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馬屏農場是四川最大的一所勞改農場，建立於五十年代初期，方圓五六百裡，海拔平均約両千多米，是四川省雷波、馬邊、屏山三縣的交接地，故稱雷馬屏。這裡水惡山險，溝壑縱橫，重巒疊嶂，雲遮霧障，氣候惡劣，人煙稀少，是漢彞民族雜居之地。由於它得天獨厚的氣候條件和自然環境，因此盛產茶葉。它三面是莽莽原始森林，穿過原始森林便是波濤洶湧，濁浪排空，奔騰咆哮的金沙江;金沙水冷，含沙極重，縱是世界游泳冠軍也泅不到對岸，惟有一條獨路新市鎮和宜賓相連，只要在那裡設一座關口，縱是一隻狐狸也逃不出去。
一九四九年後，為貫徹執行中共中央「無產階級專政」改造人犯的勞改政策，四川省公安廳勞改局，把這裡圈劃為監獄，真是一座天然的監獄。它用不著設置重兵，也用不著修築高牆，更不需要架設電網，只要在那連接宜賓的新市鎮關口處修築兩個碉堡，架設幾挺機槍，便固若金湯萬事大吉。於是，從1950年起，一批批國民黨「殘渣餘孽」(甲長、保長、鄉長、縣長和軍以下的師、團、營、連軍官)送到這裡來「勞動改造，脫胎換骨」，接著是不甘心失去財富的地主、富農和槍口下留下來的土匪惡霸，再後是不擁護社會主義制度的「右派份子」和「反革命分子」以及「投機倒把分子」，再再後是「造反派」與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人。儘管他們出身不同，社會地位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其罪名幾乎一樣：不擁護「無產階級專政」或仇視「無產階級專政」。昔日戰場上的冤家，鬥爭會上的對立面，經濟利益上的仇敵，均成了殊途同歸的「同改」。
雷馬屏勞改農場為地師級編製，直屬省公安廳管轄，有四個分場，每個分場下有4個大隊，每個大隊下面又有4~6個中隊，每個中隊約200多號犯人，刑期從3年到20年不等。除此，分場和總場還有直屬的工廠、醫院，據說有三四萬犯人。它的管理幹部多是轉業軍人，少部分是地區調來的工農幹部，幾乎沒有一個受過高等教育和經過正規警政學校教育培養出來的幹警。
雖然他們大字不識幾個，開口閉口媽屁連天可代表黨和毛主席呀!因此，他們的一言一行都是法，一招一式都是律，誰敢於反抗?誰又敢反抗!稍不注意，輕則加刑，重著掉命。由於雷馬屏遠離城市，座落在深山老林裡，幾乎沒有任何娛樂生活，環境十分枯燥單調，不少獄吏便把訓斥犯人、打吊犯人視為消遣取樂的「玩一手」。縱然有時失手打傷、打殘、打死幾個犯人，也是方法問題，不是立場問題。方法不掉飯碗，立場要脫警服，故形成了一套傳統的「獄政」方針：對犯人改造「寧左勿右」，打一打吊一吊視為「家常便飯」。
我是一九七八年去雷馬屏勞改農場「接受改造」的，先在馬湖分場唐家山大隊入監隊學習，三個月後分到馬家灣中隊正式勞改。入監隊有兩佰多人，分成10個組，組長是接受改造的老犯，每天向幹部作次匯報。一次分場管教王管教來向我們訓話，十分直白地指著大隊部壩子內幾棵粗大枝彎的柏樹說：「解放20多年來，我們雷馬屏改造了幾十萬犯人，你們看這幾棵柏樹就是吊人吊彎的。」我的天，業績多麼輝煌!
王管教原是當地徵糧剿匪武工隊的隊員，三十齣頭，身材矮胖，黑黝黝皮膚，手短足短，由於臉上肥肉膘太多的原固，一講話肉就發顫，人就顯得特別凶殘。他不僅是分場部的當家管教，還是雷波縣人民法院的派駐人員，管犯人加刑減刑，權力大得很。他屁股兜上就揣著法院的加刑通知書，比如遇上心情不好，犯人冒犯了他或他看你不順眼，立即把你叫過來，從屁股上掏出法院加刑《通知書》，用鋼筆在上面一劃，劃你幾年就是幾年，所以犯人私下叫他「王加刑」。我去前，分場部剛開過全場犯人的寬嚴大會，槍斃了一個叫曹剛山的犯人。有人說這是條好漢，判了死刑關在小監裡還呼喊反動口號：「打倒暴君毛澤東!」「打倒暴政共產黨!」嚇得幹部、武裝如臨大敵。還是王管教拿刀割了他的舌頭，才使他喊不出來。他還不依不饒用腳踢，後又用刺刀割斷他腳筋，四個人把他架到會場，真夠頑強。但也有人說「這樣的人遲早該殺頭，連自己父親都不認，去當劊子手，這叫報應。」
我是記者出身，喜歡打聽，後來一個叫周銳的老犯向我講述了整個事情的經過。說他是「老犯」並不是指年齡，而是在這裡關押的時間。他是成都人，初中時因結社成立文化團體，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判處有期徒刑20年，1958年送來雷馬屏農場勞改，他曾和曹剛山在一個小組，對曹的歷史、為人、犯罪經過、被殺原因等一清二楚。下面記敘的這些血與淚的文字，就是曹剛山一生的故事：
1948年和1949的夏，在共產黨策劃和操縱下，全國各大城市暴發了「反飢餓，反內戰，要民主，要自由」的大遊行，參加者多是學生。在成都提督街是遊行的中心，上萬學生聚集到國民黨省政府門前，與軍警憲相持了三天三夜，他們演出「靈官掃臺」的活報劇(當時省府主席叫王陵基)高唱《團結就是力量》、《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等革命歌曲，並喊出「民主建國，反對內戰」、「要自由，不要獨裁」、「打倒蔣介石，打倒國民黨」等口號。
當時曹剛山已經加入共產黨地下組織，是成都學運的一個小頭目，負責聯絡和傳遞消息。國民黨用皮鞭、警棍、水龍頭把學生驅散，並開始搜捕學運的指揮人，曹剛山上了逮捕黑名單，地下黨組織即時通知了這一消息，他不敢怠慢，立刻逃回老家宜賓縣躲藏起來。
他的父親是個鄉長，又是三義會的舵把子，在地方上是個連縣長也不敢惹的歪人。追捕他的人找到他父親，叫把曹剛山交出來。父親自來心疼兒子，對他寄有厚望，哪會交人。追捕人要強行搜查，他父親笑笑說：「沒說你們這幾個人，就是來一個團我也不會交出我兒子。」他喊一聲來人，廳下馬上站出五六十個彪形大漢，人人手裡提著德國造20響的連發手槍。來搜查的人，聲明道：「曹鄉長，並不是我們要和你過不去，這是王主席的命令。」他父親一聲冷笑道：「把『命令』拿給我看」當他看了『命令』卻一把撕得粉碎，把胸脯一拍，對著追捕人道：「你們回去告訴王陵基，沒說他的『命令』不執行，就是蔣介石蔣總統的『命令』老子也不執行!要人，沒門，老子槍眼不認黃，快滾!」幾十個提刀握槍的大漢步步逼上，嚇得幾個追捕他兒子的人求命逃竄。
伺夜，他把兒子叫到屋裡問過明白，曹剛山坦誠自己是共產黨員，是成都大遊行的組織者之一。他聽後思索了半天，提醒兒子道：「聽說共產黨共產共妻，六親不認，要它真的來了，沒把老子弄出來斃了。」兒子道：「爸爸，這是謠言，共產黨是最開明最進步的黨，一切為著老百姓，要它是共產共妻，六親不認，能解放半個中國嗎?現在國民黨被打得抱頭鼠竄，老蔣很快就完蛋了……」他爸爸抽著水煙袋，默默地聽著，若有所思地點點頭，然後又不相信地問一句：「我們是有錢人，我又是地方上的鄉長，三義會的『舵把子』，萬一他們來了要整我怎麼辦?」兒子道：「爸爸你就放心吧，只要你把多餘的田地房子交出來，共產黨整你幹啥，再說你兒子就是共產黨，我還騙你不成。」爸爸說：「老子就信你的，反正錢財是身外之物，你都不疼我還疼什麼。」最後提醒他：「現在你先藏段時間，等風聲過了再說。」
天翻地覆，鑼鼓喧天。1949年12月四川和平「解放」了，曹剛山成了接管當地的軍代表之一。當時社會秩序尚不穩定，散兵游勇，地痞無賴，燒殺搶奪的事時有發生。不少人斷言，共產黨是「兔子尾巴——長不了」，各地很快響起了叛亂槍聲，他父親也捲了進去。鎮壓叛亂，安定社會，成了當務之急。組織找他談話，叫他去說服他父親認清形勢，棄暗投明，歸順共產黨。他毫不猶豫接受了這任務，隻身回到鄉裡作父親的工作。父親說：「共產黨不講信義，抓了不少起義的人，所以大家才動起來，我是迫不得已。」他批評父親說：「我是共產黨員，縣裡的軍代表之一，你這樣做不是葬送了我的前程。我們和別人不一樣，我們是革命家庭啊!」父親道：「我現在鬧了這當事，共產黨能放過我嗎?」曹剛山說：「組織上向我保證，只要你放下武器，跟著共產黨，仍然當你的鄉長，要是立了功還會受到獎勵。」
天底下誰的父親不相信兒子的話，難道兒子還會害父親嗎?曹剛山也決無此心，但後來的形勢發展卻由不得他了。在強大的武力和政治攻勢下，叛亂槍聲啞了下來，代之而起的是轟轟烈烈的「徵糧剿匪」、「減租退押」等運動。曹剛山的父親被通知到縣裡舉辦的「自新人員學習班」學習。
這個學習班的學員全是國民黨時代的鄉保甲長與袍哥大爺，學習的內容是各人主動坦白交待罪行。開始每週回家一次，漸次取消了，再後有瞭解放軍站崗，不能自由出入，再再後是一個一個五花大綁推向公審會，吃了槍子兒。曹剛山的父親曾逼死過人，有血債，屬於鎮壓對像。
一天組織找曹剛山談話，並告訴了此一決定，要他「劃清界限，站穩立場」。他想了想，立刻慷慨激昂地表示：「我父親是個堅決與人民為敵的反革命分子，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我堅決擁護組織上的決定。」這時，他考慮的是自己革命前途，而不是父子之間的親情。
他十分清楚，只要有半點猶豫，沒說晉陞提拔，受到黨的重用，就連這個軍代表都當不成。組織上畢竟比他考慮問題週到，又提出個新的問題問他：「你父親被槍斃後誰去收屍?」他想也不想地回答道：「我是兒子，應該由我收屍，但我是革命者，不能做這沒有立場的事，豬拉狗扯，是他的活該。」組織上默然，不再說什麼。回到機關他的女朋友(即後來他的妻子)，是個新參加工作的狂熱青年，得知這事後向他說：「剛山，這正是你爭取立功表現的機會，是我一定向組織申請，親自斃了他。」曹剛山全身震動，膽怯怯地道：「他是我父親呀!」「什麼父親不父親，這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問題，也是一個立場問題。現在組織上不是號召我們要大義滅親嗎?你為什麼不敢?」
他經過長久思索，終於下定決心，向組織寫出書面請求，大意是「我父親曹××，罪大惡極，血債纍纍。我是一個共產黨員，為了劃清界限，堅定革命立場，請求組織將執行槍決我父親的任務交給我來完成。」他的革命行動很快得到組織批准。當他父親插著用紅筆勾了名子的死標，押上刑場，在執行前的一刻，突然轉頭怒視道：「娃娃，想不到老子死在你手裡。」他不敢看，閉著雙眼扣響了板機。自此，曹剛山成了地區紅人，「大義滅親」的「模範人物」，大家學習的「榜樣」，各方面都一帆風順，官位步步高陞，先是「清匪反霸」武工隊的隊長，爾後升為大隊長，再後升為支隊長，大權在掌，威風凜凜。
民主運動結束後，轉入建政時期，他被任命為地區工商局局長，行政十五級屬縣團級。那時的工商局不像現在的工商局這麼熱火吃香，是個非要害部門，地區黨委政府直轄部門才是走紅部門，諸如組織部、宣傳部、祕書處、辦公室。他心裡不太舒暢，常常在愛人面前發牢騷：「我出生入死，大義滅親，到頭來卻得了個閑位子。」愛人是文印員，地位雖然低卻是要害部門，經常接近領導，便把它的思想問題如實地向地區領導作了匯報。開初是個別談話，稍後是不點名地在會上批評。到了1955年5月，全國開展了反胡風的「機關肅反」運動，一夜，肅反領導小組對全區幹部實行大搜查。搜查內容主要是私人來往信件和日記，以及一些文字性的東西，後在他日記上發現這樣一段文字：「媽媽愛我卻不疼我，媽媽信任我卻不用我，哪兒才是我的綠草?哪兒才是我的雨露?哪兒才是我夢想的王國?」很清楚這是「人在曹營心在漢」的表白。
再一查他的歷史，他曾在大學二年級時集體參加過國民黨的「三青團」，地區「肅反」領導小組立即懷疑他是「暗藏下來的階級敵人」。對他實行隔離審查，批判鬥爭，叫他如實交待問題。他說，參加「三青團」是黨組織的決定，目的是打入敵人內部刺探情報，但拿不出來任何文字性的證明材料，找當時地下黨負責人吧，那負責人解放後不知在何處工作，根本聯繫不上，最後作為懸案存檔。
自此，他不再是地區工商局局長，成了地區市場管理部主任。地位一變，家庭也發生變化，愛人從過去唯唯諾諾的主婦，一下成為頤指氣使的領導，洗衣煮飯全成了他的「革命任務」。有什麼辦法，此一時彼一時也!好在有了一個五歲兒子，對家庭起到了十分穩定的作用。當時宜賓地區當權者是劉吉挺、張西挺，他認為是整他的人，總想伺機報復。
他不久發現，劉張和四川省委李井泉書記不和，常在私下裡說他「專橫」「不講民主」，搞『一言堂』。他偷偷地寫成檢舉材料直寄省委李書記的辦公室。不知是他的告狀起了作用還是其它原因，不久劉張被省委撤職隔離反省，關進省公安廳看守所。他高興得手舞足蹈，酪酊大醉，笑著在人前罵：「不是不報，日子未到，日子一到，一切皆報。老子雖不是局長，總還是個市管會主任。你威風，吃你『二三三』去(指獄中囚糧，犯人每天早晨二兩、中午三兩、晚上三兩)。」並揚言，這是他向李書記反映的結果。
當時中國是個不斷搞政治運動的國家，毛澤東天生喜歡鬥爭，總是不斷用政治運動來樹立自己的威信。在他看來，不搞政治運動就要亡國亡黨。就像一個賭徒，一天不賭錢手就會發癢；又像一個妓女，三天不找男人就過不得日子。有人說，老毛的嗜好就是喜歡整人，每次政治運動都要揪出百分之五的階級敵人。如果說過去運動整的老百姓和知識份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打擊的對像便是各級「當權派」。他認為翻身的日子到了，帶頭成立了「東方紅」造反組織，一天四處揪「當權派」。他愛人和兒子卻是「百萬雄師」保守組織的成員。兩派對立，父子不和，夫妻反目，家庭到先打起來了。
很快，劉少奇被打倒了，鄧小平被打倒了，李井泉被打倒了。劉吉挺、張西挺倆口子藉著這股「造反」的強勁東風，從大牢裡殺了出來，當上了宜賓地區革委會正副主任，因同一觀點，劉張沒有找他麻煩。不久暴發了『武鬥』，兩派為爭奪權力，在長江邊上擺開了戰場，愛人、兒子上火線參戰，他也上了火線，兩邊隔著掩護體看不見。他一槍打過去，沒有打中愛人，卻把愛人身邊18歲的兒子報銷了。他哭他喊，自此與愛人分手。
中央「12.25」批示下達，「清理階級隊伍」，他是被清查對像。結果，地區市管會主任變成了市管員。這時他再不鬧情緒，好像看穿了一切，管它「員不員」，只要能為人民服務就是革命，反而心安理得了。
他成天挎個鐵皮喇叭，戴個紅袖套，出入市場叫喊：「明碼實價，不準強買強賣。」一天，市場上來了一對穿軍裝不戴五星帽徽的年青男女，買了兩條大鯉魚，不把錢付夠，雙方發生爭執，他上前理論，批評這對青年男女不是。冷不防這男青年揚起手臂，重重給了他一個耳光，罵道：「混帳，你是什麼東西。」他想衝過去，卻發現這對男女青年後面站著幾個大兵，一個個虎彪彪，像廟裡的鐵羅漢。好漢不吃眼前虧，他強嚥了這口氣。後來一打聽，這對男女青年是軍分區梁司令員的女兒和女婿。
當天他回到家悶悶不樂，一個勁兒的喝酒，越喝越上氣，越覺得這世道不公平，沒有真理，沒有王法，有權有勢的人太霸道。喝到天亮，面前堆了一大堆酒瓶，他突然走進廚房摸出一把雪亮亮的菜刀，跑到軍分區大門前，一看見那威風凜凜腰垮衝鋒槍的門衛有點傻眼，但他不示弱，卻跳去跳來的叫陣：「梁××，你養的好雜種，打老子，是對的，你出來，我們評理去。」守門衛的大兵以為他是個瘋子，不理睬他。他直罵得口乾了，沒趣了，最後鐺的一聲，把菜刀釘在軍分大木牌上，似乎出了心中這股惡氣，然後晃晃蕩盪地回家睡覺。待他醒來睜開雙眼，兩個穿警服的地區公安局公安，站在他面前道：「曹剛山，你被捕了。」他揉著眼，莫名其妙地問：「什麼事?」公安人員給他一邊戴手銬一邊說：「衝擊軍分區，殺人未遂。」他脊背冒冷汗，不敢分辯，乖乖去了看守所，後被判處有期徒刑8年，送來雷馬屏農場唐家山大隊勞動改造。
曹剛山來到唐家山勞動改造，受到了很好的「禮遇」，王管教原是他「徵糧剿匪」武功隊手下的一名小兵，有過關照，有過獎賞。他來的第一天，王管教專門從場部跑來看望他，一是敘友情，二是關照。王管教提醒他：「老隊長，這是監獄，無產階級專政的地方，說話行動得千萬注意，身邊犯人全是眼睛，稍不注意就是檢舉揭發，有些事我能包下來，有些事我包不下來，總之聰明人不要吃眼前虧。」他笑笑道：「老王，謝謝你對我的提醒關照，情況不同了，今後你也不要叫我老隊長，不要為我影響你了的前途，該怎麼辦就怎麼辦。」話雖這麼說，王管教還是向中隊打招呼，沒有叫他到地裡勞動，一下就當了學習組長。
在一段時間裡，他也很安靜，自個兒掏錢訂了份《人民日報》，每天從報頭看到報尾，仔細揣摩研究，看能否找到一個突破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像演戲，「亂鬨哄，你方唱罷我登場」。一時這個派掌權，一時那個派掌權，不久林彪倒臺，劉張下馬。他認為機會來，便在獄中大肆翻案，寄出了一封封上訴信，把他說成是個「被迫害對像」，並在學習會上大訴其苦。犯人一封封檢舉揭發材料送到中隊，中隊送到場部，王管教看著嘆氣，低低罵了句：「老馬不死舊性在。」在那「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誰也怕影響自己的前途，相反只要認為能對自己前途有利，便會大打出手。此時的王管教不但不再關照他了，甚至成了推他下崖的「火車頭」。先是通過中隊撤銷了他的學習組長，再後是送入大部隊的「嚴管隊」。「嚴管隊」24小時有武裝看守，白天勞動由武裝押著，吃飯解便要喊「報告」。曹剛山成天不僅叫喊無罪，還為被打倒的劉、鄧叫屈，認為他們和自己一樣，都是受林彪陷害的革命者。不知道出於什麼目的，他居然向毛澤東寫了封「萬言書」。內容寫的什麼，不得而知，自場部收到「萬言書」後，他又從嚴管隊升了一級——關進了場部小監。王管教專此找他談過一次話：
「曹剛山，你為什麼不認罪?」
「我無罪可認」。
「你為什麼要誣衊無產階級專政?」
「我說的是不是事實?」
「你為什麼要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
「我是黨員，按照黨章規定，我有權利向黨的主席提意見。」
「你在找死!」王管教氣得跺腳。
「為真理而死，死得其所。」
他像吃了秤砣鐵了心。王管教口裡雖這麼說，心裡還是下不了這個決心，最後還是給他留下一條生路：加判為20年有期徒刑。但是曹剛山不接受，拒絕在《判決書》上簽字。繼續叫喊無罪，再次向毛澤東上「萬言書」，公然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錯了，犯了方向性錯誤」，還說「無休止地搞階級鬥爭，國將不國，家將無家」，並用他切身事實作為佐證。由於他攻擊到毛澤東的要害，上面批示下來四個字：「立即殺掉。」
判處死刑後，他戴上腳鐐手銬，關在黑洞洞的小監裡，成天倚牆思索，只要一闔眼，就看見被他斃了的父親：五花大綁，背插死標，又聽圍觀人竅竅私語地議論：「聽說今天殺曹鄉長的是他親生兒子，他可愛他兒子了。兒子生下來缺奶，他親自養條奶牛，每天三次擠奶去餵，唉，真想不到……」
「什麼想得到想不到，人家是共產黨員，得追求自己的前途，不站穩立場能當官嗎!」
「共產黨提倡檢舉揭發，大義滅親，不然怎麼能把老蔣打跑。」
「你們說這些都是屁話，世間上總得有個章法，哪有兒子斃老子的。」
「我看那兒子會遭報應的，老天不懲罰才怪。」
當時他想退縮，收回寫給組織的請求，可是刑場上千百雙眼睛在看著他。此時，他父親突然轉過頭，曹剛山依然看見那張慈祥的臉，那兩道長眉蓋著的親切眼睛，花白鬍鬚遮著的嘴巴張開了：「娃娃，想不到老子到死在你手裡。」
他慌了，雙眼不敢看父親，指頭扣動了板機，「叭叭」一團火，一團綠陰陰的火光，帶著呼嘯的鐵彈飛了過去。父親一個踉蹌，半邊腦袋不見了，綠綠的草地上，全是白的腦花，紅的鮮血。
「死了，他死了，是我殺了他，想不到而今輪到我了」他一驚是個惡夢，突然瘋狂地叫起來：「報應呀!報應呀!」
「你叫什麼，」監視看守他的武裝跑來訓斥他：「什麼『報應』?」
他不願捧訴曲腸，怪模怪樣地一個勁狂笑，突然喊出了極反動的口號：「打倒暴政!打倒毛澤東!」
王管教聞訊趕來，當機立斷，火速下達命令：「快用力，把他舌頭割了。」
武裝、幹部、獄醫，十多個人湧進小監，用鐵鎚和手鉗敲開他的口腔，並用外科手術器械開口器擴張嘴巴，再用舌鉗將舌頭拖出。王管教親自持著一把鋒利無比的尖刀，順著他的舌根一轉，立即滿口鮮血噴了出來。他再也喊不出什麼話語了，口腔裡不斷夾著「呼呼」的慘叫，噴出如注的鮮血。慌亂之中誰也沒有料到，曹剛山這時突然飛越一腿，狠狠踢在王管教小肚上，踢得王管教喊媽叫娘在地上滾成一團。一個虎彪彪的武裝，從地上拾起鋒利的尖刀，抱著曹剛山的腿，把腳筋給他割斷。所以在全場萬名犯人的公判大會上，大家看到的曹剛山臉無血色，罩著帶血的大白口罩，四個武裝架著他聽宣讀《判決書》。
他死了，他和他父親一樣地死了。所不同的是他父親死前沒有割舌頭，挖腳筋，只是槍眼穿的腦袋。他雖然保存著完好的腦袋，胸腔上卻有數十個彈孔和刺刀紮下的黑洞……
──轉自《阿波羅網》
（責任編輯：李明心）
一九四九年後，為貫徹執行中共中央「無產階級專政」改造人犯的勞改政策，四川省公安廳勞改局，把這裡圈劃為監獄，真是一座天然的監獄。它用不著設置重兵，也用不著修築高牆，更不需要架設電網，只要在那連接宜賓的新市鎮關口處修築兩個碉堡，架設幾挺機槍，便固若金湯萬事大吉。於是，從1950年起，一批批國民黨「殘渣餘孽」(甲長、保長、鄉長、縣長和軍以下的師、團、營、連軍官)送到這裡來「勞動改造，脫胎換骨」，接著是不甘心失去財富的地主、富農和槍口下留下來的土匪惡霸，再後是不擁護社會主義制度的「右派份子」和「反革命分子」以及「投機倒把分子」，再再後是「造反派」與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人。儘管他們出身不同，社會地位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其罪名幾乎一樣：不擁護「無產階級專政」或仇視「無產階級專政」。昔日戰場上的冤家，鬥爭會上的對立面，經濟利益上的仇敵，均成了殊途同歸的「同改」。
雷馬屏勞改農場為地師級編製，直屬省公安廳管轄，有四個分場，每個分場下有4個大隊，每個大隊下面又有4~6個中隊，每個中隊約200多號犯人，刑期從3年到20年不等。除此，分場和總場還有直屬的工廠、醫院，據說有三四萬犯人。它的管理幹部多是轉業軍人，少部分是地區調來的工農幹部，幾乎沒有一個受過高等教育和經過正規警政學校教育培養出來的幹警。
雖然他們大字不識幾個，開口閉口媽屁連天可代表黨和毛主席呀!因此，他們的一言一行都是法，一招一式都是律，誰敢於反抗?誰又敢反抗!稍不注意，輕則加刑，重著掉命。由於雷馬屏遠離城市，座落在深山老林裡，幾乎沒有任何娛樂生活，環境十分枯燥單調，不少獄吏便把訓斥犯人、打吊犯人視為消遣取樂的「玩一手」。縱然有時失手打傷、打殘、打死幾個犯人，也是方法問題，不是立場問題。方法不掉飯碗，立場要脫警服，故形成了一套傳統的「獄政」方針：對犯人改造「寧左勿右」，打一打吊一吊視為「家常便飯」。
我是一九七八年去雷馬屏勞改農場「接受改造」的，先在馬湖分場唐家山大隊入監隊學習，三個月後分到馬家灣中隊正式勞改。入監隊有兩佰多人，分成10個組，組長是接受改造的老犯，每天向幹部作次匯報。一次分場管教王管教來向我們訓話，十分直白地指著大隊部壩子內幾棵粗大枝彎的柏樹說：「解放20多年來，我們雷馬屏改造了幾十萬犯人，你們看這幾棵柏樹就是吊人吊彎的。」我的天，業績多麼輝煌!
王管教原是當地徵糧剿匪武工隊的隊員，三十齣頭，身材矮胖，黑黝黝皮膚，手短足短，由於臉上肥肉膘太多的原固，一講話肉就發顫，人就顯得特別凶殘。他不僅是分場部的當家管教，還是雷波縣人民法院的派駐人員，管犯人加刑減刑，權力大得很。他屁股兜上就揣著法院的加刑通知書，比如遇上心情不好，犯人冒犯了他或他看你不順眼，立即把你叫過來，從屁股上掏出法院加刑《通知書》，用鋼筆在上面一劃，劃你幾年就是幾年，所以犯人私下叫他「王加刑」。我去前，分場部剛開過全場犯人的寬嚴大會，槍斃了一個叫曹剛山的犯人。有人說這是條好漢，判了死刑關在小監裡還呼喊反動口號：「打倒暴君毛澤東!」「打倒暴政共產黨!」嚇得幹部、武裝如臨大敵。還是王管教拿刀割了他的舌頭，才使他喊不出來。他還不依不饒用腳踢，後又用刺刀割斷他腳筋，四個人把他架到會場，真夠頑強。但也有人說「這樣的人遲早該殺頭，連自己父親都不認，去當劊子手，這叫報應。」
我是記者出身，喜歡打聽，後來一個叫周銳的老犯向我講述了整個事情的經過。說他是「老犯」並不是指年齡，而是在這裡關押的時間。他是成都人，初中時因結社成立文化團體，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判處有期徒刑20年，1958年送來雷馬屏農場勞改，他曾和曹剛山在一個小組，對曹的歷史、為人、犯罪經過、被殺原因等一清二楚。下面記敘的這些血與淚的文字，就是曹剛山一生的故事：
1948年和1949的夏，在共產黨策劃和操縱下，全國各大城市暴發了「反飢餓，反內戰，要民主，要自由」的大遊行，參加者多是學生。在成都提督街是遊行的中心，上萬學生聚集到國民黨省政府門前，與軍警憲相持了三天三夜，他們演出「靈官掃臺」的活報劇(當時省府主席叫王陵基)高唱《團結就是力量》、《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等革命歌曲，並喊出「民主建國，反對內戰」、「要自由，不要獨裁」、「打倒蔣介石，打倒國民黨」等口號。
當時曹剛山已經加入共產黨地下組織，是成都學運的一個小頭目，負責聯絡和傳遞消息。國民黨用皮鞭、警棍、水龍頭把學生驅散，並開始搜捕學運的指揮人，曹剛山上了逮捕黑名單，地下黨組織即時通知了這一消息，他不敢怠慢，立刻逃回老家宜賓縣躲藏起來。
他的父親是個鄉長，又是三義會的舵把子，在地方上是個連縣長也不敢惹的歪人。追捕他的人找到他父親，叫把曹剛山交出來。父親自來心疼兒子，對他寄有厚望，哪會交人。追捕人要強行搜查，他父親笑笑說：「沒說你們這幾個人，就是來一個團我也不會交出我兒子。」他喊一聲來人，廳下馬上站出五六十個彪形大漢，人人手裡提著德國造20響的連發手槍。來搜查的人，聲明道：「曹鄉長，並不是我們要和你過不去，這是王主席的命令。」他父親一聲冷笑道：「把『命令』拿給我看」當他看了『命令』卻一把撕得粉碎，把胸脯一拍，對著追捕人道：「你們回去告訴王陵基，沒說他的『命令』不執行，就是蔣介石蔣總統的『命令』老子也不執行!要人，沒門，老子槍眼不認黃，快滾!」幾十個提刀握槍的大漢步步逼上，嚇得幾個追捕他兒子的人求命逃竄。
伺夜，他把兒子叫到屋裡問過明白，曹剛山坦誠自己是共產黨員，是成都大遊行的組織者之一。他聽後思索了半天，提醒兒子道：「聽說共產黨共產共妻，六親不認，要它真的來了，沒把老子弄出來斃了。」兒子道：「爸爸，這是謠言，共產黨是最開明最進步的黨，一切為著老百姓，要它是共產共妻，六親不認，能解放半個中國嗎?現在國民黨被打得抱頭鼠竄，老蔣很快就完蛋了……」他爸爸抽著水煙袋，默默地聽著，若有所思地點點頭，然後又不相信地問一句：「我們是有錢人，我又是地方上的鄉長，三義會的『舵把子』，萬一他們來了要整我怎麼辦?」兒子道：「爸爸你就放心吧，只要你把多餘的田地房子交出來，共產黨整你幹啥，再說你兒子就是共產黨，我還騙你不成。」爸爸說：「老子就信你的，反正錢財是身外之物，你都不疼我還疼什麼。」最後提醒他：「現在你先藏段時間，等風聲過了再說。」
天翻地覆，鑼鼓喧天。1949年12月四川和平「解放」了，曹剛山成了接管當地的軍代表之一。當時社會秩序尚不穩定，散兵游勇，地痞無賴，燒殺搶奪的事時有發生。不少人斷言，共產黨是「兔子尾巴——長不了」，各地很快響起了叛亂槍聲，他父親也捲了進去。鎮壓叛亂，安定社會，成了當務之急。組織找他談話，叫他去說服他父親認清形勢，棄暗投明，歸順共產黨。他毫不猶豫接受了這任務，隻身回到鄉裡作父親的工作。父親說：「共產黨不講信義，抓了不少起義的人，所以大家才動起來，我是迫不得已。」他批評父親說：「我是共產黨員，縣裡的軍代表之一，你這樣做不是葬送了我的前程。我們和別人不一樣，我們是革命家庭啊!」父親道：「我現在鬧了這當事，共產黨能放過我嗎?」曹剛山說：「組織上向我保證，只要你放下武器，跟著共產黨，仍然當你的鄉長，要是立了功還會受到獎勵。」
天底下誰的父親不相信兒子的話，難道兒子還會害父親嗎?曹剛山也決無此心，但後來的形勢發展卻由不得他了。在強大的武力和政治攻勢下，叛亂槍聲啞了下來，代之而起的是轟轟烈烈的「徵糧剿匪」、「減租退押」等運動。曹剛山的父親被通知到縣裡舉辦的「自新人員學習班」學習。
這個學習班的學員全是國民黨時代的鄉保甲長與袍哥大爺，學習的內容是各人主動坦白交待罪行。開始每週回家一次，漸次取消了，再後有瞭解放軍站崗，不能自由出入，再再後是一個一個五花大綁推向公審會，吃了槍子兒。曹剛山的父親曾逼死過人，有血債，屬於鎮壓對像。
一天組織找曹剛山談話，並告訴了此一決定，要他「劃清界限，站穩立場」。他想了想，立刻慷慨激昂地表示：「我父親是個堅決與人民為敵的反革命分子，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我堅決擁護組織上的決定。」這時，他考慮的是自己革命前途，而不是父子之間的親情。
他十分清楚，只要有半點猶豫，沒說晉陞提拔，受到黨的重用，就連這個軍代表都當不成。組織上畢竟比他考慮問題週到，又提出個新的問題問他：「你父親被槍斃後誰去收屍?」他想也不想地回答道：「我是兒子，應該由我收屍，但我是革命者，不能做這沒有立場的事，豬拉狗扯，是他的活該。」組織上默然，不再說什麼。回到機關他的女朋友(即後來他的妻子)，是個新參加工作的狂熱青年，得知這事後向他說：「剛山，這正是你爭取立功表現的機會，是我一定向組織申請，親自斃了他。」曹剛山全身震動，膽怯怯地道：「他是我父親呀!」「什麼父親不父親，這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問題，也是一個立場問題。現在組織上不是號召我們要大義滅親嗎?你為什麼不敢?」
他經過長久思索，終於下定決心，向組織寫出書面請求，大意是「我父親曹××，罪大惡極，血債纍纍。我是一個共產黨員，為了劃清界限，堅定革命立場，請求組織將執行槍決我父親的任務交給我來完成。」他的革命行動很快得到組織批准。當他父親插著用紅筆勾了名子的死標，押上刑場，在執行前的一刻，突然轉頭怒視道：「娃娃，想不到老子死在你手裡。」他不敢看，閉著雙眼扣響了板機。自此，曹剛山成了地區紅人，「大義滅親」的「模範人物」，大家學習的「榜樣」，各方面都一帆風順，官位步步高陞，先是「清匪反霸」武工隊的隊長，爾後升為大隊長，再後升為支隊長，大權在掌，威風凜凜。
民主運動結束後，轉入建政時期，他被任命為地區工商局局長，行政十五級屬縣團級。那時的工商局不像現在的工商局這麼熱火吃香，是個非要害部門，地區黨委政府直轄部門才是走紅部門，諸如組織部、宣傳部、祕書處、辦公室。他心裡不太舒暢，常常在愛人面前發牢騷：「我出生入死，大義滅親，到頭來卻得了個閑位子。」愛人是文印員，地位雖然低卻是要害部門，經常接近領導，便把它的思想問題如實地向地區領導作了匯報。開初是個別談話，稍後是不點名地在會上批評。到了1955年5月，全國開展了反胡風的「機關肅反」運動，一夜，肅反領導小組對全區幹部實行大搜查。搜查內容主要是私人來往信件和日記，以及一些文字性的東西，後在他日記上發現這樣一段文字：「媽媽愛我卻不疼我，媽媽信任我卻不用我，哪兒才是我的綠草?哪兒才是我的雨露?哪兒才是我夢想的王國?」很清楚這是「人在曹營心在漢」的表白。
再一查他的歷史，他曾在大學二年級時集體參加過國民黨的「三青團」，地區「肅反」領導小組立即懷疑他是「暗藏下來的階級敵人」。對他實行隔離審查，批判鬥爭，叫他如實交待問題。他說，參加「三青團」是黨組織的決定，目的是打入敵人內部刺探情報，但拿不出來任何文字性的證明材料，找當時地下黨負責人吧，那負責人解放後不知在何處工作，根本聯繫不上，最後作為懸案存檔。
自此，他不再是地區工商局局長，成了地區市場管理部主任。地位一變，家庭也發生變化，愛人從過去唯唯諾諾的主婦，一下成為頤指氣使的領導，洗衣煮飯全成了他的「革命任務」。有什麼辦法，此一時彼一時也!好在有了一個五歲兒子，對家庭起到了十分穩定的作用。當時宜賓地區當權者是劉吉挺、張西挺，他認為是整他的人，總想伺機報復。
他不久發現，劉張和四川省委李井泉書記不和，常在私下裡說他「專橫」「不講民主」，搞『一言堂』。他偷偷地寫成檢舉材料直寄省委李書記的辦公室。不知是他的告狀起了作用還是其它原因，不久劉張被省委撤職隔離反省，關進省公安廳看守所。他高興得手舞足蹈，酪酊大醉，笑著在人前罵：「不是不報，日子未到，日子一到，一切皆報。老子雖不是局長，總還是個市管會主任。你威風，吃你『二三三』去(指獄中囚糧，犯人每天早晨二兩、中午三兩、晚上三兩)。」並揚言，這是他向李書記反映的結果。
當時中國是個不斷搞政治運動的國家，毛澤東天生喜歡鬥爭，總是不斷用政治運動來樹立自己的威信。在他看來，不搞政治運動就要亡國亡黨。就像一個賭徒，一天不賭錢手就會發癢；又像一個妓女，三天不找男人就過不得日子。有人說，老毛的嗜好就是喜歡整人，每次政治運動都要揪出百分之五的階級敵人。如果說過去運動整的老百姓和知識份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打擊的對像便是各級「當權派」。他認為翻身的日子到了，帶頭成立了「東方紅」造反組織，一天四處揪「當權派」。他愛人和兒子卻是「百萬雄師」保守組織的成員。兩派對立，父子不和，夫妻反目，家庭到先打起來了。
很快，劉少奇被打倒了，鄧小平被打倒了，李井泉被打倒了。劉吉挺、張西挺倆口子藉著這股「造反」的強勁東風，從大牢裡殺了出來，當上了宜賓地區革委會正副主任，因同一觀點，劉張沒有找他麻煩。不久暴發了『武鬥』，兩派為爭奪權力，在長江邊上擺開了戰場，愛人、兒子上火線參戰，他也上了火線，兩邊隔著掩護體看不見。他一槍打過去，沒有打中愛人，卻把愛人身邊18歲的兒子報銷了。他哭他喊，自此與愛人分手。
中央「12.25」批示下達，「清理階級隊伍」，他是被清查對像。結果，地區市管會主任變成了市管員。這時他再不鬧情緒，好像看穿了一切，管它「員不員」，只要能為人民服務就是革命，反而心安理得了。
他成天挎個鐵皮喇叭，戴個紅袖套，出入市場叫喊：「明碼實價，不準強買強賣。」一天，市場上來了一對穿軍裝不戴五星帽徽的年青男女，買了兩條大鯉魚，不把錢付夠，雙方發生爭執，他上前理論，批評這對青年男女不是。冷不防這男青年揚起手臂，重重給了他一個耳光，罵道：「混帳，你是什麼東西。」他想衝過去，卻發現這對男女青年後面站著幾個大兵，一個個虎彪彪，像廟裡的鐵羅漢。好漢不吃眼前虧，他強嚥了這口氣。後來一打聽，這對男女青年是軍分區梁司令員的女兒和女婿。
當天他回到家悶悶不樂，一個勁兒的喝酒，越喝越上氣，越覺得這世道不公平，沒有真理，沒有王法，有權有勢的人太霸道。喝到天亮，面前堆了一大堆酒瓶，他突然走進廚房摸出一把雪亮亮的菜刀，跑到軍分區大門前，一看見那威風凜凜腰垮衝鋒槍的門衛有點傻眼，但他不示弱，卻跳去跳來的叫陣：「梁××，你養的好雜種，打老子，是對的，你出來，我們評理去。」守門衛的大兵以為他是個瘋子，不理睬他。他直罵得口乾了，沒趣了，最後鐺的一聲，把菜刀釘在軍分大木牌上，似乎出了心中這股惡氣，然後晃晃蕩盪地回家睡覺。待他醒來睜開雙眼，兩個穿警服的地區公安局公安，站在他面前道：「曹剛山，你被捕了。」他揉著眼，莫名其妙地問：「什麼事?」公安人員給他一邊戴手銬一邊說：「衝擊軍分區，殺人未遂。」他脊背冒冷汗，不敢分辯，乖乖去了看守所，後被判處有期徒刑8年，送來雷馬屏農場唐家山大隊勞動改造。
曹剛山來到唐家山勞動改造，受到了很好的「禮遇」，王管教原是他「徵糧剿匪」武功隊手下的一名小兵，有過關照，有過獎賞。他來的第一天，王管教專門從場部跑來看望他，一是敘友情，二是關照。王管教提醒他：「老隊長，這是監獄，無產階級專政的地方，說話行動得千萬注意，身邊犯人全是眼睛，稍不注意就是檢舉揭發，有些事我能包下來，有些事我包不下來，總之聰明人不要吃眼前虧。」他笑笑道：「老王，謝謝你對我的提醒關照，情況不同了，今後你也不要叫我老隊長，不要為我影響你了的前途，該怎麼辦就怎麼辦。」話雖這麼說，王管教還是向中隊打招呼，沒有叫他到地裡勞動，一下就當了學習組長。
在一段時間裡，他也很安靜，自個兒掏錢訂了份《人民日報》，每天從報頭看到報尾，仔細揣摩研究，看能否找到一個突破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像演戲，「亂鬨哄，你方唱罷我登場」。一時這個派掌權，一時那個派掌權，不久林彪倒臺，劉張下馬。他認為機會來，便在獄中大肆翻案，寄出了一封封上訴信，把他說成是個「被迫害對像」，並在學習會上大訴其苦。犯人一封封檢舉揭發材料送到中隊，中隊送到場部，王管教看著嘆氣，低低罵了句：「老馬不死舊性在。」在那「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誰也怕影響自己的前途，相反只要認為能對自己前途有利，便會大打出手。此時的王管教不但不再關照他了，甚至成了推他下崖的「火車頭」。先是通過中隊撤銷了他的學習組長，再後是送入大部隊的「嚴管隊」。「嚴管隊」24小時有武裝看守，白天勞動由武裝押著，吃飯解便要喊「報告」。曹剛山成天不僅叫喊無罪，還為被打倒的劉、鄧叫屈，認為他們和自己一樣，都是受林彪陷害的革命者。不知道出於什麼目的，他居然向毛澤東寫了封「萬言書」。內容寫的什麼，不得而知，自場部收到「萬言書」後，他又從嚴管隊升了一級——關進了場部小監。王管教專此找他談過一次話：
「曹剛山，你為什麼不認罪?」
「我無罪可認」。
「你為什麼要誣衊無產階級專政?」
「我說的是不是事實?」
「你為什麼要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
「我是黨員，按照黨章規定，我有權利向黨的主席提意見。」
「你在找死!」王管教氣得跺腳。
「為真理而死，死得其所。」
他像吃了秤砣鐵了心。王管教口裡雖這麼說，心裡還是下不了這個決心，最後還是給他留下一條生路：加判為20年有期徒刑。但是曹剛山不接受，拒絕在《判決書》上簽字。繼續叫喊無罪，再次向毛澤東上「萬言書」，公然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錯了，犯了方向性錯誤」，還說「無休止地搞階級鬥爭，國將不國，家將無家」，並用他切身事實作為佐證。由於他攻擊到毛澤東的要害，上面批示下來四個字：「立即殺掉。」
判處死刑後，他戴上腳鐐手銬，關在黑洞洞的小監裡，成天倚牆思索，只要一闔眼，就看見被他斃了的父親：五花大綁，背插死標，又聽圍觀人竅竅私語地議論：「聽說今天殺曹鄉長的是他親生兒子，他可愛他兒子了。兒子生下來缺奶，他親自養條奶牛，每天三次擠奶去餵，唉，真想不到……」
「什麼想得到想不到，人家是共產黨員，得追求自己的前途，不站穩立場能當官嗎!」
「共產黨提倡檢舉揭發，大義滅親，不然怎麼能把老蔣打跑。」
「你們說這些都是屁話，世間上總得有個章法，哪有兒子斃老子的。」
「我看那兒子會遭報應的，老天不懲罰才怪。」
當時他想退縮，收回寫給組織的請求，可是刑場上千百雙眼睛在看著他。此時，他父親突然轉過頭，曹剛山依然看見那張慈祥的臉，那兩道長眉蓋著的親切眼睛，花白鬍鬚遮著的嘴巴張開了：「娃娃，想不到老子到死在你手裡。」
他慌了，雙眼不敢看父親，指頭扣動了板機，「叭叭」一團火，一團綠陰陰的火光，帶著呼嘯的鐵彈飛了過去。父親一個踉蹌，半邊腦袋不見了，綠綠的草地上，全是白的腦花，紅的鮮血。
「死了，他死了，是我殺了他，想不到而今輪到我了」他一驚是個惡夢，突然瘋狂地叫起來：「報應呀!報應呀!」
「你叫什麼，」監視看守他的武裝跑來訓斥他：「什麼『報應』?」
他不願捧訴曲腸，怪模怪樣地一個勁狂笑，突然喊出了極反動的口號：「打倒暴政!打倒毛澤東!」
王管教聞訊趕來，當機立斷，火速下達命令：「快用力，把他舌頭割了。」
武裝、幹部、獄醫，十多個人湧進小監，用鐵鎚和手鉗敲開他的口腔，並用外科手術器械開口器擴張嘴巴，再用舌鉗將舌頭拖出。王管教親自持著一把鋒利無比的尖刀，順著他的舌根一轉，立即滿口鮮血噴了出來。他再也喊不出什麼話語了，口腔裡不斷夾著「呼呼」的慘叫，噴出如注的鮮血。慌亂之中誰也沒有料到，曹剛山這時突然飛越一腿，狠狠踢在王管教小肚上，踢得王管教喊媽叫娘在地上滾成一團。一個虎彪彪的武裝，從地上拾起鋒利的尖刀，抱著曹剛山的腿，把腳筋給他割斷。所以在全場萬名犯人的公判大會上，大家看到的曹剛山臉無血色，罩著帶血的大白口罩，四個武裝架著他聽宣讀《判決書》。
他死了，他和他父親一樣地死了。所不同的是他父親死前沒有割舌頭，挖腳筋，只是槍眼穿的腦袋。他雖然保存著完好的腦袋，胸腔上卻有數十個彈孔和刺刀紮下的黑洞……
──轉自《阿波羅網》
（責任編輯：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