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6月15日訊】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入侵東北，直到1937年七七事變，國民政府才正式宣布抗戰。中共長期宣傳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不抗日。事實上，在那期間蔣介石曾多次強調「爭取時間為抗日做準備」，這一點在諸多史料中得到證實。
據史料記載，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國力羸弱，內有中共在野威脅政權，外有日本侵華；前有各列強瓜分，積貧積弱，後有日本蓄勢待發、野心勃勃。中日軍事實力的差距擺在明面上。
根據劉庭華《中國抗日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系年要錄統計薈萃》記載，「七七」事變前，日本陸軍人數是中國的兩倍，日本的槍械是中國的近三倍，輕機槍、重機槍、擲彈筒都達到了中國的兩倍，野山炮更是達到了中國的五倍——中國12門，日本64門。按照數據估算，中國兩個師還不一定達到日本1個師團的實力。
中國空軍在七七事變時只有600架飛機，其中作戰飛機305架，約為日本的19％。到抗戰開始，只有223架飛機能參戰，能執行任務的飛行員只有620人。而早在1920年代，日本海軍旗下的十艘航空母艦在「太平洋戰爭」開始時，就已是世界上最大乃至最先進的航母艦隊之一。
中國海軍更是無法和日本匹敵，「七七」事變前夕，中國海軍共有120多艘艦船（包括東北海軍、廣東海軍），總排水量11萬噸，約佔日本10％。中國海軍不但數量絕對劣勢，而且艦齡老化，最大的巡洋艦海圻號是1896年光緒時代從英國進口的，艦齡已41年。裝備最好的海琛號，是1898年從德國進口的，排量僅為2950噸，航速每小時19公裡。
而日本海軍總計有艦船285艘，排水量115.3萬噸。實力僅次於英美，居世界第三位。日本的妙高、高雄等巡洋艦排水量是13000噸，航速每小時61公裡，無論個頭、速度、火力都高出中國幾個檔次。
即使是在敵我懸殊的情況下，短短數年內，中國經過努力，在軍事方面翻新了列陣，在國防工事、經濟建設、外交求援方面，國民政府都做了一番準備。
早在1928年北伐戰爭中，日軍製造的「濟南事件」就讓國民革命軍遭到巨大損失，當時蔣介石雖選擇了忍讓，但他在日記中寫道：「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聖賢所尚，小不忍則亂大謀，聖賢所戒。慎之！勉之！」
《蔣總統祕錄》中記載，南京國民政府底定關內後，蔣介石回憶北伐經歷中的濟南事件時，曾痛心疾首地說：「明知種種挑釁，為帝國主義與革命勢力兩不兼容之確證，卻又不得不為避免革命頓挫而竭力忍受；但對方態度簡直不復以國家待我中國，且不以人類待大陸人。此種欲忍不能，欲發不能之苦況，永留在余之腦海，雖千年萬年，亦難磨滅！」
在早期，蔣介石一直希望以外交方式抵禦日本的外侮。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寄希望於訴諸國際聯盟，避免衝突正面化。
數月後上海發生「一二八」事變，蔣介石下令十九路軍交防，苦戰數月後，在國聯的積極斡旋下，中日簽訂了《淞滬停戰協議》，日軍在滬駐軍，國民政府遷都洛陽。
但蔣介石明白，中日最終不免一戰。他在日記中寫道，「倭寇攻熱（指進攻熱河）必不能免。恐不出此三個月之內，甚或進佔河北，捧溥儀人關，或覓漢奸，作為傀儡，以偽造華北之獨立，使我中國分塊獨立，得隴望蜀，不征服我全中國，必不休也。」，事實證明，1932年7月，日關東軍果然向熱河進攻。
蔣介石的學生陳誠在1936年11月，對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的學生演講時說：抗日戰爭發動的「越遲越有利，這樣才可以爭取準備的時間。」
國民政府的抗日決心從當年的財政預算中也能得到印證，中政會抄送促成1933年度預算案指導標準等函中規定「本年度除國防軍事外，不許新設任何機關」。
「一二八」事變後，蔣介石調集約120萬軍隊開進華北。而在上海，蔣以開辦國防訓練班為名，並以張自忠為總負責人，構築從上海閘北一直到杭州的鋼筋混泥土堡壘防線，共7條，到1937年基本完成。
事實上，南京國民政府很早就認識到國防建設的重要性。1928年8月14日，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通過的《整理軍事案》指出:「在國防上，海軍、空軍及軍港要塞之建築，均為重要。……今日之國防計劃中，必須實事求是，發展海軍，建設空軍，俾國防計劃歸於完成。」
經錢昌照提議，南京國際政府於1932年11月1日，成立了專司抗戰國防總體規劃之責的祕密機構——國防設計委員會。蔣介石親自兼任該會委員長。
至1934年9月，各項調查統計工作基本就緒，其工作重心轉向各項具體的國防建設方案的規劃，尤其偏重於重工業建設和能源開發的設計。先後制定了《重工業建設計劃》、《戰時燃料及石油統制計劃》等。這些計劃擬訂後，經過不斷修改完善，抗戰爆發後大多付諸實施。
整修要塞、海港是早期國民政府為抗日備戰所做的一項重要準備。1933年在德國軍事顧問的幫助下，這項工作全面展開。為增強各要塞火力，南京政府向德國訂購了大批要塞重炮，其中一批平、高射兩用炮於七七事變前夕運到，星夜裝置在江陰、鎮江、南京、武漢各個要塞。
至1937年上半年，全國共有南京、鎮江、江陰、寧波、虎門、馬尾、廈門、南通、連雲港等9個要塞區整建完畢，擁有炮臺41座，各種要塞炮273門。
除了建設國防、整頓軍力，國民政府也在經濟方面下了一番功夫。
1935年11月4日，國民政府以緊急法令宣布改革幣制，施行法幣政策。規定即日起以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以後又增加農民銀行)所發行的鈔票為法幣，所有完糧納稅及一切公私款項之收付，概以法幣為限，不得行使現金；所有銀幣、白銀一律交由指定銀行兌換法幣，做到白銀國有。
法幣政策實施較為順利，到1936年底法幣佔貨幣流通額的比例由幣改時的67%增為78%。幣制改革的施行，有利於推行戰時財政經濟政策，迅速調集人力、物力與財力以應作戰之需要。
在交通方面，國民政府一方面修建新的鐵路、增設軍用站臺、軍用岔道。另一方面，對舊有鐵路進行改造，主要是更換鐵軌，加固橋樑，添購車輛，改善信號系統。據統計，從1927年到1937年，國民政府在10年間共修鐵路3793公裡(東北三省修築的1600公裡未計在內)，使中國本土(東三省未計在內)鐵路共達1.2萬公裡。
蔣介石主張依靠國際聯盟，爭取外援，共同抵抗日本侵略。1932年，國聯曾出面調解中日「一二八」事件，併發表調查團報告書，判定「滿洲國」是日本軍人的產物。依靠國際正義輿論不斷地對日本的侵略行動進行譴責，日本在國際上陷於被動與孤立，最終退出了國聯。
此外，通過國際管道，國民政府與外國以物資交換一些先進的軍用裝備。1936年4月，南京政府與德國簽訂了一項一億馬克的物資交換協定，其中規定：中國每年可用二千萬馬克在德國購買機器與軍火，之後以價值一千萬馬克的鎢砂及其它原料來抵償，十年還清。
1935年，蔣的中央軍勢力進入四川、雲貴等地。1936年7月，蔣介石在送別國民政府財政金融顧問，英國人李滋羅斯時就說到，對日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但當戰爭來臨時，我將在臨海地區做可能的最強烈的的抵抗，然後逐步向內陸撤退，繼續抵抗。最後將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繼續維持一個自由中國，以待英美的參戰，共同抵抗侵略者」。
蔣介石定下將四川作為抗日後方根據地，他認為「中日之戰要想取得最後的勝利，必須是一場持久的抵抗，其間要放棄作為政治、經濟中心的大城市和戰略要地，利用大陸廣闊的國土和眾多的人力資源，逐次實行抵抗，以空間換時間，在大西南建立復興基地，利用持久消耗戰略，最後取得勝利。」
蔣介石入川後加強了對四川的全方位控制，並祕密進行了國防建設。蔣介石在12月29日的日記中再次寫到：「若為對倭計，以剿匪為掩護抗日之原則言之，避免內戰，使倭無隙可乘，並可得眾同情，乃仍以親剿川、黔殘匪以為經營西南根據地之張本，亦未始非策也。當再熟籌之。」
1933年7月，國民政府要求濟南兵工廠與四川第一兵工廠合併。1935年，蔣介石到達四川後，要求在重慶周圍建設飛機製造廠。據《蔣中正總統檔案》記載，他致電宋子文：「德國翁克斯飛機製造廠廠址決在重慶附近建築，勿再變更為要。」
蔣介石還要求航空委員會辦公廳主任陳慶雲：「重慶、成都須積存四個隊半年用之汽油。」同時致電兵工署長俞大維：「凡各兵工廠尚未裝成之機器，應暫停止。儘量設法改運來川、黔兩廠，並須祕密陸續運輸，不露行跡。」
為了保證全面開戰後的資源供給，1934年9月至1935年4月，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在全國實地做了大量的調查之後，制定了多種資源開發計劃。另外，國民政府斥巨資投入重工業與軍工業。一大批工廠也一早投入生產進行國防建設。
其中，劉湘在防區制時代開辦的兵工廠，在1935年就能年產步槍18萬支，輕機槍15000挺，大口徑迫擊炮1000門，炮彈10萬發，機槍、步槍子彈2億發。這樣的生產能力已經超出了當時的作戰需要，抗戰爆發後這些兵工廠也為抗戰所用。
（記者羅婷婷報導/責任編輯：趙雲）
（摘自《從1933至1937，蔣介石為抗戰都做了哪些準備？》作者衛詩婕）
中日軍事實力的差距
據史料記載，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國力羸弱，內有中共在野威脅政權，外有日本侵華；前有各列強瓜分，積貧積弱，後有日本蓄勢待發、野心勃勃。中日軍事實力的差距擺在明面上。
根據劉庭華《中國抗日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系年要錄統計薈萃》記載，「七七」事變前，日本陸軍人數是中國的兩倍，日本的槍械是中國的近三倍，輕機槍、重機槍、擲彈筒都達到了中國的兩倍，野山炮更是達到了中國的五倍——中國12門，日本64門。按照數據估算，中國兩個師還不一定達到日本1個師團的實力。
中國空軍在七七事變時只有600架飛機，其中作戰飛機305架，約為日本的19％。到抗戰開始，只有223架飛機能參戰，能執行任務的飛行員只有620人。而早在1920年代，日本海軍旗下的十艘航空母艦在「太平洋戰爭」開始時，就已是世界上最大乃至最先進的航母艦隊之一。
中國海軍更是無法和日本匹敵，「七七」事變前夕，中國海軍共有120多艘艦船（包括東北海軍、廣東海軍），總排水量11萬噸，約佔日本10％。中國海軍不但數量絕對劣勢，而且艦齡老化，最大的巡洋艦海圻號是1896年光緒時代從英國進口的，艦齡已41年。裝備最好的海琛號，是1898年從德國進口的，排量僅為2950噸，航速每小時19公裡。
而日本海軍總計有艦船285艘，排水量115.3萬噸。實力僅次於英美，居世界第三位。日本的妙高、高雄等巡洋艦排水量是13000噸，航速每小時61公裡，無論個頭、速度、火力都高出中國幾個檔次。
即使是在敵我懸殊的情況下，短短數年內，中國經過努力，在軍事方面翻新了列陣，在國防工事、經濟建設、外交求援方面，國民政府都做了一番準備。
蔣介石「臥薪嘗膽」
早在1928年北伐戰爭中，日軍製造的「濟南事件」就讓國民革命軍遭到巨大損失，當時蔣介石雖選擇了忍讓，但他在日記中寫道：「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聖賢所尚，小不忍則亂大謀，聖賢所戒。慎之！勉之！」
《蔣總統祕錄》中記載，南京國民政府底定關內後，蔣介石回憶北伐經歷中的濟南事件時，曾痛心疾首地說：「明知種種挑釁，為帝國主義與革命勢力兩不兼容之確證，卻又不得不為避免革命頓挫而竭力忍受；但對方態度簡直不復以國家待我中國，且不以人類待大陸人。此種欲忍不能，欲發不能之苦況，永留在余之腦海，雖千年萬年，亦難磨滅！」
在早期，蔣介石一直希望以外交方式抵禦日本的外侮。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寄希望於訴諸國際聯盟，避免衝突正面化。
數月後上海發生「一二八」事變，蔣介石下令十九路軍交防，苦戰數月後，在國聯的積極斡旋下，中日簽訂了《淞滬停戰協議》，日軍在滬駐軍，國民政府遷都洛陽。
但蔣介石明白，中日最終不免一戰。他在日記中寫道，「倭寇攻熱（指進攻熱河）必不能免。恐不出此三個月之內，甚或進佔河北，捧溥儀人關，或覓漢奸，作為傀儡，以偽造華北之獨立，使我中國分塊獨立，得隴望蜀，不征服我全中國，必不休也。」，事實證明，1932年7月，日關東軍果然向熱河進攻。
蔣介石的學生陳誠在1936年11月，對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的學生演講時說：抗日戰爭發動的「越遲越有利，這樣才可以爭取準備的時間。」
國民政府的抗日決心從當年的財政預算中也能得到印證，中政會抄送促成1933年度預算案指導標準等函中規定「本年度除國防軍事外，不許新設任何機關」。
國民政府祕密籌備抗戰
「一二八」事變後，蔣介石調集約120萬軍隊開進華北。而在上海，蔣以開辦國防訓練班為名，並以張自忠為總負責人，構築從上海閘北一直到杭州的鋼筋混泥土堡壘防線，共7條，到1937年基本完成。
事實上，南京國民政府很早就認識到國防建設的重要性。1928年8月14日，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通過的《整理軍事案》指出:「在國防上，海軍、空軍及軍港要塞之建築，均為重要。……今日之國防計劃中，必須實事求是，發展海軍，建設空軍，俾國防計劃歸於完成。」
經錢昌照提議，南京國際政府於1932年11月1日，成立了專司抗戰國防總體規劃之責的祕密機構——國防設計委員會。蔣介石親自兼任該會委員長。
至1934年9月，各項調查統計工作基本就緒，其工作重心轉向各項具體的國防建設方案的規劃，尤其偏重於重工業建設和能源開發的設計。先後制定了《重工業建設計劃》、《戰時燃料及石油統制計劃》等。這些計劃擬訂後，經過不斷修改完善，抗戰爆發後大多付諸實施。
整修要塞、海港是早期國民政府為抗日備戰所做的一項重要準備。1933年在德國軍事顧問的幫助下，這項工作全面展開。為增強各要塞火力，南京政府向德國訂購了大批要塞重炮，其中一批平、高射兩用炮於七七事變前夕運到，星夜裝置在江陰、鎮江、南京、武漢各個要塞。
至1937年上半年，全國共有南京、鎮江、江陰、寧波、虎門、馬尾、廈門、南通、連雲港等9個要塞區整建完畢，擁有炮臺41座，各種要塞炮273門。
除了建設國防、整頓軍力，國民政府也在經濟方面下了一番功夫。
1935年11月4日，國民政府以緊急法令宣布改革幣制，施行法幣政策。規定即日起以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以後又增加農民銀行)所發行的鈔票為法幣，所有完糧納稅及一切公私款項之收付，概以法幣為限，不得行使現金；所有銀幣、白銀一律交由指定銀行兌換法幣，做到白銀國有。
法幣政策實施較為順利，到1936年底法幣佔貨幣流通額的比例由幣改時的67%增為78%。幣制改革的施行，有利於推行戰時財政經濟政策，迅速調集人力、物力與財力以應作戰之需要。
在交通方面，國民政府一方面修建新的鐵路、增設軍用站臺、軍用岔道。另一方面，對舊有鐵路進行改造，主要是更換鐵軌，加固橋樑，添購車輛，改善信號系統。據統計，從1927年到1937年，國民政府在10年間共修鐵路3793公裡(東北三省修築的1600公裡未計在內)，使中國本土(東三省未計在內)鐵路共達1.2萬公裡。
依靠國際聯盟 爭取外援
蔣介石主張依靠國際聯盟，爭取外援，共同抵抗日本侵略。1932年，國聯曾出面調解中日「一二八」事件，併發表調查團報告書，判定「滿洲國」是日本軍人的產物。依靠國際正義輿論不斷地對日本的侵略行動進行譴責，日本在國際上陷於被動與孤立，最終退出了國聯。
此外，通過國際管道，國民政府與外國以物資交換一些先進的軍用裝備。1936年4月，南京政府與德國簽訂了一項一億馬克的物資交換協定，其中規定：中國每年可用二千萬馬克在德國購買機器與軍火，之後以價值一千萬馬克的鎢砂及其它原料來抵償，十年還清。
1935年，蔣的中央軍勢力進入四川、雲貴等地。1936年7月，蔣介石在送別國民政府財政金融顧問，英國人李滋羅斯時就說到，對日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但當戰爭來臨時，我將在臨海地區做可能的最強烈的的抵抗，然後逐步向內陸撤退，繼續抵抗。最後將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繼續維持一個自由中國，以待英美的參戰，共同抵抗侵略者」。
蔣介石定下將四川作為抗日後方根據地，他認為「中日之戰要想取得最後的勝利，必須是一場持久的抵抗，其間要放棄作為政治、經濟中心的大城市和戰略要地，利用大陸廣闊的國土和眾多的人力資源，逐次實行抵抗，以空間換時間，在大西南建立復興基地，利用持久消耗戰略，最後取得勝利。」
國民政府入川祕密備戰
蔣介石入川後加強了對四川的全方位控制，並祕密進行了國防建設。蔣介石在12月29日的日記中再次寫到：「若為對倭計，以剿匪為掩護抗日之原則言之，避免內戰，使倭無隙可乘，並可得眾同情，乃仍以親剿川、黔殘匪以為經營西南根據地之張本，亦未始非策也。當再熟籌之。」
1933年7月，國民政府要求濟南兵工廠與四川第一兵工廠合併。1935年，蔣介石到達四川後，要求在重慶周圍建設飛機製造廠。據《蔣中正總統檔案》記載，他致電宋子文：「德國翁克斯飛機製造廠廠址決在重慶附近建築，勿再變更為要。」
蔣介石還要求航空委員會辦公廳主任陳慶雲：「重慶、成都須積存四個隊半年用之汽油。」同時致電兵工署長俞大維：「凡各兵工廠尚未裝成之機器，應暫停止。儘量設法改運來川、黔兩廠，並須祕密陸續運輸，不露行跡。」
為了保證全面開戰後的資源供給，1934年9月至1935年4月，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在全國實地做了大量的調查之後，制定了多種資源開發計劃。另外，國民政府斥巨資投入重工業與軍工業。一大批工廠也一早投入生產進行國防建設。
其中，劉湘在防區制時代開辦的兵工廠，在1935年就能年產步槍18萬支，輕機槍15000挺，大口徑迫擊炮1000門，炮彈10萬發，機槍、步槍子彈2億發。這樣的生產能力已經超出了當時的作戰需要，抗戰爆發後這些兵工廠也為抗戰所用。
（記者羅婷婷報導/責任編輯：趙雲）
（摘自《從1933至1937，蔣介石為抗戰都做了哪些準備？》作者衛詩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