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68年裡，中國的知識份子，一直是痛苦的見證人和承受者。這一個群體，歷經一次次政治運動的衝擊，窒息在思想鉗制的壓抑中，飽受肉體和精神的雙重折磨。在暴力和謊言的高壓下，大陸的士人階層，不幸地從整體上淪為極權專政的工具，失去了捨我其誰的自由捍衛者的精神。「犬儒主義」、「精緻的利己主義」，是套在像牙塔外的標籤，透著不堪和尷尬。在他們當中，那些敢於挑戰虛偽和壓迫的勇者，相繼被寫進黑名單裡，被扣上種種的罪名、遭遇各種形式的迫害，被擠到了社會的底層、邊緣。
2017年7月1日，在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的畢業典禮上，張維迎教授發表演講，主題是「自由是一種責任」。張教授說：「自由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當心靈不自由的時候，行動不可能自由；當言論不自由的時候，思想不可能自由。只有自由，才有創造。」他還說：「推動和捍衛自由，是每一個關心中國命運的人的責任。」
北大校友、作家劉震雲也在典禮上講話，他強調了知識份子在社會中的作用。他說，知識份子除了要考慮本民族的過去、當下，最重要的是考慮未來。知識份子的眼睛像探照燈一樣，要照亮這個民族的未來。
自由，到底有多遠？未來，要如何照亮？
在「反右」和「文革」兩次大災難之後，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大陸的政治氛圍又一次出現鬆動。鄧小平復出後，自告奮勇分管教育和科技，多次表示甘當「後勤部長」。1977年5月，鄧小平在一次談話中呼籲：「一定要在黨內造成一種空氣：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要反對不尊重知識份子的錯誤思想。」漸漸地，共產黨和知識份子之間的關係似乎趨向緩和。
陳奎德在《中國知識份子與中國共產黨》一文裡論述道：「鄧小平時代，為了拯救即將崩潰的經濟，為了挽救中共統治的合法性，一開始，中共曾經有限地向知識界、向社會做出一些讓步，在經濟上也對國人以及世界經濟秩序做了一些讓步。於是中國開始進入另一個歷史時期。在一短暫的時期內，以平反1976年『四五』天安門事件、恢復高考、允許西單民主牆存在以及鄧小平出席全國科學大會承諾要當知識份子的後勤部長為標記，中國知識界與中共有一段短暫的『蜜月期』。」
在這期間，許多大陸知識份子從「反右」和「文革」的痛苦中慢慢起身，他們痛定思痛，反思反省，決心說真話，開闢新的世紀。1979年，作家李准在《文藝研究》上著文說：「我們已經當了二十年傳聲筒，不能再當傳聲筒了。」他的話代表了一代文人的心聲。
然而，鄧小平對知識份子的懷柔政策，在1989年的春夏之交，變了面目，走到了盡頭。「殺二十萬，換二十年穩定」。當局直接動用武力鎮壓手無寸鐵的平民，震驚中外；倒在「人民」軍隊槍口下和坦克履帶下的，是爭取民主、呼喊愛國口號的青年學生和各階層市民。
天安門廣場學生民主運動被鎮壓之後，「算賬」即刻開始。中共國家安全部及公安部在全國通緝方勵之夫婦、王丹等21名學生領袖，首都23名知識份子及工人領袖。陳奎德評說：「所有表演的那些『寬鬆』，其實都是中共嚴厲打擊知識份子的『前戲』。」
在嚴打之下，一批倡導自由思想的知識份子的命運發生了逆轉。有些人被迫流亡海外，有些人身陷囹圄，有些人停止奮戰，臣服於暴政。血淋淋的恐怖，湮沒了原本強勁的民主之聲，也令許多人認清了中共的殘暴，放棄了幻想。良知的堅守並未絕跡，但是，夜幕，確實更加沈重。
包遵信，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80年代初任《走向未來》叢書主編。他因為支持八九民運於1989年6月被捕，被控「反革命宣傳罪」，1991年1月26日被判刑5年，1992年11月25日獲假釋。出獄後，包遵信在研究、寫作之外，一直參與維權活動，2007年10月28日因腦溢血於北京逝世。
著名記者和作家高瑜，在1989年擔任《經濟學週報》副總編，後該報被停刊。同年6月3日，高瑜被捕，1990年8月28日獲釋。1993年10月2日，高瑜再次被捕，1994年11月9日，因「泄露國家機密罪」被判處6年有期徒刑。1999年2月15日，她以保外就醫的名義獲釋。
鮑彤，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祕書，1992年1月中被捕，被控「泄露國家機密罪」及「反革命宣傳煽動罪」，以及支持學生運動，1992年7月21日被判刑7年，剝奪公民權利2年。1996年5月28日，鮑彤出獄，但一直受到嚴密監控。
張顯揚，前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研究所前列寧斯大林研究室主任、研究員，1987年反自由化運動中，與方勵之、劉賓雁和王若望被開除黨籍，後參與八九民運，被捕後獲釋。
2012年4月6日，流亡海外的八九學運領袖王丹、胡平、王軍濤、吾爾開希、吳仁華、項小吉等發表題為「我們希望回國看看——致中共當局的公開呼籲」聯合聲明。聲明表示，他們是一些因為參加過1989年民主運動而流亡海外的中國人。他們因為政治原因，或者被拒絕延期護照，或者被直接吊銷護照，或者被拒絕入境，總之，「被剝奪了回國的權利」。
1989年，33歲的吳仁華是中國政法大學的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室主任。他曾經親歷「六四」凌晨的血腥清場，目睹學生慘死和被坦克碾斷雙腿。吳仁華後來輾轉流亡美國，28年來，他致力於追查當年的涉事者、受難者和被捕入獄者的名單和情況。
溫傑是吳仁華發佈的第一個「六四」受難者，信息如下：「1964年1月7日出生。北京人。八九民運參與者，六四後被捕，在秦城監獄罹患大腸癌，因不屈服而遲遲不讓保外就醫，1991年12月20日病逝於北京人民醫院，年僅26歲。英俊聰穎，1981年保送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先後獲學士、碩士學位，1988年畢業，任教北京服裝學院。」
吳仁華認為，對於親歷當年慘劇的人來說，「六四」不是歷史，而是現實。他問：「『六四』，過去了嗎？」
槍聲過後，中共的罪惡並未停止。坐在火山口上的專制政權，一直將「維穩」的機器指向善良的民眾，壓向一心報國的仁人志士。中共暴政，漠視生命，踐踏才華。
2007年，在「反右運動五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林希翎歷數中共的邪惡「運動」。她說：「反右運動以後，接下來的大字報運動、四五運動、文化大革命，一直到『八九民運』，一直接下去的鎮壓法輪功啊，當前對國內維權律師和人士的鎮壓，都是一脈相承。」
大陸的維權律師群體，彙集了法律界的精英。他們憑著道德良知，以優秀的業務知識努力去實踐司法公正，為百姓謀福。然而，中共容不得對法治不公的挑戰，多年來當局通過各種非法、卑鄙的手段，對這些律師進行瘋狂迫害，謊言構陷、騷擾刁難、侵權折磨，並且株連他們的親屬。大批正義律師所遭遇的無理打壓，引發各界關注，令人義憤難平。
再看迫害法輪功。1999年7月，中共江澤民集團發動了對法輪功信仰群體的鎮壓，製造了本世紀最大的人權災難，波及上億人群。18年來，據明慧網統計，已有4100多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另有數以百萬的學員被關押、判刑，受到殘酷的肉體和精神折磨。在受迫害的修煉者當中，有大批知識份子，包括各個領域的傑出專家、學者。
於長新是大陸空軍第一代試飛員、國家二等功臣、空軍指揮學院高級教官、副軍級、著名教授。他在飛行技術、空軍的訓練和指揮上，都十分出色。在法輪功被鎮壓之前，中共空軍的飛行手冊、規則技術手冊都是由他撰寫的。然而，這位空軍元老級人物，卻因為修煉法輪功被中共重判17年，非法關押至今。於長新的名字被列入美國國務院年度宗教自由報告，作為美國重點關注的受迫害對像。
高春滿是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系資深教授，早年留學蘇聯。回國後，高春滿在200號（當時被編號的祕密單位）從事核燃料萃取技術研究，為中共原子彈和氫彈爆炸提供原料。後來，高春滿曾出版《說古道今話萃取》一書，並翻譯出版了《放射化工過程的自動控制》、《有色冶金企業廢水淨化與監測》等書。
1994年，高春滿開始修煉法輪功，1996年，他在聖彼得堡建立了俄羅斯第一個法輪功煉功點。中共迫害法輪功後，高春滿被迫離開中國到俄羅斯避難，2003年他獲得了聯合國難民身份。2007年，中共江澤民集團以一份40億美元的合同利誘俄羅斯，在誘惑下，俄羅斯把高春滿遣送到北京。由於長期遭受精神折磨，高春滿於2011年3月14日去世，終年76歲。
熊輝豐，退休前曾任航天部八三五八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中國宇航學會理事，是享受國家特殊津貼的專家，在航天部及研究所享有極高聲譽，多次獲獎。1995年底，熊輝豐開始修煉法輪功，他嚴格要求自己，在工作上盡心盡力，全研究所上下，無人不對他豎起大拇指稱讚。熊輝豐曾於2001年被非法勞教2年6個月。期間，研究所只發給少量的生活費，政府特殊津貼從此停發。2014年8月，時年76歲的熊輝豐老人再次被抄家、綁架，後被判重刑七年半，被非法關押至今。
航天專家熊輝豐獲得的嘉獎證書（明慧網）
據明慧網不完全統計，僅清華大學就有至少5人被迫害致死、23人被非法判刑、25人次被非法勞教。總計大約近百名教授、教師、博士、碩士、大學生被強制休學、退學、停職、非法關押和洗腦，多人被迫流離失所。
多少慘絕人寰的事實，不僅是個體的悲劇，更是國家、民族的大不幸。然而，中共江氏集團，卻仍然在製造謊言，欺騙民眾，企圖把滔天罪惡包裝成「人權最好時期」的「春風化雨」。
單少傑在《毛澤東執政春秋》中寫道：「中國史上有一種突出現象：即便在政治最黑暗時期，也不乏有仁人志士憤而挺身過問世事，甚至世道越為黑暗，成仁取義之士越發洶湧，不論是明末清初還是清末民初，都有一批批士林中人前仆後繼、慷槪赴難。這是因為中國傳統社會實行政教分離制度，從而有可能在政治黑暗的世道中為教育保留一塊相對純淨的天地、一塊以孔聖人為尊的天地。」
可是，中共的統治，將民眾陷入了共產「政教合一」的黑暗中。全民被強制接受「黨文化」洗腦，只准信馬列，不許談自由。在暴力和謊言的包圍下，知識界不可避免地失去了純淨的天地。
陳奎德分析指，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江澤民政權改變了對知識界的策略，「重點從防範打擊變成拉攏收買，和80年代相當不同，除非堅持批判立場的極少數，才對之打擊。於是，知識界的精英，包括本人的一些朋友們，不少都擁有了高職厚爵，養尊處優。社會批判的聲音越來越小，逐漸地相當部分的知識份子已經不大說話了。堂皇的解釋是回歸學術領域，實際上就是不願意甚至無勇氣對公共事務發言了」。
詩人黃翔在10年前撰文說：「當下，人們仍然置身在一個持續綿延『思想禁錮、資訊封鎖、精神閉塞』的社會環境中，精神視野天然受到侷限。人文意識人為受到制約，普遍難以跳出先驗性的『體制性思維』，更何談折除一切意識形態的人為框架？！……學術界面對諸多歷史課題眾說紛紜中少有獨立言說，而難免人雲亦雲、唯唯諾諾。學界的許多人無奈如此，海外為求『自由出入中國』研究漢學者中，也難免有人傳染『有中國特色』的『專制文化綜合症』。」
著名史學家余英時提到，共產黨現在對付知識人的另一個辦法是腐化你。「只要不談政治，不推翻我政權，做什麼都可以。那就整個社會腐爛下去就是了。沒有精神力量了。」他因此說，中國的前途要每個人擔負起來才行，不能眼睛看著共產黨改革，那是幻想。
2004年9月初，《南方人物週刊》發表了一個「影響中國公共知識份子50人」的名單。該週刊呼籲，目前最需要中國知識份子發出聲音。結果，上海《解放日報》刊登了一系列評論文章，提出公共知識份子概念就是挑撥中國知識份子跟中國共產黨的關係。由此可見，區區50名公共知識份子就觸動了中共的神經，中共不惜用文革式手法來壓制更多公知的出現及更大的民間呼聲。
2009年12月，北京一個網上讀書會評選了年度百名華人公共知識份子，其中包括蔣彥永、高瑜、楊繼繩、茅於軾等著名學者、教授及維權人士。北京警方進行干擾，迫使組織者取消了發布活動。
2009年的最後一天，北京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蕭瀚忽然發現，自己「被不上課」了。原來，校方以「介入公共事務太深」為由暫停他的教職。
2017年5月26日，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對媒體表示，他被中共噤聲。他的兩個博客網站、一個微博和兩個微信賬號，均被關閉。賀衛方是著名的公共知識份子，一直堅持利用網路空間倡導法治，倡導中國走憲政民主之路。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被中共噤聲，不許他在社交媒體發表言論。（大紀元資料室）
大陸維權律師滕彪認為，當今的中國知識份子介入公共事務不是太深，而是太淺。滕彪說：「中國真正的知識份子，他實際上是關心這些公共事務，由其是一些國內的媒體封殺的，不能報導的公共事件，像蕭瀚、賀衛方，他們都是非常優秀的代表。絕大多數的知識份子，他們是不會、不願意參與，也不敢去在一些公共事件上發聲音，只是搞自己的研究，多數是刨學術的垃圾。」
騰彪表示，中國人不敢講真話，是整個體制的悲劇所在。一個不允許自由信仰、言論的國家，將導致虛假訊息充斥，形成道德敗壞，因為洗腦宣傳，造成是非不分；若按照過去的道德信仰、內心的想法說真話會帶來麻煩，因此整個中國社會呈現僵化、欺騙、犬儒主義等風氣，為的就是要明哲保身。在嚴峻的形勢下，「知識份子的骨頭也都軟了」。他說：「後來法輪功有這麼多人受迫害，是巨大的人權災難。普通的人包括知識份子，包括媒體有影響力的人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縱觀當下的大陸社會，教育腐敗，學術舞弊，亂象叢生，邪氣盛行。那些秉持道義原則、堅守良知的中流砥柱者，飽受打壓，在狹窄的空間裡，在惡劣的條件下，艱難的前行著。要想做一個真正的知識份子，須得扛的住磨難，肯為「真」字付出所有。
雖然中共暴政打彎了許多人的脊樑，但是，在嚴苛的環境中，希望的火種總會燃燒，勇敢的心永遠跳動。
1960年，林昭被捕入獄。她用鮮血寫下了控訴：「我們的青春、愛情、友誼、事業、抱負、理想、幸福、自由，我們之生活的一切，這人的一切，幾乎被摧殘殆盡地葬送在這污穢不堪罪惡極權制度的恐怖統治之下」。
1992年，中共黨史專家司馬璐先生在受訪時說：「共產黨這個組織，卻是一種邪教，一種巫教式的邪教。這種邪教把領袖作為神，它的信徒在被領袖整死的時候，還要求平反，要求恢復黨籍──自己的邪教身份。政教合一，使得這個邪教造成的災難變成了全國性的。」
著名民主人士王若望早年投奔延安，在中共建政初期就已經是中共的高級幹部。後來，王若望被劃為「右派」，在「文革」中又坐牢4年。在71歲時又因「六四」入獄，一年多後獲釋。
1993年，王若望說：「指望中共自我完善，主動開放黨禁、報禁，就是對中共的頑固本質缺乏理解的表現，是一種一廂情願的幻想！特別是八九年的民主運動，上萬學生苦苦哀求（有一幫人是長跪不起），要求中共首腦接受最起碼的和解條件，而回答學生們的請願是坦克、是機關鎗的大屠殺。」
2014年6月4日，騰彪律師不顧國保的警告，出席了香港維園的「六四」悼念會，並作了發言。他說：「對遺忘的反抗沒有停止，對壓迫的反抗也從來沒有停止。在殘酷的鎮壓之下，公民維權運動發展起來了。維權律師、公民記者、獨立作家、街頭活動家，站起來的人越來越多了。」
著名良心律師高智晟不僅公開聲明退出中共，而且堅持對抗暴政，揭露中共罪惡。他反覆強調，未來的中國社會定要永絕共產思想。
延安圈套、「反右」文字獄、思想改造運動、「文革」的文攻武衛、「六四」的坦克衝鋒槍，慘烈事實似已成過往。而這些政治運動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傷害，卻難以平復。中共的愚民洗腦、資訊封鎖、暴力壓迫從未停止。68年來，中共不斷地吹噓對知識份子的重視、保護，也曾一次次許諾民主與自由，而現實卻是由鮮血和恐怖構成。回顧與反思，於苦痛中探究真相，拒絕遺忘，衝破謊言，是每一個人的責任。
「微斯人，吾誰與歸？」岳陽樓前，範仲淹的抱負與嗟嘆，穿越千年。今日，大陸知識份子因著不同的選擇而站到了不同的隊列：有的附庸「喉舌」，見利忘義；有的埋頭學術，不問世事，有的堅守原則，與當局「死磕」……他們以各自的言行完成歷史對個體的檢驗，寫下人生的答卷。
追求思想的自由，在自由中構建夢想、創造文明的果實，關注社會人生，實踐「士」民的使命。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這是真正的知識份子的操守與境界。這一份境界的純淨和光明，不僅能豐富人生，也必將照耀世界。希望的燈，由智慧點亮，因勇氣而長明。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2017年7月1日，在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的畢業典禮上，張維迎教授發表演講，主題是「自由是一種責任」。張教授說：「自由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當心靈不自由的時候，行動不可能自由；當言論不自由的時候，思想不可能自由。只有自由，才有創造。」他還說：「推動和捍衛自由，是每一個關心中國命運的人的責任。」
北大校友、作家劉震雲也在典禮上講話，他強調了知識份子在社會中的作用。他說，知識份子除了要考慮本民族的過去、當下，最重要的是考慮未來。知識份子的眼睛像探照燈一樣，要照亮這個民族的未來。
自由，到底有多遠？未來，要如何照亮？
血的教訓
在「反右」和「文革」兩次大災難之後，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大陸的政治氛圍又一次出現鬆動。鄧小平復出後，自告奮勇分管教育和科技，多次表示甘當「後勤部長」。1977年5月，鄧小平在一次談話中呼籲：「一定要在黨內造成一種空氣：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要反對不尊重知識份子的錯誤思想。」漸漸地，共產黨和知識份子之間的關係似乎趨向緩和。
陳奎德在《中國知識份子與中國共產黨》一文裡論述道：「鄧小平時代，為了拯救即將崩潰的經濟，為了挽救中共統治的合法性，一開始，中共曾經有限地向知識界、向社會做出一些讓步，在經濟上也對國人以及世界經濟秩序做了一些讓步。於是中國開始進入另一個歷史時期。在一短暫的時期內，以平反1976年『四五』天安門事件、恢復高考、允許西單民主牆存在以及鄧小平出席全國科學大會承諾要當知識份子的後勤部長為標記，中國知識界與中共有一段短暫的『蜜月期』。」
在這期間，許多大陸知識份子從「反右」和「文革」的痛苦中慢慢起身，他們痛定思痛，反思反省，決心說真話，開闢新的世紀。1979年，作家李准在《文藝研究》上著文說：「我們已經當了二十年傳聲筒，不能再當傳聲筒了。」他的話代表了一代文人的心聲。
然而，鄧小平對知識份子的懷柔政策，在1989年的春夏之交，變了面目，走到了盡頭。「殺二十萬，換二十年穩定」。當局直接動用武力鎮壓手無寸鐵的平民，震驚中外；倒在「人民」軍隊槍口下和坦克履帶下的，是爭取民主、呼喊愛國口號的青年學生和各階層市民。
天安門廣場學生民主運動被鎮壓之後，「算賬」即刻開始。中共國家安全部及公安部在全國通緝方勵之夫婦、王丹等21名學生領袖，首都23名知識份子及工人領袖。陳奎德評說：「所有表演的那些『寬鬆』，其實都是中共嚴厲打擊知識份子的『前戲』。」
在嚴打之下，一批倡導自由思想的知識份子的命運發生了逆轉。有些人被迫流亡海外，有些人身陷囹圄，有些人停止奮戰，臣服於暴政。血淋淋的恐怖，湮沒了原本強勁的民主之聲，也令許多人認清了中共的殘暴，放棄了幻想。良知的堅守並未絕跡，但是，夜幕，確實更加沈重。
包遵信，前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80年代初任《走向未來》叢書主編。他因為支持八九民運於1989年6月被捕，被控「反革命宣傳罪」，1991年1月26日被判刑5年，1992年11月25日獲假釋。出獄後，包遵信在研究、寫作之外，一直參與維權活動，2007年10月28日因腦溢血於北京逝世。
著名記者和作家高瑜，在1989年擔任《經濟學週報》副總編，後該報被停刊。同年6月3日，高瑜被捕，1990年8月28日獲釋。1993年10月2日，高瑜再次被捕，1994年11月9日，因「泄露國家機密罪」被判處6年有期徒刑。1999年2月15日，她以保外就醫的名義獲釋。
鮑彤，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祕書，1992年1月中被捕，被控「泄露國家機密罪」及「反革命宣傳煽動罪」，以及支持學生運動，1992年7月21日被判刑7年，剝奪公民權利2年。1996年5月28日，鮑彤出獄，但一直受到嚴密監控。
張顯揚，前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研究所前列寧斯大林研究室主任、研究員，1987年反自由化運動中，與方勵之、劉賓雁和王若望被開除黨籍，後參與八九民運，被捕後獲釋。
2012年4月6日，流亡海外的八九學運領袖王丹、胡平、王軍濤、吾爾開希、吳仁華、項小吉等發表題為「我們希望回國看看——致中共當局的公開呼籲」聯合聲明。聲明表示，他們是一些因為參加過1989年民主運動而流亡海外的中國人。他們因為政治原因，或者被拒絕延期護照，或者被直接吊銷護照，或者被拒絕入境，總之，「被剝奪了回國的權利」。
1989年，33歲的吳仁華是中國政法大學的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室主任。他曾經親歷「六四」凌晨的血腥清場，目睹學生慘死和被坦克碾斷雙腿。吳仁華後來輾轉流亡美國，28年來，他致力於追查當年的涉事者、受難者和被捕入獄者的名單和情況。
溫傑是吳仁華發佈的第一個「六四」受難者，信息如下：「1964年1月7日出生。北京人。八九民運參與者，六四後被捕，在秦城監獄罹患大腸癌，因不屈服而遲遲不讓保外就醫，1991年12月20日病逝於北京人民醫院，年僅26歲。英俊聰穎，1981年保送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先後獲學士、碩士學位，1988年畢業，任教北京服裝學院。」
吳仁華認為，對於親歷當年慘劇的人來說，「六四」不是歷史，而是現實。他問：「『六四』，過去了嗎？」
新的罪惡
槍聲過後，中共的罪惡並未停止。坐在火山口上的專制政權，一直將「維穩」的機器指向善良的民眾，壓向一心報國的仁人志士。中共暴政，漠視生命，踐踏才華。
2007年，在「反右運動五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林希翎歷數中共的邪惡「運動」。她說：「反右運動以後，接下來的大字報運動、四五運動、文化大革命，一直到『八九民運』，一直接下去的鎮壓法輪功啊，當前對國內維權律師和人士的鎮壓，都是一脈相承。」
大陸的維權律師群體，彙集了法律界的精英。他們憑著道德良知，以優秀的業務知識努力去實踐司法公正，為百姓謀福。然而，中共容不得對法治不公的挑戰，多年來當局通過各種非法、卑鄙的手段，對這些律師進行瘋狂迫害，謊言構陷、騷擾刁難、侵權折磨，並且株連他們的親屬。大批正義律師所遭遇的無理打壓，引發各界關注，令人義憤難平。
再看迫害法輪功。1999年7月，中共江澤民集團發動了對法輪功信仰群體的鎮壓，製造了本世紀最大的人權災難，波及上億人群。18年來，據明慧網統計，已有4100多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另有數以百萬的學員被關押、判刑，受到殘酷的肉體和精神折磨。在受迫害的修煉者當中，有大批知識份子，包括各個領域的傑出專家、學者。
於長新是大陸空軍第一代試飛員、國家二等功臣、空軍指揮學院高級教官、副軍級、著名教授。他在飛行技術、空軍的訓練和指揮上，都十分出色。在法輪功被鎮壓之前，中共空軍的飛行手冊、規則技術手冊都是由他撰寫的。然而，這位空軍元老級人物，卻因為修煉法輪功被中共重判17年，非法關押至今。於長新的名字被列入美國國務院年度宗教自由報告，作為美國重點關注的受迫害對像。
高春滿是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系資深教授，早年留學蘇聯。回國後，高春滿在200號（當時被編號的祕密單位）從事核燃料萃取技術研究，為中共原子彈和氫彈爆炸提供原料。後來，高春滿曾出版《說古道今話萃取》一書，並翻譯出版了《放射化工過程的自動控制》、《有色冶金企業廢水淨化與監測》等書。
1994年，高春滿開始修煉法輪功，1996年，他在聖彼得堡建立了俄羅斯第一個法輪功煉功點。中共迫害法輪功後，高春滿被迫離開中國到俄羅斯避難，2003年他獲得了聯合國難民身份。2007年，中共江澤民集團以一份40億美元的合同利誘俄羅斯，在誘惑下，俄羅斯把高春滿遣送到北京。由於長期遭受精神折磨，高春滿於2011年3月14日去世，終年76歲。
熊輝豐，退休前曾任航天部八三五八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中國宇航學會理事，是享受國家特殊津貼的專家，在航天部及研究所享有極高聲譽，多次獲獎。1995年底，熊輝豐開始修煉法輪功，他嚴格要求自己，在工作上盡心盡力，全研究所上下，無人不對他豎起大拇指稱讚。熊輝豐曾於2001年被非法勞教2年6個月。期間，研究所只發給少量的生活費，政府特殊津貼從此停發。2014年8月，時年76歲的熊輝豐老人再次被抄家、綁架，後被判重刑七年半，被非法關押至今。
航天專家熊輝豐獲得的嘉獎證書（明慧網）
據明慧網不完全統計，僅清華大學就有至少5人被迫害致死、23人被非法判刑、25人次被非法勞教。總計大約近百名教授、教師、博士、碩士、大學生被強制休學、退學、停職、非法關押和洗腦，多人被迫流離失所。
多少慘絕人寰的事實，不僅是個體的悲劇，更是國家、民族的大不幸。然而，中共江氏集團，卻仍然在製造謊言，欺騙民眾，企圖把滔天罪惡包裝成「人權最好時期」的「春風化雨」。
封鎖之下
單少傑在《毛澤東執政春秋》中寫道：「中國史上有一種突出現象：即便在政治最黑暗時期，也不乏有仁人志士憤而挺身過問世事，甚至世道越為黑暗，成仁取義之士越發洶湧，不論是明末清初還是清末民初，都有一批批士林中人前仆後繼、慷槪赴難。這是因為中國傳統社會實行政教分離制度，從而有可能在政治黑暗的世道中為教育保留一塊相對純淨的天地、一塊以孔聖人為尊的天地。」
可是，中共的統治，將民眾陷入了共產「政教合一」的黑暗中。全民被強制接受「黨文化」洗腦，只准信馬列，不許談自由。在暴力和謊言的包圍下，知識界不可避免地失去了純淨的天地。
陳奎德分析指，從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江澤民政權改變了對知識界的策略，「重點從防範打擊變成拉攏收買，和80年代相當不同，除非堅持批判立場的極少數，才對之打擊。於是，知識界的精英，包括本人的一些朋友們，不少都擁有了高職厚爵，養尊處優。社會批判的聲音越來越小，逐漸地相當部分的知識份子已經不大說話了。堂皇的解釋是回歸學術領域，實際上就是不願意甚至無勇氣對公共事務發言了」。
詩人黃翔在10年前撰文說：「當下，人們仍然置身在一個持續綿延『思想禁錮、資訊封鎖、精神閉塞』的社會環境中，精神視野天然受到侷限。人文意識人為受到制約，普遍難以跳出先驗性的『體制性思維』，更何談折除一切意識形態的人為框架？！……學術界面對諸多歷史課題眾說紛紜中少有獨立言說，而難免人雲亦雲、唯唯諾諾。學界的許多人無奈如此，海外為求『自由出入中國』研究漢學者中，也難免有人傳染『有中國特色』的『專制文化綜合症』。」
著名史學家余英時提到，共產黨現在對付知識人的另一個辦法是腐化你。「只要不談政治，不推翻我政權，做什麼都可以。那就整個社會腐爛下去就是了。沒有精神力量了。」他因此說，中國的前途要每個人擔負起來才行，不能眼睛看著共產黨改革，那是幻想。
2004年9月初，《南方人物週刊》發表了一個「影響中國公共知識份子50人」的名單。該週刊呼籲，目前最需要中國知識份子發出聲音。結果，上海《解放日報》刊登了一系列評論文章，提出公共知識份子概念就是挑撥中國知識份子跟中國共產黨的關係。由此可見，區區50名公共知識份子就觸動了中共的神經，中共不惜用文革式手法來壓制更多公知的出現及更大的民間呼聲。
2009年12月，北京一個網上讀書會評選了年度百名華人公共知識份子，其中包括蔣彥永、高瑜、楊繼繩、茅於軾等著名學者、教授及維權人士。北京警方進行干擾，迫使組織者取消了發布活動。
2009年的最後一天，北京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蕭瀚忽然發現，自己「被不上課」了。原來，校方以「介入公共事務太深」為由暫停他的教職。
2017年5月26日，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對媒體表示，他被中共噤聲。他的兩個博客網站、一個微博和兩個微信賬號，均被關閉。賀衛方是著名的公共知識份子，一直堅持利用網路空間倡導法治，倡導中國走憲政民主之路。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被中共噤聲，不許他在社交媒體發表言論。（大紀元資料室）
大陸維權律師滕彪認為，當今的中國知識份子介入公共事務不是太深，而是太淺。滕彪說：「中國真正的知識份子，他實際上是關心這些公共事務，由其是一些國內的媒體封殺的，不能報導的公共事件，像蕭瀚、賀衛方，他們都是非常優秀的代表。絕大多數的知識份子，他們是不會、不願意參與，也不敢去在一些公共事件上發聲音，只是搞自己的研究，多數是刨學術的垃圾。」
騰彪表示，中國人不敢講真話，是整個體制的悲劇所在。一個不允許自由信仰、言論的國家，將導致虛假訊息充斥，形成道德敗壞，因為洗腦宣傳，造成是非不分；若按照過去的道德信仰、內心的想法說真話會帶來麻煩，因此整個中國社會呈現僵化、欺騙、犬儒主義等風氣，為的就是要明哲保身。在嚴峻的形勢下，「知識份子的骨頭也都軟了」。他說：「後來法輪功有這麼多人受迫害，是巨大的人權災難。普通的人包括知識份子，包括媒體有影響力的人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縱觀當下的大陸社會，教育腐敗，學術舞弊，亂象叢生，邪氣盛行。那些秉持道義原則、堅守良知的中流砥柱者，飽受打壓，在狹窄的空間裡，在惡劣的條件下，艱難的前行著。要想做一個真正的知識份子，須得扛的住磨難，肯為「真」字付出所有。
覺醒的心
雖然中共暴政打彎了許多人的脊樑，但是，在嚴苛的環境中，希望的火種總會燃燒，勇敢的心永遠跳動。
1960年，林昭被捕入獄。她用鮮血寫下了控訴：「我們的青春、愛情、友誼、事業、抱負、理想、幸福、自由，我們之生活的一切，這人的一切，幾乎被摧殘殆盡地葬送在這污穢不堪罪惡極權制度的恐怖統治之下」。
1992年，中共黨史專家司馬璐先生在受訪時說：「共產黨這個組織，卻是一種邪教，一種巫教式的邪教。這種邪教把領袖作為神，它的信徒在被領袖整死的時候，還要求平反，要求恢復黨籍──自己的邪教身份。政教合一，使得這個邪教造成的災難變成了全國性的。」
著名民主人士王若望早年投奔延安，在中共建政初期就已經是中共的高級幹部。後來，王若望被劃為「右派」，在「文革」中又坐牢4年。在71歲時又因「六四」入獄，一年多後獲釋。
1993年，王若望說：「指望中共自我完善，主動開放黨禁、報禁，就是對中共的頑固本質缺乏理解的表現，是一種一廂情願的幻想！特別是八九年的民主運動，上萬學生苦苦哀求（有一幫人是長跪不起），要求中共首腦接受最起碼的和解條件，而回答學生們的請願是坦克、是機關鎗的大屠殺。」
2014年6月4日，騰彪律師不顧國保的警告，出席了香港維園的「六四」悼念會，並作了發言。他說：「對遺忘的反抗沒有停止，對壓迫的反抗也從來沒有停止。在殘酷的鎮壓之下，公民維權運動發展起來了。維權律師、公民記者、獨立作家、街頭活動家，站起來的人越來越多了。」
著名良心律師高智晟不僅公開聲明退出中共，而且堅持對抗暴政，揭露中共罪惡。他反覆強調，未來的中國社會定要永絕共產思想。
希望之燈
延安圈套、「反右」文字獄、思想改造運動、「文革」的文攻武衛、「六四」的坦克衝鋒槍，慘烈事實似已成過往。而這些政治運動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傷害，卻難以平復。中共的愚民洗腦、資訊封鎖、暴力壓迫從未停止。68年來，中共不斷地吹噓對知識份子的重視、保護，也曾一次次許諾民主與自由，而現實卻是由鮮血和恐怖構成。回顧與反思，於苦痛中探究真相，拒絕遺忘，衝破謊言，是每一個人的責任。
「微斯人，吾誰與歸？」岳陽樓前，範仲淹的抱負與嗟嘆，穿越千年。今日，大陸知識份子因著不同的選擇而站到了不同的隊列：有的附庸「喉舌」，見利忘義；有的埋頭學術，不問世事，有的堅守原則，與當局「死磕」……他們以各自的言行完成歷史對個體的檢驗，寫下人生的答卷。
追求思想的自由，在自由中構建夢想、創造文明的果實，關注社會人生，實踐「士」民的使命。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這是真正的知識份子的操守與境界。這一份境界的純淨和光明，不僅能豐富人生，也必將照耀世界。希望的燈，由智慧點亮，因勇氣而長明。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