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17年11月07日訊】 中共十九大一結束，海外媒體普遍判定習集權有成。不過，日前有台媒發文分析指出，習雖然藉由掌握槍杆子、筆杆子和刀把子獲得了對人事組織方面的集權，但金融這個「銀根子」卻是習的「權力軟肋」，而其威脅就體現在2018年。
台灣《上報》近日發表了一篇題為《2022年的三個中國》的政論文章，分析習近平在十九大後將面對的危局和中共政局下一步的走向。
文中指出，軍隊、文宣、政法等都屬於中共體制上的集權結構，習在這些方面集權比較容易成功，有利於掌控中共高層的人事和組織改造。然而，金融這個「銀根子」，本質上就具有「捉摸不定的流動性」特質，難以集權和統一掌控，這就是習近平的「權力軟肋」所在，其威脅就體現在2018年。
文章指，在中共召開十八大時，雖然表面上經濟還在「發展」，但其實中共已經走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中共十九大以後，這個「亡黨亡國」的挑戰非但沒有減輕，反而更加嚴厲了。「這是歷史格局的問題，不是任何虛假數據、官方粉飾所能左右的」。
文章認為，十九大時的習近平在軍權（槍杆子）方面只能算是「初步穩定」；在政權（筆杆子、刀把子）方面，或許掌控了「七八成」；對經濟權（宏觀調控）方面，大約只掌握了「五成」；至於中國的金融權力（銀根子），目前大多散落在紅二代、官二代、富二代家族手中，這些家族大大小小總有大約五百家左右，而習在金融方面能夠直接控制的頂多「兩三成」而已。
文章稱，過去可以說是「槍杆子出政權」，而今日的中共已經邁入了「銀根子垮政權」的階段。
文章並進一步指出，當下「耍弄這套扭曲系統的遊戲規則的人群」，並不在習近平的陣營之中，而且由於過去五年的「反腐運動」，已經令這個群體進入了「更為隱晦的狀態」，而習近平又不可能不處理這個群，否則他就沒有勝算。
幾乎就在台媒指出習近平的權力軟肋在於難以掌控金融領域的同時，美國美國前財長亨利•鮑爾森（Henry Paulson）也撰文稱，中國經濟存在著嚴重漏洞，正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鮑爾森日前在《華盛頓郵報》撰文稱，習近平在他的第二任期內將面臨四大主要經濟風險：過度依賴債務推動經濟增長；國企破產；產能過剩；如果中共不迅速向外國競爭者開放經濟，美國和歐洲可能對中國關閉市場。
該文指出：習近平首先必須解決日益嚴重的地方債務問題，而這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共政府「強制維持成千上萬的殭屍企業（指國企）」造成的。如果北京當局要避免硬著陸，就需要阻止債務飆升、接受增長放緩。雖然北京當局現在已經暗示了願意這樣做，「但是這需要強大的政治意願」，而且必須做到讓破產的企業接受市場的裁決。
鮑爾森同時在文章中指出，中國需要全球出口市場和投資市場，而當前歐洲和美國等正在審查它們對中國的開放政策，要求北京提供更大的互惠，這些「新的態度」勢必讓北京受到壓力。
文章還表示：雖然習近平當局已經開始採取一些「大膽策略」來解決中國面臨的挑戰，但實際上他卻無法確保地方政府貫徹實施上面制定的那些經濟改革政策，一些最重要的目標其實無法達成。
《上報》日前所發的爭論文分析指出了中共在不久的將來可能出現的三種走向：
第一種，法西斯的中共：面對由紅二代、官二代、富二代組成的「為數龐大、散落全國的金融大小玩家油子」，習近平當局為了「迅速將扭曲的中國金融扳正」，極有可能持續使用「法西斯」手段，強制性地對中國金融領域進行重新分配洗牌。
第二種，家族壟斷的中共：在2018-2022的博弈中，中共的權貴家族們也可能「團結起來和習近平叫板談判」，最後將共產黨演變為「一件諸多家族共同享有的外衣」，在這個共同維護的幌子下，家族與家族之間達到一種競爭博弈下的平衡，由門閥仕紳集團瓜分中國的地盤資源，走向「國家家族化」的格局。
第三種，半套蔣經國或「台灣經驗」：由於中國當前的現實政治環境，遠遠未達當年蔣經國在台灣所擁有的政治環境條件，即使習近平有心走蔣經國式的民主化道路也難以完全複製台灣的經驗，而只能「以台灣為正負參考座標」參考著去做。
不過，有輿論指出：台媒上述對中國的變局分析忽略了中共固有體制和意識形態的影響。實際上不管習近平選擇何種道路，只要他沒有徹底擺脫中共的邪惡體制，就難以興國。
政論家陳破空在其撰寫的《傾斜的天安門》一書中早已指出，歷經半個多世紀的鐵血統治，中共紅朝的腐敗深重，已超越歷朝歷代，其滅頂之災已「隱約可見」。
中共大將羅瑞卿之子羅宇也曾經在2016年發表的一篇《與習近平老弟商榷》文章中指出：共產黨在得了天下之後就逐步喪失了人心，「到今天，已人心喪盡。」而且整個國家總是顯得與國際社會「格格不入」，問題的根子就在中共的體制上。所以，只有拋棄中共體制，「開創中國民主新時代」，才能夠讓國內、國際的各種矛盾逐步有序地「迎刃而解」。
（記者唐迪綜合報導/責任編輯：雲濤）
台媒：銀根子是習近平的權力軟肋
台灣《上報》近日發表了一篇題為《2022年的三個中國》的政論文章，分析習近平在十九大後將面對的危局和中共政局下一步的走向。
文中指出，軍隊、文宣、政法等都屬於中共體制上的集權結構，習在這些方面集權比較容易成功，有利於掌控中共高層的人事和組織改造。然而，金融這個「銀根子」，本質上就具有「捉摸不定的流動性」特質，難以集權和統一掌控，這就是習近平的「權力軟肋」所在，其威脅就體現在2018年。
文章指，在中共召開十八大時，雖然表面上經濟還在「發展」，但其實中共已經走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中共十九大以後，這個「亡黨亡國」的挑戰非但沒有減輕，反而更加嚴厲了。「這是歷史格局的問題，不是任何虛假數據、官方粉飾所能左右的」。
文章認為，十九大時的習近平在軍權（槍杆子）方面只能算是「初步穩定」；在政權（筆杆子、刀把子）方面，或許掌控了「七八成」；對經濟權（宏觀調控）方面，大約只掌握了「五成」；至於中國的金融權力（銀根子），目前大多散落在紅二代、官二代、富二代家族手中，這些家族大大小小總有大約五百家左右，而習在金融方面能夠直接控制的頂多「兩三成」而已。
文章稱，過去可以說是「槍杆子出政權」，而今日的中共已經邁入了「銀根子垮政權」的階段。
文章並進一步指出，當下「耍弄這套扭曲系統的遊戲規則的人群」，並不在習近平的陣營之中，而且由於過去五年的「反腐運動」，已經令這個群體進入了「更為隱晦的狀態」，而習近平又不可能不處理這個群，否則他就沒有勝算。
美國前財長：中國經濟存在嚴重漏洞
幾乎就在台媒指出習近平的權力軟肋在於難以掌控金融領域的同時，美國美國前財長亨利•鮑爾森（Henry Paulson）也撰文稱，中國經濟存在著嚴重漏洞，正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鮑爾森日前在《華盛頓郵報》撰文稱，習近平在他的第二任期內將面臨四大主要經濟風險：過度依賴債務推動經濟增長；國企破產；產能過剩；如果中共不迅速向外國競爭者開放經濟，美國和歐洲可能對中國關閉市場。
該文指出：習近平首先必須解決日益嚴重的地方債務問題，而這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共政府「強制維持成千上萬的殭屍企業（指國企）」造成的。如果北京當局要避免硬著陸，就需要阻止債務飆升、接受增長放緩。雖然北京當局現在已經暗示了願意這樣做，「但是這需要強大的政治意願」，而且必須做到讓破產的企業接受市場的裁決。
鮑爾森同時在文章中指出，中國需要全球出口市場和投資市場，而當前歐洲和美國等正在審查它們對中國的開放政策，要求北京提供更大的互惠，這些「新的態度」勢必讓北京受到壓力。
文章還表示：雖然習近平當局已經開始採取一些「大膽策略」來解決中國面臨的挑戰，但實際上他卻無法確保地方政府貫徹實施上面制定的那些經濟改革政策，一些最重要的目標其實無法達成。
2022年「終局到來」時中共的三種走向
《上報》日前所發的爭論文分析指出了中共在不久的將來可能出現的三種走向：
第一種，法西斯的中共：面對由紅二代、官二代、富二代組成的「為數龐大、散落全國的金融大小玩家油子」，習近平當局為了「迅速將扭曲的中國金融扳正」，極有可能持續使用「法西斯」手段，強制性地對中國金融領域進行重新分配洗牌。
第二種，家族壟斷的中共：在2018-2022的博弈中，中共的權貴家族們也可能「團結起來和習近平叫板談判」，最後將共產黨演變為「一件諸多家族共同享有的外衣」，在這個共同維護的幌子下，家族與家族之間達到一種競爭博弈下的平衡，由門閥仕紳集團瓜分中國的地盤資源，走向「國家家族化」的格局。
第三種，半套蔣經國或「台灣經驗」：由於中國當前的現實政治環境，遠遠未達當年蔣經國在台灣所擁有的政治環境條件，即使習近平有心走蔣經國式的民主化道路也難以完全複製台灣的經驗，而只能「以台灣為正負參考座標」參考著去做。
不過，有輿論指出：台媒上述對中國的變局分析忽略了中共固有體制和意識形態的影響。實際上不管習近平選擇何種道路，只要他沒有徹底擺脫中共的邪惡體制，就難以興國。
政論家陳破空在其撰寫的《傾斜的天安門》一書中早已指出，歷經半個多世紀的鐵血統治，中共紅朝的腐敗深重，已超越歷朝歷代，其滅頂之災已「隱約可見」。
中共大將羅瑞卿之子羅宇也曾經在2016年發表的一篇《與習近平老弟商榷》文章中指出：共產黨在得了天下之後就逐步喪失了人心，「到今天，已人心喪盡。」而且整個國家總是顯得與國際社會「格格不入」，問題的根子就在中共的體制上。所以，只有拋棄中共體制，「開創中國民主新時代」，才能夠讓國內、國際的各種矛盾逐步有序地「迎刃而解」。
（記者唐迪綜合報導/責任編輯：雲濤）
