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有作夢的經歷，人人都會有夢醒的感受。如果是好夢醒來，你也許會感到遺憾、惆悵；如果是惡夢醒來你大概會暗自慶幸。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在上個世紀1957年以後的二十三年裡，我的一位友人叫陳培萬，卻做了一個難醒的長長的惡夢，直到夢醒多年後的今天，仍然心有餘悸、驚魂難定，不堪回首。
工業生產、農業生產、交通運輸、金融財政，都可以下達「指標」，努力爭取完成，然而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也下達「指標」。要在你這個單位或系統中，揪出佔總人數百分之五的人為「右派」，不達目的，誓不罷休。這就是「今古奇觀」中都找不到的怪事了，然而怪事歸怪事，事情還非得照辦不可，還美其名曰「補課」。
陳培萬先生當時正在四川宜賓市東街某診所擔任醫生，而宜賓市衛生系統中百分之五的「任務」就沒有「完成」，怎麼辦？好辦得很，借用電影《抓壯丁》中王保長的一句話，就是「給老子抓啊」！於是「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是「犧牲」別人不是「犧牲」自己)，要「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宜賓市衛生系統的領導們，便把它下屬的一批人集中在該市人民路的一所房子裡，開會學習，動員大家「幫助黨整風」向黨提意見。
由於此時已是1957年的十月份了，什麼「章羅聯盟」、「黨天下謬論」早已在報上大批特批，「偉大」的「陽謀」已經大白於天下了，所以會上冷冷清清沒人敢說話，即使領導們指使幾個積極份子帶頭髮言，故意「放毒」，「引蛇出洞」，也效果不佳。然而在絕對的權勢面前，「沉默」也不是「金」，更不能避禍，最終陳培萬和胡繼民、衛竹仁等六人因「出身成分不好」一齊被「抓」了出來，於是勝利地完成了「百分之五」的任務，這些人卻墜入了萬丈深淵！
當時這幾個人的「罪名」大得有點嚇人，是「章羅聯盟」的「吹鼓手」，遺憾的是章伯鈞、羅隆基二位老先生直到作了古人，也未見過他們一面，哪裡知道遠在四川的宜賓會有這些「忠心耿耿」的「精兵強將」呢？然而專制之下，無理可講，於是」發配勞動教養。
「勞動教養」這是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制中的怪胎，但又不全是中國，而是從蘇聯「老大哥」那裡學來的「先進經驗」，怎麼個「先進」法呢？第一它說勞教只是一種行政處分，就像警告、記過、開除一樣，是某行政部門給你的一種處分，問題是這個「某」行政部門、權力大過天，它一句話、一張紙，就可以剝奪你的一切包括人身自由，使你成了實際上的囚犯；第二，由於它這種耍把戲變戲法一樣的「行政處分」，於是繞開了司法程序，不經任何檢察起訴、審判（當然更無辯護）一步到位就把你送進了沒有監獄名稱的監獄——勞教隊。
就這樣，1958年4月，陳培萬被送到了一個叫珙興農場的勞教隊。此處地處高山距底洞鎮40華裡，從山腳到山頂還有十八華裡的陡坡路，真是名符其實的窮山惡水。
珙興農場從建立到撤走，犯人們在這荒山上共開懇了大約四百畝土地。由於惡劣的自然氣候以及貧瘠的土地條件，每年只能種植一季農作物，玉米、紅苕、洋芋，產量也很低，連自給自足的囚糧都辦不夠。成為地區公安處的一個「包袱」。而勞教人員除少數農村裡的「反社會主義分子」無供應外，大多數來自機關、居民，隨戶口辦理了糧食供應證，可以從糧站去購買。所以「囚糧」還不成問題
一九五九年七月，正是炎炎夏日，酷暑難當之時，一天午後，地區公安處一輛汽車，搖搖晃晃的從雙河鎮那條小公路上開到了農場的大壩裡，從車上下來兩個便衣幹部，還有4個全副武裝的公安兵。此情此景，按勞改、勞教單位慣例，與其條件反射，要麼是逮捕人，要麼是調動人。晚飯後，全部勞教人員集合在大壩裡，這時樂山中川鐵廠的趙「幹事」，（按監獄中的規定，犯人稱幹部為「隊長」，勞教人員稱幹部為「幹事」）。便給大家作「報告」。他說，樂山中川鐵廠，是一座現代化的大工廠，屬於勞教單位，是你們改造思想最理想的地方，以後，你解除了勞教，就可以成為一名鋼鐵工人……
第二天早飯後，肖、趙兩位幹事，手裡拿著花名冊，凡點到名的，帶好自己簡單行李上車依次坐好。汽車便搖搖晃晃地上路了。當天來到了樂山中山鐵廠。陳培萬因為會點醫術被分配在衛生所。其實所謂的衛生所，酷似乞丐的住所，病房裡是通鋪，病人像沙丁魚一樣一個緊挨一個。這些病人，都是勞改、勞教人員，也不分科室隔離。如果說這些病人是住院治療疾病，到不如說是暫時停止繁重勞動時的休息場所。這個中川鐵廠職工醫院，除院長、書記、「管教」是幹部，其它的醫生都是勞教人員，他們有重慶醫專、貴陽醫學院等在校學生，而被劃為右派送勞教的。
這座樂山中川鐵廠，離沙灣鎮大約2公裡，是那瘋狂年代的產物。追憶它歷史，實在令人噴飯。在鋼鐵大躍進的年代，為了超英趕美，鋼鐵翻翻，神州大地掀起了大辦鋼鐵的狂潮，自力更生，土法上馬，真是神州大地無處不冒煙。沙灣橋頭的中川紙廠是一座勞改工廠。各行各業都要大辦鋼鐵，勞改單位也不例外。於是發昏發燒的管教們，在紙廠（監獄）裡用沙石砌起了土高爐，從三峨山採來品位很低的硫鐵礦，從沫江煤礦運來焦炭，利用廠裡的設備電動鼓風機，開始了大辦鋼鐵，但是兩天後那種「鐵水奔流，鋼花四濺」的動人景觀總不出現。人們常說，勞改隊裡出人材，於是有犯人建議，將那些廢舊的鐵鋼廢料，投入爐中，奇蹟終於出現了，那鐵水池中滿滿的一池鐵水，於是做雙「喜」沙盤，產出鐵水，公然取得了24公斤鐵的優越成績，一輛汽車上掛滿彩旗、鑼鼓喧天，熱熱鬧鬧送到樂山鋼辦，地區公安處報喜。受到上面的嘉獎。從而政法系統為了成為樂山的先進，利用三峨山上的鐵礦，沫江煤礦的集炭，羅一溪的堿石(石灰石)原燃材料，就地取材，公安系統、人力資源（勞教、勞改）更是不缺，所以決定建立中川鐵廠。
在中川鐵廠裡人分五等，食具三色，廁所也要分清「敵我」二邊分。人分五等是指幹部、工人、就業員、勞教勞改。幹部是這裡的最高統治者一言九鼎，具有一切特權，其次是工人，他們是大躍進中鐵廠招來的農民，雖然政治上也是工人階級，但是這種單位一無權二無勢，只能幹活領工資。第三等人是「就業員」，是勞教期滿後，當局不放心，這些人回到社會上去會「興風作浪」，於是來個「強迫留隊」，美其名曰「就業」，這個「就業」並非失業後找到了工作那種可喜之事，而是被強迫扣留在勞教場所，繼續強迫「改造思想」，強迫勞動，也就是換湯不換藥的無限期的進行「勞教」，第四種人就是這些右派勞教，第五種是在押犯人，一萬多人分成如此多的「三六九等」，所以吃飯也得「食具三色」：幹部工人一個食堂，伙食在當時是最好的，經常有暈有肉有新鮮蔬菜。就業員、勞教分子、一個食堂，就差多了，數量少、質量差。第三是犯人食堂那就更可憐了，連肚子也休想填飽，大概由於「吃」的不同，所以「拉」也得有區別，幹部工人一個廁所，就業員、勞教、犯人一個廁所，廁所也得劃清界限，分清「敵我」，無論「內急」到何種程度「敵人」絕不敢進「我」方廁所，反之「我」也不能妄入「敵」廁，以免喪失立場，喪失尊嚴的身份。
進入一九五九年，隨著衛星滿天飛，凱歌震雲霄的「高歌猛進」，長城內外，大江南北，餓殍遍地，社會主義的大好形勢卻出現了餓飯現象，上面發出號召：「低標準、瓜菜代，勤緊褲帶還外債」。幹部們說：是那個「蘇聯老大哥」背信棄義，硬卡我們的脖子。所以只好不吃或少吃糧食。人們的糧食標準一降再降。那些重體力勞動者，從原來的48市斤降到38斤。從事腦力勞動的醫務人員，從每月28市斤降到19斤，其中還要扣除半斤糧食來儲備作為「月大」有31天的調劑糧，所以每天只有6兩。然而，13,000多勞教犯人的繁重勞動卻有增無減，有的長達12小時以上。飢餓、營養不良、體力的加倍消耗，水腫病開始大量上升。加之醫院中藥品匱乏，連普通的維生素及葡萄糖之類的藥品也在嚴格控制之下。當病人處於極度心力衰竭必須使用時，醫生的處方還需院長簽字批准，而且其批准用量只是處方的一半或三分之一。醫院的院長，叫向黑蛋，山西人，文盲。除認得年月日的12345外，只認得他那個「向」字。因為資格老（1942年當八路）他說怎麼辦就是真理，他想罵誰，你就只能低著頭等他罵，稍有辨白將會接受他的耳光拳頭。他的口頭禪是，對你們（勞教、犯人）就要用對付日本鬼子那樣的辦法。
由於嚴重的營養不良，病員的上升率逐日增加。原有的病房再也無法容納了。於是又利用一些廢棄的工棚增設了二病區、三病區。這些病區都是用木料綁成的通鋪，不管什麼病員，反正「見縫插針」的安置。由於無藥品治療，病人的死亡率也逐日增加。到一九六一年春天由每天死亡2—3人增加到每天死亡10人以上。有時當一個死人才抬出去丟在地上，第二個死人馬上又得抬出去丟。對於一天死上三、五個人的現象無論是幹部還是醫務人員都已經司空見慣至麻木不仁。最高「歷史記錄」，一天死亡22人。在那三年中，中川鐵廠到底死亡多少人，恐怕時至今日，官方也沒有確切的統計數字。陳培萬個人概算，決不少於1,500—2,000無辜者死於非命。
人死了，總是要掩埋的。醫院裡有一個雜工組，都是身強力壯的勞教人員。雜工組的工作任務是為全醫院幹工伙食團，及勞教、病員伙食團的糧食、蔬菜、燃料等運輸工作。後來又兼任掩埋死人的工作。病人死了，通知雜工組組長。由組長持醫院辦公室開的證明，到基建中隊的木工房去用邊角余料釘一付匣子再裝上死人，抬到三峨山上去挖坑埋上。然而雜工組埋人也很動腦筋的，先在一個土埂上挖一個坑，將木匣子放下後，臨近挖土來掩埋，取土的第二個坑，又是放匣子的坑，就是用第三坑的土埋二坑，第四坑的土埋三坑，依次類推，卻似農村中栽紅苕時那種苕埂。由於土薄，偶遇大雨沖刷泥土沖走，木匣顯露，那些無辜的死屍成為一群餓狗的美味佳餚。所以當時出現了一種反常現象。人由飢餓而得了水腫病，有的則骨瘦如柴，可是有幾隻野狗卻長得肥胖胖的，因為它們時常都享受到人肉的美味。
死人越來越多，到後來連作個薄薄的木匣子（棺材）的木材也沒有了，只好將死者用被單一包就丟進坑裡用土掩上了事。到一九六一年，也就是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後期，神州大地已是哀鴻遍野，關在中川鐵廠的勞教分子，自然就只有當「等死隊」隊員的份了。
此時，醫院各病區已人滿為患。入院的病人只能放在過道上。設備簡陋，藥品匱乏，如果說病區是挽救生命的場所，到不如說是那些無辜者等待結束生命的「停屍房」。死亡人數一天一天的增多，靠那幾個雜工組來掩埋死人已經不能完成了，然而那一具具赤身裸體的死人，拋在病房外的空地上，必然給人們精神上造成恐慌、影響極壞。於是醫院書記楊一萍，召集醫護人員開會，要求各病區的死人，由各病區醫護人員掩埋，如不即時處理，造成不良的政治影響，要追究責任，同時規定：凡埋一個死人，獎勵飯票一斤。在那個年代，一斤飯票的誘惑力勝過百萬黃金。
病區的醫護人員，相對而言，比較年輕，雖然糧食定量低（每月19斤）但勞動量小，熱能消耗量也少些。正如古人說的「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開始時，兩個人抬一個死人，每人可得飯票半斤。但一個人又不能弄走一個死人。後來，大家為了那貴如黃金的一斤飯票，想出一個辦法；一次挑兩個死人。即用一根繩子將死人的手腳捆在一起，用一根竹竿木棒從中間穿過，那些死人本來已經骨瘦如柴，兩個死人加在一起也不過100多斤，這些醫護人員完全可以承擔。從此，各病區的院壩中，再也見不到堆積的死人了。
一個醫護人員一次挑兩個死人，隨之而來的是如何掩埋。真是皇天不負苦心人，在三峨山的半山坪中，發現一個山洞，有兩米寬的口徑，有多麼深，誰也不知道。所以，把死人挑到洞口邊，繩子解脫（因下次還要用的原因）用腳一蹬，那死屍就掉到洞裡去了。中川鐵廠所在的沙灣鎮，背依荒涼的三峨山，面對洶湧的大渡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國內頗有一點「名氣」。沙灣鎮聞名國內，並不因為她是郭沫若先生的故鄉，而是從全國各地那些手持《死亡通知》的父母、妻兒千裡迢迢到沙灣鎮的中川鐵廠來祭奠親人的亡靈而成就了她的「美名」。
這些家屬來到中川鐵廠後，交上《死亡通知》和由當地有關部門開具的證明（介紹信）廠部派人帶到管教科辦公室。管教科在核對了證明後並查找死者的檔案，一切核對無誤，才又派人將家屬帶到醫院辦公室。管教幹部根據《死亡通知》上經治醫生的簽名，立即叫該醫生帶上死者的住院「病歷」（都是通過修改偽造的）向家屬介紹，諸如：入院時間、檢查診斷以及治療情況，總之要體現出政府的「人道主義」、幹部的「關心」，醫生的「努力」，終因治療無效而「正常」死亡。那些「病歷」材料不要說一般外行，就是專業人士也很難從中找出什麼破綻的。
家屬們都要求到自己的親人墳前去祭奠一下，那時候香蠟紙錢是絕對買不到的，但到親人的墳前去流幾點眼淚，以寄托哀思之情，也是人類親情表示的最低要求。可是眾多的死人拋屍荒山野地，哪有墳墓可指呢？幸好我人民政府官員們早就想到了這點眾多親屬的願望。還在一九六零年前，在一病區後山一壩10平方的土地上，埋了一座墳（死者是誰，不知道），墳周用亂石堆砌，墳上長滿了青草，和一般大戶人家的墳頭一樣壯觀。每當有親屬要看時，就帶到這座墳前，用一塊木板臨時寫上XXX之墓，家屬信以為真，以為墳內真的就是自己的骨肉，於是兒哭爹，妻哭夫，一個個哭得死去活來，以後不管哪個家屬，一律照此辦理，萬無一失。至於這座墳內的死者究竟是誰，只有天知道，不過他卻有「幸」成了眾人的「兒子」，眾人的「爹」，眾人的「丈夫」，眾人的「親屬」，而且他還向眾勞教右派的家屬展示了人民政府的「革命人道主義」，說明自己雖然成為「右派」，成了人民的「敵人」，雖然「死有餘辜」，但死後人民政府還如此厚葬，真是皇恩浩蕩說不盡，只有來世再報答了!
走筆至此，便不禁想起少年時，偶爾也玩一種遊戲叫麻將。麻將牌中有一張牌叫「聽用」，誰拿到了這張牌，最容易「和牌」，因為這張「聽用」牌，可以當任何一張牌使用，你需要「二萬」它就是「二萬」，你需要「紅中」它就可以作「紅中」，可以隨心所欲，隨便使用，那些中川鐵廠的幹部，也許就是從這麻將的「聽用」牌中得到了啟示。於是「發明」了這座古今中外獨一無二的「聽用」墳既可代表張三接待親屬也可代表李四、王五……真是妙極了，可惜當時人們還不知道什麼吉尼斯世界記錄，否則一定要去註冊申請，一不小心說不定還會抱個金獎、銀獎回來，好為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爭光！
陳培萬先生從1958年被送勞教，時年23歲，到1981年「改正」回家，歷時23年。他的全部青春年華，都無私地奉獻給了中國「偉大的」的政治運動，還有那據說是也很「偉大」的勞教事業，前人吊蘇武的詩有句雲「回日樓台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茂陵不見封侯印，空對秋波哭逝川」陳先生則是丁年遭難，皓首而歸。他當然從來沒奢望過什麼「封侯印」，也不想當什麼官，可你這樣像「開玩笑」似的把人家整了二十幾年，卻又以「嗟，來之食」的姿態，給人家一紙所謂「改正通知書」。好像一切都很正常，天下依舊太平，從沒人出來認過一聲錯，道過一聲歉，叫人家恐怕也只能是「空對秋波哭逝川」了！世間有如此偉大的真理嗎？
所以這是一個沒有結束的荒唐的尾聲，只能留給後人思考，留給歷史裁決！
2017年7月28日完稿
──轉自《公民議報》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不達「指標」，他成了「補課」中的右派
工業生產、農業生產、交通運輸、金融財政，都可以下達「指標」，努力爭取完成，然而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也下達「指標」。要在你這個單位或系統中，揪出佔總人數百分之五的人為「右派」，不達目的，誓不罷休。這就是「今古奇觀」中都找不到的怪事了，然而怪事歸怪事，事情還非得照辦不可，還美其名曰「補課」。
陳培萬先生當時正在四川宜賓市東街某診所擔任醫生，而宜賓市衛生系統中百分之五的「任務」就沒有「完成」，怎麼辦？好辦得很，借用電影《抓壯丁》中王保長的一句話，就是「給老子抓啊」！於是「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是「犧牲」別人不是「犧牲」自己)，要「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宜賓市衛生系統的領導們，便把它下屬的一批人集中在該市人民路的一所房子裡，開會學習，動員大家「幫助黨整風」向黨提意見。
由於此時已是1957年的十月份了，什麼「章羅聯盟」、「黨天下謬論」早已在報上大批特批，「偉大」的「陽謀」已經大白於天下了，所以會上冷冷清清沒人敢說話，即使領導們指使幾個積極份子帶頭髮言，故意「放毒」，「引蛇出洞」，也效果不佳。然而在絕對的權勢面前，「沉默」也不是「金」，更不能避禍，最終陳培萬和胡繼民、衛竹仁等六人因「出身成分不好」一齊被「抓」了出來，於是勝利地完成了「百分之五」的任務，這些人卻墜入了萬丈深淵！
惡夢開始：第一站珙興農場
當時這幾個人的「罪名」大得有點嚇人，是「章羅聯盟」的「吹鼓手」，遺憾的是章伯鈞、羅隆基二位老先生直到作了古人，也未見過他們一面，哪裡知道遠在四川的宜賓會有這些「忠心耿耿」的「精兵強將」呢？然而專制之下，無理可講，於是」發配勞動教養。
「勞動教養」這是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制中的怪胎，但又不全是中國，而是從蘇聯「老大哥」那裡學來的「先進經驗」，怎麼個「先進」法呢？第一它說勞教只是一種行政處分，就像警告、記過、開除一樣，是某行政部門給你的一種處分，問題是這個「某」行政部門、權力大過天，它一句話、一張紙，就可以剝奪你的一切包括人身自由，使你成了實際上的囚犯；第二，由於它這種耍把戲變戲法一樣的「行政處分」，於是繞開了司法程序，不經任何檢察起訴、審判（當然更無辯護）一步到位就把你送進了沒有監獄名稱的監獄——勞教隊。
就這樣，1958年4月，陳培萬被送到了一個叫珙興農場的勞教隊。此處地處高山距底洞鎮40華裡，從山腳到山頂還有十八華裡的陡坡路，真是名符其實的窮山惡水。
珙興農場從建立到撤走，犯人們在這荒山上共開懇了大約四百畝土地。由於惡劣的自然氣候以及貧瘠的土地條件，每年只能種植一季農作物，玉米、紅苕、洋芋，產量也很低，連自給自足的囚糧都辦不夠。成為地區公安處的一個「包袱」。而勞教人員除少數農村裡的「反社會主義分子」無供應外，大多數來自機關、居民，隨戶口辦理了糧食供應證，可以從糧站去購買。所以「囚糧」還不成問題
第二站：中川鐵廠
一九五九年七月，正是炎炎夏日，酷暑難當之時，一天午後，地區公安處一輛汽車，搖搖晃晃的從雙河鎮那條小公路上開到了農場的大壩裡，從車上下來兩個便衣幹部，還有4個全副武裝的公安兵。此情此景，按勞改、勞教單位慣例，與其條件反射，要麼是逮捕人，要麼是調動人。晚飯後，全部勞教人員集合在大壩裡，這時樂山中川鐵廠的趙「幹事」，（按監獄中的規定，犯人稱幹部為「隊長」，勞教人員稱幹部為「幹事」）。便給大家作「報告」。他說，樂山中川鐵廠，是一座現代化的大工廠，屬於勞教單位，是你們改造思想最理想的地方，以後，你解除了勞教，就可以成為一名鋼鐵工人……
第二天早飯後，肖、趙兩位幹事，手裡拿著花名冊，凡點到名的，帶好自己簡單行李上車依次坐好。汽車便搖搖晃晃地上路了。當天來到了樂山中山鐵廠。陳培萬因為會點醫術被分配在衛生所。其實所謂的衛生所，酷似乞丐的住所，病房裡是通鋪，病人像沙丁魚一樣一個緊挨一個。這些病人，都是勞改、勞教人員，也不分科室隔離。如果說這些病人是住院治療疾病，到不如說是暫時停止繁重勞動時的休息場所。這個中川鐵廠職工醫院，除院長、書記、「管教」是幹部，其它的醫生都是勞教人員，他們有重慶醫專、貴陽醫學院等在校學生，而被劃為右派送勞教的。
這座樂山中川鐵廠，離沙灣鎮大約2公裡，是那瘋狂年代的產物。追憶它歷史，實在令人噴飯。在鋼鐵大躍進的年代，為了超英趕美，鋼鐵翻翻，神州大地掀起了大辦鋼鐵的狂潮，自力更生，土法上馬，真是神州大地無處不冒煙。沙灣橋頭的中川紙廠是一座勞改工廠。各行各業都要大辦鋼鐵，勞改單位也不例外。於是發昏發燒的管教們，在紙廠（監獄）裡用沙石砌起了土高爐，從三峨山採來品位很低的硫鐵礦，從沫江煤礦運來焦炭，利用廠裡的設備電動鼓風機，開始了大辦鋼鐵，但是兩天後那種「鐵水奔流，鋼花四濺」的動人景觀總不出現。人們常說，勞改隊裡出人材，於是有犯人建議，將那些廢舊的鐵鋼廢料，投入爐中，奇蹟終於出現了，那鐵水池中滿滿的一池鐵水，於是做雙「喜」沙盤，產出鐵水，公然取得了24公斤鐵的優越成績，一輛汽車上掛滿彩旗、鑼鼓喧天，熱熱鬧鬧送到樂山鋼辦，地區公安處報喜。受到上面的嘉獎。從而政法系統為了成為樂山的先進，利用三峨山上的鐵礦，沫江煤礦的集炭，羅一溪的堿石(石灰石)原燃材料，就地取材，公安系統、人力資源（勞教、勞改）更是不缺，所以決定建立中川鐵廠。
在中川鐵廠裡人分五等，食具三色，廁所也要分清「敵我」二邊分。人分五等是指幹部、工人、就業員、勞教勞改。幹部是這裡的最高統治者一言九鼎，具有一切特權，其次是工人，他們是大躍進中鐵廠招來的農民，雖然政治上也是工人階級，但是這種單位一無權二無勢，只能幹活領工資。第三等人是「就業員」，是勞教期滿後，當局不放心，這些人回到社會上去會「興風作浪」，於是來個「強迫留隊」，美其名曰「就業」，這個「就業」並非失業後找到了工作那種可喜之事，而是被強迫扣留在勞教場所，繼續強迫「改造思想」，強迫勞動，也就是換湯不換藥的無限期的進行「勞教」，第四種人就是這些右派勞教，第五種是在押犯人，一萬多人分成如此多的「三六九等」，所以吃飯也得「食具三色」：幹部工人一個食堂，伙食在當時是最好的，經常有暈有肉有新鮮蔬菜。就業員、勞教分子、一個食堂，就差多了，數量少、質量差。第三是犯人食堂那就更可憐了，連肚子也休想填飽，大概由於「吃」的不同，所以「拉」也得有區別，幹部工人一個廁所，就業員、勞教、犯人一個廁所，廁所也得劃清界限，分清「敵我」，無論「內急」到何種程度「敵人」絕不敢進「我」方廁所，反之「我」也不能妄入「敵」廁，以免喪失立場，喪失尊嚴的身份。
惡夢走向高潮，死神光臨「中川」
進入一九五九年，隨著衛星滿天飛，凱歌震雲霄的「高歌猛進」，長城內外，大江南北，餓殍遍地，社會主義的大好形勢卻出現了餓飯現象，上面發出號召：「低標準、瓜菜代，勤緊褲帶還外債」。幹部們說：是那個「蘇聯老大哥」背信棄義，硬卡我們的脖子。所以只好不吃或少吃糧食。人們的糧食標準一降再降。那些重體力勞動者，從原來的48市斤降到38斤。從事腦力勞動的醫務人員，從每月28市斤降到19斤，其中還要扣除半斤糧食來儲備作為「月大」有31天的調劑糧，所以每天只有6兩。然而，13,000多勞教犯人的繁重勞動卻有增無減，有的長達12小時以上。飢餓、營養不良、體力的加倍消耗，水腫病開始大量上升。加之醫院中藥品匱乏，連普通的維生素及葡萄糖之類的藥品也在嚴格控制之下。當病人處於極度心力衰竭必須使用時，醫生的處方還需院長簽字批准，而且其批准用量只是處方的一半或三分之一。醫院的院長，叫向黑蛋，山西人，文盲。除認得年月日的12345外，只認得他那個「向」字。因為資格老（1942年當八路）他說怎麼辦就是真理，他想罵誰，你就只能低著頭等他罵，稍有辨白將會接受他的耳光拳頭。他的口頭禪是，對你們（勞教、犯人）就要用對付日本鬼子那樣的辦法。
由於嚴重的營養不良，病員的上升率逐日增加。原有的病房再也無法容納了。於是又利用一些廢棄的工棚增設了二病區、三病區。這些病區都是用木料綁成的通鋪，不管什麼病員，反正「見縫插針」的安置。由於無藥品治療，病人的死亡率也逐日增加。到一九六一年春天由每天死亡2—3人增加到每天死亡10人以上。有時當一個死人才抬出去丟在地上，第二個死人馬上又得抬出去丟。對於一天死上三、五個人的現象無論是幹部還是醫務人員都已經司空見慣至麻木不仁。最高「歷史記錄」，一天死亡22人。在那三年中，中川鐵廠到底死亡多少人，恐怕時至今日，官方也沒有確切的統計數字。陳培萬個人概算，決不少於1,500—2,000無辜者死於非命。
人死了，總是要掩埋的。醫院裡有一個雜工組，都是身強力壯的勞教人員。雜工組的工作任務是為全醫院幹工伙食團，及勞教、病員伙食團的糧食、蔬菜、燃料等運輸工作。後來又兼任掩埋死人的工作。病人死了，通知雜工組組長。由組長持醫院辦公室開的證明，到基建中隊的木工房去用邊角余料釘一付匣子再裝上死人，抬到三峨山上去挖坑埋上。然而雜工組埋人也很動腦筋的，先在一個土埂上挖一個坑，將木匣子放下後，臨近挖土來掩埋，取土的第二個坑，又是放匣子的坑，就是用第三坑的土埋二坑，第四坑的土埋三坑，依次類推，卻似農村中栽紅苕時那種苕埂。由於土薄，偶遇大雨沖刷泥土沖走，木匣顯露，那些無辜的死屍成為一群餓狗的美味佳餚。所以當時出現了一種反常現象。人由飢餓而得了水腫病，有的則骨瘦如柴，可是有幾隻野狗卻長得肥胖胖的，因為它們時常都享受到人肉的美味。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聽用墳」
死人越來越多，到後來連作個薄薄的木匣子（棺材）的木材也沒有了，只好將死者用被單一包就丟進坑裡用土掩上了事。到一九六一年，也就是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後期，神州大地已是哀鴻遍野，關在中川鐵廠的勞教分子，自然就只有當「等死隊」隊員的份了。
此時，醫院各病區已人滿為患。入院的病人只能放在過道上。設備簡陋，藥品匱乏，如果說病區是挽救生命的場所，到不如說是那些無辜者等待結束生命的「停屍房」。死亡人數一天一天的增多，靠那幾個雜工組來掩埋死人已經不能完成了，然而那一具具赤身裸體的死人，拋在病房外的空地上，必然給人們精神上造成恐慌、影響極壞。於是醫院書記楊一萍，召集醫護人員開會，要求各病區的死人，由各病區醫護人員掩埋，如不即時處理，造成不良的政治影響，要追究責任，同時規定：凡埋一個死人，獎勵飯票一斤。在那個年代，一斤飯票的誘惑力勝過百萬黃金。
病區的醫護人員，相對而言，比較年輕，雖然糧食定量低（每月19斤）但勞動量小，熱能消耗量也少些。正如古人說的「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開始時，兩個人抬一個死人，每人可得飯票半斤。但一個人又不能弄走一個死人。後來，大家為了那貴如黃金的一斤飯票，想出一個辦法；一次挑兩個死人。即用一根繩子將死人的手腳捆在一起，用一根竹竿木棒從中間穿過，那些死人本來已經骨瘦如柴，兩個死人加在一起也不過100多斤，這些醫護人員完全可以承擔。從此，各病區的院壩中，再也見不到堆積的死人了。
一個醫護人員一次挑兩個死人，隨之而來的是如何掩埋。真是皇天不負苦心人，在三峨山的半山坪中，發現一個山洞，有兩米寬的口徑，有多麼深，誰也不知道。所以，把死人挑到洞口邊，繩子解脫（因下次還要用的原因）用腳一蹬，那死屍就掉到洞裡去了。中川鐵廠所在的沙灣鎮，背依荒涼的三峨山，面對洶湧的大渡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國內頗有一點「名氣」。沙灣鎮聞名國內，並不因為她是郭沫若先生的故鄉，而是從全國各地那些手持《死亡通知》的父母、妻兒千裡迢迢到沙灣鎮的中川鐵廠來祭奠親人的亡靈而成就了她的「美名」。
這些家屬來到中川鐵廠後，交上《死亡通知》和由當地有關部門開具的證明（介紹信）廠部派人帶到管教科辦公室。管教科在核對了證明後並查找死者的檔案，一切核對無誤，才又派人將家屬帶到醫院辦公室。管教幹部根據《死亡通知》上經治醫生的簽名，立即叫該醫生帶上死者的住院「病歷」（都是通過修改偽造的）向家屬介紹，諸如：入院時間、檢查診斷以及治療情況，總之要體現出政府的「人道主義」、幹部的「關心」，醫生的「努力」，終因治療無效而「正常」死亡。那些「病歷」材料不要說一般外行，就是專業人士也很難從中找出什麼破綻的。
家屬們都要求到自己的親人墳前去祭奠一下，那時候香蠟紙錢是絕對買不到的，但到親人的墳前去流幾點眼淚，以寄托哀思之情，也是人類親情表示的最低要求。可是眾多的死人拋屍荒山野地，哪有墳墓可指呢？幸好我人民政府官員們早就想到了這點眾多親屬的願望。還在一九六零年前，在一病區後山一壩10平方的土地上，埋了一座墳（死者是誰，不知道），墳周用亂石堆砌，墳上長滿了青草，和一般大戶人家的墳頭一樣壯觀。每當有親屬要看時，就帶到這座墳前，用一塊木板臨時寫上XXX之墓，家屬信以為真，以為墳內真的就是自己的骨肉，於是兒哭爹，妻哭夫，一個個哭得死去活來，以後不管哪個家屬，一律照此辦理，萬無一失。至於這座墳內的死者究竟是誰，只有天知道，不過他卻有「幸」成了眾人的「兒子」，眾人的「爹」，眾人的「丈夫」，眾人的「親屬」，而且他還向眾勞教右派的家屬展示了人民政府的「革命人道主義」，說明自己雖然成為「右派」，成了人民的「敵人」，雖然「死有餘辜」，但死後人民政府還如此厚葬，真是皇恩浩蕩說不盡，只有來世再報答了!
走筆至此，便不禁想起少年時，偶爾也玩一種遊戲叫麻將。麻將牌中有一張牌叫「聽用」，誰拿到了這張牌，最容易「和牌」，因為這張「聽用」牌，可以當任何一張牌使用，你需要「二萬」它就是「二萬」，你需要「紅中」它就可以作「紅中」，可以隨心所欲，隨便使用，那些中川鐵廠的幹部，也許就是從這麻將的「聽用」牌中得到了啟示。於是「發明」了這座古今中外獨一無二的「聽用」墳既可代表張三接待親屬也可代表李四、王五……真是妙極了，可惜當時人們還不知道什麼吉尼斯世界記錄，否則一定要去註冊申請，一不小心說不定還會抱個金獎、銀獎回來，好為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爭光！
沒有結束的尾聲
陳培萬先生從1958年被送勞教，時年23歲，到1981年「改正」回家，歷時23年。他的全部青春年華，都無私地奉獻給了中國「偉大的」的政治運動，還有那據說是也很「偉大」的勞教事業，前人吊蘇武的詩有句雲「回日樓台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茂陵不見封侯印，空對秋波哭逝川」陳先生則是丁年遭難，皓首而歸。他當然從來沒奢望過什麼「封侯印」，也不想當什麼官，可你這樣像「開玩笑」似的把人家整了二十幾年，卻又以「嗟，來之食」的姿態，給人家一紙所謂「改正通知書」。好像一切都很正常，天下依舊太平，從沒人出來認過一聲錯，道過一聲歉，叫人家恐怕也只能是「空對秋波哭逝川」了！世間有如此偉大的真理嗎？
所以這是一個沒有結束的荒唐的尾聲，只能留給後人思考，留給歷史裁決！
2017年7月28日完稿
──轉自《公民議報》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