樣的謊言，目地無非是為了發動土改，消滅中國的地主階級。
據有關專家保守估計，當年那場暴力土改共殺死了200萬「地主分子」。而一位美國學者估計有多達450萬人在土改中死亡。《軟埋》正是對這段歷史的大膽揭示，只是由於現實因素的限制，揭示的還很不夠。
沒有誰有權隨便剝奪一個人的生命，可半個多世紀前200萬地主卻無端的屈死於中共的屠刀之下，今天我們難道不該為他們「招魂」嗎？
作者提供，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