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5月29日訊】1947年和1948年中共掀起的土地改革運動（簡稱土改）中，地主和富農成為被禍害的最主要對象。山西省興縣首富牛友蘭被鐵絲穿鼻，親生子手牽遊街示眾，被認為是土改殘酷運動的一個典型。但牛友蘭所遭受的，卻不是最殘酷的。
牛友蘭，名照芝，1885年生於山西省興縣一個赫赫有名的旺族。他自幼勤奮好學，在年輕的時候，他認為只有教育才可以讓祖國繁榮昌盛，於是積極興學、廣辦教育，熱心於教育興國。1909年，24歲的牛友蘭在興縣北坡村創辦高級國民中學，後來又將此校擴展到黑峪口，這所學校為興縣與附近幾個縣培養了很多人才。
但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牛友蘭卻錯把中共的八路軍當成救國主力，竭盡全力從物資方面援助中共武裝。據《紅色士紳牛友蘭：土改挨批鬥絕食而死》記載，牛友蘭把中國富強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中共身上，熱心鼓勵和支持子女參加中共，先後將其子侄十餘人送到延安接受「革命思想教育」，或者直接參加八路軍。
為解決中共邊區物資匱乏的困難，牛友蘭早在1937年就拿出自己的1萬銀元，創辦了興縣民眾產銷合作社。合作社分為生產部和營業部。生產部將生產的布匹等物資直接提供給八路軍。後來發展成為晉西北紡織廠，成為晉西北地區最大的紡織廠。牛友蘭從建廠開始，就擔任晉西北紡織廠的廠長和經理，但他從未享受過特殊待遇，當1941年牛友蘭擔任晉西北貿易總局顧問，調離了紡織廠的時候，沒有帶走公司的任何財物，連建廠時投入的1萬銀元也分文未取，全部留給中共。
此外，牛友蘭還每月贈送100大洋作為中共參與的興縣犧盟會的活動經費，主動將自家院落讓出來給八路軍做司令部。中共將領賀龍、關向應率領的八路軍120師挺進晉西北，軍需物資嚴重匱乏，牛友蘭捐出大批棉花布匹，解決了八路軍一個團的冬裝問題，還捐了150石糧食，2.3萬元大洋，幫助創辦了興縣農民銀行，給中共解決了經費難題。據統計，在整個抗戰期間，他幾乎將自己的全部家產拿出來，先後捐資35000塊銀洋，捐糧2萬多公斤，以及大量的棉花、布匹、肥皂、毛巾等各種生活用品。
1942年5月，牛友蘭帶領晉西北士紳參觀團赴延安學習，受到毛澤東的接見，牛友蘭受到極大迷惑，參觀團回到晉西北以後，積極宣傳延安的「好經驗，好作風」。不久，牛友蘭當選為晉西北臨時參議會參議員。
《紅色士紳牛友蘭：土改挨批鬥絕食而死》一文描述，為了中共的革命事業，為了抗日救亡，牛友蘭很早就房無一間地無一壟了。1940年2月，牛友蘭響應中共邊區政府減租減息的號召，將自家全部的地租放賬等契約賬簿一併銷毀，減輕了興縣人民的負擔。從1942年開始，他就離開蔡家崖住在別村一個「破落的院子裡」。
儘管如此，到了1947年秋，中共晉綏邊區進行土地改革的時候，牛友蘭仍然在劫難逃，成為中共鬥爭的主要對象。
1947年9月18日，蔡家崖村召開農民大會，當時的中共晉綏分局書記、軍區政委李井泉到會講話，支持鬥爭牛友蘭。他說：「大家提出要鬥爭牛友蘭，我也贊成，牛家過去剝削壓迫過這裡的農民，並且還剝削過全興縣的老百姓」，「要把地主徹底斗坍，大家不要有顧慮，黨一定給你們撐腰。」
1947年9月26日，在蔡家崖召開了批鬥牛友蘭的「鬥牛大會」。牛友蘭的兒子，中共晉綏邊區行政公署副主任、黨組書記牛蔭冠被停職，正在中共邊區黨校接受審查，也被喊來參加，並被要求「和牛友蘭劃清界限！」
「鬥牛大會」是聯村鬥爭，來的人很多，周圍的幾個村子人都來了。牛友蘭帶著手銬腳鐐，和一群被陪斗的地主、富農以及一些「壞幹部」跪在主席臺前面。他們跪的地方都均勻地撒著料炭（即：棱角尖銳的爐渣，可以再次燃燒）。這時，按照事先的安排，有人帶頭呼口號：「打倒惡霸地主牛友蘭！」
中共事先訓練好的「積極份子」們，一個個登臺，控訴牛友蘭的「罪惡」。鬥爭到高潮，有幾個「積極份子」將牛友蘭按倒在地，把一根鐵絲穿進牛友蘭的鼻孔裡頭。然後吆喝說：「牛蔭冠，過來，牽著老牛遊街！」牛蔭冠過去接過貧農團的人遞過來的鐵絲。牛友蘭又驚又氣，看著牛蔭冠擺了擺頭，鼻翼下面的骨頭一下子被拉斷，鮮血直流。
牛友蘭受不了這種污辱打擊，回家後絕食，好多人都勸他進食，但誰勸也不起作用。他毀家紓難支援八路軍，萬沒有想到自己竟然成為鬥爭的對象，而且要被兒子用鐵絲穿過鼻子遊街示眾，此種侮辱和絕望，是他決不能忍受的，遂決意以死抗爭。
「鬥牛」大會之後第三天，這位曾受到中共黨魁毛澤東接見過、讚揚過的紅色士紳，在備受折磨、侮辱和摧殘之後，於1947年9月29日憤然含冤去世，終年63歲。
《山西曆代紀事本末》「老區土地改革運動」篇記載，「據1948年6月22日統計，興縣8個區域290個村，打死1050人，其中有地主380人，富農382人，中農345人，貧雇農40人；自殺共863人，其中地主255人，富農285人，中農310人，貧雇農11人；被鬥爭掃地出門後凍餓而死的63人。一個縣就這樣，整個中共「解放區」又打死餓死自殺了多少也就可想而知了。
據記載，牛友蘭雖然被鐵絲穿鼻遊街，絕食而亡，卻不是遭受痛苦最重的。與牛友蘭同鄉的另一個出名的開明紳士叫劉像坤，是個熱心腸人，因為有財富，被當作惡霸地主活活打死。他的兒子為了表示自己與父親一刀兩斷，竟一把奪下民兵手裡帶刺刀的步槍，在其父屍體上補上兩刀。
劉像坤哥哥劉少白（《毛選》第四卷有其名，毛認為的抗戰時期的開明紳士）擔任邊區參議會副議長，也被農民們押回老家鬥爭，撤消一切職務。該村黨支部書記劉玉明為少白說了幾句公道話，也被打得昏死過去。眾人以為他死了，把他拖到黃河岸邊，準備扔進河裡，沒想到劉玉明又甦醒過來。幾個土改積極份子端起刺刀，在他胸口猛扎兩刀，他最終停止了呼吸。
此外，土改中對付地主富農還有許多五花八門，慘絕人寰的手段。除了用棍子打、錐子捅、繩索捆、石頭砸、火鉗燙、石灰撲眼、耳朵插捻點燈之外，還有磨地：把棱角鋒利、黃豆般大小的料炭和菠菜籽撒在地上，然後把要鬥的人衣服脫光，推倒在地，提住他的雙腳在這上面來回拖，拖到他半死不活為止。
另一種辦法叫坐圪針櫃。把放衣服存糧食的躺櫃拿來，中間去掉隔板，在裡面撒上剁碎的棗樹圪針，把被斗的人全身衣服扒光，扔進躺櫃裡，蓋上蓋，然後來回搖櫃。櫃裡的人從這邊滑到那邊，又從那邊滑到這邊，全身被圪針刺得肉腫皮爛。
還有一種辦法叫扔四方墩。四方墩就是長城的烽火臺，有三丈高。墩下鋪滿碎石頭，被斗的人從上面被推下，不死拉上來再推，再推還不死，那就乾脆拿大石子朝他腦袋砸去，直到腦漿迸裂，七孔冒血才住手。有個姓韓的教書先生，其妻被一個姓田的中共土改分子認定是壞人，從四方墩上將她摔死。田某還有意在推前鬆開她的腰帶，拉住她的褲角管，讓她赤裸下身而死。她的褲子被沒收，轉手分給其他婦女穿。
一個叫周二的藥鋪掌櫃，被剝光上衣，頭朝後著地，腳朝前，被人拉著一路狂磨。他的身上還坐著一個女人，壓著一個石磨，為的是增加身體與地面的摩擦力。沒多久，後腦杓被磨塌，脊背上的肋骨全部磨露出來，一根一根的，腦漿與鮮血一路都是，慘不忍睹。
牛蔭冠晚年編寫的《牛蔭冠紀念集》中這樣寫道：「曾經看到一位鄉長被捆在樹上，被人用樹皮刮出骨頭，慘死在路邊。」
《九評共產黨》評論說，中共的「土改」有幾個最直接的功效：第一、過去中國的基層權力組織基本屬於鄉村宗族自治，鄉紳成為地方的自治領袖，中共通過「土改」殺光了原有體系的管理人員，實現其「村村都有黨支部」的農村全面控制；第二、通過土改搶劫大量錢財；第三、通過對地主富農的殘酷鎮壓達到震懾百姓的效果。
(記者公孫覺綜合報導/責任編輯：趙雲)
牛友蘭，名照芝，1885年生於山西省興縣一個赫赫有名的旺族。他自幼勤奮好學，在年輕的時候，他認為只有教育才可以讓祖國繁榮昌盛，於是積極興學、廣辦教育，熱心於教育興國。1909年，24歲的牛友蘭在興縣北坡村創辦高級國民中學，後來又將此校擴展到黑峪口，這所學校為興縣與附近幾個縣培養了很多人才。
但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牛友蘭卻錯把中共的八路軍當成救國主力，竭盡全力從物資方面援助中共武裝。據《紅色士紳牛友蘭：土改挨批鬥絕食而死》記載，牛友蘭把中國富強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中共身上，熱心鼓勵和支持子女參加中共，先後將其子侄十餘人送到延安接受「革命思想教育」，或者直接參加八路軍。
為解決中共邊區物資匱乏的困難，牛友蘭早在1937年就拿出自己的1萬銀元，創辦了興縣民眾產銷合作社。合作社分為生產部和營業部。生產部將生產的布匹等物資直接提供給八路軍。後來發展成為晉西北紡織廠，成為晉西北地區最大的紡織廠。牛友蘭從建廠開始，就擔任晉西北紡織廠的廠長和經理，但他從未享受過特殊待遇，當1941年牛友蘭擔任晉西北貿易總局顧問，調離了紡織廠的時候，沒有帶走公司的任何財物，連建廠時投入的1萬銀元也分文未取，全部留給中共。
此外，牛友蘭還每月贈送100大洋作為中共參與的興縣犧盟會的活動經費，主動將自家院落讓出來給八路軍做司令部。中共將領賀龍、關向應率領的八路軍120師挺進晉西北，軍需物資嚴重匱乏，牛友蘭捐出大批棉花布匹，解決了八路軍一個團的冬裝問題，還捐了150石糧食，2.3萬元大洋，幫助創辦了興縣農民銀行，給中共解決了經費難題。據統計，在整個抗戰期間，他幾乎將自己的全部家產拿出來，先後捐資35000塊銀洋，捐糧2萬多公斤，以及大量的棉花、布匹、肥皂、毛巾等各種生活用品。
1942年5月，牛友蘭帶領晉西北士紳參觀團赴延安學習，受到毛澤東的接見，牛友蘭受到極大迷惑，參觀團回到晉西北以後，積極宣傳延安的「好經驗，好作風」。不久，牛友蘭當選為晉西北臨時參議會參議員。
穿鼻遊街
《紅色士紳牛友蘭：土改挨批鬥絕食而死》一文描述，為了中共的革命事業，為了抗日救亡，牛友蘭很早就房無一間地無一壟了。1940年2月，牛友蘭響應中共邊區政府減租減息的號召，將自家全部的地租放賬等契約賬簿一併銷毀，減輕了興縣人民的負擔。從1942年開始，他就離開蔡家崖住在別村一個「破落的院子裡」。
儘管如此，到了1947年秋，中共晉綏邊區進行土地改革的時候，牛友蘭仍然在劫難逃，成為中共鬥爭的主要對象。
1947年9月18日，蔡家崖村召開農民大會，當時的中共晉綏分局書記、軍區政委李井泉到會講話，支持鬥爭牛友蘭。他說：「大家提出要鬥爭牛友蘭，我也贊成，牛家過去剝削壓迫過這裡的農民，並且還剝削過全興縣的老百姓」，「要把地主徹底斗坍，大家不要有顧慮，黨一定給你們撐腰。」
1947年9月26日，在蔡家崖召開了批鬥牛友蘭的「鬥牛大會」。牛友蘭的兒子，中共晉綏邊區行政公署副主任、黨組書記牛蔭冠被停職，正在中共邊區黨校接受審查，也被喊來參加，並被要求「和牛友蘭劃清界限！」
「鬥牛大會」是聯村鬥爭，來的人很多，周圍的幾個村子人都來了。牛友蘭帶著手銬腳鐐，和一群被陪斗的地主、富農以及一些「壞幹部」跪在主席臺前面。他們跪的地方都均勻地撒著料炭（即：棱角尖銳的爐渣，可以再次燃燒）。這時，按照事先的安排，有人帶頭呼口號：「打倒惡霸地主牛友蘭！」
中共事先訓練好的「積極份子」們，一個個登臺，控訴牛友蘭的「罪惡」。鬥爭到高潮，有幾個「積極份子」將牛友蘭按倒在地，把一根鐵絲穿進牛友蘭的鼻孔裡頭。然後吆喝說：「牛蔭冠，過來，牽著老牛遊街！」牛蔭冠過去接過貧農團的人遞過來的鐵絲。牛友蘭又驚又氣，看著牛蔭冠擺了擺頭，鼻翼下面的骨頭一下子被拉斷，鮮血直流。
牛友蘭受不了這種污辱打擊，回家後絕食，好多人都勸他進食，但誰勸也不起作用。他毀家紓難支援八路軍，萬沒有想到自己竟然成為鬥爭的對象，而且要被兒子用鐵絲穿過鼻子遊街示眾，此種侮辱和絕望，是他決不能忍受的，遂決意以死抗爭。
「鬥牛」大會之後第三天，這位曾受到中共黨魁毛澤東接見過、讚揚過的紅色士紳，在備受折磨、侮辱和摧殘之後，於1947年9月29日憤然含冤去世，終年63歲。
穿鼻遊街不是最殘酷的批鬥刑罰
《山西曆代紀事本末》「老區土地改革運動」篇記載，「據1948年6月22日統計，興縣8個區域290個村，打死1050人，其中有地主380人，富農382人，中農345人，貧雇農40人；自殺共863人，其中地主255人，富農285人，中農310人，貧雇農11人；被鬥爭掃地出門後凍餓而死的63人。一個縣就這樣，整個中共「解放區」又打死餓死自殺了多少也就可想而知了。
據記載，牛友蘭雖然被鐵絲穿鼻遊街，絕食而亡，卻不是遭受痛苦最重的。與牛友蘭同鄉的另一個出名的開明紳士叫劉像坤，是個熱心腸人，因為有財富，被當作惡霸地主活活打死。他的兒子為了表示自己與父親一刀兩斷，竟一把奪下民兵手裡帶刺刀的步槍，在其父屍體上補上兩刀。
劉像坤哥哥劉少白（《毛選》第四卷有其名，毛認為的抗戰時期的開明紳士）擔任邊區參議會副議長，也被農民們押回老家鬥爭，撤消一切職務。該村黨支部書記劉玉明為少白說了幾句公道話，也被打得昏死過去。眾人以為他死了，把他拖到黃河岸邊，準備扔進河裡，沒想到劉玉明又甦醒過來。幾個土改積極份子端起刺刀，在他胸口猛扎兩刀，他最終停止了呼吸。
此外，土改中對付地主富農還有許多五花八門，慘絕人寰的手段。除了用棍子打、錐子捅、繩索捆、石頭砸、火鉗燙、石灰撲眼、耳朵插捻點燈之外，還有磨地：把棱角鋒利、黃豆般大小的料炭和菠菜籽撒在地上，然後把要鬥的人衣服脫光，推倒在地，提住他的雙腳在這上面來回拖，拖到他半死不活為止。
另一種辦法叫坐圪針櫃。把放衣服存糧食的躺櫃拿來，中間去掉隔板，在裡面撒上剁碎的棗樹圪針，把被斗的人全身衣服扒光，扔進躺櫃裡，蓋上蓋，然後來回搖櫃。櫃裡的人從這邊滑到那邊，又從那邊滑到這邊，全身被圪針刺得肉腫皮爛。
還有一種辦法叫扔四方墩。四方墩就是長城的烽火臺，有三丈高。墩下鋪滿碎石頭，被斗的人從上面被推下，不死拉上來再推，再推還不死，那就乾脆拿大石子朝他腦袋砸去，直到腦漿迸裂，七孔冒血才住手。有個姓韓的教書先生，其妻被一個姓田的中共土改分子認定是壞人，從四方墩上將她摔死。田某還有意在推前鬆開她的腰帶，拉住她的褲角管，讓她赤裸下身而死。她的褲子被沒收，轉手分給其他婦女穿。
一個叫周二的藥鋪掌櫃，被剝光上衣，頭朝後著地，腳朝前，被人拉著一路狂磨。他的身上還坐著一個女人，壓著一個石磨，為的是增加身體與地面的摩擦力。沒多久，後腦杓被磨塌，脊背上的肋骨全部磨露出來，一根一根的，腦漿與鮮血一路都是，慘不忍睹。
牛蔭冠晚年編寫的《牛蔭冠紀念集》中這樣寫道：「曾經看到一位鄉長被捆在樹上，被人用樹皮刮出骨頭，慘死在路邊。」
《九評共產黨》評論說，中共的「土改」有幾個最直接的功效：第一、過去中國的基層權力組織基本屬於鄉村宗族自治，鄉紳成為地方的自治領袖，中共通過「土改」殺光了原有體系的管理人員，實現其「村村都有黨支部」的農村全面控制；第二、通過土改搶劫大量錢財；第三、通過對地主富農的殘酷鎮壓達到震懾百姓的效果。
(記者公孫覺綜合報導/責任編輯：趙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